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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代常州文人的集群现象在江南乃至中国历史上都是较为罕见的，这得益于清代常州文人交游的兴盛。从与“毗陵七子”相关的文集中可以发现，血亲联系、诗社和文社、怡老会、修禊是当时常州文人交游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清代 常州 毗陵七子 文人交游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0-0080-02
清代常州文人辈出，英才荟萃，而其中最耀眼的莫过于“毗陵七子”，这是常州历史上最富盛名的学人群体，主要成员有黄景仁、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吕星垣、杨伦等七人，他们交游甚密、相互唱和，在文学尤其是诗词方面留下了璀璨的史迹。《清诗流派史》①十分重视常州诗人的诗词成就，而“毗陵七子”就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清代经学大师毕沅曾赞誉道：“今毗陵钱文敏公以沉宏博丽之才，提倡后学，一时异才辈出，指出胜屈。而七子为最著，惊才绝艳，均齿齐名已二十年，其长者甫逾强仕，或入直承明，出为令长，抑亦盛矣。”②清代书法家吴育也羡慕赵怀玉“年二十余以诗文翰墨布人口，与郡中洪编修亮吉、孙观察星衍诸君有七子之目，一时交游之盛殆偏东南”③。
钱伯坰作为清代常州籍的书画大师对同时代活跃的同里文人曾经有过如下生动有趣的描述：
吾乡卅年前墨卷盛行，鲜究实学，士风大坏。自余姑子庄虚庵（庄炘）年十五，即以诗文著声，刘文定（刘纶）尝谓当为吾常首屈一指。家叔竹（钱维乔）初继之，予以追附其间。然家叔以十五岁冠军入泮，制艺已造精深，予则未能也。虚庵长予六岁，家叔少予一岁，及后得管氏竹林（管世铭）、庄宝书（庄然一）、赵味辛（赵怀玉），互相切磋，不肯随俗。味辛订交时年十四耳。至予羁留都下十数年，闻家乡有七才子之目，为洪稚存、黄仲则、杨西河伦、徐尚之书受、孙渊如、吕星垣，味辛首列焉。洪则蒋心余先生赠诗有云：“万口争传洪礼吉”者也。渊如尊人抡元勋为余至契，渊如年十二，杂坐联句，应声云：“吾侪放浪百年后，仍作星斗归青天。”气概大是不凡。仲则善铁笔，或投之石，辄置之，在京师半日为予刻石三方。尚之亦晤于京师，尝持诗册属订，余为直笔，极为投契。余丁酉自京师，偕尚之旋里，获与洪杨诸君畅叙，诸君则深避嫌于七子之称也。稚存入都时，请余曰：“功名中若有一毫苟且，且即无以对良友，请识之。”杨系表亲，星垣为余姑子也。今七子中赵得中书，杨成进士，洪举人，徐中副车，余三人为秀才，余旋里后又得表弟蒋汉房云一，熟史学，工篆隶，深《易经》。其从弟松如、承曾学亦相似，特工制艺。庄印山宇逵，诗文成名家，精史学。诸子立行不苟，夜无杂梦，酒兴独豪。庄大久献可昔富于诗，忽弃之，读《周礼》成书，其从祖方耕宗伯亟赏之。洪稚存论其似蔡邑独断后注《春秋》。庚子同赴试金陵，归过黄天荡，狂风陡作，船几覆，同人失色，大久犹手持《春秋》一篇如故也。姑子董超然达章少不好文，至二十许，方笔忽奇突，学诗半年，蓦入杜、韩之至，今在京师。前得徐尚之书云：“董超然学业有成，纪晓岚少司空、程鱼门编修诸先生甚垂之。”杨君六梦府早成孝廉，工骈体，翁覃溪学士推为徐庾后身，此数子说吾邑中未易才也。顾余自束发以来，所服膺弗释者，有汤宾鹭修业三丈，孝行克修，熟理学源流，《明史》年月甲子，皆考订无误。制艺直逼罗艾，诗赋余技，亦足睥睨一切，著书甚夥，不肯示人，唯余得览观焉。年五十余犹然。从子纬堂（汤大奎）亦当日墨卷名家，特工诗古文词者也。兰楣同学出此册索书，因见纬堂诗话，旧雨兴怀，为录数则，则又举里中所知缀其后。兰楣少负隽才，他日气类之感，安知其不有合也。时乾隆癸卯正月谷旦，钱伯坰记。④
