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83年8月中旬开始，按照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成立了赴中国科学院调查组，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协助科学院党组，就中国科学院的办院方针和任务、领导体制、体制改革和学部委员大会等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调研。这次调研最后形成的报告上报了中央书记处，为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大会的顺利召开打下了基础，也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方向作了有益的初步探索。
作为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科技体制改革组负责人，我参与了调查组的全部调查活动，并起草过改革的思路框架及要点。现就这一调查活动作一简要回顾。
赴中国科学院调研的缘由
1983年秋，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中，提出了中国科学院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问题。中央领导指示，由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牵头组织一个班子，配合中科院研究改革问题。事情源于这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收到中国科学院党组递交的《关于召开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大会向中央的报告》。国务院、中央书记处的有关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国务院领导专门批示：第一，由于该报告涉及到的问题较重大，先告诉科学院暂缓；第二，为了在书记处讨论一下，先作一下调查，特别要听取一下胡乔木同志的意见；三是经过中央书记处的胡启立、方毅以及胡乔木同志商量，决定以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赵东宛同志为首，组织一个调查组，先就有关问题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中央为何对这个问题如此慎重?这是因为：学部委员大会是多年历史形成的，“文化大革命”中停止了活动，“文化大革命”后又恢复活动。经过实践，提出了许多问题，涉及到修改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所以要慎重。现行的体制，经过实践，有许多需要根据国家整体改革精神和国际形势进行改进，如学部委员2／3来自工业部门、高等院校，院内只有1／3。那么，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责任就不明确，是管全国还是仅管科学院内部?学部委员大会主席团自第四次学部大会后18个月没能开会，而科学院的干部任命、规划等，涉及人、财、物的重大事项，却都要主席团决定。科学家们不满意：学部也是由科学家们管，不抓不行，抓也不行；各学部的相关职能部门很难运行，学术难抓，行政管理也难抓。由于涉及到《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是否修改和怎样修改的事，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了。为此，国务院领导指示：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及调查组提出一个为大家能接受的说法；提出《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中涉及方针、学部委员大会、学部大会主席团三方面内容的修改办法。
8月中旬，按照中央的要求，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立了调查组，成员有：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赵东宛，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陆平，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亚，中组部顾问白治民，清华大学副校长、学部大会主席团成员张光斗，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机械部总工程师陶亨咸，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周光召，科学院代秘书长顾以健，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郭树言。
8月13日，调查小组第一次开会，陆平、朱光亚、白治民、张光斗、顾以健、周光召、郭树言等同志出席了会议。赵东宛首先向大家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意图和要求。调查组研究了调查的内容，认为需要调研的主要是四个方面的问题：方针任务、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和学部委员及学部大会主席团的性质。会议还讨论确定了工作方法、工作步骤和工作日程的大致安排。大家共同商定，调查组应该协助院党组研究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以便就如何发挥科学院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向中央客观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供中央决策。同一天，经事先与院党组商议，由12人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主要是科学院有关部门的同志(苏世生、刘翔声、李吉士、白伟民、周成奎、贾宝廉、曹锦焕、王遵极以及中组部的郝锡良)和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同志(韦震球、胡立生、焦洪波、杨培青)。
在此之前，赵东宛除征求过李昌的意见外，还向卢嘉锡、严东生等人说明了调查小组的工作目的，并一再说明：调查组不是工作组，目的是共同研究改革，而不是整改。
从18日开始，用了5个半天的时间，调查组先后组织召开了6次调查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参加的人员分别是：院部机关各职能部门的部分管理干部；院内部分学部委员；院内部分中青年科学家；最后是听取院外部分学部委员；院内部分党政干部；院党组介绍情况。调查组就调研的四个问题，广泛地听取了意见。接着，选了五种类型的研究所作了初步分析。与此同时，调查组工作班子还召开了一些小型的调查会，听取京外分院科学家和管理干部的意见。在这些调查会的基础上，调查组成员讨论过一次，初步交换了意见。陆平还向大家介绍了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对科学院工作的分析。这次调查工作坚持了两条原则：第一条广泛听取意见，争取短时间内了解到面上的情况；第二条，不同意见尽量听够，工作班子内，调查组内，充分展开讨论。在调研过程中，工作班子还就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内容、经费分配等情况，作了初步的分析。
调研后形成的初步印象和想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调查组初步的印象是：中科院内外对调研工作总的说都比较重视，也有震动，寄予了较大的希望。认为科学院的现状应该改变，要切实改革。科学院参加工作班子的一些同志，曾对“改革”持保留态度的，这次有所触动，积极思考科学院在管理上如何进行改革。譬如：对基础研究实行基金制、项目择优支持的问题，以及对发展(指技术开发，是当时起草文件用词。为保持原貌，本文仍沿用这个词。下同——作者注)项目实行合同制和组织多学科的综合攻关等。
