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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派是指30年代新文学中心移至上海后，继续活跃在京津等北方地区的一个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学流派，它不同于左翼文学的依附政治、突出斗争哲学，也反对新感觉派的商业化色彩、颓废的描写。京派小说以其超越意识形态，强调人生艺术化的文学主张，以其人性美、人情美的表现内容，诗化的小说创作风格，在30年代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占据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地位。
沈从文是京派的重要小说作家，他以“乡下人”的独特立场、理想与道德标准，在文学世界中既表现了都市上流社会道德的堕落、沦丧，绅士阶级的龌龊，更构建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自然和谐的生命形态。在截然对立的两个文学世界的对比中，表现了回归传统道德，回归乡土与自然的理想与愿望。
发表于1934年的中篇小说《边城》通过山城茶峒码头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与傩送和摆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之间哀婉曲折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系列充满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他们有着庄严、健康、美丽、自然的人性，生活在民风古朴、忠厚仗义、和谐宁静的社会环境中。这是一片人性的乐园，人性的美与善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乡村习俗甚至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沈从文曾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以其向美、向善的文学理想和对于人性的敏感创造了《边城》的内蕴与魅力。超越党派，提倡纯正，偏于道德批评，在文学创作中着力赞颂纯朴的人性美、人情美，正是京派小说共同的艺术追求。
《边城》是一曲湘西世界的田园牧歌，它在一段哀婉的爱情悲歌中表现了优美和谐的自然景物，古朴恬静的乡村生活以及对精神家园的守望，抒发了对乡村文明的眷恋与伤逝之情。这里的一切都是纯净优美的，让人眷恋与向往，然而一切又只能存留在记忆中，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翠翠的爱情最终以悲剧告终，这其中的无奈和怅惘，使这曲湘西牧歌融进了一丝挽歌的忧伤。小白塔下、渡口旁边，翠翠盼望着傩送的回来，作者写道：出走的那个人也许明天就会回来，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这一独特的结局设置，隐约让我们感到沈从文特有的乡愁与苦恼：湘西毕竟无法躲避现代文明的冲击，湘西的未来谁能说清呢？这种挽歌情绪，在沈从文《菜园》《牛》《丈夫》以及后来的作品中愈加难以回避。现代文明逐渐渗入偏僻的湘西，昔日生活环境的宁静和谐、民风乡俗的淳朴善良再难维系，古朴美好的人性在一步步走向堕落，文学世界中一支支牧歌曲调中不得不交融进凄婉哀伤的挽歌音响，这正是沈从文更深层次的乡愁。
《边城》的牧歌情调还表现在小说的文体特征、诗化抒情和象征意象的创造上。而写实、抒情与象征熔于一炉又是京派小说的共性艺术特征。京派小说又被称为“文化小说”或“诗体小说”，“这是指小说显著的文化历史指向，浓厚的文化意蕴以及具有独特人情风俗的乡土内容”（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
《边城》中诗性人格和诗性自然的描写，体现出京派小说写实基础上的浪漫抒情特点。老船公的固执、天真与憨态，杨马兵对翠翠母亲的痴情与大度，傩送的聪颖健壮与含情脉脉，翠翠的稚拙、纯情而无依无靠……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青一代，都有着超功利、非社会化、自然的诗性人格，加上小说充满诗趣诗情、似梦似真的自然景色描写，龙舟竞渡、对歌傩辞等地方独特风俗的写实，将我们带进了独特的审美境地，仿佛置身于充满自然人性和牧歌情调的世外桃源。
“《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然而《边城》在诗意与浪漫的抒情中又弥漫着忧伤的气氛。天保与傩送、翠翠与傩送、顺顺与老船公等一系列人物之间的难以沟通与误会，使人物的悲剧成为必然，正如刘西渭所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边城〉与〈八骏图〉》）因此，我们说，哀怨凄楚的挽歌音响正是《边城》这首乡村牧歌的组成部分。
小说中有许多富有象征寓意的人物与描写，显示了“文化小说”的特点。“优美、健康、自然”的翠翠是沈从文心中苗族文化女神的形象，这一形象显然已融进了作者对渡船文化、湘西苗族文化的理解。小说中傩送所面对的截然对立的渡船与碾坊，在现实层面上，代表着诗意爱情与势利婚姻的冲突，而在象征层面上，更透露出作者的文化价值取向。碾坊在小说中是王团总女儿的陪嫁，与渡船的简陋、古朴、开放、历经风雨不同，碾坊在这里是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象征。傩送放弃了富足、高贵的碾坊———金钱，而选择了一无所有的船公的孙女，也就意味着他选择了宁静古朴的浪漫爱情，而将庸俗无趣的势利婚姻弃之一旁，这就以象征性的描写表现了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无限衷情，对现代文明的极度不屑。“碾坊”凝结着沈从文的文化批判意识，渡船和翠翠则凝聚了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无限眷恋。渡船和碾坊的对立，正是中国现代文明进程中“古朴”与“现代”的对立，“蛮荒”与“文明”的对立。这一描写，显示了沈从文经由文化改造人、改造民族、改造社会，从而弘扬民族文化的文学主张。选取文化或道德人性角度切入文学又是京派小说的共同之处。
