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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系统不仅有自然和环境属性， 更有着民族和文化属性，因此产生了民族生态文化。民族生态文化是各民族对所处生态系统的认识、利用和治理的相关文化，这一文化蕴含着各民族对生态环境的观念和信仰，也包括各民族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知识、技术和制度。在当今全球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民族生态文化认同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特别是在自然资源治理、适应气候变化、灾害风险治理等领域有着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可以为民族地区的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文明的建设做出贡献。同时，通过对不同民族生态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交融和认同，强调不同民族在相同或相似生态系统内的共存和共生关系，发掘在不同民族生态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共同民族生态观，可以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文化理论支持。
关键词：民族生态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生态;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1 - 0017 - 10
全球日益加剧的环境变化以及相关灾害的频繁发生，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提出了挑战。尽管人类为减缓气候变化、治理环境已经从技术和政策层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要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就应该认识、理解和重视人类与气候在长期相互影响中所形成的生态文化，让这一文化在维护生态系统、保护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而多样的生态系统与自然环境之中，产生了丰富而多元的民族生态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民族内部的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同时，由于诸多民族长期共同居住在相同或相似的生态系统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生态文化得到了相互交流和交融，由此形成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生态文化认同。
民族生态文化及其认同的研究需要专门的理论和方法支持，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结合笔者的思考，从概念、构成和特点等方面对民族生态文化进行探讨;其次，在民族生态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这一文化的认同。目的是呈现民族生态文化及其认同对中国民族社会的意义——民族生态文化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贡献。
一、民族生态文化
（一）民族生态文化的基础
开展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首先要了解这一文化的基础，那就是“文化生態”（cultural ecology）与“生态文化”（ecological culture）。
1.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
“文化生态”一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被应用于人类学领域，由美国新进化论者怀特和斯图尔德创立，主要用于研究人类对社会和物理环境的适应。
怀特和斯图尔德从3个方面确立了文化生态学的学科地位：首先，文化发展是通过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而这种利用效率又会导致人口增加、生产力和经济的专业化;其次，文化的进化是由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的需要所决定的，如果其中自然环境的条件基本相似、社会的技术发展水平也几乎相同，即使它们在地理位置上彼此远离而不彼此接触，但也会以这种方式进化;第三，文化形态的产生源于自然环境与社会技术动力水平之间的关系。
文化生态学研究主要包括如下4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文化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如何呈现出特定社会文化特征的特征，即特定文化中固有的生境和技术的比率，尤其是对公共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使用;其次，文化生态学研究与自然资源技术开发和对最初文化其他方面有关的行为，以及不同部分文化的相互适应;第三，文化生态学试图解释跨文化差异的起源和适用于任何文化和自然互动的一般规律，同时回答一个问题：社会是否需要发展特定行为或整合足够的固有文化特征来适应环境[1]？文化生态学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并提出了生态人文主义，即对所有生命形式及其生存环境的尊重。
2.生态文化（ecological culture）
同样在20世纪中期，斯图尔德又提出了“生态文化”这一概念。在不列颠词典上，生态文化被定义为“一套规范社会、公众群体和个人对自然态度的准则、信念和方式”。随后，不同研究者给予了生态文化这一概念及其内容相当广泛的诠释。
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类型，生态文化源于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认知，以促进人类健康的生活方式，使社会经济、国家和每个人的生态安全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因此，生态文化也是人类在特殊自然环境中获得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自制力量。针对社会生态文化，可以从生态和文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它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生态活动的文化，也可以作为文化的生态层面来研究。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个社会的生态文化被定义为实现保护和恢复社会所处自然环境的所有结果的结构;第二，当涉及到文化的生态方面时，是指克服历史上出现的有害生态变迁的方式，这类有害的生态变迁由人类行为引发和转化。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世界形象”，反映了一种社会和自然关系的状态，体现了它们的和谐统一，使得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现实的探索更为高效，并强化了自身的个体认同这一过程[2]。
因此，生态文化被认为是：1）历史上，以生命的形式和类型来表达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和能力，有助于创造人类价值观，其特点是对人类生态问题的深刻，普遍和共同的认识;2）生态圈社会，包括相关的生态需求，态度和学科;3）在了解生物圈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环境，包括在自然环境影响下自然变化的直接和长期人类活动的影响。生态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在生态教育、公众意识和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生态系统将自然视为地球的生命壳，由自我调节的生态系统组成。保持团结和最大生产力将促进整个生物圈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总之，生态文化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和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一种文化，为生态系统创造了一种善良的文化以及相关的原则和条件。
（二）民族生态文化的概念 生态系统是影响各民族及其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生态环境的变化在民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今天，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的日益加剧及其对民族社会的深远影响，各民族应该从文化的视角与高度去理解和思索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核心就是民族生态文化。
