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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莫言的小说《红高粱》是具有新时期文学转型意义的一部作品，它打破了传统叙事的时空界限，表现出独特的叙述视角和技巧，并开创了中国小说叙事的新纪元。本文从叙述主体和叙述视角两个方面对《红高粱》的叙述技巧作简单分析。
关键词： 小说《红高粱》 叙述主体 叙述视角
《红高粱》是具有新时期文学转型意义的一部作品，它不仅描写了“草莽英雄儿女，江湖恩仇血泪”的家族历史，展现了人性的美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更为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写作规范，以一种独特而新颖的叙述方式开创了中国小说叙事的新纪元。莫言在谈到《红高粱》时认为：“如果《红高粱》没有这种独特的人称叙述视角的话，写出来就会是一部四平八稳，毫无新意的小说。”①由此可见《红高粱》有着独特的叙述技巧，下面就从叙述主体和叙述视角两个方面作简单分析。
一、复调叙述——双重叙述主体
在叙事学中，叙述主体是指文本中的说话者，也就是文本声音的发出者，他不等同于写作主体，因此，他不一定是单一的一个人，在很多叙事文本中，我们都能够听到两个甚至更多的声音。谭君强在其《叙事学导论》一书中相对于不同的侧面，对叙述者作了这样的区分：“根据叙述者相对于故事的位置或叙述层次，分为故事外叙述者与故事内叙述者；按照叙述者是否参与其所叙述的故事并是否成为该故事中的人物，分为非人物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者；根据叙述者可被感知的程度，分为外显的叙述者与内隐的叙述者；根据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②在《红高粱》中，莫言将“爷爷的历史”、“父亲的历史”与“我的现实”剪碎，重新拼贴，文中出现了“我父亲”和“我”两个不同的声音，它兼具了故事外叙述者与故事内叙述者、非人物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者的双重身份，使写作者“变得博古通今，非常自由地出入历史，非常自由地、方便地出入我所描写的人物的心灵，我也可以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也可以看到、听到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情”。③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④这是《红高粱》的开头。在整部小说中，故事的主体都是由“我父亲”这个亲历者讲出来的，比如罗汉大爷的死，奶奶的死，以及那场轰轰烈烈的胶平公路伏击战。“我父亲”既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一个参与者，又是一个讲述者，他亲身感受和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并以孩童的口吻讲述了那段惨烈的历史。这样的叙述不仅让读者觉得真实可信，而且使作为人物之一的“我父亲”形象饱满、栩栩如生。
从整部《红高粱》来看，“我”是一个离开家乡十余年、身上沾染了很多现代社会习气的人，“我”对自己极其不满，从而试图寻找“家族的光荣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⑤小说明确地说：“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⑥因此“我”并不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而是处于故事之外的一个叙述者，也即故事外叙述者或非人物叙述者，“我”应该是从现实的角度，通过史书或者幸存者去看那一段已经消逝了的历史。然而小说曾写一个光着屁股的男孩在“父亲”的墓前放羊：“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⑦在对祖辈故事的讲述中，“我”甚至比亲历者“我父亲”知道得还要多：“父亲不知道我的奶奶在这条土路上主演过多少风流悲喜剧，我知道。父亲也不知道在高粱阴影遮掩着的黑土上，曾经躺过奶奶洁白如玉的光滑肉体，我也知道。”⑧我甚至还知道父亲还未出生时的很多事情，比如奶奶的出嫁，奶奶与爷爷的那段爱情，等等，仿佛我又成了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作者在小说中一方面似乎有意处处显示“我”的存在，以强调作品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以“我”的口吻描述了许多“我”不可能亲见亲历的事，将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幻交融在一起，“我”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叙述者，而作品也给人回味无穷的韵味。
二、叙述视角的越界——零聚焦叙事与内聚焦叙事的结合