《边城》是沈从文凭借想象，捕捉感觉，投注热情，渗透人格而谱写的一曲乡村牧歌，这里有对自然人性的高歌，有对生命之美的崇拜，有对湘西文化的追怀，也有对湘西文明逝去的苦恼。它成功地实践了京派小说家的文学追求，并体现了京派小说的共同艺术特征。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处长地中学）
沈从文是京派的重要小说作家，他以“乡下人”的独特立场、理想与道德标准，在文学世界中既表现了都市上流社会道德的堕落、沦丧，绅士阶级的龌龊，更构建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自然和谐的生命形态。在截然对立的两个文学世界的对比中，表现了回归传统道德，回归乡土与自然的理想与愿望。
发表于1934年的中篇小说《边城》通过山城茶峒码头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与傩送和摆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之间哀婉曲折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系列充满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他们有着庄严、健康、美丽、自然的人性，生活在民风古朴、忠厚仗义、和谐宁静的社会环境中。这是一片人性的乐园，人性的美与善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乡村习俗甚至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沈从文曾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沈从文以其向美、向善的文学理想和对于人性的敏感创造了《边城》的内蕴与魅力。超越党派，提倡纯正，偏于道德批评，在文学创作中着力赞颂纯朴的人性美、人情美，正是京派小说共同的艺术追求。
《边城》是一曲湘西世界的田园牧歌，它在一段哀婉的爱情悲歌中表现了优美和谐的自然景物，古朴恬静的乡村生活以及对精神家园的守望，抒发了对乡村文明的眷恋与伤逝之情。这里的一切都是纯净优美的，让人眷恋与向往，然而一切又只能存留在记忆中，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翠翠的爱情最终以悲剧告终，这其中的无奈和怅惘，使这曲湘西牧歌融进了一丝挽歌的忧伤。小白塔下、渡口旁边，翠翠盼望着傩送的回来，作者写道：出走的那个人也许明天就会回来，也许永远都不会回来。这一独特的结局设置，隐约让我们感到沈从文特有的乡愁与苦恼：湘西毕竟无法躲避现代文明的冲击，湘西的未来谁能说清呢？这种挽歌情绪，在沈从文《菜园》《牛》《丈夫》以及后来的作品中愈加难以回避。现代文明逐渐渗入偏僻的湘西，昔日生活环境的宁静和谐、民风乡俗的淳朴善良再难维系，古朴美好的人性在一步步走向堕落，文学世界中一支支牧歌曲调中不得不交融进凄婉哀伤的挽歌音响，这正是沈从文更深层次的乡愁。
《边城》的牧歌情调还表现在小说的文体特征、诗化抒情和象征意象的创造上。而写实、抒情与象征熔于一炉又是京派小说的共性艺术特征。京派小说又被称为“文化小说”或“诗体小说”，“这是指小说显著的文化历史指向，浓厚的文化意蕴以及具有独特人情风俗的乡土内容”（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
《边城》中诗性人格和诗性自然的描写，体现出京派小说写实基础上的浪漫抒情特点。老船公的固执、天真与憨态，杨马兵对翠翠母亲的痴情与大度，傩送的聪颖健壮与含情脉脉，翠翠的稚拙、纯情而无依无靠……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年青一代，都有着超功利、非社会化、自然的诗性人格，加上小说充满诗趣诗情、似梦似真的自然景色描写，龙舟竞渡、对歌傩辞等地方独特风俗的写实，将我们带进了独特的审美境地，仿佛置身于充满自然人性和牧歌情调的世外桃源。
“《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然而《边城》在诗意与浪漫的抒情中又弥漫着忧伤的气氛。天保与傩送、翠翠与傩送、顺顺与老船公等一系列人物之间的难以沟通与误会，使人物的悲剧成为必然，正如刘西渭所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边城〉与〈八骏图〉》）因此，我们说，哀怨凄楚的挽歌音响正是《边城》这首乡村牧歌的组成部分。
小说中有许多富有象征寓意的人物与描写，显示了“文化小说”的特点。“优美、健康、自然”的翠翠是沈从文心中苗族文化女神的形象，这一形象显然已融进了作者对渡船文化、湘西苗族文化的理解。小说中傩送所面对的截然对立的渡船与碾坊，在现实层面上，代表着诗意爱情与势利婚姻的冲突，而在象征层面上，更透露出作者的文化价值取向。碾坊在小说中是王团总女儿的陪嫁，与渡船的简陋、古朴、开放、历经风雨不同，碾坊在这里是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象征。傩送放弃了富足、高贵的碾坊———金钱，而选择了一无所有的船公的孙女，也就意味着他选择了宁静古朴的浪漫爱情，而将庸俗无趣的势利婚姻弃之一旁，这就以象征性的描写表现了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无限衷情，对现代文明的极度不屑。“碾坊”凝结着沈从文的文化批判意识，渡船和翠翠则凝聚了沈从文对湘西文化的无限眷恋。渡船和碾坊的对立，正是中国现代文明进程中“古朴”与“现代”的对立，“蛮荒”与“文明”的对立。这一描写，显示了沈从文经由文化改造人、改造民族、改造社会，从而弘扬民族文化的文学主张。选取文化或道德人性角度切入文学又是京派小说的共同之处。
《边城》是沈从文凭借想象，捕捉感觉，投注热情，渗透人格而谱写的一曲乡村牧歌，这里有对自然人性的高歌，有对生命之美的崇拜，有对湘西文化的追怀，也有对湘西文明逝去的苦恼。它成功地实践了京派小说家的文学追求，并体现了京派小说的共同艺术特征。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处长地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