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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甫享有“集大成”的称誉，主要原因在于“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体有“以时而论”、“以人而论”、“以体裁论诗”等多种论法。就“以体裁论诗”而言，杜甫对于诗歌体裁的继承与发展，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历来学习的典范。
关键词：杜甫；集大成；诗歌体裁；兼容并包
“集大成”一语源自《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这是孟子评价孔子的用语。意谓孔子兼百家之长，是智者、圣者，故谓之“集大成”。而“集大成”后来也被用到杜甫身上。陈师道《后山诗话》：“苏子瞻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1]（P304）陈师道的此番话，乃源自苏轼作于元丰八年（1085）的《书吴道子画后》曰：“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2]（P2210）苏轼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说明杜甫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将杜甫纳为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人。
后叶嘉莹先生在《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中提到：“如果站在客观的观点来评量，想要从这种种缤纷与歧异的风格中，推选出一位足以称为集大成的代表作者，则除杜甫而外，实无足以当之者。”[3]（P1）叶嘉莹先生站在主客观的角度，将杜甫与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做了一个比对，把杜甫在诗歌史上的这种“集大成”的时代性明确提了出来。
一、诗体与以体裁论诗
诗体，即诗歌的文体。“诗体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自然形成的范式”，[4]（P140）“诗歌的发展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时代的迁移，诗风也在不断地变化，在一定的时段当中，往往会形成阶段性的特点，这就是诗体”。[4]（P145）因此可以说，诗体是时代阶段性的产物，是与时代密切相关的。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开篇提到诗歌发展的阶段性：“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接着提出重要的诗体观点“以时而论”和“以人而论”，先后列举汉魏以来诗歌时代之体16类（建安体至江西宗派体），诗人之体36类（苏李体至诚斋体）。后又对诗歌体裁作了一个划分，“第一层以语言形式分，如四言、五言、歌行杂体、近体律诗；第二层按不同时代呈现不同时代风格与气象分，如建安体、齐梁体、盛唐体、……等；第三层按不同诗人不同的个体风格分，如陶渊明体、少陵体、太白体、山谷体……等等；第四层含齐梁之宫体，晚唐五代至宋初之香奁体、西昆体等等（第五、六层涉及句、篇、韵、名等枝节问题）。”[5]所以“诗体”和“以体裁论诗”应为“包含”的关系，即“诗体”中包含“以体裁论诗”。
唐诗的体裁，元稹《叙诗寄乐天书》称：“适值河东李明府景俭在江陵时，僻好仆诗章，谓为能解，欲得尽取观览，仆因撰成卷轴。其中有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为古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词虽近古，而止於吟写性情者，为古体。词实乐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仍以七言、五言为两体。其中有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为律讽。”[6]（P352——353）这是唐人对于诗歌体裁的认识。今人钱志熙对于唐诗体裁也有其独到的认识：“体裁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 只是纯粹的用来作为表现形式和承载艺术内容的工具。工具是独立于它所作用的对象的， 体裁却并非独立于作品， 它存在于作品内部。人们只能用一种抽象的方法将其与作品分开， 如我们可以用符号的形式指出近体诗的体裁形式，也可用语言指出其格律上的规定。但是从来也不会看到一种离开了具体的作品而单独存在的体裁。”[7]（P49——55）以体裁论诗，作为诗体的一部分，在我们论述“诗体”这一概念时，是不可或缺的。以下我们所说的诗体，专指“以体裁论诗”。
二、杜甫诗体之“兼长并美”
