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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影片《死亡诗社》讲述了在威尔顿预备学院里,一群学生在对生命有独特理解的基廷老师的指导下,学会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反抗给予他们压抑和束缚的教学体制的故事。导演通过建构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从而传达出我们要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与创新能力,更重要的是在创造中发展孩子健康人格的大声呼唤。
【关键词】《死亡诗社》 现实世界 理想世界 人文关怀
一、“两个世界”及其悲剧
威尔顿预备学院是一所以传统、荣誉、纪律与美德为基本宗旨的学校,但因为基廷老师的缘故,学生开始学会独立思考,并重组以前的死亡诗社。由此,一群学生在一个富有浪漫主义情怀和气质的老师的引领下,踏上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而故事以学生尼尔的自杀和基廷被驱逐的悲剧而告终,与喜剧式的上半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正是这种强烈的发差,使得电影达到了高潮,并升华了影片的主题。可以说,《死亡诗社》所讲述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自由与遵从,个人与权威,浪漫与现实相对抗的寓言。
影片建构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压抑和束缚的现实世界,另一个则是自由和激情的理想世界。而基廷老师正是这两个世界的联接者。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常人,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承担了指引学生发掘并珍视内心理想的重担。无论是让学生藐视权威关于诗歌的评价,还是让学生看到他们自己如何随着别人的脚步改变自己步伐时的感悟,无不体现了基廷老师的良苦用心。他努力使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被传统、荣誉、纪律和美德桎梏已久的学生,恢复飞翔的勇气和向往飞翔的激情。但是,基廷却被学校以“毒害学生思想”为名,无情地驱逐出学校。这一苏格拉底式罪名,激起了学生托德的呼喊:“船长,我的船长。”
二、学校教育要实行民主主义
基廷的悲剧,无疑折射出学校教育方面的偏差与缺失。杜威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唯一可靠的方法”。他相信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领域乃是教育。如果没有我们通常所想的狭义教育,没有我们所想的学校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维持下去,更谈不到发展,即社会无法生存和向前发展。“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的工具,首要的工具”。
美国教育家杜威指出“学校即社会”,教师要把传授知识的课堂变成儿童活动的乐园,引导学生积极自愿地投入活动,从活动中不知不觉地陶冶情操、获取知识,实现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改造。学生特有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在校园文化中其本质就是一种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学生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简单的人际交往活动,而是一种多元的文化共融。学校教育的责任应该包括学校教育对学生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负责。反观现实,很多学校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老师和学生的焦虑情绪和学习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师生的身心健康。
杜威认为,只有当学生在学校中了解到各种社会势力及其运动的方向、产生的后果时,只有当学校提供了这种了解时,学校才算真正地迎接民主的挑战。因此,民主社会中的学校,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应愿意从事学科教学法等的改造。同时,杜威认为,任何时候我们想要讨论教育上的一个新运动,就必须特别具有比较宽阔的社会观点。否则,我们会把学校制度和传统的变革变成是任意的创造。
具体而言,杜威特别强调教师与学生在学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在教师的民主参与方面,他认为,“民主的原则要求每一教师能够通过某种有规则的和有机的方式,直接地或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参与在形成他所在学校的管理目的、方法和内容的过程中去。”教师如果没有责任感,而只是照章行事,他们自己的情感态度等不能倾注于其中,何以能够培养学生的性格和判断力,又何以能够给学生带来一切可能的激励和启示呢?也就是说,学校越不给于教师发言权等权利,教师肩负责任的能力越得不到锻炼,就越不能更好地参与管理。正是以生命为旨归,杜威才格外强调学校的教育性,才更加强调师生民主参与学校管理的必要性。
同时,在杜威看来,制度本身就是一个人性的问题。制度能够陶铸人性,制度的价值就在于教育。因此,制度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用来束缚人性的,而是用来教育和促进人的成长的。
学校教育的对象是未成熟的人,接受学校教育的个人是社会的个人。个人的社会化得以实现的可靠途径便是接受教育。那么,作为教育的组织机构的学校就决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而应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承担起教书育人的责任。
