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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炳炎断臂
长征途中，贺炳炎在一次战斗中右臂受重伤，晕厥过去。贺龙听说后，快马赶到临时救护所。
伤势很严重，必须截肢！贺彪向贺龙汇
报说。
贺炳炎一听，大喊：截肢？不行！我不能没有右手！
但是，截肢已成定局。动手术需要的器械和麻醉药都没有，为了保住贺炳炎的命，贺彪狠了狠心说：用木工锯子吧！
木工锯尚可凑合用，没麻醉药却只能用吗啡代替。吗啡服少了不管用，服多了会损伤大脑和上瘾。贺龙忧虑地说：让他吃这么多吗啡，往后他怎么打仗？
谁知贺炳炎一听，一把将送到嘴边的吗啡扔在地上，说：“我不能离开战场！把毛巾塞我嘴里，把我绑在门板上，我受得住！”
截肢不用镇痛药，这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
手术开始了，一把已经生锈的锯子锯得骨头吱吱作响。看着贺炳炎痛苦的表情和豆粒般的汗珠，在场的人都不禁哭出声来，贺龙的眼睛也湿润了。
历时两个多小时，手术终于完成了，塞在贺炳炎嘴里的毛巾早已被嚼得稀巴烂！他吐出毛巾，不顾疼痛，却担心以后还能不能打仗。贺龙握着贺炳炎的左手，肯定地说：“你还有左手，照样可以骑马、打枪！”
您放心！我一定学会用左手打仗和生活，贺炳炎坚定地说。后来，他还乐观地说：“都说我臂力大，没想到这次受伤，把一条胳膊都锯掉了，真是人怕出名！”
（摘自《猛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
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钱学森甘愿当副职
钱学森从国防部五院的院长降到了副院长，这是聂荣臻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事。当初，聂荣臻推荐钱学森当院长，本来是对他的重视，却没有想到日常的行政事务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连盖宿舍、建幼儿园也要他拍板，这简直是对他的最大浪费。钱学森曾经在美国当过喷气推进中心及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第一把手”，他只管科研和教学，从不过问行政后勤事务，他哪里知道中国的第一把手是吃、喝、拉、撒、睡全管的“父母官”。他自己说：“早知道这样，我一开始就不会答应当力学所所长和五院院长了。”当副职后，可以专司科研工作，钱学森很满意，他的心里很“干净”，没有“权力”“待遇”等杂念。此后，在行政职务上，钱学森再也没有担任过正职。
（摘自《钱学森的航天岁月》，
中国宇航出版社2012年版）
开进中南海的第一辆北京产轿车
1954年9月，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决定将原有的北京汽车配件厂和新成立的北京汽车附件厂合并，定名为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主要生产化油器、汽油泵、气缸垫、汽车灯等17种汽车、拖拉机配件。
1958年2月，在全国“大跃进”形势下，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决定开始试制小轿车。当时该厂并不具备生产小轿车的基本条件，除了生产汽车的一些零配件外，只生产过摩托车。在党委书记冯克、厂长李锐的带领下，广大技术人员和职工仅仅凭着革命热情，很快就把发动机、变速器、前后桥等关键部件制造了出来。清华大学汽车拖拉机系教授宋景和100余名毕业生参加了设计和制图，全国九个城市的30多个工厂也提供了材料和协作件。
1958年6月，一辆被命名为“井冈山”牌的轿车成功下线。北京汽车附件厂召开了庆祝大会，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局长张逢时出席了大会，庆祝首都生产的第一辆汽车的诞生，并宣布该厂改名为北京汽车制造厂。当天汽车开进了中南海，朱德亲笔为工厂题写了新厂名——北京汽车制造厂。
（摘自《镜头中国》，中国友谊出版社2013年版）
彭德怀补交饭钱
1966年3月28日，彭德怀在视察成昆线途中，来到螺髻山了解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情况。中午，农牧场食堂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场领导解释说，这些菜都是场里职工自己种的，羊肉和猪肉都是场里饲养和宰杀的。彭德怀高兴地说：“农牧场办得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上了几个菜后，他摆手示意，不要再上了。
饭后，彭德怀继续坐车前行视察。彭德怀突然对景希珍说：“小景，中午这餐饭菜很丰盛，虽然是农牧场‘自产自用’，但也是职工辛勤劳动的成果啊！我们不能白吃，你交了饭钱吗？”“交了，食堂还开了发票。”景希珍回答。彭德怀点点头。
当晚9时到达西昌招待所，住定后，彭德怀叫景希珍把农牧场食堂开的发票拿来看，彭德怀发现发票上的数字每人只收了两角钱，便着急地说：“小景，他们只收每人两角钱，太少了，很不公道！这个钱一定要补交。”于是，他立即给农牧场领导写了一封信。然后，吩咐景希珍将信和8元钱派人带给农牧场。