但各层人中，还有一定的顾虑，担心科学院降低学术地位。特别是院党组，一开始有些忧虑。经过调查组反复做工作，转变了态度，积极配合调查组的工作。为此，院党组还召开了京区局级干部会，向京外单位发通知，要求支持调查组的活动，派到工作班子来的同志，工作也很认真。但思想认识仍有差距，有一定的委屈心理，认为，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接过了一个乱摊子，两年多做了很多工作，很辛苦，怕中央看不到成绩，谈问题时多是解释或声明性的。
科学家们一方面并不满意现状，希望管理得更好，能够把自己的知识贡献出来，为经济建设出力。但又担心搞不对头，砍了基础研究，忽视了科学储备，对今后长远发展造成损失。较多的人认为“两侧重、两服务”(“两侧重”即“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两服务”即“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的方针仍应贯彻。不少人觉得，方针问题谈了30多年了，过去一有运动，就批脱离实际，故这次调查比较敏感，呼吁要有一个安宁的科研环境和气氛，怕“大折腾”、“急转弯”。而许多学部委员对没有能够在国家的科学技术问题上起到参谋作用，反映强烈。
管理干部、党政干部则希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但又着重强调外部条件和要求中央支持， 对与外界特别是与生产部门渠道不通的意见较多。这些同志认为，片面强调学术领导值得研究。虽然以党代政、以政代学不对，但以学术代党政，完全由科学家当领导，也不妥当。应该党政分开，党政结合。
结合以上种种情况，调查组形成了初步的想法。
1、关于工作方针问题。调查组认为，科学院的具体任务、方向，应当从全国科技力量的分工方面加以考虑。京区45个所，2070个课题，按经费分配的比例，应用研究和发展工作占了近90％，这么大的力量，完全有可能在近期和中期，为国民经济中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做贡献。我们原则上同意陆平同志的意见，今后一个时期内，科学院一方面应当认真重视基础研究，真正搞出水平；另一方面要着重加强应用研究，为国民经济服务。经过再三斟酌，我们初步提出：大力加强应用研究，适当重视发展工作，认真重视基础研究。为了避免与工业部门撞车，发展性的工作，可有选择地搞一些有优势的、带有开拓性的项目。从长远的发展看，今后大学的基础研究会逐步加强，发展性的工作要与生产紧密结合，主要放在工业部门，因此科学院除了要从事一定的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外，主要应该面向经济，提高应用研究的水平，为国家的技术创新、技术开发储备知识和人才，大量的发展工作要减少。
当时，科学院的应用研究课题约占50％，但大多是自选课题，与国民经济中的重大问题结合不够密切，尤其是在综合性的问题上，在行业的共性关键技术方面，缺乏配套。所以，尽管研究人员比较勤奋、努力，也做出一些成果，但多是零金碎玉，不能形成拳头性的实力。这就迫切要求在管理上、政策上加以调整，只有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特殊作用，才能充分发挥中科院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优势。
调查组总的感觉是，中科院多年来虽然不断讨论方针问题，但仍没有从思想上、认识上取得真正的一致，不少从事基础科学的学部委员，还很留恋“两个侧重”的提法，这十分影响院内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发挥。
2、关于学部委员及学部大会主席团的性质与作用问题。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于1955年6月1日，是中科院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组同意工作班子设计的框架：学部大会主席团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是国家重要的科学思想库。它的主要职能和任务是：组织院士对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学科发展战略和重大科学技术决策提供咨询，推动科学技术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和实施；组织院士对重要研究领域、研究计划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组织选举院士和外籍院士；开展学术活动，同国内外学术团体进行交流与合作，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等。言外之意，就是它不是中科院的行政管理机构。
3、关于领导体制问题。对是否设主席团，有不同意见。不少同志认为，主席团可以取消，实行院长负责制。也有人认为，主席团可保留，但不要去具体管院内的事，主要应组织好学部委员为国家的重大科技问题进行咨询。院内的学术领导可设一个学术委员会来管理，学术委员的身份是工作性质，为防止知识老化需有一定任期，可以吸收中青年科学家参加。
4、关于中科院党的领导体制问题。一部分同志，包括陆平同志认为，改为党委制可以上下一致(院、所)。调查组认为，今后改革的方向，是加强院长领导的责任制，似乎党组制较好。鉴于科学院的领导成员主要是科学家的实际情况，党组内宜设专职做党的工作的书记，书记、院长不互相兼任。基层(所)是党委制或是分党组，意见不一致。经反复商讨，认为只要明确院党组可以领导基层党委，问题也不大。
5、队伍与规模。中国科学院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从事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发展工作，填补当时需要的一部分技术空白。60年代，主要从事为国防服务的(“两弹一星”)新兴技术的开拓工作，培养了一批搞试制、仿制、工程技术的人才。在当时，这支队伍比较而言，是能打硬仗的，但因体制和机制原因，人员和知识缺乏更新，真正从事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也有一定的困难。座谈中，大多数研究所所长认为，大约只有1／3多一点的人员适于从事高水平的工作，而2／3的人员基本上可以向其他领域转移，去从事技术开发与推广工作，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要有种种过渡的办法和适当的政策，因为当时人员流动有诸多制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央提出了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两侧重”的提法已经不够完整，既未反映科学院的实际状况，也不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在这次调研中了解到：第一，科学院的研究所构成，按院党组汇报的材料，在119个研究所中，以基础研究为主的所15个，占12.6％；以应用研究为主的所85个，占71.4％；主要从事发展工作的所19个，占16％。很多同志认为，在85个主要从事应用研究的所中，大量工作实际上仍是发展工作，有水平的应用研究并不多。第二，从实际工作看，按课题分类，基础研究约占百分之十几，比例不大，真正高水平的更少。应用研究约占30％多一点。大量的是发展工作，占65％以上。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指导，在政策上、管理上，是用管10％基础研究的办法，去管80％至90％的应用研究和发展工作。这就难免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无法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另一个问题，就是研究所的摊子太大，战线过长，任何一个领导来管，都十分困难。大家普遍认为应该精简、调整，根据一定的标准，实行“关、停、并、转”。特别是12个分院，下面的研究所普遍呼吁撤掉分部分院机构，让所直属总院。但限于当时我国社会化服务的状况，以及科学院的组织领导系统(体制)的改革进程，在研究所较集中的地方，如何办理公共性的服务，还有不少困难。这样，分院体制就暂未变动。