三、家庭教育要实行开放政策
学生尼尔在基廷的课堂上重拾寻觅生命意义的激情,重组死亡诗社,瞒若父母参与他梦寐以求的话剧演出。然而当帷幕落下,回到现实,他仍旧得面对父母冷若冰霜的目光。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尼尔无路可走,最后了结了自己短暂的生命,发出一个自由而鲜活的生命最后无言的愤懑。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挨马卡连柯说过:“教育儿童是由家庭负责,或者也可以说,是由父母负责。不过家庭集体的教育,不能凭空造就儿童。仅凭有限的家庭影响或有限的父母的训诫还不能成为造就未来的人的资料。只有多种多样的苏维埃现实生活,才是教育他们所需要的资料。”因此,家庭教育实行开放的政策,这并不是说对子女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而是要使家庭教育过程始终保持对家庭内外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对外,要与社会生活保持密切联系:对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沟通与配合,充分调动和发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方面的主观能动性。
作为父母来说,就是要给予子女充分的自主权利,让他们在实践中主动接受教育。而现实中,父母对子女的爱,往往感情用事,成为溺爱。所谓溺爱,是一种不清醒的、盲目的爱。这种爱常常以变态的反常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子女小时候,尚很缺乏独立活动和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此事本来需要严加管束,然而却有父母对子女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当子女长大成人,具备了一定的独立能力时,家长却反而要求子女严格按照家长的意志行事,不给一点自由的权利和空间。这种扼杀人性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必定是缺乏自尊自信的人。正如英国教育家洛克所言:“这种奴隶式的管教,其所养成的也是一种奴隶式的脾气。”
对于未成年子女,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生活的实践经验,家长适当的管束也是非常必要的。但过于严苛的管束,则会把子女的头脑完全禁锢起来,使得孩子无法独立思考。为了使我们的子女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有所作为,父母应当首先进一步解放子女,给予子女以独立自主的权利,让子女自己支配自己的言行,放手让他们在实践中经受历练,主动接受教育,避免子女的抵触情绪。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子女被动接受教育的封闭状况,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应有的教育作用。
子女的成长需要学校与家庭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通过双方的通力合作,必然会促进子女的健康成长,促进子女全面自由的发展,从而实现成为一个独立自主个体的教育目的。
【关键词】《死亡诗社》 现实世界 理想世界 人文关怀
一、“两个世界”及其悲剧
威尔顿预备学院是一所以传统、荣誉、纪律与美德为基本宗旨的学校,但因为基廷老师的缘故,学生开始学会独立思考,并重组以前的死亡诗社。由此,一群学生在一个富有浪漫主义情怀和气质的老师的引领下,踏上了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而故事以学生尼尔的自杀和基廷被驱逐的悲剧而告终,与喜剧式的上半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正是这种强烈的发差,使得电影达到了高潮,并升华了影片的主题。可以说,《死亡诗社》所讲述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自由与遵从,个人与权威,浪漫与现实相对抗的寓言。
影片建构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是压抑和束缚的现实世界,另一个则是自由和激情的理想世界。而基廷老师正是这两个世界的联接者。一方面他也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常人,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承担了指引学生发掘并珍视内心理想的重担。无论是让学生藐视权威关于诗歌的评价,还是让学生看到他们自己如何随着别人的脚步改变自己步伐时的感悟,无不体现了基廷老师的良苦用心。他努力使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被传统、荣誉、纪律和美德桎梏已久的学生,恢复飞翔的勇气和向往飞翔的激情。但是,基廷却被学校以“毒害学生思想”为名,无情地驱逐出学校。这一苏格拉底式罪名,激起了学生托德的呼喊:“船长,我的船长。”
二、学校教育要实行民主主义
基廷的悲剧,无疑折射出学校教育方面的偏差与缺失。杜威认为,“教育是社会进步及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唯一可靠的方法”。他相信争取民主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领域乃是教育。如果没有我们通常所想的狭义教育,没有我们所想的学校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维持下去,更谈不到发展,即社会无法生存和向前发展。“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的工具,首要的工具”。