他的叙述就像一幅精美的画卷，将当时常州文人的社会关系和交游状况绘制地栩栩如生，文人专长各有特色且多才多艺，而“毗陵七子”的身边总是浸染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这也是清代常州文士辈出繁荣景象的一个缩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毗陵七子”成员都与其他密切交游的文人之间存在着或远或近的血亲关系，甚至彼此之间就有着亲戚关系。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代常州文人交游的一个基本特征。文人的血亲关系来源于文化世家大族的姻娅联结，宋朝就逐渐形成的宗族社会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达到极度繁荣，时代姻娅的联系有助于巩固延续宗族的名望、扩展发扬宗族的影响。常州的文人大多依托于所出身的文化望族，而彼此之间的血亲联系为清代常州文人的交游奠定了便利的基础。
而将视野扩展到整个清代常州府，翻阅当时的文人笔记就可以发现，关于文人集会的相关记载也尤其丰富，这也是常州文人交游网络进一步拓展的平台。“毗陵七子”就最早得名于乾隆三十九年无虚日的“文燕往来”。《论语·颜渊》曰：“君子以文会友。”这种才人聚会、以艺交游的方式就叫会文。文人集会现象在文化史上贯穿始终，至唐宋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定制，在明清两代达到了顶峰。
文人集会发展到明清阶段最常见的就是文人结社，包括诗社和文社。“社”最早是指土地神和对土地之神进行祭祀的民俗，但这个涵义也逐渐扩展到学术和文化的领域，“后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⑤，如佛教徒的集会的可称为“僧社”，又如志气相投的文人集会可称为“文社”。“合气类之相同，资众力之协助，主于成群聚会而为名者也”⑥，这也是文人集群的首要条件。诗文是文人集会的核心话题，尽管文人在萍水相逢的雅集中也都有独立创作的骊言佳句，分题探韵和唱酬和答也更助诗性和文采。但更重要的是，在固定的诗社或文社的活动中，文人更能建立深厚的情谊并提高文质和诗艺。
文社不同于随兴的偶合，更注重定制的规范，有特定的例日、场所和主题。诗社和文社在明清时期的兴盛和科举制度密切关联，当时的士子为了在科场上脱颖而出，往往济济一堂相互切磋，顺带提升诗文功力。明代的东林、复社等文人结社最早就是为了制艺而聚集起来的。《具陈复社本末疏》云：“我朝制科取士，因重时文，凡选乡会中式文曰程墨，选进士文曰房书，选举人文曰行卷，其诸生征文汇选曰社稿，……窃惟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义所不废。推广溥志，不过欲楷模文体，羽翼经传耳。”⑦这些文社和诗社起初并未预料到日后会造成全国性的政治影响。 明亡之后，清代统治者对前朝的文人结社、紊乱政局之行深恶痛绝，对朝野上下尤其是前朝遗民集中的江南地区的文人集会行为严厉禁绝，但随着清代政局的逐步稳定，且清代文社和诗社的功能也渐渐还原至制艺和诗文本身，朝廷对文人集会的控制开始慢慢放松。但尽管如此，以文会友、动机单纯的文人集会还是会受到俗世的种种干扰。如金捧阊便在文集中描述了一场未能尽兴的集会：