6、中科院与社科院的关系问题。许多参与讨论的同志提出，如果学部制向院士制改，就应当建立大科学院，包括社科院在内，统一院士结构。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应分割，而应结合。因社科院的工作职能与整个体制改革另有诸多牵连，为加快中科院本身的改革，此问题被暂时搁置下来。我调人事部后，赵东宛部长又要我起草过一份两院关系的稿子，因不久我的工作调动，此事为何又搁置下来，就不得而知了。
改革的思路框架
1983年9月27日，调查组形成了向中央汇报的初步提纲，主要内容分为四个方面：
(一)关于科学院的办院方针和任务。
报告认为，中国科学院在历史上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培育了一支科技队伍，这支队伍是国家建设的宝贵财富。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调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后，在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指导 下，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
但是，30多年来，在科学院的方针任务问题上一直有不同意见。50年代和60年代，在要不要承担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任务的问题上，就有“发展学科的基础理论”与“任务带学科”之争，实际是5％的基础研究同95％的应用研究和发展工作之争。科技大会以后，提出了“侧重基础、侧重提高”(即“两侧重”)。后来又加上“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即“两服务”)。针对“四人帮”对科研工作特别是对基础研究工作的破坏，提出“两侧重”，对稳定科学院的工作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科学院的一些同志反映：由于政策不对头、着眼点不正确、队伍组织得不好，科技人员的劲使不到点子上，造成了贡献与潜力不相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解决得不够；对生产中长期存在的技术难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应用研究没有跟上；发展工作同产业部门重复较多；对如何面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认识还不一致，行动不够统一。
当时认为，我国经济建设中面临的技术问题，主要是生产水平提高得不快，产品性能和质量差；引进技术不能很好地消化吸收；各部门长期在发展工作上低水平重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许多技术难题深入研究不够，缺乏规律性的探讨和认识，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应用研究对生产技术起不到指导和后备作用，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没有形成自主创新和开拓能力。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科学院有较好的研究条件和科技力量，有可能、也应当在应用研究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
基于上述情况，调查组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完全适用于科学院的情况，科学院应当从实际出发，认真加以贯彻。
根据1982年2月6日胡耀邦同志“对方针问题不要就字面多争论了，要搞几条‘雅俗共赏’的意见”的指示，我们建议，今后科学院的任务是：
1、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着重解决：
(1)经济建设中的综合性的、重大的工程技术问题；
(2)生产中长期普遍存在的技术难题；
(3)技术发展中的基础理论问题；
(4)新兴技术的开拓。
2、积极地、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
(1)接受产业部门和国防部门委托的任务；
(2)根据自己的优势，有选择地开展那些不与其他部门重复的项目；
(3)科学院的发展工作不再增加比重，而是要提高水平，增加效益，搞好同产业部门的接力。
3、认真抓好基础研究：
(1)保证基础研究的稳定。今后几年，基础研究的经费不减少，着重要把基础研究的水平扎扎实实地搞上去，真正起到储备作用；
(2)要着重支持那些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或对经济的发展，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基础研究课题(如分子物理、分子生物学等)；
(3)对在研究过程中，创新的研究方法和派生的技术，要及时推广转移，使其尽快产生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如新的仪器、新的试剂和数据处理的方法等。
调查组认为，这样细致地明确科学院的任务，会更好地避免因为简单化而引起误解，便于统一认识，更好地发挥科学院的作用。
(二)关于领导体制。
在调查中，干部和群众反映，科学院新的领导班子上任后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抓了科技攻关，初步确定了17项攻关任务，主观上还是想把科学院工作搞好的，但普遍反映科学院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院党组在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等方面，要在统一思想和落实上加强力度。如，1982年国务院领导同志接见李政道后，对院领导讲，“我的意见是应用要加强，基础不削弱”。但该指示一直未能传达。有些同志至今还误认为中央领导同志不理解基础研究的重要作用。总之，在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中央关于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上来，需结合中科院的特点，加快落实。党组主要领导中没有人专门(或以主要精力)管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大事，如研究所领导班子的考核、调整与配备，往往排不上议事日程，拖的时间很长。有的即使排上了，也缺乏深入研究，措施也未跟上。
在调查中，大部分同志都反映，让学术造诣很深的科学家，既当院长又当党组书记，没有发挥科学家的所长，既不利于院长集中精力从事学术领导，也不利于加强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因此，多数同志认为，院长、党组书记分开配备为好。对此当时院党组的部分同志有不同意见。
关于党的领导体制，座谈中有两种意见：一是把院党组改为院党委；一是把研究所党委改成分党组。我们对上述两种意见进行了研究，倾向于科学院党的领导体制暂不做改变。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充实和加强科学院的领导班子，加强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三)关于科学院的体制改革。
在调查过程中，很多人都提出，从长远看，科学院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根本改革。大家都主张科学院要精简，克服目前机构臃肿、力量分散、素质不高的状况。一些同志进而建议把科学院一分为二：一个是自然科学院，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另一个是工程科学院，开展应用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他们认为，工程科学院从科学院中分出来，可以加强我国工程科学的研究，也有利于密切和生产实际的联系。同时，自然科学也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有利于出高水平的成果。
