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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厌不倦，堪为师者风范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一位教育家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品质。至少从中学时代开始，陈友松就发愤求学。何怀斌曾是陈友松就读博文书院时的同学。何怀斌说：“像他那样发愤用功的人，真是少见。”
一日午休，其他同学都在户外踢球玩耍，只有我们二人还在教室苦读。饭后思困，陈友松恼怒自己读不进去，就用拳头敲打自己的脑袋，却不小心打在玻璃上，拳头和手臂都被玻璃碴儿剐得鲜血直流，疼痛钻心，却也困意全消，头脑顿时清醒起来，他很快又沉浸到书中去了。[1]
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认定“中国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财政支持的各种问题的解决”。于是，他力图运用自己在美国所学、所掌握的新的理论、方法和手段，把博士学位论文锁定在《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的研究上。然而，当时的中国缺乏科学、可靠的统计手段和统计资料。为了收集有效的研究数据，他曾向中国教育部及内地各省教育厅分别投寄了一份空白调查问卷。可是经过了漫长的6个月之后，只收到4份回复，这使研究工作几乎濒于放弃。后来，他又经过种种间接方法、私人通信，并在美国的各家图书馆之间奔走查找，才集齐了研究所必需的资料和数据。以相关数据和严谨方法为基础，论文从中国的教育方案、教育方案的费用、教育经费状况的进一步分析、教育经费与其他政府经费之比较、现行教育计划的财政支持现状、新教育政策的财政含义、中国支持教育的能力等方面，对中国教育财政的状况及其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实证分析。最后，论文又以湖北省为个案，通过对该省支持办学的统计分析，揭示了其教育财政改造所面临的主要实际问题。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的马寅初，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开展这项研究所需要的学识，不仅包括对教育行政和其他教育活动要有透彻的理解和广泛的经验，至少还要对公共财政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洞明的把握；而且，还需要具备社会科学的许多分支学科的相关知识，包括对各种研究手段的相当精通。陈友松博士把一件开拓性的工作完成得如此杰出，实在令人惊叹不已。”马寅初特别提出，“单是他的勇气、耐心和勤奋就足以值得赞誉了”[2]。
陈友松于1939年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兼公民教育系教授，并两度代理教育系主任之职，也是联大的名教授。直到1946年复员到北大7年间，除1年出任湖北省立教育学院院长外，他都是在联大度过的。1946年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年》，曾这样介绍陈友松教授：“教育行政是陈先生的拿手好戏，兼教比较教育。陈先生向以用功著称于同学间。每天，他的时间总是消磨在图书馆，教育系研究室，美新闻处图书室，英新闻处图书室这些地方。”[3]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记载，他在西南联大开设的课程，除了教育行政、比较教育外，还有中学教育、西洋教育史、教育哲学、社会教育等。据说，他有时能同时开出9门课程且内容充实，深受学生欢迎。若无勤学苦练、博学强记之功，万难如此。
1949年前，他研究苏联教育以英文资料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适应学苏的需要，也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苏联教育，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又开始自学俄语。凭着幼时养成的博闻强记本领和勤学苦练，他很快掌握了俄语，并主持或参与翻译了大量的俄语教育文献，如《学生的生活与学习》（安托洛波娃撰，陈友松译，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年）、《学校管理》（共3册，福尔柯夫斯基、马立雪夫编，陈友松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教育科学研究法》（莫诺兹昂等著，陈友松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班主任》（包德列夫等编，陈友松等译，1956年）、《人民民主国家的教育》（格什捷乌等著，陈友松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对新中国教育学影响深远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他也是主要翻译者之一。