辛亥余受谈湘亭，聘馆陶园，野水红桥，小山绿竹，历历忆之。仿米家之韵事，已易新诗，驻陶氏之名园，如逢旧雨。庄竹所、蒋立庵、赵味辛辈过访，并以新诗见赠。味辛元唱，有芳邻喜结羊求侣，杨随安次韵，有输与羊求频过从之句，谓李鹿仔、唐乐野也。吾乡前辈名家，次韵几及三百首。将以付梓，忽被俗客投笺，遂致中辍，至今怅然。⑧
但大多数的诗社和文社在清代中后期还是发展比较顺利并形成了潮流。清代常州前黄杨氏腾光馆文会就单纯只是研习制艺，洪亮吉曾回忆，杨氏“子弟会文之所曰腾光馆，饶有泉石之胜，凡外人预斯会，得隽者又数十人。余童年亦预焉”⑨。清代乾嘉年间，常州文化界的人才开始不断涌现，诗社和文社正是基于文人正常的交游需求而兴盛的，其中诗社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杨伦先祖杨兆鲁曾道：“壬子五十五岁，举诗文社于近园，一月一举，同社毛补庵重倬、黄艾庵永、毛公阮羽宸、董易农文骥、龚琅霞百药、孙风山自式、陈椒峰玉基、董舜民元凯、钱梅仙嘏（虞山人），共十人。”⑩
《毗陵诗录》中详尽地收录了清代常州的重要诗社：
有清武阳夙称诗国。清初六逸，洪北江先生以杨为首，邹訏士、董文友、陈赓明、龚介眉四先生称毗陵四家，其时有谷饴社、浣花社、峨眉社、碧山吟社，互张旗鼓，学子翕然从之。乾隆壬寅癸卯间味辛先生偕蒋莘仲、程命三、庄勉余、蜚英、皋直五先生共举吟社，闻风入社时有增加。数十年大略言之：杨氏腾光馆、赵氏山茶厅、味辛斋、汤氏东坡遗馆、左氏念宛斋、洪氏卷施阁、管氏读雪山房、陆氏崇百药斋、双白燕堂、汪氏采真轩，为诗人觞咏最盛之所。庚申后仅存山茶厅、读雪山房、东坡遗馆、采真轩，赓歌久歇，采真轩今且为握算之所矣。
其中“吟社”的诗主便是赵怀玉、蒋熊昌、程景傅、庄绳祖、庄选辰、庄勇成等六人。
乾隆壬寅，癸卯间里中六人共举吟社，太守蒋君莘仲先生其一也。其五人则程学傅命三、庄文学勉余、大令蜚英、进士皋直及余而已。自余闻风入社，时有增加。而此六人未尝更易。每浃旬必一举拈题赋诗，征经史，作新令，往往流连达旦。惜乎仅二年而止。
岁壬寅，乞假归省，偕君（庄勇成）举吟社，同会者程君景傅、蒋君熊昌及君族子绳祖、选辰，它客或有增减，此六人常在座。每集拈题分体后，各出觞政，务为新奇以取胜，往往达旦不止，乡党友朋之乐是岁为极盛。
赵翼、洪亮吉、杨伦等也经常出没于“吟社”，赵翼描述过“吟社”的集会场所：“好联北郭新吟社，恰近东坡旧寓楼”。杨伦三次记载过“吟社”的集会时间：“中秋后三日蒋立庵太守息养斋吟社八集，观苏文忠书丰乐醉翁两亭记拓本”，“重九前一日遂初堂吟社九集同赋小兰亭三味柏之甘蕉”，“九日立庵太守息养斋吟社十集，同用工部蓝田崔氏庄韵”，从八月十八至九月初九短短二十余天，“吟社”多次频繁地集会。
除了诗社和文社之外，清代常州文人的集会还体现在怡老会、修禊等。
怡老会主要是致仕归乡的官员养老怡情、同忆宦途的集会场所，最早可追溯到唐代白居易的香山会。在此后，怡老会作为科举仕宦成功的文人老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发展起来，清代常州士子在科举仕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的怡老会也达到了鼎盛。汤大宾“暇与里中耆宿仿唐宋人故事，举同甲九老会诸会，一时称为人瑞”。汪廷栻“丁酉、戊戌之间集同里庄君燧、汤君大奎、杨君望秦、庄君炘及余为真率之会，号饮中六友”。“程霖岩、汤蓉溪、杨静叔与君同甲午生，皆八旬以外，有四老人会。”由此可见清代怡老会在文人生涯暮年的交游中增益良多。