但是，对成立工程科学院的倡议，科学院内不少人士是反对的，主要是担心理工科截然分家对科学发展不利。而赞成两院分开的学部委员则认为，现在科学院内理工科之间也并没有结合好，实际情况又是理科压了工科。而这是全世界科学界的普遍现象，很多国家都为此从国家科学院中分出工程科学院，理工又分家又合作，并未出现重大脱节，我国也应当这样做。
赞成两院分开的同志，有的主张工程科学院要虚一点，主要起咨询作用；有的认为应该有一个实体，有的则建议半虚半实，以虚为主。在这方面，并没有展开具体讨论。
总之，工程科学院的问题在科学院内未认真讨论过，但如果由科学院内部讨论，估计只会争论不休，得不出一个结果来。这个问题，要请中央从全局考虑决定。
调查组认为，在科学院的体制根本改革以前，其管理体制就应着手改革。
(1)对所属研究单位进行认真的调整，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所，对到产业部门或地方更能发挥作用的研究单位和人员，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转出；对方向任务重复或不明确的研究所，要加以调整。
(2)改变现在按人头拨发事业费的经费管理办法。对基础研究课题，要逐步实行基金制，对发展工作项目，逐步实行项目合同制；对应用研究课题，视其课题性质，分别实行基金制或合同制。
(3)根据各类研究和发展工作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管理办法和政策，实行分类管理。 (4)促使科技人员合理流动，试行聘用制，组织科技骨干轮流深入生产实际，把知识送下去，把问题带回来，对到生产第一线更能发挥作用的科技人员，要积极向外输送；对院外富有实际经验、又有研究能力的科技人员，要吸收他们参加院里的有关研究工作，形成科技人员有进有出，生动活泼的局面。
(四)关于学部委员大会。
《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规定，学部委员大会是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它选举产生的主席团，是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科学院关于召开学部委员大会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学部委员既是荣誉性的，又是工作性的；过去还曾有过规定，学部委员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工作职称，一是学术荣誉称号。
在这次调查中，很多学部委员反映，近2／3的学部委员是院外的专家，主席团成员也有一部分是院外的学部委员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他们对科学院的工作了解很少，很难起决策作用。因此，同意中央和国家机构改革工作小组的意见，在试行章程中，对有关规定作适当的修改。即，要明确：首先，学部委员是学术荣誉称号，不是行政职务，对这一点，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其次，学部委员大会是咨询性质，科学院有责任组织这些优秀的科学家，集体地发挥作用。例如：受国家委托，参与重大科技问题的讨论与咨询；研究和审议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技术工作；选举增补新的学部委员和推选科学院的正、副院长并报请中央批准。
鉴于学部委员大会不是决策机构，它的主席团当然也不履行决策职能。对于主席团还要不要设立，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既然主席团已经没有决策性质，有其存在，既不妨碍科学院的工作，又可作为科学家同政府部门联系的渠道，而且在讨论学部大会体制时，已经到了由学部向院士体制转变的问题，因此，让其存在；另一种意见认为，主席团可撤销，实行院长负责制和院务委员会制。院务会议由院长主持，发挥集体智慧，讨论重大事项。日常业务、行政、后勤工作，由秘书长负责处理。正副院长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一次。1981年召开学部委员大会，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这次科学院要求撤销主席团，事先没有同执行主席严济慈、吴仲华商量过，一些主席团成员很不满意。如果要改变主席团的建制，最好事先对这些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先做好思想工作。这次学部委员大会仍请他们主持，不宜用简单的行政办法直接决定。最主要的是分清两个职能，不能混淆：一是全国性的学部大会，二是院内的管理体制。
院士制的问题，大家认为，今后还是实行院士制为好，鉴于目前条件还不成熟，大家建议，暂缓一下，待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后，再请中央决策。
调查组认为，学部委员大会最好在年内召开，内容可简单一些。主要内容可以考虑：讨论贯彻科技方针；修改院章；听取院长的工作汇报；推选正、副院长。
1983年10月19日上午，习仲勋、方毅、宋任穷、胡乔木、邓力群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听取了赵东宛的汇报，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又反复交换过意见，取得了一致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中国科学院报告的基础上，由院党组和调查组联合修改出一个召开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请示报告，提交书记处讨论。
10月23日上午，胡启立叫郭树言和我到中南海勤政殿，参加有部分领导出席、讨论调查组报告的会。会议形成的初步意见是：调查报告题目可以暂定为《关于召开学部委员大会的请示报告》，由科技小组调查组会同中国科学院党组一起撰写。在报告中，要充分肯定中国科学院目前的工作，重点就中国科学院召开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议程进行阐述：讨论中国科学院的方针；学部委员、学部委员大会以及主席团的性质；推选正、副院长；增补学部委员以及国外委员，等等。其余问题，由调查组向中央、国务院另外撰写一个《关于加强和改革科学院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报告，全面论述中国科学院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的办法。会议还认为，中国科学院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尽可能地减少事务性工作，使它成为一个只负责制定政策，把握科技发展方向的咨询性机构。
10月25日上午，方毅、胡乔木、胡启立、卢嘉锡、顾以健、谷羽、郭树言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继续讨论调查组的报告，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学部委员大会必须开。会议集中解决学部大会和主席团的性质、任务、地位和活动办法等问题。学部委员大会的议程为：第一，听取院长的报告，对过去的工作进行总结；第二，听取科学院的科学规划报告；第三，讨论明确学部大会和主席团的性质、任务、地位和活动办法。中国科学院院长由国务院任命。至于其他问题则保留下来，其中属于科学院内部的问题，由科学院的实际领导机关研究后向中央报告。
1984年1月5日至12日，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方毅、余秋里、宋任穷、姚依林、秦基伟、乔石、田纪云等出席开幕式。
