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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拾”一词是整顿、修理的意思,但在关中,却有另一种含义:“收”者,收留也;“拾”者,把地上没人要的东西捡起来。具体到人,就是娶寡妇或“活人妻”(离婚的妇女),总之,就是娶一个身价不高的女人。河南的水灾,四川的镇反,甘肃的饥荒,流落到关中大量的妇女,正好填补上关中大旱时流落到山西去的妇女缺失。“收拾”这词,大概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
“收拾”老婆儿的波折
“兆庆要收拾老婆儿了!”在我去官村相亲之后,村人就都知道了。收拾外省女人,从解放前到上世纪60年代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兆庆要收拾的可不一般,是个反革命前科犯,还是个知识分子大学生,这就引起有阶级觉悟、政治头脑的干部们的警惕了。
首先来做兆庆思想工作的是县里派来官村挂职的粮食局局长路德宏。他说:“兆庆,你想收拾个人儿,这事本来没啥,可你为啥要收拾个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可怕得很,他们把头皮一搔,就是一个坏点子。你没文化,大字不识,你可斗不过她。你还是收拾个甘肃婆娘好些,才能过个好日子。再说,你好好儿一个老贫农,往家里招个反革命,你娃还小,将来他当不了兵,招不上工,还得和你生气。听说,那人还信啥啥教?来了再和她那一教的联系上,连你也得倒霉。”
听了个把小时,兆庆没有表态,心里的主意笃定:第一,不要我出钱,机会难得。第二,俗话说,凤凰落地不如鸡,是她自愿走进我家的,她把头皮再搔,还能在我的家里、我的村里欺负我?我也不是个傻人,她当她的知识分子,我当我的文盲,我不怕她。第三,官村附近没有她那个教,也问过,她早就不信那个教了,“反革命”也摘了帽子了。我只一个娃,既不当兵,也不出去当工人,我不顾虑。
不过,村干部的办法就是不给开介绍信,没有介绍信,就办不到准迁证,这人你就收拾不了。最后还是托熟人走后门,才把准迁证办下,我把户口从河北迁到陕西。
我跟着兆庆到了公社办公室,是个小伙子管登记,简单地询问后,要去了我的离婚判决书,仔细看过,又把我从头到脚地看了几个来回,特别核实我是大学毕业,自愿和这文盲农民结婚的。得到肯定后,就把我的离婚判决书刷上糨糊,贴到结婚登记证的存根上了。
我就跟兆庆往塬上走,走到半坡,他说停下歇歇,于是二人坐在地上。
“以后咱们在一起生活,还会有好多的不习惯,我希望各人还保留各人的生活方式,不用要求和自己一样。譬如你蹲着吃饭,我就得坐着吃饭,我用不着你坐着吃,你也别叫我跟你一样蹲着吃。”
“那是当然,你是知识分子,我是农民大老粗,就不能一样嘛!可是古人说,入乡随俗,种庄稼还讲个因地制宜,咱们也就不能弄得太特殊,总得让大家都看得惯,对吧?”
就这样,我们订了个“互不侵犯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和平共处条约。
农妇的生活和老头子
我和兆庆一起过日子,自然要互相说话。他要跟我说话,就先“哇”一声,再说句“我跟你说话呢”。我若对他说话,不能呼他兆庆,因为“兆庆”只有长辈或比他年长的人才能称呼,又不好称他为老魏,因为这村人都是“老魏”,于是我想了个称呼,叫他“老头子”。
老头子是外向性格,虽然交谈时间少,但慢慢地,我也知道了他的经历,我相信他是个具有善心的人。我们由生疏渐渐熟悉,但绝对没有爱情。
农村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要找个人来“说话”,就是调解、评理。老头子年轻时当过村里的调解委员,后来不设这个职位了,就由当事人自己聘请。老头子经常被人请去“说话”。他在村里的绰号叫“本事”,他熟悉村里的人情世故。
有一次我说他只不过是嘴上的本事,他大不服气,说植物研究所每次向大队要工,都指名要他,只有他才能犁出合乎要求的地来。我有一次想让他谦虚点儿,说:“你一个大字不识,算不得多有本事。”他反说幸亏不认得字,否则当了保长之类的官,解放时就被枪毙了。我说:“那起码也得认识‘男’‘女’两个字,否则上错了厕所,人家还以为你是老流氓呢。”他说:“你还以为我真不认识啊!那‘女’字就是这样!”说着把两只胳膊一交叉。
除了自我感觉特好之外,他的男尊女卑意识也很严重。有一次下雨,他白日觉睡够了,觉得背上痒,要我替他抓挠。抓完后,我要他也给我抓抓,他说:“哪有男人给婆娘挠痒的?”出去了一会儿,拿回一个玉米芯子,递给我说:“拿这个蹭蹭吧!”自此,我在他的炕上经常放一个玉米芯,让他自己蹭去,以示我不屈从封建的一套。