修禊则来源于一年春暖花开之季在江河边洗濯以祓除不祥的民间传统，之后逐渐摆脱了时节和河流的限制，也演化为文人交游的重要形式。其间赋诗唱酬，远足踏青，兰亭修禊就是文人交集的产物。修禊的形式更为小巧灵便，包括游园赏玩、寒暑消解等。清代常州流行更重要的修禊是以仰怀苏轼为主旨的文人交游。苏轼与常州有着不解之缘，他的文风和人格也影响着一代代常州的文人。“枝园笠屐祝生朝，玉局风流迹未消。欲问紫藤花在否，几回行过顾塘桥”。舣舟亭传说是苏东坡初次结缘常州系舟之处，每逢东坡生日或忌日，清代常州文人便修禊以慰先贤。洪亮吉曾言：“余外家蒋氏岁常以生卒日祀东坡，并为会。”并在古藤歌诗下作小序：“藤相传为宋苏文忠公寓孙氏宅时手植，今宅归汤方伯雄业。三月十九日汤公子招同人宴集花下，即席赋此。”
以文会友是天下文人的共同心愿，文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尤其重视对他人和自身的认同，文人交游正是基于这种情感和认同感的双重渴望成为文人活动的重要一环。清代常州的文人辈出使得文化的集群现象成为一种普遍，而且常州悠久的文脉延续也能够维持文人交游的高层次需求。以诗社和文社为主，怡老会和修禊为补益的常州文人交游活动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是在江南乃至全国都较为罕见的，这从世人对“毗陵七子”交游的描述和“毗陵七子”本身的文集中就可见一斑。
注释：
①刘诗南.清诗流派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91-416.
②（清）毕沅.教经堂诗集序[M].清嘉庆四年刻本.
③（清）吴育.亦有生斋集文序.
④（清）钱伯坰.《钱鲁斯书册跋》，引自张惟骧《小双寂庵琐谈》，民国稿本。
⑤（清）顾炎武.《社》，《日知录》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⑥（清）杜登春.《社事始末》，《丛书集成初编》本。
⑦（清）金捧阊.《陶园雅集》，《客窗偶笔》卷三。
⑧（清）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五。
⑨（清）杨兆鲁.《自编年谱》，《遂初堂文集》卷十。
⑩（清）赵震.《毗陵诗录》绪言。
（清）赵怀玉.《息养斋诗序》，《亦有生斋集文》卷四。
（清）赵怀玉.《文学庄君墓志铭》，《亦有生斋集文》卷一八。
责任编辑：张丽
[关键词]清代 常州 毗陵七子 文人交游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0-0080-02
清代常州文人辈出，英才荟萃，而其中最耀眼的莫过于“毗陵七子”，这是常州历史上最富盛名的学人群体，主要成员有黄景仁、洪亮吉、孙星衍、赵怀玉、吕星垣、杨伦等七人，他们交游甚密、相互唱和，在文学尤其是诗词方面留下了璀璨的史迹。《清诗流派史》①十分重视常州诗人的诗词成就，而“毗陵七子”就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清代经学大师毕沅曾赞誉道：“今毗陵钱文敏公以沉宏博丽之才，提倡后学，一时异才辈出，指出胜屈。而七子为最著，惊才绝艳，均齿齐名已二十年，其长者甫逾强仕，或入直承明，出为令长，抑亦盛矣。”②清代书法家吴育也羡慕赵怀玉“年二十余以诗文翰墨布人口，与郡中洪编修亮吉、孙观察星衍诸君有七子之目，一时交游之盛殆偏东南”③。
钱伯坰作为清代常州籍的书画大师对同时代活跃的同里文人曾经有过如下生动有趣的描述：