主席团执行主席严济慈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国务委员方毅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他肯定了各学部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繁荣、为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为推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所做的工作。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工作应当贯彻面向经济建设，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而又有选择地参加开发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指导思想。
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作中国科学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以来的工作情况，中国科学院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对中国科学院工作要求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科学院工作的设想：第一步，1985年以前，主要是在管理上进行改革试点；第二步，1986年至1990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科学院方针任务的要求，在机构、人员方面进行全面调整；第三步，1990年以后到20世纪末，结合全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实现中国科学院结构、体制的合理化。
(责任编辑 李树泉)
作为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科技体制改革组负责人，我参与了调查组的全部调查活动，并起草过改革的思路框架及要点。现就这一调查活动作一简要回顾。
赴中国科学院调研的缘由
1983年秋，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讨论中，提出了中国科学院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问题。中央领导指示，由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牵头组织一个班子，配合中科院研究改革问题。事情源于这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收到中国科学院党组递交的《关于召开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大会向中央的报告》。国务院、中央书记处的有关领导非常重视这件事。国务院领导专门批示：第一，由于该报告涉及到的问题较重大，先告诉科学院暂缓；第二，为了在书记处讨论一下，先作一下调查，特别要听取一下胡乔木同志的意见；三是经过中央书记处的胡启立、方毅以及胡乔木同志商量，决定以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赵东宛同志为首，组织一个调查组，先就有关问题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中央为何对这个问题如此慎重?这是因为：学部委员大会是多年历史形成的，“文化大革命”中停止了活动，“文化大革命”后又恢复活动。经过实践，提出了许多问题，涉及到修改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通过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所以要慎重。现行的体制，经过实践，有许多需要根据国家整体改革精神和国际形势进行改进，如学部委员2／3来自工业部门、高等院校，院内只有1／3。那么，学部委员大会的性质、责任就不明确，是管全国还是仅管科学院内部?学部委员大会主席团自第四次学部大会后18个月没能开会，而科学院的干部任命、规划等，涉及人、财、物的重大事项，却都要主席团决定。科学家们不满意：学部也是由科学家们管，不抓不行，抓也不行；各学部的相关职能部门很难运行，学术难抓，行政管理也难抓。由于涉及到《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是否修改和怎样修改的事，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了。为此，国务院领导指示：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及调查组提出一个为大家能接受的说法；提出《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中涉及方针、学部委员大会、学部大会主席团三方面内容的修改办法。
8月中旬，按照中央的要求，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立了调查组，成员有：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赵东宛，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陆平，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朱光亚，中组部顾问白治民，清华大学副校长、学部大会主席团成员张光斗，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机械部总工程师陶亨咸，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周光召，科学院代秘书长顾以健，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郭树言。
8月13日，调查小组第一次开会，陆平、朱光亚、白治民、张光斗、顾以健、周光召、郭树言等同志出席了会议。赵东宛首先向大家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意图和要求。调查组研究了调查的内容，认为需要调研的主要是四个方面的问题：方针任务、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和学部委员及学部大会主席团的性质。会议还讨论确定了工作方法、工作步骤和工作日程的大致安排。大家共同商定，调查组应该协助院党组研究这四个方面的问题，以便就如何发挥科学院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向中央客观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供中央决策。同一天，经事先与院党组商议，由12人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主要是科学院有关部门的同志(苏世生、刘翔声、李吉士、白伟民、周成奎、贾宝廉、曹锦焕、王遵极以及中组部的郝锡良)和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同志(韦震球、胡立生、焦洪波、杨培青)。
在此之前，赵东宛除征求过李昌的意见外，还向卢嘉锡、严东生等人说明了调查小组的工作目的，并一再说明：调查组不是工作组，目的是共同研究改革，而不是整改。
从18日开始，用了5个半天的时间，调查组先后组织召开了6次调查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参加的人员分别是：院部机关各职能部门的部分管理干部；院内部分学部委员；院内部分中青年科学家；最后是听取院外部分学部委员；院内部分党政干部；院党组介绍情况。调查组就调研的四个问题，广泛地听取了意见。接着，选了五种类型的研究所作了初步分析。与此同时，调查组工作班子还召开了一些小型的调查会，听取京外分院科学家和管理干部的意见。在这些调查会的基础上，调查组成员讨论过一次，初步交换了意见。陆平还向大家介绍了中央机构改革小组对科学院工作的分析。这次调查工作坚持了两条原则：第一条广泛听取意见，争取短时间内了解到面上的情况；第二条，不同意见尽量听够，工作班子内，调查组内，充分展开讨论。在调研过程中，工作班子还就科学院的科研工作内容、经费分配等情况，作了初步的分析。