“聚焦”这一术语是由热奈特提出来的，他认为人们“混淆了其视点确定叙述透视的人物是谁，与叙述者是谁这一完全不同的问题，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混淆了谁看与谁说的问题”。⑨受其启发，人们普遍认为，叙事分析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谁说”，这是确认叙事文本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者的问题；另一个是“谁看”，这是谁的视点决定叙事文本的问题。⑩聚焦指的是谁在作为视觉、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叙述信息透过谁的眼光与心灵传达出来，在叙事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受到谁的眼光的“过滤”，或者在谁的眼光的限制下被传达出来。热奈特将叙述聚焦分为三类，即无聚焦或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外聚焦叙事。
在《红高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零聚焦叙事与内聚焦叙事的相互越界。“越界叙述是以突破原有某一叙述视角模式的习惯性、固定性使用带来的陈旧感和局限性为前提而形成的。由于它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叙述视角的越界产生的新视角，它在选择越界点与越界幅度时完全可因叙述者的需要而灵活处置，因而它可兼有几种叙述视角的优势与消除其劣势，从而能传达某一原来叙述视角难以叙述的艺术世界的新体验和新感觉”。{11}《红高粱》中的内聚焦是指叙述是以“我父亲”在胶平公路伏击战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为线索的，“我父亲”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就像一个取景框，一切外在的事件都是由“我父亲”这个取景框过滤后进入叙述视野的。读者借助于这个特定人物的眼光去“看”出现在他周围的一切，同时，也以符合这个特定人物身份的特征行动并与故事中的人物展开交往。比如在打伏击战时，“奶奶”来送饼却不幸被日本人打死的那一段叙述：
“飞落的米粒在奶奶脸上弹着，有一粒竟蹦到她微微翕开的双唇间，搁在她洁白的牙齿上。父亲看着奶奶红晕渐退的双唇，哽咽一声‘娘’，双泪落在胸前。在高粱织成的珍珠雨里，奶奶睁开了眼。奶奶的眼睛里射出了珍珠般的彩虹。”{12}
在这段叙述中，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我父亲”以孩子的视角亲眼目睹了“我奶奶”的死，亲身感受了生命与死亡，“叙述焦点与一个人物重合，于是他变成一切感觉，包括把他当作对象的感觉的虚构‘主体’：叙事可以把这个人物的感觉和想法全部告诉我们”。{13}同时，巴尔认为：“如果聚焦者与人物重合，那么，这个人物将具有超越其他人物的技巧上的优势。读者以这一人物的眼睛去观察，原则上将会倾向于接受由这一人物所提供的视觉。”与此同时，“这样一个与人物相连的聚焦者……会产生偏见与限制”。{14}因此，在作品中，作者同时也采用了零聚焦的叙述方式来弥补这种偏见和限制。
“奶奶”中弹后，零聚焦全知叙述者展示了她的内心呐喊：“这就是死吗？我就要死了吗？再也见不到这天，这地，这高粱，这儿子，这正在带兵打战的情人？枪声响得那么遥远，一切都隔着一层厚重的烟雾。豆官！豆官！我的儿，你来帮娘一把，你拉住娘，娘不想死，天哪！天……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瘸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但我不想死……”{15}
通过上述内心透视，活脱脱展示了一个敢爱敢恨、性格鲜明的女性心灵。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她对生命的留恋、对现实幸福生活的不舍，甚至可以感受到她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复杂的感受：悔恨，忏悔，无助，不满和反抗，等等。而所有的这一切内心活动，作为亲历者“我父亲”是无法知道的，因此，作者用了无所不知的叙述方式，以一个高于故事之外的人物的身份来叙述，他以上帝般的眼光深入到人物的内心，看到他们心中所蕴含的一切。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红高粱》独特而新颖的叙述手法，叙述主体与视角的变换，使故事时近时远，时真时幻，结构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人物血肉丰满，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永久的魅力。
注释：
①③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55，139.
②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58.
④⑤⑥⑦⑧{12}{15}莫言.红高粱家族.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1：1，8，3，51，56.
⑨⑩{14}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83，93.
{11}李江梅.叙述视角越界的“陌生化”创作效果.批评与阐释·当代文坛，2007，（4）：126.
{13}刘俐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2.
参考文献：
［1］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
［2］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
［3］莫言.红高粱家族.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1.