因此本文认为，民族生态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对所处生态系统的认识、利用和治理的相关文化，这一文化蕴含着各民族对生态环境的观念和信仰，也包括各民族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知识、技术和制度，是各民族对生态系统的理解与思索。民族生态文化体现在各民族的宗教崇拜、文学艺术、制度法律、行为物质等诸多领域。民族生态文化是理解各民族与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其适应等问题的重要基础。在当今全球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特别是在自然资源治理、适应气候变化、灾害风险治理等领域有着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民族生态文化是各民族与生态系统互动的产物，它存在于不同自然环境、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地区的民族和族群之中，丰富而多元。民族生态文化主要包括以下2个层面的内容：首先，生态系统对社会的发展和生产生活产生了影响，人类观察到了这些影响并且产生了对生态系统的认识、观念和信仰;其次，人类对生态系统开展利用和治理，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相关的传统知识、科学技术和制度规范。总之，民族生态文化是各民族对生态系统的思索、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反思，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民族应对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
（三）民族生态文化的构成
民族生态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具有丰富的内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其理论体系可以分为如下4个层面。
1.思想意识层面。长期以来，在人类在与生态系统的互动过程中，逐步有了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体现在宗教信仰与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指导着人类与生态系统相关的行为方式。
2.行为方式层面。生态系统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模式，但人类并不是被动地受制于生态系统。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对于局部生态系统，人类形成和掌握了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利用和维护自然资源的知识与技术。
3.制度层面。人类在利用和治理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关的习俗、规范、约定和法律。为了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就必须进行制度建设，以规范与约束人类与生态系统相关的行为方式。
4.物质层面。人类在利用、治理和改善生态系统过程中，通过思想意识的指导、行为的实施与制度的规范，建设了相关的物质成果，发展了产业，并形成了具有文化内涵和象征的文化遗产。
（四）民族生态文化的特点
民族生态文化既具有上述普遍意义上的理论构成，还具有共性与民族性、自然性与文化性、相同性与差异性、时代性与延续性等特点。
1.共性与民族性。民族生态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因此具有共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传统文化中，生态环境都有着共同或者相似的象征，并被赋予了类似的文化涵义。同时，不同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条件各异，他们对生态系统的观察、认知、理解以及赋予的意义是不同的，利用与治理的方式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民族生态文化又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性。
2.自然性与社会性。民族生态文化是关于自然性的生态系統与社会性的民族族群之间相互关系的文化，它与其他传统的人文文化不同，是一种自然与社会相交叉的文化，因此同时具有自然性与文化性。不同的生态系统是产生不同民族生态文化的客观基础，不同的社会会孕育出有着各自特征的民族生态文化，在不同的文化、信仰和宗教背景下，民族生态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3.相同性与差异性。生态系统影响着所有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因此民族生态文化具有相同性。同时，由于生态系统在不同区域的具体差距，也必然形成民族生态文化的差异性。居住在同一流域或山体生态系统的各民族，他们所产生的民族生态文化就会有较大的相同性。但由于具体居住地在流域上下游位置和山体高中低海拔的不同，不同民族甚至同一民族的民族生态文化又会有较大的差异。
4.时代性与延续性。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随着自然环境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迁，人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和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治理方式等是不同的，所产生的民族生态文化也是不同的，因此具有时代性。但尽管不同时期的民族生态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性，但也有着不可割裂的延续性，当今现代各民族的生态文化必然是历史上不同时期传统民族生态文化的汇集与融合。
二、民族生态文化认同
哲学家、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最早提出了“认同”一词，“认同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3]。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是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这一概念加以改造，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成为他的自我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柱石，也是他3大创新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他自己说在使用了这个概念之后，“认同已经变成了一个到处弥漫，深不可测的术语了。”埃里克森使用认同概念的领域十分广泛，他说“当人类有了自我意识和对自己及他人的责任感时，人类才被划分为不同的种类，而每个种类都有他自己过分限定的认同。” 因此他认为有种族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集团认同、文化认同等等[4]。
（一）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概念
今天，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的日益加剧及其对民族社会的深远影响，各民族应该从民族、生态和文化认同的综合视角去理解和思索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应运而生。
民族生态文化认同是各民族基于所生活的相同或相似的生态系统，在长期适应、利用和治理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对由此产生的生态文化的共识和认可。这一认同不仅蕴含着各民族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知识、技术和制度的认同，也包括各民族对生态系统的认知、观念和信仰的认同，是对民族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认同，这一认同存在于个体的认识与群体的共识之中。 民族生态文化认同是各民族对生态系统和文化的思索、是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反思，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民族应对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构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因此，民族生态文化认同既包括同一民族对本民族生态文化的内部认同，也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生态文化的相互认同。
（二）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构成
生态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构成了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三重结构，其中，生态认同是基础，民族认同是前提，文化认同是核心。
1.生态认同
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提出了生态认同（ecological identity）这一概念。波顿在其《生态与认同》一文中认为生态学的研究导致了身份认同和心理视角的变化，并为“生态认同”提供了基础：重塑一个人的观点，重构价值观，重组观念，改变个体的自我导向、社会和环境导向行为[5]。