成为“右派”且属“极右”之后，他被剥夺了教学、著述的权利，但还享有“被劳动改造的权利”，完成上头下达的翻译任务就是他当时享有的此类“权利”之一。他因此成了一架效率极高的翻译机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在遭受严重的身心双重摧残中患上了青光眼。为了完成繁重的翻译任务，他点着100瓦的大灯泡，用左手扒着眼皮挑灯夜战，终致失明。他一投入到工作中去，就完全忘却了自己、忘记了痛苦。其大量翻译成果被别人无偿占有、使用，连旁观者也颇为不平。他自己则毫不在意，坦然说道：闲着也是闲着，能干点儿事情，就很愉快；能为他人所用，总比无用好嘛！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中国人民久被压抑的学习热情重新焕发出来，英语学习热也同时兴起。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过去重视俄语，现在转向英语。教育科学也从学习苏联的模式转向西方，特别是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学习兴趣高涨。在这样的学习高潮中，对美国教育所知甚多、熟悉西方教育哲学、英语张嘴就来的陈教授，门庭若市也就是必然的了……他总是急人之所急，为后学着想，甚至牺牲自己的休息和睡眠。有些大学教师在写书和备课时，也弄些难啃的骨头来让陈先生啃，尝到甜头后，更是不断送来大块文章，逐章逐段地让陈先生翻译，因为知道只有他能够帮助解决问题。他全都热情帮助，毫不计较。还有一些当时在高校任教、早先受教于陈先生的西南联大和北大学生前来求教，譬如有关比较教育、教育哲学方面的学术问题，他更是动情地予以指教。有一段时间，陈先生成为北师大备受敬仰的大专家。[4]20世纪80年代初，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返聘他继续工作。他“八旬愧作闲盲人”、“欲效六盲事耕耘”，为全所师生讲授中国教育财政问题，全凭记忆，不用讲稿，精神抖擞，令学者倾倒。他还开设西方教育哲学原著课程，指导研究生，“教学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助手读出教育哲学原文后，陈先生先讲述这段哲学原理含义，同时译出中文，然后与研究生讨论，搞懂原义后，再由陈先生定稿。这种边讲边译的教学活动，真是前所未见……这个西方教育哲学的教学过程，也是西方教育哲学著作的撰写过程，是在双目失明的陈教授指导下，以教学的方式完成的，真是妙不可言。以这样的方式，陈先生先后出版了《科南特教育论著选》《当代西方教育哲学》《高等教育研究法》等译著。此外，最难得的是，他在92岁高龄时，还主编了《雷沛鸿教育论著选》”。[5]他在90虚岁生日之时，曾为诗自励：“乐教悦学思孟孔，滋兰树蕙献黄炎。九旬进军向百岁，壮心未已一园丁。”
著述非为稻粱谋，教学原是慕孔孟——这就是陈友松先生学术和教育人生的真实写照。吾等业教育与教育之学者，能不心向往之？
参考文献：
[1][2][4][5]方辉盛，何光荣.陈友松教育文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602、9、669、670.
[3]西南联大《除夕副刊》.联大八年[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31.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刘福才）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一位教育家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品质。至少从中学时代开始，陈友松就发愤求学。何怀斌曾是陈友松就读博文书院时的同学。何怀斌说：“像他那样发愤用功的人，真是少见。”
一日午休，其他同学都在户外踢球玩耍，只有我们二人还在教室苦读。饭后思困，陈友松恼怒自己读不进去，就用拳头敲打自己的脑袋，却不小心打在玻璃上，拳头和手臂都被玻璃碴儿剐得鲜血直流，疼痛钻心，却也困意全消，头脑顿时清醒起来，他很快又沉浸到书中去了。[1]
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期间，他认定“中国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财政支持的各种问题的解决”。于是，他力图运用自己在美国所学、所掌握的新的理论、方法和手段，把博士学位论文锁定在《中国教育财政之改进》的研究上。然而，当时的中国缺乏科学、可靠的统计手段和统计资料。为了收集有效的研究数据，他曾向中国教育部及内地各省教育厅分别投寄了一份空白调查问卷。可是经过了漫长的6个月之后，只收到4份回复，这使研究工作几乎濒于放弃。后来，他又经过种种间接方法、私人通信，并在美国的各家图书馆之间奔走查找，才集齐了研究所必需的资料和数据。以相关数据和严谨方法为基础，论文从中国的教育方案、教育方案的费用、教育经费状况的进一步分析、教育经费与其他政府经费之比较、现行教育计划的财政支持现状、新教育政策的财政含义、中国支持教育的能力等方面，对中国教育财政的状况及其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实证分析。最后，论文又以湖北省为个案，通过对该省支持办学的统计分析，揭示了其教育财政改造所面临的主要实际问题。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兼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的马寅初，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开展这项研究所需要的学识，不仅包括对教育行政和其他教育活动要有透彻的理解和广泛的经验，至少还要对公共财政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有洞明的把握；而且，还需要具备社会科学的许多分支学科的相关知识，包括对各种研究手段的相当精通。陈友松博士把一件开拓性的工作完成得如此杰出，实在令人惊叹不已。”马寅初特别提出，“单是他的勇气、耐心和勤奋就足以值得赞誉了”[2]。
