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匠的儿子考上大学了！”从街上传来小镇邮递员熟悉的叫喊声。那是1964年8月，天气非常闷热。我爸在前屋光着膀子做鞋，阿妈摇着扇子，陪我在里屋吃饭。我闻声，像触了电似的跳起来，顾不上穿衣服就冲了出去。
　　蒙上北大
　　邮递员正朝着我家门口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我迎上去用双手接过一封沉甸甸的信件，封皮下方“北京大学”几个红字首先扑入眼帘。我不慌不忙地把通知书从头到尾念了一遍，心里美滋滋的。我妈听了很高兴，笑得合不上嘴。我爸却皱起了眉头，叨咕了一句：“一个月就要15元饭费，哪交得起？”
　　家里经过东拼西凑，最后给我准备了70元钱，其中一半为路费。临走时，我爸还是忧心忡忡，反复交代在汽车、轮船、火车和旅馆里如何提防小偷，并叮嘱说：“到学校后，如果费用实在付不起，就把带去的皮箱和棉被卖了当盘缠，回来跟我学做鞋。”
　　就这样，我用一根小扁担挑着两件行李，告别故乡上路了。
　　当时，我在乐清县雁荡中学读高中，被认为是学校里的高才生，所以贸然填写了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和杭州大学五个志愿。后听语文老师朱天寿建议：北大是在首都的最高学府，应该排在前面。
　　这一改，决定了我今后的命运。
　　上学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实际成绩离北大录取分数线还相差好几分。怎么会这样？我十分纳闷和沮丧。向班主任老师询问后，才明白了缘由。据说，周恩来总理有指示，要求北大、清华等重点高校多招收一些工农子弟，可适当降低点门槛。老师还说，农村孩子学习条件差，成绩可能比不上城市的学生，但天资不见得差，只要刻苦努力，完全可以赶上。
　　蚂蚁啃骨头
　　一走出北京站，就看到了广场上北京大学的红布横幅。我挑着行李，兴冲冲地朝着迎新站跑去。
　　一个女生好奇地看着我的扁担，问我去哪儿。我响亮地回答：“北京大学啊！”她好像没听清。我又一字一字地重复了一遍，她竟摇了摇头。我急了，马上拿出录取通知书，以证明自己的身份。
　　上北大后，我的第一课是学讲普通话。我拜同宿舍的一位北京同学为师。他很耐心，反复帮我纠正口音。
　　开学上俄语课时，老师让每个同学都朗读一段课文，进行摸底。我自以为这是个好机会，可借此改变一下乡巴佬的印象。因为在高中进行全校俄语朗诵比赛时曾得过大奖，老师夸我发音准，语调好。轮到我时，我清了清嗓子，放开喉咙，蛮有信心地大声朗读起来。我还没念完，同学们都笑得前仰后合，连老师也憋不住，捂着嘴转过身去。
　　下课后，班主任陈君华老师安慰我说，不要紧，她教过许多南方学生，什么样的口音都能纠正过来。她是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的外孙女，俄语很好，发音纯正。
　　按照老师的要求，我买了一面小镜子，天天对照书上的口型，练习发音，经常一大早跑到俄文楼附近的未名湖畔，趁着周围没人，对着镜子大喊大叫。
　　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终于把32个俄文字母的发音一个个地纠正了过来。但这仅仅是跟上一步，班上同学的俄文底子和知识面都比我强。从中学时代的名列前茅到现在的倒数第一，这种巨大落差使我非常着急和不安。
　　开学典礼时，俄罗斯语言文学系主任曹靖华教授给新生作报告。他强调，学外语，要有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锲而不舍，持之以恒，才能学好、学扎实。这几句话成了我的座右铭。
　　每天清晨，除坚持长跑，沿着校园围墙外的马路跑一圈外，早读雷打不动；中午从不休息，离开食堂直接去阅览室看书；晚饭后，先把书包送到图书馆去占座位，最后等拉铃了才不得不离开。
　　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学期结束时，我的考试成绩到了年级中等水平，第二学期已达中上水平。
　　大二时，同学们推选我当学习班长，负责与任课老师联系沟通，传达老师的要求，反映同学的意见，组织听录音等学习活动。
　　意外分到外交部
　　1970年年初，我和另一位同学被分配到外交部储备，赴河北唐山柏各庄军垦农场报到。
　　在农场一年半的时间，主要是当“水稻兵”，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我们住的是野地营房土炕，自己种菜、喂猪、挖塘养鱼、翻地插秧。在毕业分配前夕得知，外交部总共招收三名俄语学生，北外俄语系的留校生占两个名额，而我们这批从唐山军垦过来进修的才一个名额。填写分配志愿时，我没敢报外交部，而是选了外经贸部、总参二部和北京市等。有过高考“五大志愿”的前车之鉴，这次比较慎重，有点自知之明了。
　　在分配的关键时刻，得知母亲病重，经请假批准，我火速赶回老家。到家不久，我即接到电报，说已被分到外交部，赶紧回去报到。开始，我还不敢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