1996年，美国学者托马斯豪在其专著《生态认同》中提出了生态认同的概念，他认为生态认同是人们在与地球的关系中自我解释的方式，体现在个性、价值观、行为和自我意识上。生态认同描述了人们如何在与自然的关系中扩展自我意识，以及这种意识的识别程度，认同的對象必须通过个体来完成。每个人的生态认同路径反映了他或她对生态关系的看法，这些看法包括认知、直觉和情感。生态认同具有概念完整性，因为有证据表明人们会根据他们的生态世界观来采取行动或者塑造他们的个性。对生态的认知或直觉理解可能会显著改变个人的认同[6]。国内对生态认同的研究并不多见，吴建平在《生态自我：人与环境的心理学探索》中提及了生态认同，认为生态认同是生态自我的三重结构之一，生态认同是在认知层面对生态自我的建构，生态认同是人对其他生命形式存在的认同。人类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不是与自然分离、对立的个体，从而缩小人与自然的疏离感，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人对生态系统的认同过程[7]。
生态认同是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基础。生态系统的变化在民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生态系统是导致各民族形成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关键性因素。民族生态文化认同首先有其生态基础，即人们对所处生态系统的认知和升华形成了对民族生态文化的共识与认可，也就是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因此，民族生态文化认同不仅与各民族的文化发展相关，而且还与各民族对生态系统的利用、改造、维护和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2.民族认同
民族都具有一般的共同特征，即是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生活方式（有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的具体形式）和共同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的人们共同体。而共同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则是最主要的特征[8]。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是构成民族认同的基础，而民族认同则是最终形成民族的先决条件。
郑晓云在《文化认同论》一文中，提出文化认同的同时，也提出了民族认同。郑晓云认为，民族会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而文化伴随人类始末，且文化认同可以跨越民族，因而文化认同的范畴比民族认同更广。但是，文化认同需要以民族为载体，以民族认同为基础;而民族又以文化为聚合，文化成为民族认同的灵魂，是民族认同的基本依据。一个民族对于其文化及族体的认同，也就是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包括2个层次：第一，民族是一个人们共同体，对这一共同体中人们的相互关系的认同，是民族认同中的核心问题。第二，民族认同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很长的时期内文化之间的差异表现为民族之间的差异，一种文化体系以民族为载体，而民族也是以文化为聚合的[9]92 - 94。
民族认同是一个被广泛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国内外学者都给予了不同的定义，并认为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有的学者将民族认同定义为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文化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10]。有的学者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每个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一个人从出生便受自身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形成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11]。
民族认同是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载体，有民族的首先存在，然后才有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可言。民族是一个人们共同体，而生活在同一个生态系统则是形成这一共同体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同一生态系统中，人们形成了相同和相似的生计方式、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了民族生态文化的认同。但是，民族认同并不是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必要条件，对于相互没有民族认同的不同民族，由于他们生活在同一生态系统下，产生了相同和相似的民族生态文化，因此也具有民族生态文化的认同。
3.文化认同
埃里克森对文化认同做出了这样的定义，他认为“文化认同是描述个体心理活动，判断个体与群体产生联系又和群体区别开的自我意识”[12]。
在中国，郑晓云于19世纪90年代初首次提出了“文化认同”，并将其看作是一个文化的核心。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这种共识与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准则与价值取向。文化认同的内涵随着人类文化群体的形成、整合及人类文化的交融而扩大。文化认同是一个与人类文化发展相伴随的动态概念，是人类文化存在与发展的主位因素。文化认同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精神文化是文化构成中的核心，而文化认同则是精神文化的核心。文化构成可以被分为2大部分，一部分是文化的各种构成，一部分即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可以被视为文化的灵魂[9]3。
在郑晓云之后，国内逐渐开始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研究领域关注文化认同，并给予了文化认同不同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文化认同”是个体或民族等通过交往在观念上对某类价值的认可，是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定位和定向，并表现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13]。有的学者提出，“文化认同”是个体对文化倾向的共识，以使用相同文化符号、遵循共同文化理念、秉承共有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并由此产生深层心理积淀[14]。有的学者还对文化认同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认为狭义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所属文化的认同;广义文化认同则包括对本族文化和外来其他文化的认同[15]。 文化认同是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核心。民族生态文化是民族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民族生态文化的认同也是对这一文化体系的认同。民族生态文化认同以生态认同为基础，以民族认同为载体，但其核心却是文化认同。生活在不同生态系统下的民族，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迥异，虽然生态认同不同，但都会产生诸如尊重生命、保护环境、有节制地利用资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的文化认同;而生活在同一生态系统下的不同民族，虽然没有共同的民族认同，但却产生了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认同。因此，文化认同是衡量民族生态文化认同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因素。
（三）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形成的过程与阶段
伴随着民族社会的发展，民族生态文化认同是一个长期的生态和文化互动的过程。首先，民族生态文化认同与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民族社会在认识、利用、治理和维护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其对生态环境与自身的认识都在发生变化。在民族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民族生态文化认同也在发生变化。其次，民族生态文化认同本身也是一个文化过程。民族文化发展和变迁的诸多因素，都会影响文化认同，当然也包括其中的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因此，在生态与文化的动态过程中，根据民族生态文化所包含的生活环境、生计方式、生态知识和生态信仰等四个要素，可以把认同的形成划分为4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层次。