［4］刘俐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5］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
关键词： 小说《红高粱》 叙述主体 叙述视角
《红高粱》是具有新时期文学转型意义的一部作品，它不仅描写了“草莽英雄儿女，江湖恩仇血泪”的家族历史，展现了人性的美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更为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传统小说的写作规范，以一种独特而新颖的叙述方式开创了中国小说叙事的新纪元。莫言在谈到《红高粱》时认为：“如果《红高粱》没有这种独特的人称叙述视角的话，写出来就会是一部四平八稳，毫无新意的小说。”①由此可见《红高粱》有着独特的叙述技巧，下面就从叙述主体和叙述视角两个方面作简单分析。
一、复调叙述——双重叙述主体
在叙事学中，叙述主体是指文本中的说话者，也就是文本声音的发出者，他不等同于写作主体，因此，他不一定是单一的一个人，在很多叙事文本中，我们都能够听到两个甚至更多的声音。谭君强在其《叙事学导论》一书中相对于不同的侧面，对叙述者作了这样的区分：“根据叙述者相对于故事的位置或叙述层次，分为故事外叙述者与故事内叙述者；按照叙述者是否参与其所叙述的故事并是否成为该故事中的人物，分为非人物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者；根据叙述者可被感知的程度，分为外显的叙述者与内隐的叙述者；根据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分为可靠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叙述者。”②在《红高粱》中，莫言将“爷爷的历史”、“父亲的历史”与“我的现实”剪碎，重新拼贴，文中出现了“我父亲”和“我”两个不同的声音，它兼具了故事外叙述者与故事内叙述者、非人物叙述者与人物叙述者的双重身份，使写作者“变得博古通今，非常自由地出入历史，非常自由地、方便地出入我所描写的人物的心灵，我也可以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也可以看到、听到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情”。③
“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奶奶披着夹袄，送他们到村头。”④这是《红高粱》的开头。在整部小说中，故事的主体都是由“我父亲”这个亲历者讲出来的，比如罗汉大爷的死，奶奶的死，以及那场轰轰烈烈的胶平公路伏击战。“我父亲”既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一个参与者，又是一个讲述者，他亲身感受和经历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并以孩童的口吻讲述了那段惨烈的历史。这样的叙述不仅让读者觉得真实可信，而且使作为人物之一的“我父亲”形象饱满、栩栩如生。
从整部《红高粱》来看，“我”是一个离开家乡十余年、身上沾染了很多现代社会习气的人，“我”对自己极其不满，从而试图寻找“家族的光荣图腾和我们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的象征”。⑤小说明确地说：“为了为我的家族树碑立传，我曾经跑回高密东北乡，进行了大量的调查……”⑥因此“我”并不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而是处于故事之外的一个叙述者，也即故事外叙述者或非人物叙述者，“我”应该是从现实的角度，通过史书或者幸存者去看那一段已经消逝了的历史。然而小说曾写一个光着屁股的男孩在“父亲”的墓前放羊：“有人说这个放羊的男孩就是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⑦在对祖辈故事的讲述中，“我”甚至比亲历者“我父亲”知道得还要多：“父亲不知道我的奶奶在这条土路上主演过多少风流悲喜剧，我知道。父亲也不知道在高粱阴影遮掩着的黑土上，曾经躺过奶奶洁白如玉的光滑肉体，我也知道。”⑧我甚至还知道父亲还未出生时的很多事情，比如奶奶的出嫁，奶奶与爷爷的那段爱情，等等，仿佛我又成了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作者在小说中一方面似乎有意处处显示“我”的存在，以强调作品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又以“我”的口吻描述了许多“我”不可能亲见亲历的事，将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幻交融在一起，“我”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叙述者，而作品也给人回味无穷的韵味。
二、叙述视角的越界——零聚焦叙事与内聚焦叙事的结合
“聚焦”这一术语是由热奈特提出来的，他认为人们“混淆了其视点确定叙述透视的人物是谁，与叙述者是谁这一完全不同的问题，或者，更简单地说，就是混淆了谁看与谁说的问题”。⑨受其启发，人们普遍认为，叙事分析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谁说”，这是确认叙事文本的“叙述声音”与叙述者的问题；另一个是“谁看”，这是谁的视点决定叙事文本的问题。⑩聚焦指的是谁在作为视觉、心理或精神感受的核心，叙述信息透过谁的眼光与心灵传达出来，在叙事文本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受到谁的眼光的“过滤”，或者在谁的眼光的限制下被传达出来。热奈特将叙述聚焦分为三类，即无聚焦或零聚焦叙事、内聚焦叙事、外聚焦叙事。
