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弱势地位相对应的，是西部高校不容乐观的办学情况。仅以甘肃省地方高校为例，教学仪器缺额为4.4亿元，图书缺额为98万册，教学实验用房缺额为175万平方米。省财政每年可用于高校的基建投入仅有1 000万元左右，省属院校建设主要依靠银行贷款，总负债已高达49亿元，每年支付利息需3亿多元，且息滚息，对本来就投入不足的省属高校，无疑是雪上加霜。
　　实际上，除了陕西省、四川省、重庆市，其他9省区的西部高等学校，均处于经济基础薄弱的欠发达地区。周绪红说，1998年以来，西部高校在高等教育迅猛发展的情况下，低成本扩张，超负荷运行，投入不足，债台高筑，运行艰难，导致整体办学条件较差，生均教学辅助用房、生均校舍面积和生均宿舍面积与国家要求差距较大。而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状况，极大地影响了西部高校的进一步发展和高层次人才的供给，以及西部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和西部地区财政能力薄弱，西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和人力资源开发长期处于落后水平。周绪红校长说，师资队伍流失严重，引进人才极端困难。高层次人才缺乏，已经成为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制约因素。仅以兰州大学为例，按照教育部核定的编制和岗位设置方案，兰州大学师资缺额900多人，其他西北高校的状况可想而知。
　　据原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西部地区主要城市人均工资仅相当于北京、杭州、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的一半左右。在国内外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状况下，如此巨大的工资差别，使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引进困难。
　　西北师范大学校长王利民曾经感慨，过去10年，兰州大学流失的人才完全可以再办一所兰州大学。而兰州大学前任校长李发伸也曾经很无奈地告诉记者，有一所著名大学的人事处处长到兰州大学考察，这位处长明确告诉李发伸，“听说兰大有一些不错的科研人才，我们这次就是来选人的”。
　　“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应该要像昔日的沿海地区那样吸引人才，一定要拿出真金白银，创新制度和机制，让高层次人才在西部的广阔天地待遇有保障，创业有机会，做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社会有地位，西部大开发才会真正有起色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周绪红校长说。
　　周绪红建议，国家应建立有利于西部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收入分配机制，实行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特殊津贴制度，加大对西部地区工资政策的倾斜力度，逐步提高西部地区各类人才的工资水平。更重要的是国家要建立西部地区高层次人才进出的“绿色通道”，形成人才的合理流动机制。同时，应该完善东部地区高水平大学对口支援西部高校制度，扩大范围，提高层次，主要以学科带头人、校院领导为主，以3年为期，双向互动。同时，建立流动人员支持西部高校的考核、评价与晋升机制，双方提供尽量好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来去自由，不求所有，但求所用，注重实效，形成长效机制。
　　“人才只有到了西部才能真正更深刻地了解西部，才能产生西部情结”，周绪红说。他建议，倡导在西部环境中锻炼人才，建立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之间，东、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人才交流机制。有计划地从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選派优秀年轻干部到西部地区任职，选派西部优秀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挂职锻炼，从高等学校选调应届优秀毕业生到西部地区锻炼成长。同时，坚持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和民族人才队伍建设并举，是西部人才队伍建设的关键所在和战略重点。
　　而国家层面也应该建立必要的激励机制。他建议，设立国家西部杰出人才奖，奖励在西部大开发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更好地激励西部各类人才为西部发展发挥聪明才智，作出贡献。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