吾乡卅年前墨卷盛行，鲜究实学，士风大坏。自余姑子庄虚庵（庄炘）年十五，即以诗文著声，刘文定（刘纶）尝谓当为吾常首屈一指。家叔竹（钱维乔）初继之，予以追附其间。然家叔以十五岁冠军入泮，制艺已造精深，予则未能也。虚庵长予六岁，家叔少予一岁，及后得管氏竹林（管世铭）、庄宝书（庄然一）、赵味辛（赵怀玉），互相切磋，不肯随俗。味辛订交时年十四耳。至予羁留都下十数年，闻家乡有七才子之目，为洪稚存、黄仲则、杨西河伦、徐尚之书受、孙渊如、吕星垣，味辛首列焉。洪则蒋心余先生赠诗有云：“万口争传洪礼吉”者也。渊如尊人抡元勋为余至契，渊如年十二，杂坐联句，应声云：“吾侪放浪百年后，仍作星斗归青天。”气概大是不凡。仲则善铁笔，或投之石，辄置之，在京师半日为予刻石三方。尚之亦晤于京师，尝持诗册属订，余为直笔，极为投契。余丁酉自京师，偕尚之旋里，获与洪杨诸君畅叙，诸君则深避嫌于七子之称也。稚存入都时，请余曰：“功名中若有一毫苟且，且即无以对良友，请识之。”杨系表亲，星垣为余姑子也。今七子中赵得中书，杨成进士，洪举人，徐中副车，余三人为秀才，余旋里后又得表弟蒋汉房云一，熟史学，工篆隶，深《易经》。其从弟松如、承曾学亦相似，特工制艺。庄印山宇逵，诗文成名家，精史学。诸子立行不苟，夜无杂梦，酒兴独豪。庄大久献可昔富于诗，忽弃之，读《周礼》成书，其从祖方耕宗伯亟赏之。洪稚存论其似蔡邑独断后注《春秋》。庚子同赴试金陵，归过黄天荡，狂风陡作，船几覆，同人失色，大久犹手持《春秋》一篇如故也。姑子董超然达章少不好文，至二十许，方笔忽奇突，学诗半年，蓦入杜、韩之至，今在京师。前得徐尚之书云：“董超然学业有成，纪晓岚少司空、程鱼门编修诸先生甚垂之。”杨君六梦府早成孝廉，工骈体，翁覃溪学士推为徐庾后身，此数子说吾邑中未易才也。顾余自束发以来，所服膺弗释者，有汤宾鹭修业三丈，孝行克修，熟理学源流，《明史》年月甲子，皆考订无误。制艺直逼罗艾，诗赋余技，亦足睥睨一切，著书甚夥，不肯示人，唯余得览观焉。年五十余犹然。从子纬堂（汤大奎）亦当日墨卷名家，特工诗古文词者也。兰楣同学出此册索书，因见纬堂诗话，旧雨兴怀，为录数则，则又举里中所知缀其后。兰楣少负隽才，他日气类之感，安知其不有合也。时乾隆癸卯正月谷旦，钱伯坰记。④
他的叙述就像一幅精美的画卷，将当时常州文人的社会关系和交游状况绘制地栩栩如生，文人专长各有特色且多才多艺，而“毗陵七子”的身边总是浸染着浓厚的文化气息，这也是清代常州文士辈出繁荣景象的一个缩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毗陵七子”成员都与其他密切交游的文人之间存在着或远或近的血亲关系，甚至彼此之间就有着亲戚关系。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清代常州文人交游的一个基本特征。文人的血亲关系来源于文化世家大族的姻娅联结，宋朝就逐渐形成的宗族社会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达到极度繁荣，时代姻娅的联系有助于巩固延续宗族的名望、扩展发扬宗族的影响。常州的文人大多依托于所出身的文化望族，而彼此之间的血亲联系为清代常州文人的交游奠定了便利的基础。
而将视野扩展到整个清代常州府，翻阅当时的文人笔记就可以发现，关于文人集会的相关记载也尤其丰富，这也是常州文人交游网络进一步拓展的平台。“毗陵七子”就最早得名于乾隆三十九年无虚日的“文燕往来”。《论语·颜渊》曰：“君子以文会友。”这种才人聚会、以艺交游的方式就叫会文。文人集会现象在文化史上贯穿始终，至唐宋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定制，在明清两代达到了顶峰。