调研后形成的初步印象和想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调查组初步的印象是：中科院内外对调研工作总的说都比较重视，也有震动，寄予了较大的希望。认为科学院的现状应该改变，要切实改革。科学院参加工作班子的一些同志，曾对“改革”持保留态度的，这次有所触动，积极思考科学院在管理上如何进行改革。譬如：对基础研究实行基金制、项目择优支持的问题，以及对发展(指技术开发，是当时起草文件用词。为保持原貌，本文仍沿用这个词。下同——作者注)项目实行合同制和组织多学科的综合攻关等。
但各层人中，还有一定的顾虑，担心科学院降低学术地位。特别是院党组，一开始有些忧虑。经过调查组反复做工作，转变了态度，积极配合调查组的工作。为此，院党组还召开了京区局级干部会，向京外单位发通知，要求支持调查组的活动，派到工作班子来的同志，工作也很认真。但思想认识仍有差距，有一定的委屈心理，认为，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接过了一个乱摊子，两年多做了很多工作，很辛苦，怕中央看不到成绩，谈问题时多是解释或声明性的。
科学家们一方面并不满意现状，希望管理得更好，能够把自己的知识贡献出来，为经济建设出力。但又担心搞不对头，砍了基础研究，忽视了科学储备，对今后长远发展造成损失。较多的人认为“两侧重、两服务”(“两侧重”即“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两服务”即“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的方针仍应贯彻。不少人觉得，方针问题谈了30多年了，过去一有运动，就批脱离实际，故这次调查比较敏感，呼吁要有一个安宁的科研环境和气氛，怕“大折腾”、“急转弯”。而许多学部委员对没有能够在国家的科学技术问题上起到参谋作用，反映强烈。
管理干部、党政干部则希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但又着重强调外部条件和要求中央支持， 对与外界特别是与生产部门渠道不通的意见较多。这些同志认为，片面强调学术领导值得研究。虽然以党代政、以政代学不对，但以学术代党政，完全由科学家当领导，也不妥当。应该党政分开，党政结合。
结合以上种种情况，调查组形成了初步的想法。
1、关于工作方针问题。调查组认为，科学院的具体任务、方向，应当从全国科技力量的分工方面加以考虑。京区45个所，2070个课题，按经费分配的比例，应用研究和发展工作占了近90％，这么大的力量，完全有可能在近期和中期，为国民经济中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做贡献。我们原则上同意陆平同志的意见，今后一个时期内，科学院一方面应当认真重视基础研究，真正搞出水平；另一方面要着重加强应用研究，为国民经济服务。经过再三斟酌，我们初步提出：大力加强应用研究，适当重视发展工作，认真重视基础研究。为了避免与工业部门撞车，发展性的工作，可有选择地搞一些有优势的、带有开拓性的项目。从长远的发展看，今后大学的基础研究会逐步加强，发展性的工作要与生产紧密结合，主要放在工业部门，因此科学院除了要从事一定的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外，主要应该面向经济，提高应用研究的水平，为国家的技术创新、技术开发储备知识和人才，大量的发展工作要减少。
当时，科学院的应用研究课题约占50％，但大多是自选课题，与国民经济中的重大问题结合不够密切，尤其是在综合性的问题上，在行业的共性关键技术方面，缺乏配套。所以，尽管研究人员比较勤奋、努力，也做出一些成果，但多是零金碎玉，不能形成拳头性的实力。这就迫切要求在管理上、政策上加以调整，只有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特殊作用，才能充分发挥中科院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优势。
调查组总的感觉是，中科院多年来虽然不断讨论方针问题，但仍没有从思想上、认识上取得真正的一致，不少从事基础科学的学部委员，还很留恋“两个侧重”的提法，这十分影响院内科技人员积极性的发挥。
2、关于学部委员及学部大会主席团的性质与作用问题。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于1955年6月1日，是中科院的重要组成部分。调查组同意工作班子设计的框架：学部大会主席团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是国家重要的科学思想库。它的主要职能和任务是：组织院士对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学科发展战略和重大科学技术决策提供咨询，推动科学技术政策和措施的制定和实施；组织院士对重要研究领域、研究计划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和指导；组织选举院士和外籍院士；开展学术活动，同国内外学术团体进行交流与合作，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等。言外之意，就是它不是中科院的行政管理机构。
3、关于领导体制问题。对是否设主席团，有不同意见。不少同志认为，主席团可以取消，实行院长负责制。也有人认为，主席团可保留，但不要去具体管院内的事，主要应组织好学部委员为国家的重大科技问题进行咨询。院内的学术领导可设一个学术委员会来管理，学术委员的身份是工作性质，为防止知识老化需有一定任期，可以吸收中青年科学家参加。
4、关于中科院党的领导体制问题。一部分同志，包括陆平同志认为，改为党委制可以上下一致(院、所)。调查组认为，今后改革的方向，是加强院长领导的责任制，似乎党组制较好。鉴于科学院的领导成员主要是科学家的实际情况，党组内宜设专职做党的工作的书记，书记、院长不互相兼任。基层(所)是党委制或是分党组，意见不一致。经反复商讨，认为只要明确院党组可以领导基层党委，问题也不大。
5、队伍与规模。中国科学院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从事为国民经济服务的发展工作，填补当时需要的一部分技术空白。60年代，主要从事为国防服务的(“两弹一星”)新兴技术的开拓工作，培养了一批搞试制、仿制、工程技术的人才。在当时，这支队伍比较而言，是能打硬仗的，但因体制和机制原因，人员和知识缺乏更新，真正从事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也有一定的困难。座谈中，大多数研究所所长认为，大约只有1／3多一点的人员适于从事高水平的工作，而2／3的人员基本上可以向其他领域转移，去从事技术开发与推广工作，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要有种种过渡的办法和适当的政策，因为当时人员流动有诸多制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中央提出了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两侧重”的提法已经不够完整，既未反映科学院的实际状况，也不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在这次调研中了解到：第一，科学院的研究所构成，按院党组汇报的材料，在119个研究所中，以基础研究为主的所15个，占12.6％；以应用研究为主的所85个，占71.4％；主要从事发展工作的所19个，占16％。很多同志认为，在85个主要从事应用研究的所中，大量工作实际上仍是发展工作，有水平的应用研究并不多。第二，从实际工作看，按课题分类，基础研究约占百分之十几，比例不大，真正高水平的更少。应用研究约占30％多一点。大量的是发展工作，占65％以上。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侧重基础”、“侧重提高”为指导，在政策上、管理上，是用管10％基础研究的办法，去管80％至90％的应用研究和发展工作。这就难免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无法更好地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另一个问题，就是研究所的摊子太大，战线过长，任何一个领导来管，都十分困难。大家普遍认为应该精简、调整，根据一定的标准，实行“关、停、并、转”。特别是12个分院，下面的研究所普遍呼吁撤掉分部分院机构，让所直属总院。但限于当时我国社会化服务的状况，以及科学院的组织领导系统(体制)的改革进程，在研究所较集中的地方，如何办理公共性的服务，还有不少困难。这样，分院体制就暂未变动。