1.生活环境的认同
对一个生态系统内生活的民族而言，无论其是世居还是迁居，在其刚接触到所处的生态系统时，都会对这一生活环境产生认识，并进而形成生境认知。生境的认知是初步的，但却可以就一些基本的生态环境现象达成共识，为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奠定早期的基础。
同一生态系统内生活的单一民族，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更容易对所处的生态环境产生认同。例如，生活在草原生态系统中的哈萨克族牧民，通过对草原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最直观的了解和直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草原生境认知，并进而产生对草原生活环境的认同，甚至草原、苍狼、猎鹰等草原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素都成为了这一认同的符号和代表，以至于今天人们提及草原、苍狼、猎鹰等就会联想到哈萨克族。同样，生活在沙漠生态系统中的贝都因牧民，也形成了对沙漠生活环境的认同，骆驼和流沙成为贝都因人沙漠生境认同的象征。
在相同或相似生态系统内生活的不同民族，虽然没有民族认同的基础，但是也会对所处的生态环境产生认同。例如，澜沧江流域的藏族、布朗族、傣族、白族等民族，虽然各自属于不同的民族，但由于生活在相同或相似的流域生态环境内，通过对水、森林和土壤等流域环境的认识，形成了各自民族的生境认知，并在这些认知的基础上产生了共同的流域生活环境的认同，而水这一重要的流域生态因素成为了不同民族生活环境认同的基础。同样，共同生活在东南亚高原的不同山地民族和部落，对当地的山林、河流等环境因素有着相似的认识和认知，也形成了共同的山地生活环境的认同，而山则是这一地区不同民族对生活环境认同的基础。
2.生计方式的认同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各民族产生了各自传统的生计方式，传统生计方式基于当地的生态系统，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为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传统生计方式也逐渐有了文化的涵义，甚至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生计方式的个体和集体认同，是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拥有同一传统生计方式的单一民族，生计方式维持了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由此产生了对生计方式最基本的认同。例如，地处滇川藏交界处的藏民，由于东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产生了独特的半农半牧生计方式，并形成了对这一生计方式的认同。居住于新西兰南岛的毛利人部落，世代临海而居，形成了对传统的海洋渔业以及对这一生计方式的认同。
不同的民族在拥有相同或相似的传统生计方式时，也会产生生计方式的认同。例如，在青藏高原北部，藏族和蒙古族长期在这里生活，从事传统畜牧业，在相互交往和交流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畜牧生计方式的认同。对东南亚和南亚的山地民族、以及中国云南省的部分少数民族而言，刀耕火种一直是传统的生计方式，适应和利用当地的山地环境和自然资源，虽然属于不同的民族，但他们都對刀耕火种这一传统生计方式产生了认同。
3.生态知识的认同
传统生态知识是指某个特定区域的民族对当地生态系统直接和间接的观察和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识、利用、治理和维护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知识、技术、制度和规范。各民族在创造、运用和更新生态知识的基础上，通过长时间的积累逐步建立起了对这一知识的认同。
同一民族内部对自身的传统知识有着明确的认同，因为这是他们适应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传统生计的工具、方法和智慧，是整个民族实现生存和发展的保障。例如，作为北方少数民族中惟一曾以渔业为主的少数民族，赫哲族用鱼皮制作衣服的生态知识认同发展成为了整个赫哲族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同样，生活在俄罗斯、芬兰、瑞典和挪威的萨米人，他们用海豹皮毛制作服饰的生态知识认同也成为了该民族文化的认同，在定期举行的萨米人文化活动中，来自不同国家的萨米人通过展示和交流这些服饰来加强民族的认同。
不同民族对相似的传统生态知识也有着共同的认同，因为这是他们相互交换、交流和交融的技术、方法和智慧，是同一区域内不同民族间实现和谐相处和共同发展的保障。例如，在长期茶树种植的过程中，德昂族、布朗族和哈尼族等民族对茶形成了丰富的传统生态知识及其认同，包括对茶叶的认识、茶树的种植与管理、茶叶的用途与作用等方面。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秘鲁安第斯山地区的土著民族，不同部族间对高原农业生态知识产生了共同的认同，因此当这些生态知识受到气候变化及其灾害的影响时，他们在应对方式上也有高度的认同。
4.生态信仰的认同
生态信仰是各民族在认识、利用和维护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传统知识基础上，进行道德与精神层面的升华，从而产生对生态系统及其元素的禁忌、尊重和崇拜。生态信仰产生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是萨满教等原始宗教形成的基础，也被佛教、道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等成熟宗教所吸纳。今天，随着生态文明的提出与建设，生态信仰又超越了宗教界限，并被重新认识，以新的涵义融入现代社会的生态观念中，并形成了生态信仰的认同。因此，生态信仰认同是生态文化认同的高级阶段，生态信仰认同不仅成为民族源起的象征和身份的认同，而且还可以跨民族、跨国家和跨宗教存在，可以说生态信仰认同是文化大同的雏形。 生态信仰的认同首先存在于同一民族之中，基于一个民族自身的传统生态知识认同和升华。例如，德昂族对茶叶的生态信仰成为了该民族起源的认同，德昂族的创世神话中，德昂族的祖先是由天空中飘落的102片茶树叶变化而成的，单数的茶叶变成了男人，双数的茶叶变成了女人。
不同的民族也可以有共同或相似的生态信仰认同，在某种意义上生态信仰认同超越了宗教认同。例如，藏传佛教的神山信仰不仅存在于藏民族之中，也影响了青藏高原与喜马拉雅地区的纳西族、门巴族、羌族和珞巴族等民族，形成了神山信仰的认同。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周边国家的印度教、佛教中也有神山信仰的認同。
三、讨论与结论
中国各民族都有着丰富而多彩的传统生态文化，孕育出与自然环境有关的深邃的哲学思想、传统知识和技术、宗教信仰与崇拜、文学艺术等非物质文化，也产生了相关的工程建筑、工具设施和仪器设备等物质文化。从非物质与物质两个领域对民族生态文化认同进行研究，能够使人们对生态系统的认知、理解和观念进行自我反思与文化自觉，以协助各民族应对与治理当前和未来的生态环境。
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形成了各民族对生态系统的观点态度和行为方式，不同的文化认同背景下，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观念和行为是不一样的，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不同的。例如，古代传统生态文化认同形成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促使人们通过宗教与信仰的行为来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现代生态文化认同使得人们对工业文明掠取自然资源的方式进行反思，并倡导采取科学与文化的方式来维护与治理生态环境。研究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并把这些认同的观念吸收到今天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理解中，可以促进各民族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建立更为和谐的关系，实现民族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人类越来越日益意识到以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工业文明正在给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危机和隐患，人类的发展与文明模式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转型与变革，追求人与包括气候在内的自然环境因素建立和谐关系的命题提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议程，生态文明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变迁影响着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甚至直接改变了地球生态系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因此生态文明无法回避全球环境变化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就要求人类必须有应对与治理全球环境变化的智慧和能力。在民族地区，民族生态文化认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民族生态文化认同与生态文明的研究可以协助各民族更好地应对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从而更好地开展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同时，通过对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研究，强调不同民族在同一生态系统内的共存和共生关系，以及他们基于民族生态文化的相互交流、交往和交融，发掘各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文化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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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康智]