美国教育家杜威指出“学校即社会”,教师要把传授知识的课堂变成儿童活动的乐园,引导学生积极自愿地投入活动,从活动中不知不觉地陶冶情操、获取知识,实现生活、生长和经验的改造。学生特有的思想观念、心理素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等在校园文化中其本质就是一种人文环境和文化氛围。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学生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简单的人际交往活动,而是一种多元的文化共融。学校教育的责任应该包括学校教育对学生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类未来负责。反观现实,很多学校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造成老师和学生的焦虑情绪和学习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师生的身心健康。
杜威认为,只有当学生在学校中了解到各种社会势力及其运动的方向、产生的后果时,只有当学校提供了这种了解时,学校才算真正地迎接民主的挑战。因此,民主社会中的学校,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应愿意从事学科教学法等的改造。同时,杜威认为,任何时候我们想要讨论教育上的一个新运动,就必须特别具有比较宽阔的社会观点。否则,我们会把学校制度和传统的变革变成是任意的创造。
具体而言,杜威特别强调教师与学生在学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在教师的民主参与方面,他认为,“民主的原则要求每一教师能够通过某种有规则的和有机的方式,直接地或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参与在形成他所在学校的管理目的、方法和内容的过程中去。”教师如果没有责任感,而只是照章行事,他们自己的情感态度等不能倾注于其中,何以能够培养学生的性格和判断力,又何以能够给学生带来一切可能的激励和启示呢?也就是说,学校越不给于教师发言权等权利,教师肩负责任的能力越得不到锻炼,就越不能更好地参与管理。正是以生命为旨归,杜威才格外强调学校的教育性,才更加强调师生民主参与学校管理的必要性。
同时,在杜威看来,制度本身就是一个人性的问题。制度能够陶铸人性,制度的价值就在于教育。因此,制度就不是一成不变的,用来束缚人性的,而是用来教育和促进人的成长的。
学校教育的对象是未成熟的人,接受学校教育的个人是社会的个人。个人的社会化得以实现的可靠途径便是接受教育。那么,作为教育的组织机构的学校就决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而应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承担起教书育人的责任。
三、家庭教育要实行开放政策
学生尼尔在基廷的课堂上重拾寻觅生命意义的激情,重组死亡诗社,瞒若父母参与他梦寐以求的话剧演出。然而当帷幕落下,回到现实,他仍旧得面对父母冷若冰霜的目光。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尼尔无路可走,最后了结了自己短暂的生命,发出一个自由而鲜活的生命最后无言的愤懑。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挨马卡连柯说过:“教育儿童是由家庭负责,或者也可以说,是由父母负责。不过家庭集体的教育,不能凭空造就儿童。仅凭有限的家庭影响或有限的父母的训诫还不能成为造就未来的人的资料。只有多种多样的苏维埃现实生活,才是教育他们所需要的资料。”因此,家庭教育实行开放的政策,这并不是说对子女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而是要使家庭教育过程始终保持对家庭内外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对外,要与社会生活保持密切联系:对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沟通与配合,充分调动和发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方面的主观能动性。
作为父母来说,就是要给予子女充分的自主权利,让他们在实践中主动接受教育。而现实中,父母对子女的爱,往往感情用事,成为溺爱。所谓溺爱,是一种不清醒的、盲目的爱。这种爱常常以变态的反常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子女小时候,尚很缺乏独立活动和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此事本来需要严加管束,然而却有父母对子女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而当子女长大成人,具备了一定的独立能力时,家长却反而要求子女严格按照家长的意志行事,不给一点自由的权利和空间。这种扼杀人性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必定是缺乏自尊自信的人。正如英国教育家洛克所言:“这种奴隶式的管教,其所养成的也是一种奴隶式的脾气。”
对于未成年子女,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生活的实践经验,家长适当的管束也是非常必要的。但过于严苛的管束,则会把子女的头脑完全禁锢起来,使得孩子无法独立思考。为了使我们的子女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有所作为,父母应当首先进一步解放子女,给予子女以独立自主的权利,让子女自己支配自己的言行,放手让他们在实践中经受历练,主动接受教育,避免子女的抵触情绪。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子女被动接受教育的封闭状况,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应有的教育作用。
子女的成长需要学校与家庭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通过双方的通力合作,必然会促进子女的健康成长,促进子女全面自由的发展,从而实现成为一个独立自主个体的教育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