文人集会发展到明清阶段最常见的就是文人结社，包括诗社和文社。“社”最早是指土地神和对土地之神进行祭祀的民俗，但这个涵义也逐渐扩展到学术和文化的领域，“后人聚徒结会亦谓之社”⑤，如佛教徒的集会的可称为“僧社”，又如志气相投的文人集会可称为“文社”。“合气类之相同，资众力之协助，主于成群聚会而为名者也”⑥，这也是文人集群的首要条件。诗文是文人集会的核心话题，尽管文人在萍水相逢的雅集中也都有独立创作的骊言佳句，分题探韵和唱酬和答也更助诗性和文采。但更重要的是，在固定的诗社或文社的活动中，文人更能建立深厚的情谊并提高文质和诗艺。
文社不同于随兴的偶合，更注重定制的规范，有特定的例日、场所和主题。诗社和文社在明清时期的兴盛和科举制度密切关联，当时的士子为了在科场上脱颖而出，往往济济一堂相互切磋，顺带提升诗文功力。明代的东林、复社等文人结社最早就是为了制艺而聚集起来的。《具陈复社本末疏》云：“我朝制科取士，因重时文，凡选乡会中式文曰程墨，选进士文曰房书，选举人文曰行卷，其诸生征文汇选曰社稿，……窃惟文者昭代之所重，社者古义所不废。推广溥志，不过欲楷模文体，羽翼经传耳。”⑦这些文社和诗社起初并未预料到日后会造成全国性的政治影响。 明亡之后，清代统治者对前朝的文人结社、紊乱政局之行深恶痛绝，对朝野上下尤其是前朝遗民集中的江南地区的文人集会行为严厉禁绝，但随着清代政局的逐步稳定，且清代文社和诗社的功能也渐渐还原至制艺和诗文本身，朝廷对文人集会的控制开始慢慢放松。但尽管如此，以文会友、动机单纯的文人集会还是会受到俗世的种种干扰。如金捧阊便在文集中描述了一场未能尽兴的集会：
辛亥余受谈湘亭，聘馆陶园，野水红桥，小山绿竹，历历忆之。仿米家之韵事，已易新诗，驻陶氏之名园，如逢旧雨。庄竹所、蒋立庵、赵味辛辈过访，并以新诗见赠。味辛元唱，有芳邻喜结羊求侣，杨随安次韵，有输与羊求频过从之句，谓李鹿仔、唐乐野也。吾乡前辈名家，次韵几及三百首。将以付梓，忽被俗客投笺，遂致中辍，至今怅然。⑧
但大多数的诗社和文社在清代中后期还是发展比较顺利并形成了潮流。清代常州前黄杨氏腾光馆文会就单纯只是研习制艺，洪亮吉曾回忆，杨氏“子弟会文之所曰腾光馆，饶有泉石之胜，凡外人预斯会，得隽者又数十人。余童年亦预焉”⑨。清代乾嘉年间，常州文化界的人才开始不断涌现，诗社和文社正是基于文人正常的交游需求而兴盛的，其中诗社的重要性更为突出。杨伦先祖杨兆鲁曾道：“壬子五十五岁，举诗文社于近园，一月一举，同社毛补庵重倬、黄艾庵永、毛公阮羽宸、董易农文骥、龚琅霞百药、孙风山自式、陈椒峰玉基、董舜民元凯、钱梅仙嘏（虞山人），共十人。”⑩
《毗陵诗录》中详尽地收录了清代常州的重要诗社：
有清武阳夙称诗国。清初六逸，洪北江先生以杨为首，邹訏士、董文友、陈赓明、龚介眉四先生称毗陵四家，其时有谷饴社、浣花社、峨眉社、碧山吟社，互张旗鼓，学子翕然从之。乾隆壬寅癸卯间味辛先生偕蒋莘仲、程命三、庄勉余、蜚英、皋直五先生共举吟社，闻风入社时有增加。数十年大略言之：杨氏腾光馆、赵氏山茶厅、味辛斋、汤氏东坡遗馆、左氏念宛斋、洪氏卷施阁、管氏读雪山房、陆氏崇百药斋、双白燕堂、汪氏采真轩，为诗人觞咏最盛之所。庚申后仅存山茶厅、读雪山房、东坡遗馆、采真轩，赓歌久歇，采真轩今且为握算之所矣。
其中“吟社”的诗主便是赵怀玉、蒋熊昌、程景傅、庄绳祖、庄选辰、庄勇成等六人。
乾隆壬寅，癸卯间里中六人共举吟社，太守蒋君莘仲先生其一也。其五人则程学傅命三、庄文学勉余、大令蜚英、进士皋直及余而已。自余闻风入社，时有增加。而此六人未尝更易。每浃旬必一举拈题赋诗，征经史，作新令，往往流连达旦。惜乎仅二年而止。
岁壬寅，乞假归省，偕君（庄勇成）举吟社，同会者程君景傅、蒋君熊昌及君族子绳祖、选辰，它客或有增减，此六人常在座。每集拈题分体后，各出觞政，务为新奇以取胜，往往达旦不止，乡党友朋之乐是岁为极盛。
