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混淆视听，造谣说：“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古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这就是现在的情形，即整个中国居民的广大地区和中国脱离与苏联合并。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对于亚洲有关的强国来说是重要的事实，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月17日，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来到莫斯科郊外的斯大林别墅，看望毛泽东，将美国国务卿的这个讲话交给了毛泽东，并建议由中、蒙、苏三国在21日各发表一项“官方声明”，驳斥艾奇逊的无耻谰言。毛泽东非常重视，当即同意了。
　　1950年1月21日，中、蒙、苏三国按照约定，各自发表了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官方声明”。中国的“官方声明”是这样的——
　　（新华社北京二十日电）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
　　胡乔木署长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一月十二日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长篇讲演遣了一连串的谣言。美国帝国主义的官员以艾奇逊这类人为代表，一天一天地变成了如果不乞灵于最无耻的谣言就不能活下去的最低能的政治骗子，这件事实表示了美国帝国主义制度在精神方面堕落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美国国务院对于中苏关系上的说话有它自己的历史。苏联帮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点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是一九四五年以前美国国务院的老爷们常说的话，这是因为那时候在国务院老爷们看来，美国在中国的战争赌博似乎还有希望的缘故。苏联企图控制中国——这是一九四九年国务院为中国问题而发表的白皮书中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这时候国务院老爷们已经感觉自己的赌博快要输光了的缘故。苏联占据中国北部的四个区域——这是一九五。年一月十二日的话，这是因为美国在中国大陆上的赌博已经彻底输光，剩下一个台湾，似乎还想在那里打点鬼主意的缘故。谢谢上帝，美国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扫荡之下，除了造作这样的谣言之外，已经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所谓中国共产党是苏联的走狗，苏联已经或正在或将要吞并中国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此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这篇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官方声明”，可谓是笔锋犀利，打了艾奇逊的帝国主义嘴脸一巴掌。但中方的“官方声明”采取的方式却让苏方感到不快，认为中国没有像苏联、蒙古一样用外交部部长的名义发表，减弱了力量。
　　因为事先双方对“官方声明”没有作进一步的界定，毛泽东一直沿袭中共在战争年代以向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表明对某一事件和时局的态度。这次，毛泽东依然采用了这个方式，而且极其重视。在莫洛托夫告诉艾奇逊造谣的情况之后，毛泽东立即于1月19日晚，亲自在莫斯科起草了这份声明，并连夜用电报发回国内。毛泽东在电报稿后还特别注明——“少奇同志并告乔木”：一、用密码，不可用明码；二、精密校正，不要错字；三、今日必须发出，并使刘少奇同志能于今夜或明晨收到。毛泽东在电报中还专门告知：“用乔木名义写了一个谈话稿，请加斟酌发表。”
　　毛泽东竟然为胡乔木捉刀代笔，发表新闻评论，这在毛泽东和胡乔木交往的历史中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然而，就是这样唯一的一次，让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怎么也不会想到，竟然让自己和斯大林之间产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误会。斯大林专门就此问题邀请毛泽东、周恩来两人到克里姆林宫晤谈。
　　斯大林首先说：“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我们先听听他的吧。”
　　莫洛托夫说：“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艾奇逊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泽东回答：“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答道：“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
　　斯大林说：“按照国际上的习惯，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即新闻记者）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接着说：“我们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但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关，它代表不了政府；新闻总署署长对记者的谈话也代替不了官方的观点和意见。中国方面没有按照商定的那样去做，这就违背了我们的协议。这个做法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那就必须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也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
　　斯大林接着说：“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量。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和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这次的事情虽然没有什么太了不起，但我们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做，乱了步伐，给敌人留了可钻的空子。”
　　参加会晤的翻译师哲回忆：“事实是客观存在，有什么可多说的呢。这次谈话，没有得到任何积极的效果。莫洛托夫的发言无疑完全是斯大林授意的，不管怎样都得讲出来。这些话在相当程度上激怒了毛主席，他始终一言不发。周总理作了一些解释。但鉴于已经形成的气氛，他也表现得十分矜持。这次谈话的时间很短，谈话结束后，宾主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前往斯大林的别墅。斯大林特地把毛主席、周总理都请到自己的车上，让他们坐在后排主位上，他和我坐在加座上。在车上、大家都沉默不语，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
　　为了缓和车厢内的气氛，师哲主动同斯大林闲聊了起来，并问他：“您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斯大林立即回答说：“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可没等斯大林的话讲完，毛泽东就对师哲说：“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当师哲立刻承认同斯大林谈的正是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再次重申说：“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晚上的聚会自然是不欢而散。
　　此前，作为一个懂得忍耐的政治家毛泽东，对斯大林拖延与新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就已经非常生气，甚至在苏方联络员柯瓦廖夫和翻译费德林面前发火说：我到莫斯科来，不单是为斯大林祝寿的。你们还要保持跟国民党的条约，你们保持好了，过几天我就走。我现在的任务只有三个：吃饭、拉屎、睡觉。显然，这是毛泽东在受到苏方冷落后，说给斯大林听的，表达了对斯大林不准备签订新约的不满。而这次，仅仅因为中方的“官方声明”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斯大林小题大做，引起不愉快的误会。对此，毛泽东同样对斯大林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去作什么解释。在他看来，中国发表这份针对美国帝国主义者的辟谣文件，根本不需要用外交部长的名义，以新闻总署署长谈话的形式就可以了，这是恰当的。
　　（摘自丁晓平：《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胡乔木在毛泽东邓小平身边的日子》，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