关键词：民族生态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生态;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 621X（2021）01 - 0017 - 10
全球日益加剧的环境变化以及相关灾害的频繁发生，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生存与发展提出了挑战。尽管人类为减缓气候变化、治理环境已经从技术和政策层面进行了诸多努力，但要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就应该认识、理解和重视人类与气候在长期相互影响中所形成的生态文化，让这一文化在维护生态系统、保护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中国各民族生活在复杂而多样的生态系统与自然环境之中，产生了丰富而多元的民族生态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民族内部的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同时，由于诸多民族长期共同居住在相同或相似的生态系统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生态文化得到了相互交流和交融，由此形成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生态文化认同。
民族生态文化及其认同的研究需要专门的理论和方法支持，有鉴于此，本文将首先结合笔者的思考，从概念、构成和特点等方面对民族生态文化进行探讨;其次，在民族生态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这一文化的认同。目的是呈现民族生态文化及其认同对中国民族社会的意义——民族生态文化在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价值，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贡献。
一、民族生态文化
（一）民族生态文化的基础
开展民族生态文化的研究，首先要了解这一文化的基础，那就是“文化生態”（cultural ecology）与“生态文化”（ecological culture）。
1.文化生态（cultural ecology）
“文化生态”一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被应用于人类学领域，由美国新进化论者怀特和斯图尔德创立，主要用于研究人类对社会和物理环境的适应。
怀特和斯图尔德从3个方面确立了文化生态学的学科地位：首先，文化发展是通过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而这种利用效率又会导致人口增加、生产力和经济的专业化;其次，文化的进化是由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的需要所决定的，如果其中自然环境的条件基本相似、社会的技术发展水平也几乎相同，即使它们在地理位置上彼此远离而不彼此接触，但也会以这种方式进化;第三，文化形态的产生源于自然环境与社会技术动力水平之间的关系。
文化生态学研究主要包括如下4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文化在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如何呈现出特定社会文化特征的特征，即特定文化中固有的生境和技术的比率，尤其是对公共食物和其他自然资源的使用;其次，文化生态学研究与自然资源技术开发和对最初文化其他方面有关的行为，以及不同部分文化的相互适应;第三，文化生态学试图解释跨文化差异的起源和适用于任何文化和自然互动的一般规律，同时回答一个问题：社会是否需要发展特定行为或整合足够的固有文化特征来适应环境[1]？文化生态学是建立在人文主义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并提出了生态人文主义，即对所有生命形式及其生存环境的尊重。
2.生态文化（ecological culture）
同样在20世纪中期，斯图尔德又提出了“生态文化”这一概念。在不列颠词典上，生态文化被定义为“一套规范社会、公众群体和个人对自然态度的准则、信念和方式”。随后，不同研究者给予了生态文化这一概念及其内容相当广泛的诠释。
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类型，生态文化源于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认知，以促进人类健康的生活方式，使社会经济、国家和每个人的生态安全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因此，生态文化也是人类在特殊自然环境中获得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自制力量。针对社会生态文化，可以从生态和文化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它既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生态活动的文化，也可以作为文化的生态层面来研究。在第一种情况下，一个社会的生态文化被定义为实现保护和恢复社会所处自然环境的所有结果的结构;第二，当涉及到文化的生态方面时，是指克服历史上出现的有害生态变迁的方式，这类有害的生态变迁由人类行为引发和转化。生态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世界形象”，反映了一种社会和自然关系的状态，体现了它们的和谐统一，使得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现实的探索更为高效，并强化了自身的个体认同这一过程[2]。
因此，生态文化被认为是：1）历史上，以生命的形式和类型来表达社会发展的创造力和能力，有助于创造人类价值观，其特点是对人类生态问题的深刻，普遍和共同的认识;2）生态圈社会，包括相关的生态需求，态度和学科;3）在了解生物圈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环境，包括在自然环境影响下自然变化的直接和长期人类活动的影响。生态文化作为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在生态教育、公众意识和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生态系统将自然视为地球的生命壳，由自我调节的生态系统组成。保持团结和最大生产力将促进整个生物圈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总之，生态文化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和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一种文化，为生态系统创造了一种善良的文化以及相关的原则和条件。
（二）民族生态文化的概念 生态系统是影响各民族及其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之一，生态环境的变化在民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今天，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的日益加剧及其对民族社会的深远影响，各民族应该从文化的视角与高度去理解和思索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的核心就是民族生态文化。