在《红高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零聚焦叙事与内聚焦叙事的相互越界。“越界叙述是以突破原有某一叙述视角模式的习惯性、固定性使用带来的陈旧感和局限性为前提而形成的。由于它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叙述视角的越界产生的新视角，它在选择越界点与越界幅度时完全可因叙述者的需要而灵活处置，因而它可兼有几种叙述视角的优势与消除其劣势，从而能传达某一原来叙述视角难以叙述的艺术世界的新体验和新感觉”。{11}《红高粱》中的内聚焦是指叙述是以“我父亲”在胶平公路伏击战中的所见所闻所感为线索的，“我父亲”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就像一个取景框，一切外在的事件都是由“我父亲”这个取景框过滤后进入叙述视野的。读者借助于这个特定人物的眼光去“看”出现在他周围的一切，同时，也以符合这个特定人物身份的特征行动并与故事中的人物展开交往。比如在打伏击战时，“奶奶”来送饼却不幸被日本人打死的那一段叙述：
“飞落的米粒在奶奶脸上弹着，有一粒竟蹦到她微微翕开的双唇间，搁在她洁白的牙齿上。父亲看着奶奶红晕渐退的双唇，哽咽一声‘娘’，双泪落在胸前。在高粱织成的珍珠雨里，奶奶睁开了眼。奶奶的眼睛里射出了珍珠般的彩虹。”{12}
在这段叙述中，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我父亲”以孩子的视角亲眼目睹了“我奶奶”的死，亲身感受了生命与死亡，“叙述焦点与一个人物重合，于是他变成一切感觉，包括把他当作对象的感觉的虚构‘主体’：叙事可以把这个人物的感觉和想法全部告诉我们”。{13}同时，巴尔认为：“如果聚焦者与人物重合，那么，这个人物将具有超越其他人物的技巧上的优势。读者以这一人物的眼睛去观察，原则上将会倾向于接受由这一人物所提供的视觉。”与此同时，“这样一个与人物相连的聚焦者……会产生偏见与限制”。{14}因此，在作品中，作者同时也采用了零聚焦的叙述方式来弥补这种偏见和限制。
“奶奶”中弹后，零聚焦全知叙述者展示了她的内心呐喊：“这就是死吗？我就要死了吗？再也见不到这天，这地，这高粱，这儿子，这正在带兵打战的情人？枪声响得那么遥远，一切都隔着一层厚重的烟雾。豆官！豆官！我的儿，你来帮娘一把，你拉住娘，娘不想死，天哪！天……天赐我情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天赐我三十年红高粱般充实的生活。天，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你宽恕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天，你认为我有罪吗？你认为我跟一个麻风病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瘸皮烂肉的魔鬼，使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着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但我不想死……”{15}
通过上述内心透视，活脱脱展示了一个敢爱敢恨、性格鲜明的女性心灵。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她对生命的留恋、对现实幸福生活的不舍，甚至可以感受到她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复杂的感受：悔恨，忏悔，无助，不满和反抗，等等。而所有的这一切内心活动，作为亲历者“我父亲”是无法知道的，因此，作者用了无所不知的叙述方式，以一个高于故事之外的人物的身份来叙述，他以上帝般的眼光深入到人物的内心，看到他们心中所蕴含的一切。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红高粱》独特而新颖的叙述手法，叙述主体与视角的变换，使故事时近时远，时真时幻，结构具有极大的灵活性、人物血肉丰满，使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永久的魅力。
注释：
①③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155，139.
②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58.
④⑤⑥⑦⑧{12}{15}莫言.红高粱家族.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1：1，8，3，51，56.
⑨⑩{14}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83，93.
{11}李江梅.叙述视角越界的“陌生化”创作效果.批评与阐释·当代文坛，2007，（4）：126.
{13}刘俐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2.
参考文献：
［1］谭君强.叙事学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1.
［2］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2.
［3］莫言.红高粱家族.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1.
［4］刘俐俐.中国现代经典短篇小说文本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
［5］王耀辉.文学文本解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