叶嘉莹先生在《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代序》一文指出：“王、孟之五言，高、岑之七古，太白之乐府，龙標之绝句，遂尔纷呈兢美，盛极一时了。然而可惜的是，这些位作者，亦如孟子之论夷、齐、伊尹与柳下惠，虽然都能各得圣之一体，却不免各有所偏，而缺乏兼容并包的一份集大成的容量。他们只是合起来可以表现一个集大成之时代，而却不能单独地以个人而集一个时代之大成，以王、孟之高雅而短于七言，以高、岑之健爽而不擅近体，龙標虽长于七绝，而他体则未能称是，即是号称诗仙的大诗人李太白，其歌行长篇虽有‘想落天外，局自变生’之秒，而却因为心中先存有了一份‘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成见，贵古贱今，对于‘铺陈终始，排比声韵’的作品，便尔非其所长了，所以虽然有着超尘绝世的仙才，然而终未成为一位集大成的圣者。看到这些人的互有长短，于是乎我们就越发感到杜甫兼长并美之集大成的容量之难能可贵了。”[3]（P4）杜甫对与诗体的贡献，当之无愧“集大成”之桂冠，兼众体之长，而对其有所创新、发展，有“子美集开诗世界”之功效。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吾师”（《戏为六绝句》其六）正是因为杜甫认识到诗体的重要性，所以才有了其于诗歌体裁之“集大成”。他对诗体的贡献在于其兼众家之长，继承并发展了诗歌体裁，为后世提供学习的典范。元稹更具体的论述了杜诗的“全美”：“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7]（P601）皮日休称：“纵为三十车，一字不可捐。既作风雅主，遂司歌咏权。”[8]（P133）贯休称：“造化拾无遗，唯应杜甫诗。”[9]（P454） “就诗歌之体式风格方面而言，无论古今长短各种诗歌的体式风格，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连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的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採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醉时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等作中，则可看到他对各种诗体连用变化之神奇工秒；又如其《赴奉先县詠怀》、《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则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3]（P4——5）
总之，杜甫对于诗歌体裁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诗歌史上的“集大成”称誉是当之无愧的。仅就诗歌体裁的贡献，他便集古今之大成，领后世之先锋。如若从全面的角度来看，杜甫之“集大成”说，便可如那江河之水，奔流不息，滔滔不绝。岂一家之言而尽之！
参考文献：
[1]（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上海：中华书局，1981.
[2]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上海：中华书局，1986.
[3] 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 沈松勤，胡可先，陶然.唐诗研究[M].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5] 陈良运.诗体变革与诗的繁荣[J].诗探索，1995年，第1期.
[6]（唐）元稹.元稹集，卷三〇[M].上海：中华书局，1982.
[7] 钱志熙.论唐诗体裁系统的优势[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8] 皮日休.皮子文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 贯休.禅月集[A].四库全书[C].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关键词：杜甫；集大成；诗歌体裁；兼容并包
“集大成”一语源自《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这是孟子评价孔子的用语。意谓孔子兼百家之长，是智者、圣者，故谓之“集大成”。而“集大成”后来也被用到杜甫身上。陈师道《后山诗话》：“苏子瞻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1]（P304）陈师道的此番话，乃源自苏轼作于元丰八年（1085）的《书吴道子画后》曰：“智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2]（P2210）苏轼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说明杜甫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将杜甫纳为诗歌发展史上第一人。
后叶嘉莹先生在《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中提到：“如果站在客观的观点来评量，想要从这种种缤纷与歧异的风格中，推选出一位足以称为集大成的代表作者，则除杜甫而外，实无足以当之者。”[3]（P1）叶嘉莹先生站在主客观的角度，将杜甫与其他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做了一个比对，把杜甫在诗歌史上的这种“集大成”的时代性明确提了出来。
一、诗体与以体裁论诗
诗体，即诗歌的文体。“诗体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自然形成的范式”，[4]（P140）“诗歌的发展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时代的迁移，诗风也在不断地变化，在一定的时段当中，往往会形成阶段性的特点，这就是诗体”。[4]（P145）因此可以说，诗体是时代阶段性的产物，是与时代密切相关的。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开篇提到诗歌发展的阶段性：“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接着提出重要的诗体观点“以时而论”和“以人而论”，先后列举汉魏以来诗歌时代之体16类（建安体至江西宗派体），诗人之体36类（苏李体至诚斋体）。后又对诗歌体裁作了一个划分，“第一层以语言形式分，如四言、五言、歌行杂体、近体律诗；第二层按不同时代呈现不同时代风格与气象分，如建安体、齐梁体、盛唐体、……等；第三层按不同诗人不同的个体风格分，如陶渊明体、少陵体、太白体、山谷体……等等；第四层含齐梁之宫体，晚唐五代至宋初之香奁体、西昆体等等（第五、六层涉及句、篇、韵、名等枝节问题）。”[5]所以“诗体”和“以体裁论诗”应为“包含”的关系，即“诗体”中包含“以体裁论诗”。