6、中科院与社科院的关系问题。许多参与讨论的同志提出，如果学部制向院士制改，就应当建立大科学院，包括社科院在内，统一院士结构。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应分割，而应结合。因社科院的工作职能与整个体制改革另有诸多牵连，为加快中科院本身的改革，此问题被暂时搁置下来。我调人事部后，赵东宛部长又要我起草过一份两院关系的稿子，因不久我的工作调动，此事为何又搁置下来，就不得而知了。
改革的思路框架
1983年9月27日，调查组形成了向中央汇报的初步提纲，主要内容分为四个方面：
(一)关于科学院的办院方针和任务。
报告认为，中国科学院在历史上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培育了一支科技队伍，这支队伍是国家建设的宝贵财富。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调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后，在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指导 下，广大干部和科技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
但是，30多年来，在科学院的方针任务问题上一直有不同意见。50年代和60年代，在要不要承担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任务的问题上，就有“发展学科的基础理论”与“任务带学科”之争，实际是5％的基础研究同95％的应用研究和发展工作之争。科技大会以后，提出了“侧重基础、侧重提高”(即“两侧重”)。后来又加上“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即“两服务”)。针对“四人帮”对科研工作特别是对基础研究工作的破坏，提出“两侧重”，对稳定科学院的工作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科学院的一些同志反映：由于政策不对头、着眼点不正确、队伍组织得不好，科技人员的劲使不到点子上，造成了贡献与潜力不相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解决得不够；对生产中长期存在的技术难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应用研究没有跟上；发展工作同产业部门重复较多；对如何面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认识还不一致，行动不够统一。
当时认为，我国经济建设中面临的技术问题，主要是生产水平提高得不快，产品性能和质量差；引进技术不能很好地消化吸收；各部门长期在发展工作上低水平重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许多技术难题深入研究不够，缺乏规律性的探讨和认识，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应用研究对生产技术起不到指导和后备作用，跟不上发展的需要，没有形成自主创新和开拓能力。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科学院有较好的研究条件和科技力量，有可能、也应当在应用研究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
基于上述情况，调查组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完全适用于科学院的情况，科学院应当从实际出发，认真加以贯彻。
根据1982年2月6日胡耀邦同志“对方针问题不要就字面多争论了，要搞几条‘雅俗共赏’的意见”的指示，我们建议，今后科学院的任务是：
1、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着重解决：
(1)经济建设中的综合性的、重大的工程技术问题；
(2)生产中长期普遍存在的技术难题；
(3)技术发展中的基础理论问题；
(4)新兴技术的开拓。
2、积极地、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
(1)接受产业部门和国防部门委托的任务；
(2)根据自己的优势，有选择地开展那些不与其他部门重复的项目；
(3)科学院的发展工作不再增加比重，而是要提高水平，增加效益，搞好同产业部门的接力。
3、认真抓好基础研究：
(1)保证基础研究的稳定。今后几年，基础研究的经费不减少，着重要把基础研究的水平扎扎实实地搞上去，真正起到储备作用；
(2)要着重支持那些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或对经济的发展，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基础研究课题(如分子物理、分子生物学等)；
(3)对在研究过程中，创新的研究方法和派生的技术，要及时推广转移，使其尽快产生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如新的仪器、新的试剂和数据处理的方法等。
调查组认为，这样细致地明确科学院的任务，会更好地避免因为简单化而引起误解，便于统一认识，更好地发挥科学院的作用。
(二)关于领导体制。
在调查中，干部和群众反映，科学院新的领导班子上任后辛辛苦苦，勤勤恳恳，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抓了科技攻关，初步确定了17项攻关任务，主观上还是想把科学院工作搞好的，但普遍反映科学院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薄弱，院党组在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等方面，要在统一思想和落实上加强力度。如，1982年国务院领导同志接见李政道后，对院领导讲，“我的意见是应用要加强，基础不削弱”。但该指示一直未能传达。有些同志至今还误认为中央领导同志不理解基础研究的重要作用。总之，在把大家的认识统一到中央关于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上来，需结合中科院的特点，加快落实。党组主要领导中没有人专门(或以主要精力)管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一些大事，如研究所领导班子的考核、调整与配备，往往排不上议事日程，拖的时间很长。有的即使排上了，也缺乏深入研究，措施也未跟上。
在调查中，大部分同志都反映，让学术造诣很深的科学家，既当院长又当党组书记，没有发挥科学家的所长，既不利于院长集中精力从事学术领导，也不利于加强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因此，多数同志认为，院长、党组书记分开配备为好。对此当时院党组的部分同志有不同意见。
关于党的领导体制，座谈中有两种意见：一是把院党组改为院党委；一是把研究所党委改成分党组。我们对上述两种意见进行了研究，倾向于科学院党的领导体制暂不做改变。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充实和加强科学院的领导班子，加强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
(三)关于科学院的体制改革。