有时我也和他吵嘴。有一次嚷嚷完,我就出了大门,看见好几个妇女在聊天。隔壁的弟媳问我:“刚才听见你和二哥吵嘴了,是吗?”我说:“是呀!”她说:“你真行,要是我,就得气上半天。”我说:“我根本就不生气,我就是吓唬吓唬他,打击打击他那封建思想。”把大伙都逗笑了。
后来我平反了,老头子和他儿子随我一起回到南京。我和老头子一直生活到2006年他85岁去世。
(本刊编注:作者为著名作家许地山的女儿)
“收拾”老婆儿的波折
“兆庆要收拾老婆儿了!”在我去官村相亲之后,村人就都知道了。收拾外省女人,从解放前到上世纪60年代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但兆庆要收拾的可不一般,是个反革命前科犯,还是个知识分子大学生,这就引起有阶级觉悟、政治头脑的干部们的警惕了。
首先来做兆庆思想工作的是县里派来官村挂职的粮食局局长路德宏。他说:“兆庆,你想收拾个人儿,这事本来没啥,可你为啥要收拾个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可怕得很,他们把头皮一搔,就是一个坏点子。你没文化,大字不识,你可斗不过她。你还是收拾个甘肃婆娘好些,才能过个好日子。再说,你好好儿一个老贫农,往家里招个反革命,你娃还小,将来他当不了兵,招不上工,还得和你生气。听说,那人还信啥啥教?来了再和她那一教的联系上,连你也得倒霉。”
听了个把小时,兆庆没有表态,心里的主意笃定:第一,不要我出钱,机会难得。第二,俗话说,凤凰落地不如鸡,是她自愿走进我家的,她把头皮再搔,还能在我的家里、我的村里欺负我?我也不是个傻人,她当她的知识分子,我当我的文盲,我不怕她。第三,官村附近没有她那个教,也问过,她早就不信那个教了,“反革命”也摘了帽子了。我只一个娃,既不当兵,也不出去当工人,我不顾虑。
不过,村干部的办法就是不给开介绍信,没有介绍信,就办不到准迁证,这人你就收拾不了。最后还是托熟人走后门,才把准迁证办下,我把户口从河北迁到陕西。
我跟着兆庆到了公社办公室,是个小伙子管登记,简单地询问后,要去了我的离婚判决书,仔细看过,又把我从头到脚地看了几个来回,特别核实我是大学毕业,自愿和这文盲农民结婚的。得到肯定后,就把我的离婚判决书刷上糨糊,贴到结婚登记证的存根上了。
我就跟兆庆往塬上走,走到半坡,他说停下歇歇,于是二人坐在地上。
“以后咱们在一起生活,还会有好多的不习惯,我希望各人还保留各人的生活方式,不用要求和自己一样。譬如你蹲着吃饭,我就得坐着吃饭,我用不着你坐着吃,你也别叫我跟你一样蹲着吃。”
“那是当然,你是知识分子,我是农民大老粗,就不能一样嘛!可是古人说,入乡随俗,种庄稼还讲个因地制宜,咱们也就不能弄得太特殊,总得让大家都看得惯,对吧?”
就这样,我们订了个“互不侵犯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和平共处条约。
农妇的生活和老头子
我和兆庆一起过日子,自然要互相说话。他要跟我说话,就先“哇”一声,再说句“我跟你说话呢”。我若对他说话,不能呼他兆庆,因为“兆庆”只有长辈或比他年长的人才能称呼,又不好称他为老魏,因为这村人都是“老魏”,于是我想了个称呼,叫他“老头子”。
老头子是外向性格,虽然交谈时间少,但慢慢地,我也知道了他的经历,我相信他是个具有善心的人。我们由生疏渐渐熟悉,但绝对没有爱情。
农村中,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要找个人来“说话”,就是调解、评理。老头子年轻时当过村里的调解委员,后来不设这个职位了,就由当事人自己聘请。老头子经常被人请去“说话”。他在村里的绰号叫“本事”,他熟悉村里的人情世故。
有一次我说他只不过是嘴上的本事,他大不服气,说植物研究所每次向大队要工,都指名要他,只有他才能犁出合乎要求的地来。我有一次想让他谦虚点儿,说:“你一个大字不识,算不得多有本事。”他反说幸亏不认得字,否则当了保长之类的官,解放时就被枪毙了。我说:“那起码也得认识‘男’‘女’两个字,否则上错了厕所,人家还以为你是老流氓呢。”他说:“你还以为我真不认识啊!那‘女’字就是这样!”说着把两只胳膊一交叉。
除了自我感觉特好之外,他的男尊女卑意识也很严重。有一次下雨,他白日觉睡够了,觉得背上痒,要我替他抓挠。抓完后,我要他也给我抓抓,他说:“哪有男人给婆娘挠痒的?”出去了一会儿,拿回一个玉米芯子,递给我说:“拿这个蹭蹭吧!”自此,我在他的炕上经常放一个玉米芯,让他自己蹭去,以示我不屈从封建的一套。
有时我也和他吵嘴。有一次嚷嚷完,我就出了大门,看见好几个妇女在聊天。隔壁的弟媳问我:“刚才听见你和二哥吵嘴了,是吗?”我说:“是呀!”她说:“你真行,要是我,就得气上半天。”我说:“我根本就不生气,我就是吓唬吓唬他,打击打击他那封建思想。”把大伙都逗笑了。
后来我平反了,老头子和他儿子随我一起回到南京。我和老头子一直生活到2006年他85岁去世。
(本刊编注:作者为著名作家许地山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