（摘自《彭德怀三线岁月》，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胡耀邦“五子登科”为科技人员解忧
1975年7月22日，胡耀邦受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派，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在生活上也遇到很多困难。在科学院，后勤工作如同科研工作一样，秩序混乱，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相当突出，主要表现为住房难、工资低、夫妻两地分居、孩子入托难、缺少做饭的煤气罐。胡耀邦在调研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深表同情和关切。他想科技人员之所想，急科技人员之所急，把“房子、票子、妻子、孩子和炉子（指煤气罐）”问题概括为“五子”问题，并风趣地说，科学院要“五子登科”，以解除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
（摘自《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
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魂 归 井 冈
曾志曾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她的墓位于井冈山市茨坪镇的小井红军烈士墓左侧小山包上。墓平平常常，毫不张扬，一块井冈山随处可见的普通石头墓碑上镌刻着“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11个大字。为什么曾志的墓选择在这里？因为不远处就是她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工作过的地方红光医院—红军唯一的一所医院，她当时任医院的党总支书记。1929年1月下旬，在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反革命“会剿”中，敌军由一游民带路绕到红军正面阵地偷袭了小井村。住在红军医院和群众家中的130多名重伤病员因来不及转移，落入敌军手中。敌军威逼伤病员说出红军主力的去向，伤病员们面对敌人的枪口，忠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把伤病员拖到小溪旁的稻田中用机枪扫射，红军伤病员全部英勇就义。曾志当时未在医院幸免于难。从曾志墓放眼望去，400米外，便是130多名战友的集体墓穴。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逝世。按照她的遗嘱将她的骨灰安葬在小井红军烈士墓旁，回到130多名牺牲的红军战友中间。
长征途中，贺炳炎在一次战斗中右臂受重伤，晕厥过去。贺龙听说后，快马赶到临时救护所。
伤势很严重，必须截肢！贺彪向贺龙汇
报说。
贺炳炎一听，大喊：截肢？不行！我不能没有右手！
但是，截肢已成定局。动手术需要的器械和麻醉药都没有，为了保住贺炳炎的命，贺彪狠了狠心说：用木工锯子吧！
木工锯尚可凑合用，没麻醉药却只能用吗啡代替。吗啡服少了不管用，服多了会损伤大脑和上瘾。贺龙忧虑地说：让他吃这么多吗啡，往后他怎么打仗？
谁知贺炳炎一听，一把将送到嘴边的吗啡扔在地上，说：“我不能离开战场！把毛巾塞我嘴里，把我绑在门板上，我受得住！”
截肢不用镇痛药，这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
手术开始了，一把已经生锈的锯子锯得骨头吱吱作响。看着贺炳炎痛苦的表情和豆粒般的汗珠，在场的人都不禁哭出声来，贺龙的眼睛也湿润了。
历时两个多小时，手术终于完成了，塞在贺炳炎嘴里的毛巾早已被嚼得稀巴烂！他吐出毛巾，不顾疼痛，却担心以后还能不能打仗。贺龙握着贺炳炎的左手，肯定地说：“你还有左手，照样可以骑马、打枪！”
您放心！我一定学会用左手打仗和生活，贺炳炎坚定地说。后来，他还乐观地说：“都说我臂力大，没想到这次受伤，把一条胳膊都锯掉了，真是人怕出名！”
（摘自《猛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传奇将领
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钱学森甘愿当副职
钱学森从国防部五院的院长降到了副院长，这是聂荣臻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事。当初，聂荣臻推荐钱学森当院长，本来是对他的重视，却没有想到日常的行政事务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连盖宿舍、建幼儿园也要他拍板，这简直是对他的最大浪费。钱学森曾经在美国当过喷气推进中心及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第一把手”，他只管科研和教学，从不过问行政后勤事务，他哪里知道中国的第一把手是吃、喝、拉、撒、睡全管的“父母官”。他自己说：“早知道这样，我一开始就不会答应当力学所所长和五院院长了。”当副职后，可以专司科研工作，钱学森很满意，他的心里很“干净”，没有“权力”“待遇”等杂念。此后，在行政职务上，钱学森再也没有担任过正职。
（摘自《钱学森的航天岁月》，
中国宇航出版社2012年版）
开进中南海的第一辆北京产轿车