唐诗的体裁，元稹《叙诗寄乐天书》称：“适值河东李明府景俭在江陵时，僻好仆诗章，谓为能解，欲得尽取观览，仆因撰成卷轴。其中有旨意可观，而词近古往者，为古讽。意亦可观，而流在乐府者，为乐讽。词虽近古，而止於吟写性情者，为古体。词实乐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为新题乐府。声势沿顺属对稳切者，为律诗，仍以七言、五言为两体。其中有稍存寄兴、与讽为流者，为律讽。”[6]（P352——353）这是唐人对于诗歌体裁的认识。今人钱志熙对于唐诗体裁也有其独到的认识：“体裁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 只是纯粹的用来作为表现形式和承载艺术内容的工具。工具是独立于它所作用的对象的， 体裁却并非独立于作品， 它存在于作品内部。人们只能用一种抽象的方法将其与作品分开， 如我们可以用符号的形式指出近体诗的体裁形式，也可用语言指出其格律上的规定。但是从来也不会看到一种离开了具体的作品而单独存在的体裁。”[7]（P49——55）以体裁论诗，作为诗体的一部分，在我们论述“诗体”这一概念时，是不可或缺的。以下我们所说的诗体，专指“以体裁论诗”。
二、杜甫诗体之“兼长并美”
叶嘉莹先生在《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代序》一文指出：“王、孟之五言，高、岑之七古，太白之乐府，龙標之绝句，遂尔纷呈兢美，盛极一时了。然而可惜的是，这些位作者，亦如孟子之论夷、齐、伊尹与柳下惠，虽然都能各得圣之一体，却不免各有所偏，而缺乏兼容并包的一份集大成的容量。他们只是合起来可以表现一个集大成之时代，而却不能单独地以个人而集一个时代之大成，以王、孟之高雅而短于七言，以高、岑之健爽而不擅近体，龙標虽长于七绝，而他体则未能称是，即是号称诗仙的大诗人李太白，其歌行长篇虽有‘想落天外，局自变生’之秒，而却因为心中先存有了一份‘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成见，贵古贱今，对于‘铺陈终始，排比声韵’的作品，便尔非其所长了，所以虽然有着超尘绝世的仙才，然而终未成为一位集大成的圣者。看到这些人的互有长短，于是乎我们就越发感到杜甫兼长并美之集大成的容量之难能可贵了。”[3]（P4）杜甫对与诗体的贡献，当之无愧“集大成”之桂冠，兼众体之长，而对其有所创新、发展，有“子美集开诗世界”之功效。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吾师”（《戏为六绝句》其六）正是因为杜甫认识到诗体的重要性，所以才有了其于诗歌体裁之“集大成”。他对诗体的贡献在于其兼众家之长，继承并发展了诗歌体裁，为后世提供学习的典范。元稹更具体的论述了杜诗的“全美”：“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7]（P601）皮日休称：“纵为三十车，一字不可捐。既作风雅主，遂司歌咏权。”[8]（P133）贯休称：“造化拾无遗，唯应杜甫诗。”[9]（P454） “就诗歌之体式风格方面而言，无论古今长短各种诗歌的体式风格，他都能深入撷取尽得其长，而且不为一体所限，更能融会连用，开创变化，千汇万状，而无所不工。我们看他《戏为六绝句》之论诗，以及与当时诸大诗人，如李白、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等，酬赠怀念的诗篇中的论诗的话，都可看到杜甫採择与欣赏的方面之广；而自其《饮中八仙歌》、《醉时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等作中，则可看到他对各种诗体连用变化之神奇工秒；又如其《赴奉先县詠怀》、《北征》及‘三吏’、‘三别’等五古之作中，则可看到杜甫自汉魏五言古诗变化而出的一种新面貌。”[3]（P4——5）
总之，杜甫对于诗歌体裁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诗歌史上的“集大成”称誉是当之无愧的。仅就诗歌体裁的贡献，他便集古今之大成，领后世之先锋。如若从全面的角度来看，杜甫之“集大成”说，便可如那江河之水，奔流不息，滔滔不绝。岂一家之言而尽之！
参考文献：
[1]（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上海：中华书局，1981.
[2] 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上海：中华书局，1986.
[3] 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4] 沈松勤，胡可先，陶然.唐诗研究[M].浙江：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5] 陈良运.诗体变革与诗的繁荣[J].诗探索，1995年，第1期.
[6]（唐）元稹.元稹集，卷三〇[M].上海：中华书局，1982.
[7] 钱志熙.论唐诗体裁系统的优势[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8] 皮日休.皮子文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 贯休.禅月集[A].四库全书[C].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