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85美术新潮”时期，1986年底湖北美院的“部落·部落第一回展”上，李邦耀展出了題为《山泉》《琅琊草与画架上的琅琊草与人》《没有琅琊草的协奏》等四件作品，以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的手法，通过对“自然”与“文明”关系的阐释，来构建从远古到未来的人类发展史。虽然在此之后李邦耀的艺术创作风格几经更迭，但这些作品所显示的其艺术创作的两个特点，即通过精心挑选的符号来陈述自己对人的异化的见解和一种带有社会发展史眼光的人文关怀，却始终未曾改变。
　　 1992年被称作中国的市场经济元年，随着国家向消费时代的迈进，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的盲目崇拜也开始逐渐退潮。李邦耀标志性的创作《产品托拉斯》在这一年引起较为广泛的关注。在这件作品中，电饭锅、电子表、可口可乐以及形形色色的唇膏等，那个令人兴奋年代的新鲜物什跳动在画幅之上。没有通常波普艺术中常见的夸张与调侃，有的只是一种消费主义的狂欢和对物欲满足的向往。这样一种看似缺乏鲜明批判立场的表态，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其实质乃是一种对日常生活与“神圣”关系消解的揶揄，同时也是一种试图超越日常生活的精神诉求，毫无疑问在客观上也推动着文化多元化的进程。事实上从《产品托拉斯》开始，对消费主义的审视便成为李邦耀作品的精神表征。这种以视觉方式呈现的精神表征，本质上是艺术家身上的革命文化体验与波普艺术视觉经验的杂交。艺术家通过对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特定符号的提炼，利用简洁、有力、鲜明的平面性图式来揭示这些符号背后所蕴含的个人审美、生活方式和社会议题。在此创作过程中，李邦耀对物品符号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淡化了西方波普艺术对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的调侃与批判，转而将其对日常生活和形象记忆的提炼植入本土文化语境，以实现其对日常生活的独特观照与耐人寻味的剖析。
　　 随着市场化变革的深入，消费文化本身的政治意义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它日渐成为主流文化且与国家意识形态渐趋一致，这也意味着其自身批判性的消逝。此时，李邦耀早期作品中的消费主义欢愉逐渐演变为对消费主义泛滥的反思。通过《模型》《重新看图识字》《词源》等系列作品，艺术家分别从人、物、社会三个层次对消费主义带来的异化进行批判。在《青春》《词与物》《胎音》等作品中，李邦耀将政治的身体转换为消费的身体，进而提供了一幅消费主义情境下身体的去自然化谱系图，这种演变在《模型》系列中达到了高潮——人类的躯体无意识地悬浮于艺术家所构造的超现实时空之中。而在《重新看图识字》系列中，李邦耀的关注点转向了消费文化下“物”的异化，他以“看图说话”的方式，将我们日常的生活用品与商品品牌对应起来，借能指和所指、“词”与“物”之间徒劳的对位揶揄时下的消费文化，凸显出消费文化下所谓的“民主化”所包含的不平等权利关系。在《词源》系列中，消费文化下人的异化现象进入了艺术家的创作视野，地沟油、瘦肉精等社会危机事件被艺术家以广告式的构图描绘出来，以揭示消费文化对社会焦虑感、不安感的收买。
　　 从《室内》系列开始，李邦耀的艺术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他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作为功能性的某一类产品当它在一个家庭单元拥有一定的量时，其使用价值已经淡出，逐渐转化为一种能量——个人的精神能量开始显现，物品开始承载着主人的梦想、记忆、嗜好、价值等，而具有生命表征，物品于是有了温度。”接下来的创作中，消费主义情境中的“人”、“物”、“社会”被艺术家整合进虚拟的统一空间。通过对国内外不同阶层家庭的家居装饰及物品收藏的深入考察探究，包括近似于“田野调查”的社会学访谈，李邦耀将其创作的重点转向了对生活方式的考察和意义的追寻。他的《私人手册》通过不同家庭室内装饰风格的刻画展示出一幅幅多元化消费的现代家庭生活图景。随着装置和新媒体技术手段的加入，其作品形式也从平面走向了立体。艺术家利用三维空间和二维平面的交错，将作品中单个物品的功能性抽离，以取消物品的实用价值而凸显其文化含义。通过这一在常人看来耗时、费力且不计成本的叙事方式，艺术家完成了居住空间中物品功能性与审美性的互换。居室空间中“物”的实用价值被转变为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而整个空间则通过屋（“物”）主人的自我想象和定位被赋予了一种暗含社会地位、阶层属性、审美趣味的，并且是隐藏在“物”的实用价值和商品价值背后的精神属性。这种对于不同阶层、不同形态家庭生活空间的探究与刻画，突破了单一的审美，以一种诗意的和趣味性的方式将生活空间与想象空间并置来完成一种社会学的暗示，以凸显艺术家对于“物”在个人、家庭等不同系统中的语境把握及意义探索。
　　 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一书中曾开宗明义地指出：长生不死、幸福快乐和化身为神是21世纪摆在人类面前的三大议题。在传媒力量主导我们日常生活的今天，令人眼花缭乱的视觉符号充斥我们的视网膜。纵使消费主义所制造的身份幻象及其所提供的游戏心理经验能够暂时收编我们的不安和焦虑。但这种收编是否能够沉淀为一种人文主义体验？是否能够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幸福？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科学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获得力量，而消费主义作为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副产品，人也不断地从中获取自我满足的力量。但这种力量的获取却是基于人类对于意义的让渡。如果说科学关注的是力量，那么意义关注的便应该是秩序。在工业革命之前，这种秩序来源于宗教，而在20世纪则是来源于人文主义。科学的发展逐渐使人意识到，宇宙只不过是一个无意义的过程，这也取消了人类痛苦和快乐背后的意义，意义的取消使得“礼崩乐坏”成为可能。李邦耀立足于当下文化语境，通过在展览空间中对图像符号的陌生化处理，在无意义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意义，进而使我们重新审视自身的生存状态，聆听心灵的自由言说。通过对“物”的评判，以一种人文主义的立场来强调人当从自己的内在体验找寻意义，让无意义的东西离我们远去。不言而喻，从寻常之物发现意义乃是李邦耀的《私人手册》以近乎自虐的方式为我们提供的生命与生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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