赵翼、洪亮吉、杨伦等也经常出没于“吟社”，赵翼描述过“吟社”的集会场所：“好联北郭新吟社，恰近东坡旧寓楼”。杨伦三次记载过“吟社”的集会时间：“中秋后三日蒋立庵太守息养斋吟社八集，观苏文忠书丰乐醉翁两亭记拓本”，“重九前一日遂初堂吟社九集同赋小兰亭三味柏之甘蕉”，“九日立庵太守息养斋吟社十集，同用工部蓝田崔氏庄韵”，从八月十八至九月初九短短二十余天，“吟社”多次频繁地集会。
除了诗社和文社之外，清代常州文人的集会还体现在怡老会、修禊等。
怡老会主要是致仕归乡的官员养老怡情、同忆宦途的集会场所，最早可追溯到唐代白居易的香山会。在此后，怡老会作为科举仕宦成功的文人老年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发展起来，清代常州士子在科举仕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的怡老会也达到了鼎盛。汤大宾“暇与里中耆宿仿唐宋人故事，举同甲九老会诸会，一时称为人瑞”。汪廷栻“丁酉、戊戌之间集同里庄君燧、汤君大奎、杨君望秦、庄君炘及余为真率之会，号饮中六友”。“程霖岩、汤蓉溪、杨静叔与君同甲午生，皆八旬以外，有四老人会。”由此可见清代怡老会在文人生涯暮年的交游中增益良多。
修禊则来源于一年春暖花开之季在江河边洗濯以祓除不祥的民间传统，之后逐渐摆脱了时节和河流的限制，也演化为文人交游的重要形式。其间赋诗唱酬，远足踏青，兰亭修禊就是文人交集的产物。修禊的形式更为小巧灵便，包括游园赏玩、寒暑消解等。清代常州流行更重要的修禊是以仰怀苏轼为主旨的文人交游。苏轼与常州有着不解之缘，他的文风和人格也影响着一代代常州的文人。“枝园笠屐祝生朝，玉局风流迹未消。欲问紫藤花在否，几回行过顾塘桥”。舣舟亭传说是苏东坡初次结缘常州系舟之处，每逢东坡生日或忌日，清代常州文人便修禊以慰先贤。洪亮吉曾言：“余外家蒋氏岁常以生卒日祀东坡，并为会。”并在古藤歌诗下作小序：“藤相传为宋苏文忠公寓孙氏宅时手植，今宅归汤方伯雄业。三月十九日汤公子招同人宴集花下，即席赋此。”
以文会友是天下文人的共同心愿，文人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尤其重视对他人和自身的认同，文人交游正是基于这种情感和认同感的双重渴望成为文人活动的重要一环。清代常州的文人辈出使得文化的集群现象成为一种普遍，而且常州悠久的文脉延续也能够维持文人交游的高层次需求。以诗社和文社为主，怡老会和修禊为补益的常州文人交游活动无论从质量还是数量上都是在江南乃至全国都较为罕见的，这从世人对“毗陵七子”交游的描述和“毗陵七子”本身的文集中就可见一斑。
注释：
①刘诗南.清诗流派史[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391-416.
②（清）毕沅.教经堂诗集序[M].清嘉庆四年刻本.
③（清）吴育.亦有生斋集文序.
④（清）钱伯坰.《钱鲁斯书册跋》，引自张惟骧《小双寂庵琐谈》，民国稿本。
⑤（清）顾炎武.《社》，《日知录》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⑥（清）杜登春.《社事始末》，《丛书集成初编》本。
⑦（清）金捧阊.《陶园雅集》，《客窗偶笔》卷三。
⑧（清）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五。
⑨（清）杨兆鲁.《自编年谱》，《遂初堂文集》卷十。
⑩（清）赵震.《毗陵诗录》绪言。
（清）赵怀玉.《息养斋诗序》，《亦有生斋集文》卷四。
（清）赵怀玉.《文学庄君墓志铭》，《亦有生斋集文》卷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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