因此本文认为，民族生态文化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对所处生态系统的认识、利用和治理的相关文化，这一文化蕴含着各民族对生态环境的观念和信仰，也包括各民族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知识、技术和制度，是各民族对生态系统的理解与思索。民族生态文化体现在各民族的宗教崇拜、文学艺术、制度法律、行为物质等诸多领域。民族生态文化是理解各民族与生态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其适应等问题的重要基础。在当今全球环境变化的背景下，民族生态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特别是在自然资源治理、适应气候变化、灾害风险治理等领域有着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民族生态文化是各民族与生态系统互动的产物，它存在于不同自然环境、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地区的民族和族群之中，丰富而多元。民族生态文化主要包括以下2个层面的内容：首先，生态系统对社会的发展和生产生活产生了影响，人类观察到了这些影响并且产生了对生态系统的认识、观念和信仰;其次，人类对生态系统开展利用和治理，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相关的传统知识、科学技术和制度规范。总之，民族生态文化是各民族对生态系统的思索、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反思，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民族应对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
（三）民族生态文化的构成
民族生态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具有丰富的内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其理论体系可以分为如下4个层面。
1.思想意识层面。长期以来，在人类在与生态系统的互动过程中，逐步有了对自然环境的认知和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体现在宗教信仰与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指导着人类与生态系统相关的行为方式。
2.行为方式层面。生态系统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环境和模式，但人类并不是被动地受制于生态系统。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对于局部生态系统，人类形成和掌握了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利用和维护自然资源的知识与技术。
3.制度层面。人类在利用和治理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关的习俗、规范、约定和法律。为了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就必须进行制度建设，以规范与约束人类与生态系统相关的行为方式。
4.物质层面。人类在利用、治理和改善生态系统过程中，通过思想意识的指导、行为的实施与制度的规范，建设了相关的物质成果，发展了产业，并形成了具有文化内涵和象征的文化遗产。
（四）民族生态文化的特点
民族生态文化既具有上述普遍意义上的理论构成，还具有共性与民族性、自然性与文化性、相同性与差异性、时代性与延续性等特点。
1.共性与民族性。民族生态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因此具有共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多传统文化中，生态环境都有着共同或者相似的象征，并被赋予了类似的文化涵义。同时，不同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条件各异，他们对生态系统的观察、认知、理解以及赋予的意义是不同的，利用与治理的方式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民族生态文化又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性。
2.自然性与社会性。民族生态文化是关于自然性的生态系統与社会性的民族族群之间相互关系的文化，它与其他传统的人文文化不同，是一种自然与社会相交叉的文化，因此同时具有自然性与文化性。不同的生态系统是产生不同民族生态文化的客观基础，不同的社会会孕育出有着各自特征的民族生态文化，在不同的文化、信仰和宗教背景下，民族生态文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3.相同性与差异性。生态系统影响着所有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因此民族生态文化具有相同性。同时，由于生态系统在不同区域的具体差距，也必然形成民族生态文化的差异性。居住在同一流域或山体生态系统的各民族，他们所产生的民族生态文化就会有较大的相同性。但由于具体居住地在流域上下游位置和山体高中低海拔的不同，不同民族甚至同一民族的民族生态文化又会有较大的差异。
4.时代性与延续性。在不同历史阶段和社会发展进程中，随着自然环境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迁，人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和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与治理方式等是不同的，所产生的民族生态文化也是不同的，因此具有时代性。但尽管不同时期的民族生态文化有着较大的差异性，但也有着不可割裂的延续性，当今现代各民族的生态文化必然是历史上不同时期传统民族生态文化的汇集与融合。
二、民族生态文化认同
哲学家、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最早提出了“认同”一词，“认同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3]。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森是新弗洛伊德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这一概念加以改造，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成为他的自我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基础柱石，也是他3大创新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他自己说在使用了这个概念之后，“认同已经变成了一个到处弥漫，深不可测的术语了。”埃里克森使用认同概念的领域十分广泛，他说“当人类有了自我意识和对自己及他人的责任感时，人类才被划分为不同的种类，而每个种类都有他自己过分限定的认同。” 因此他认为有种族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集团认同、文化认同等等[4]。
（一）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概念
今天，随着全球环境变化的日益加剧及其对民族社会的深远影响，各民族应该从民族、生态和文化认同的综合视角去理解和思索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应运而生。
民族生态文化认同是各民族基于所生活的相同或相似的生态系统，在长期适应、利用和治理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对由此产生的生态文化的共识和认可。这一认同不仅蕴含着各民族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知识、技术和制度的认同，也包括各民族对生态系统的认知、观念和信仰的认同，是对民族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认同，这一认同存在于个体的认识与群体的共识之中。 民族生态文化认同是各民族对生态系统和文化的思索、是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反思，是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民族应对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构建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因此，民族生态文化认同既包括同一民族对本民族生态文化的内部认同，也包括不同民族之间生态文化的相互认同。
（二）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构成
生态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构成了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三重结构，其中，生态认同是基础，民族认同是前提，文化认同是核心。
1.生态认同
19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提出了生态认同（ecological identity）这一概念。波顿在其《生态与认同》一文中认为生态学的研究导致了身份认同和心理视角的变化，并为“生态认同”提供了基础：重塑一个人的观点，重构价值观，重组观念，改变个体的自我导向、社会和环境导向行为[5]。
1996年，美国学者托马斯豪在其专著《生态认同》中提出了生态认同的概念，他认为生态认同是人们在与地球的关系中自我解释的方式，体现在个性、价值观、行为和自我意识上。生态认同描述了人们如何在与自然的关系中扩展自我意识，以及这种意识的识别程度，认同的對象必须通过个体来完成。每个人的生态认同路径反映了他或她对生态关系的看法，这些看法包括认知、直觉和情感。生态认同具有概念完整性，因为有证据表明人们会根据他们的生态世界观来采取行动或者塑造他们的个性。对生态的认知或直觉理解可能会显著改变个人的认同[6]。国内对生态认同的研究并不多见，吴建平在《生态自我：人与环境的心理学探索》中提及了生态认同，认为生态认同是生态自我的三重结构之一，生态认同是在认知层面对生态自我的建构，生态认同是人对其他生命形式存在的认同。人类只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不是与自然分离、对立的个体，从而缩小人与自然的疏离感，同时这个过程也是人对生态系统的认同过程[7]。