陈友松于1939年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兼公民教育系教授，并两度代理教育系主任之职，也是联大的名教授。直到1946年复员到北大7年间，除1年出任湖北省立教育学院院长外，他都是在联大度过的。1946年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的《联大八年》，曾这样介绍陈友松教授：“教育行政是陈先生的拿手好戏，兼教比较教育。陈先生向以用功著称于同学间。每天，他的时间总是消磨在图书馆，教育系研究室，美新闻处图书室，英新闻处图书室这些地方。”[3]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记载，他在西南联大开设的课程，除了教育行政、比较教育外，还有中学教育、西洋教育史、教育哲学、社会教育等。据说，他有时能同时开出9门课程且内容充实，深受学生欢迎。若无勤学苦练、博学强记之功，万难如此。
1949年前，他研究苏联教育以英文资料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适应学苏的需要，也是为了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苏联教育，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又开始自学俄语。凭着幼时养成的博闻强记本领和勤学苦练，他很快掌握了俄语，并主持或参与翻译了大量的俄语教育文献，如《学生的生活与学习》（安托洛波娃撰，陈友松译，人民卫生出版社，1953年）、《学校管理》（共3册，福尔柯夫斯基、马立雪夫编，陈友松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教育科学研究法》（莫诺兹昂等著，陈友松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班主任》（包德列夫等编，陈友松等译，1956年）、《人民民主国家的教育》（格什捷乌等著，陈友松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对新中国教育学影响深远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他也是主要翻译者之一。
成为“右派”且属“极右”之后，他被剥夺了教学、著述的权利，但还享有“被劳动改造的权利”，完成上头下达的翻译任务就是他当时享有的此类“权利”之一。他因此成了一架效率极高的翻译机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在遭受严重的身心双重摧残中患上了青光眼。为了完成繁重的翻译任务，他点着100瓦的大灯泡，用左手扒着眼皮挑灯夜战，终致失明。他一投入到工作中去，就完全忘却了自己、忘记了痛苦。其大量翻译成果被别人无偿占有、使用，连旁观者也颇为不平。他自己则毫不在意，坦然说道：闲着也是闲着，能干点儿事情，就很愉快；能为他人所用，总比无用好嘛！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中国人民久被压抑的学习热情重新焕发出来，英语学习热也同时兴起。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过去重视俄语，现在转向英语。教育科学也从学习苏联的模式转向西方，特别是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学习兴趣高涨。在这样的学习高潮中，对美国教育所知甚多、熟悉西方教育哲学、英语张嘴就来的陈教授，门庭若市也就是必然的了……他总是急人之所急，为后学着想，甚至牺牲自己的休息和睡眠。有些大学教师在写书和备课时，也弄些难啃的骨头来让陈先生啃，尝到甜头后，更是不断送来大块文章，逐章逐段地让陈先生翻译，因为知道只有他能够帮助解决问题。他全都热情帮助，毫不计较。还有一些当时在高校任教、早先受教于陈先生的西南联大和北大学生前来求教，譬如有关比较教育、教育哲学方面的学术问题，他更是动情地予以指教。有一段时间，陈先生成为北师大备受敬仰的大专家。[4]20世纪80年代初，北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返聘他继续工作。他“八旬愧作闲盲人”、“欲效六盲事耕耘”，为全所师生讲授中国教育财政问题，全凭记忆，不用讲稿，精神抖擞，令学者倾倒。他还开设西方教育哲学原著课程，指导研究生，“教学过程大致是这样的，助手读出教育哲学原文后，陈先生先讲述这段哲学原理含义，同时译出中文，然后与研究生讨论，搞懂原义后，再由陈先生定稿。这种边讲边译的教学活动，真是前所未见……这个西方教育哲学的教学过程，也是西方教育哲学著作的撰写过程，是在双目失明的陈教授指导下，以教学的方式完成的，真是妙不可言。以这样的方式，陈先生先后出版了《科南特教育论著选》《当代西方教育哲学》《高等教育研究法》等译著。此外，最难得的是，他在92岁高龄时，还主编了《雷沛鸿教育论著选》”。[5]他在90虚岁生日之时，曾为诗自励：“乐教悦学思孟孔，滋兰树蕙献黄炎。九旬进军向百岁，壮心未已一园丁。”
著述非为稻粱谋，教学原是慕孔孟——这就是陈友松先生学术和教育人生的真实写照。吾等业教育与教育之学者，能不心向往之？
参考文献：
[1][2][4][5]方辉盛，何光荣.陈友松教育文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602、9、669、670.
[3]西南联大《除夕副刊》.联大八年[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231.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责任编辑：刘福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