1954年9月，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决定将原有的北京汽车配件厂和新成立的北京汽车附件厂合并，定名为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主要生产化油器、汽油泵、气缸垫、汽车灯等17种汽车、拖拉机配件。
1958年2月，在全国“大跃进”形势下，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决定开始试制小轿车。当时该厂并不具备生产小轿车的基本条件，除了生产汽车的一些零配件外，只生产过摩托车。在党委书记冯克、厂长李锐的带领下，广大技术人员和职工仅仅凭着革命热情，很快就把发动机、变速器、前后桥等关键部件制造了出来。清华大学汽车拖拉机系教授宋景和100余名毕业生参加了设计和制图，全国九个城市的30多个工厂也提供了材料和协作件。
1958年6月，一辆被命名为“井冈山”牌的轿车成功下线。北京汽车附件厂召开了庆祝大会，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局长张逢时出席了大会，庆祝首都生产的第一辆汽车的诞生，并宣布该厂改名为北京汽车制造厂。当天汽车开进了中南海，朱德亲笔为工厂题写了新厂名——北京汽车制造厂。
（摘自《镜头中国》，中国友谊出版社2013年版）
彭德怀补交饭钱
1966年3月28日，彭德怀在视察成昆线途中，来到螺髻山了解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情况。中午，农牧场食堂准备了丰盛的饭菜。场领导解释说，这些菜都是场里职工自己种的，羊肉和猪肉都是场里饲养和宰杀的。彭德怀高兴地说：“农牧场办得不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上了几个菜后，他摆手示意，不要再上了。
饭后，彭德怀继续坐车前行视察。彭德怀突然对景希珍说：“小景，中午这餐饭菜很丰盛，虽然是农牧场‘自产自用’，但也是职工辛勤劳动的成果啊！我们不能白吃，你交了饭钱吗？”“交了，食堂还开了发票。”景希珍回答。彭德怀点点头。
当晚9时到达西昌招待所，住定后，彭德怀叫景希珍把农牧场食堂开的发票拿来看，彭德怀发现发票上的数字每人只收了两角钱，便着急地说：“小景，他们只收每人两角钱，太少了，很不公道！这个钱一定要补交。”于是，他立即给农牧场领导写了一封信。然后，吩咐景希珍将信和8元钱派人带给农牧场。
（摘自《彭德怀三线岁月》，
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
胡耀邦“五子登科”为科技人员解忧
1975年7月22日，胡耀邦受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派，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污蔑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在生活上也遇到很多困难。在科学院，后勤工作如同科研工作一样，秩序混乱，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科技人员的生活困难问题相当突出，主要表现为住房难、工资低、夫妻两地分居、孩子入托难、缺少做饭的煤气罐。胡耀邦在调研中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深表同情和关切。他想科技人员之所想，急科技人员之所急，把“房子、票子、妻子、孩子和炉子（指煤气罐）”问题概括为“五子”问题，并风趣地说，科学院要“五子登科”，以解除科技人员的后顾之忧。
（摘自《胡耀邦在中国科学院》，
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魂 归 井 冈
曾志曾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她的墓位于井冈山市茨坪镇的小井红军烈士墓左侧小山包上。墓平平常常，毫不张扬，一块井冈山随处可见的普通石头墓碑上镌刻着“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11个大字。为什么曾志的墓选择在这里？因为不远处就是她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工作过的地方红光医院—红军唯一的一所医院，她当时任医院的党总支书记。1929年1月下旬，在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反革命“会剿”中，敌军由一游民带路绕到红军正面阵地偷袭了小井村。住在红军医院和群众家中的130多名重伤病员因来不及转移，落入敌军手中。敌军威逼伤病员说出红军主力的去向，伤病员们面对敌人的枪口，忠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把伤病员拖到小溪旁的稻田中用机枪扫射，红军伤病员全部英勇就义。曾志当时未在医院幸免于难。从曾志墓放眼望去，400米外，便是130多名战友的集体墓穴。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逝世。按照她的遗嘱将她的骨灰安葬在小井红军烈士墓旁，回到130多名牺牲的红军战友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