生态认同是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基础。生态系统的变化在民族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生态系统是导致各民族形成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关键性因素。民族生态文化认同首先有其生态基础，即人们对所处生态系统的认知和升华形成了对民族生态文化的共识与认可，也就是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因此，民族生态文化认同不仅与各民族的文化发展相关，而且还与各民族对生态系统的利用、改造、维护和治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2.民族认同
民族都具有一般的共同特征，即是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生活方式（有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的具体形式）和共同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的人们共同体。而共同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则是最主要的特征[8]。共同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是构成民族认同的基础，而民族认同则是最终形成民族的先决条件。
郑晓云在《文化认同论》一文中，提出文化认同的同时，也提出了民族认同。郑晓云认为，民族会有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而文化伴随人类始末，且文化认同可以跨越民族，因而文化认同的范畴比民族认同更广。但是，文化认同需要以民族为载体，以民族认同为基础;而民族又以文化为聚合，文化成为民族认同的灵魂，是民族认同的基本依据。一个民族对于其文化及族体的认同，也就是民族认同。民族认同包括2个层次：第一，民族是一个人们共同体，对这一共同体中人们的相互关系的认同，是民族认同中的核心问题。第二，民族认同是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很长的时期内文化之间的差异表现为民族之间的差异，一种文化体系以民族为载体，而民族也是以文化为聚合的[9]92 - 94。
民族认同是一个被广泛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国内外学者都给予了不同的定义，并认为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基础：有的学者将民族认同定义为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文化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10]。有的学者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基。每个民族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一个人从出生便受自身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形成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11]。
民族认同是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载体，有民族的首先存在，然后才有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可言。民族是一个人们共同体，而生活在同一个生态系统则是形成这一共同体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同一生态系统中，人们形成了相同和相似的生计方式、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产生了民族生态文化的认同。但是，民族认同并不是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必要条件，对于相互没有民族认同的不同民族，由于他们生活在同一生态系统下，产生了相同和相似的民族生态文化，因此也具有民族生态文化的认同。
3.文化认同
埃里克森对文化认同做出了这样的定义，他认为“文化认同是描述个体心理活动，判断个体与群体产生联系又和群体区别开的自我意识”[12]。
在中国，郑晓云于19世纪90年代初首次提出了“文化认同”，并将其看作是一个文化的核心。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这种共识与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并形成支配人类行为的思维准则与价值取向。文化认同的内涵随着人类文化群体的形成、整合及人类文化的交融而扩大。文化认同是一个与人类文化发展相伴随的动态概念，是人类文化存在与发展的主位因素。文化认同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精神文化是文化构成中的核心，而文化认同则是精神文化的核心。文化构成可以被分为2大部分，一部分是文化的各种构成，一部分即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可以被视为文化的灵魂[9]3。
在郑晓云之后，国内逐渐开始有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研究领域关注文化认同，并给予了文化认同不同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文化认同”是个体或民族等通过交往在观念上对某类价值的认可，是人们对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定位和定向，并表现为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13]。有的学者提出，“文化认同”是个体对文化倾向的共识，以使用相同文化符号、遵循共同文化理念、秉承共有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并由此产生深层心理积淀[14]。有的学者还对文化认同进行了广义和狭义的界定，认为狭义文化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所属文化的认同;广义文化认同则包括对本族文化和外来其他文化的认同[15]。 文化认同是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核心。民族生态文化是民族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民族生态文化的认同也是对这一文化体系的认同。民族生态文化认同以生态认同为基础，以民族认同为载体，但其核心却是文化认同。生活在不同生态系统下的民族，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迥异，虽然生态认同不同，但都会产生诸如尊重生命、保护环境、有节制地利用资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的文化认同;而生活在同一生态系统下的不同民族，虽然没有共同的民族认同，但却产生了相同或相近的文化认同。因此，文化认同是衡量民族生态文化认同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因素。
（三）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形成的过程与阶段
伴随着民族社会的发展，民族生态文化认同是一个长期的生态和文化互动的过程。首先，民族生态文化认同与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民族社会在认识、利用、治理和维护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其对生态环境与自身的认识都在发生变化。在民族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民族生态文化认同也在发生变化。其次，民族生态文化认同本身也是一个文化过程。民族文化发展和变迁的诸多因素，都会影响文化认同，当然也包括其中的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因此，在生态与文化的动态过程中，根据民族生态文化所包含的生活环境、生计方式、生态知识和生态信仰等四个要素，可以把认同的形成划分为4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层次。
1.生活环境的认同
对一个生态系统内生活的民族而言，无论其是世居还是迁居，在其刚接触到所处的生态系统时，都会对这一生活环境产生认识，并进而形成生境认知。生境的认知是初步的，但却可以就一些基本的生态环境现象达成共识，为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奠定早期的基础。
同一生态系统内生活的单一民族，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更容易对所处的生态环境产生认同。例如，生活在草原生态系统中的哈萨克族牧民，通过对草原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最直观的了解和直接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草原生境认知，并进而产生对草原生活环境的认同，甚至草原、苍狼、猎鹰等草原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因素都成为了这一认同的符号和代表，以至于今天人们提及草原、苍狼、猎鹰等就会联想到哈萨克族。同样，生活在沙漠生态系统中的贝都因牧民，也形成了对沙漠生活环境的认同，骆驼和流沙成为贝都因人沙漠生境认同的象征。
在相同或相似生态系统内生活的不同民族，虽然没有民族认同的基础，但是也会对所处的生态环境产生认同。例如，澜沧江流域的藏族、布朗族、傣族、白族等民族，虽然各自属于不同的民族，但由于生活在相同或相似的流域生态环境内，通过对水、森林和土壤等流域环境的认识，形成了各自民族的生境认知，并在这些认知的基础上产生了共同的流域生活环境的认同，而水这一重要的流域生态因素成为了不同民族生活环境认同的基础。同样，共同生活在东南亚高原的不同山地民族和部落，对当地的山林、河流等环境因素有着相似的认识和认知，也形成了共同的山地生活环境的认同，而山则是这一地区不同民族对生活环境认同的基础。
2.生计方式的认同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各民族产生了各自传统的生计方式，传统生计方式基于当地的生态系统，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为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传统生计方式也逐渐有了文化的涵义，甚至成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象征，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生计方式的个体和集体认同，是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拥有同一传统生计方式的单一民族，生计方式维持了生活、促进了经济发展，由此产生了对生计方式最基本的认同。例如，地处滇川藏交界处的藏民，由于东喜马拉雅山和横断山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系统，产生了独特的半农半牧生计方式，并形成了对这一生计方式的认同。居住于新西兰南岛的毛利人部落，世代临海而居，形成了对传统的海洋渔业以及对这一生计方式的认同。
不同的民族在拥有相同或相似的传统生计方式时，也会产生生计方式的认同。例如，在青藏高原北部，藏族和蒙古族长期在这里生活，从事传统畜牧业，在相互交往和交流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畜牧生计方式的认同。对东南亚和南亚的山地民族、以及中国云南省的部分少数民族而言，刀耕火种一直是传统的生计方式，适应和利用当地的山地环境和自然资源，虽然属于不同的民族，但他们都對刀耕火种这一传统生计方式产生了认同。
3.生态知识的认同
传统生态知识是指某个特定区域的民族对当地生态系统直接和间接的观察和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认识、利用、治理和维护自然环境和资源的知识、技术、制度和规范。各民族在创造、运用和更新生态知识的基础上，通过长时间的积累逐步建立起了对这一知识的认同。
同一民族内部对自身的传统知识有着明确的认同，因为这是他们适应当地生态系统、进行传统生计的工具、方法和智慧，是整个民族实现生存和发展的保障。例如，作为北方少数民族中惟一曾以渔业为主的少数民族，赫哲族用鱼皮制作衣服的生态知识认同发展成为了整个赫哲族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同样，生活在俄罗斯、芬兰、瑞典和挪威的萨米人，他们用海豹皮毛制作服饰的生态知识认同也成为了该民族文化的认同，在定期举行的萨米人文化活动中，来自不同国家的萨米人通过展示和交流这些服饰来加强民族的认同。
不同民族对相似的传统生态知识也有着共同的认同，因为这是他们相互交换、交流和交融的技术、方法和智慧，是同一区域内不同民族间实现和谐相处和共同发展的保障。例如，在长期茶树种植的过程中，德昂族、布朗族和哈尼族等民族对茶形成了丰富的传统生态知识及其认同，包括对茶叶的认识、茶树的种植与管理、茶叶的用途与作用等方面。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秘鲁安第斯山地区的土著民族，不同部族间对高原农业生态知识产生了共同的认同，因此当这些生态知识受到气候变化及其灾害的影响时，他们在应对方式上也有高度的认同。
4.生态信仰的认同
生态信仰是各民族在认识、利用和维护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传统知识基础上，进行道德与精神层面的升华，从而产生对生态系统及其元素的禁忌、尊重和崇拜。生态信仰产生于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是萨满教等原始宗教形成的基础，也被佛教、道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等成熟宗教所吸纳。今天，随着生态文明的提出与建设，生态信仰又超越了宗教界限，并被重新认识，以新的涵义融入现代社会的生态观念中，并形成了生态信仰的认同。因此，生态信仰认同是生态文化认同的高级阶段，生态信仰认同不仅成为民族源起的象征和身份的认同，而且还可以跨民族、跨国家和跨宗教存在，可以说生态信仰认同是文化大同的雏形。 生态信仰的认同首先存在于同一民族之中，基于一个民族自身的传统生态知识认同和升华。例如，德昂族对茶叶的生态信仰成为了该民族起源的认同，德昂族的创世神话中，德昂族的祖先是由天空中飘落的102片茶树叶变化而成的，单数的茶叶变成了男人，双数的茶叶变成了女人。
不同的民族也可以有共同或相似的生态信仰认同，在某种意义上生态信仰认同超越了宗教认同。例如，藏传佛教的神山信仰不仅存在于藏民族之中，也影响了青藏高原与喜马拉雅地区的纳西族、门巴族、羌族和珞巴族等民族，形成了神山信仰的认同。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周边国家的印度教、佛教中也有神山信仰的認同。
三、讨论与结论
中国各民族都有着丰富而多彩的传统生态文化，孕育出与自然环境有关的深邃的哲学思想、传统知识和技术、宗教信仰与崇拜、文学艺术等非物质文化，也产生了相关的工程建筑、工具设施和仪器设备等物质文化。从非物质与物质两个领域对民族生态文化认同进行研究，能够使人们对生态系统的认知、理解和观念进行自我反思与文化自觉，以协助各民族应对与治理当前和未来的生态环境。
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形成了各民族对生态系统的观点态度和行为方式，不同的文化认同背景下，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观念和行为是不一样的，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不同的。例如，古代传统生态文化认同形成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促使人们通过宗教与信仰的行为来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现代生态文化认同使得人们对工业文明掠取自然资源的方式进行反思，并倡导采取科学与文化的方式来维护与治理生态环境。研究民族生态文化认同，并把这些认同的观念吸收到今天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理解中，可以促进各民族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建立更为和谐的关系，实现民族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人类越来越日益意识到以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工业文明正在给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危机和隐患，人类的发展与文明模式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转型与变革，追求人与包括气候在内的自然环境因素建立和谐关系的命题提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议程，生态文明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变迁影响着地球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甚至直接改变了地球生态系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因此生态文明无法回避全球环境变化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就要求人类必须有应对与治理全球环境变化的智慧和能力。在民族地区，民族生态文化认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民族生态文化认同与生态文明的研究可以协助各民族更好地应对全球环境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从而更好地开展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同时，通过对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研究，强调不同民族在同一生态系统内的共存和共生关系，以及他们基于民族生态文化的相互交流、交往和交融，发掘各民族生态文化认同的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文化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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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康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