在调查过程中，很多人都提出，从长远看，科学院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进行根本改革。大家都主张科学院要精简，克服目前机构臃肿、力量分散、素质不高的状况。一些同志进而建议把科学院一分为二：一个是自然科学院，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另一个是工程科学院，开展应用科学和技术的研究。他们认为，工程科学院从科学院中分出来，可以加强我国工程科学的研究，也有利于密切和生产实际的联系。同时，自然科学也可以专心致志地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有利于出高水平的成果。
但是，对成立工程科学院的倡议，科学院内不少人士是反对的，主要是担心理工科截然分家对科学发展不利。而赞成两院分开的学部委员则认为，现在科学院内理工科之间也并没有结合好，实际情况又是理科压了工科。而这是全世界科学界的普遍现象，很多国家都为此从国家科学院中分出工程科学院，理工又分家又合作，并未出现重大脱节，我国也应当这样做。
赞成两院分开的同志，有的主张工程科学院要虚一点，主要起咨询作用；有的认为应该有一个实体，有的则建议半虚半实，以虚为主。在这方面，并没有展开具体讨论。
总之，工程科学院的问题在科学院内未认真讨论过，但如果由科学院内部讨论，估计只会争论不休，得不出一个结果来。这个问题，要请中央从全局考虑决定。
调查组认为，在科学院的体制根本改革以前，其管理体制就应着手改革。
(1)对所属研究单位进行认真的调整，收缩战线，集中力量办好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所，对到产业部门或地方更能发挥作用的研究单位和人员，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转出；对方向任务重复或不明确的研究所，要加以调整。
(2)改变现在按人头拨发事业费的经费管理办法。对基础研究课题，要逐步实行基金制，对发展工作项目，逐步实行项目合同制；对应用研究课题，视其课题性质，分别实行基金制或合同制。
(3)根据各类研究和发展工作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管理办法和政策，实行分类管理。 (4)促使科技人员合理流动，试行聘用制，组织科技骨干轮流深入生产实际，把知识送下去，把问题带回来，对到生产第一线更能发挥作用的科技人员，要积极向外输送；对院外富有实际经验、又有研究能力的科技人员，要吸收他们参加院里的有关研究工作，形成科技人员有进有出，生动活泼的局面。
(四)关于学部委员大会。
《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规定，学部委员大会是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由它选举产生的主席团，是大会闭幕期间的决策机构。科学院关于召开学部委员大会向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学部委员既是荣誉性的，又是工作性的；过去还曾有过规定，学部委员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工作职称，一是学术荣誉称号。
在这次调查中，很多学部委员反映，近2／3的学部委员是院外的专家，主席团成员也有一部分是院外的学部委员和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他们对科学院的工作了解很少，很难起决策作用。因此，同意中央和国家机构改革工作小组的意见，在试行章程中，对有关规定作适当的修改。即，要明确：首先，学部委员是学术荣誉称号，不是行政职务，对这一点，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其次，学部委员大会是咨询性质，科学院有责任组织这些优秀的科学家，集体地发挥作用。例如：受国家委托，参与重大科技问题的讨论与咨询；研究和审议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技术工作；选举增补新的学部委员和推选科学院的正、副院长并报请中央批准。
鉴于学部委员大会不是决策机构，它的主席团当然也不履行决策职能。对于主席团还要不要设立，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既然主席团已经没有决策性质，有其存在，既不妨碍科学院的工作，又可作为科学家同政府部门联系的渠道，而且在讨论学部大会体制时，已经到了由学部向院士体制转变的问题，因此，让其存在；另一种意见认为，主席团可撤销，实行院长负责制和院务委员会制。院务会议由院长主持，发挥集体智慧，讨论重大事项。日常业务、行政、后勤工作，由秘书长负责处理。正副院长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一次。1981年召开学部委员大会，在国内外有较大的影响。这次科学院要求撤销主席团，事先没有同执行主席严济慈、吴仲华商量过，一些主席团成员很不满意。如果要改变主席团的建制，最好事先对这些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先做好思想工作。这次学部委员大会仍请他们主持，不宜用简单的行政办法直接决定。最主要的是分清两个职能，不能混淆：一是全国性的学部大会，二是院内的管理体制。
院士制的问题，大家认为，今后还是实行院士制为好，鉴于目前条件还不成熟，大家建议，暂缓一下，待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后，再请中央决策。
调查组认为，学部委员大会最好在年内召开，内容可简单一些。主要内容可以考虑：讨论贯彻科技方针；修改院章；听取院长的工作汇报；推选正、副院长。
1983年10月19日上午，习仲勋、方毅、宋任穷、胡乔木、邓力群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起听取了赵东宛的汇报，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又反复交换过意见，取得了一致的解决方案，也就是：在中国科学院报告的基础上，由院党组和调查组联合修改出一个召开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的请示报告，提交书记处讨论。
10月23日上午，胡启立叫郭树言和我到中南海勤政殿，参加有部分领导出席、讨论调查组报告的会。会议形成的初步意见是：调查报告题目可以暂定为《关于召开学部委员大会的请示报告》，由科技小组调查组会同中国科学院党组一起撰写。在报告中，要充分肯定中国科学院目前的工作，重点就中国科学院召开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议程进行阐述：讨论中国科学院的方针；学部委员、学部委员大会以及主席团的性质；推选正、副院长；增补学部委员以及国外委员，等等。其余问题，由调查组向中央、国务院另外撰写一个《关于加强和改革科学院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报告，全面论述中国科学院存在的问题以及改革的办法。会议还认为，中国科学院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尽可能地减少事务性工作，使它成为一个只负责制定政策，把握科技发展方向的咨询性机构。
10月25日上午，方毅、胡乔木、胡启立、卢嘉锡、顾以健、谷羽、郭树言在中南海勤政殿开会，继续讨论调查组的报告，我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认为：学部委员大会必须开。会议集中解决学部大会和主席团的性质、任务、地位和活动办法等问题。学部委员大会的议程为：第一，听取院长的报告，对过去的工作进行总结；第二，听取科学院的科学规划报告；第三，讨论明确学部大会和主席团的性质、任务、地位和活动办法。中国科学院院长由国务院任命。至于其他问题则保留下来，其中属于科学院内部的问题，由科学院的实际领导机关研究后向中央报告。
1984年1月5日至12日，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在北京召开。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万里、习仲勋、王震、韦国清、方毅、余秋里、宋任穷、姚依林、秦基伟、乔石、田纪云等出席开幕式。
主席团执行主席严济慈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国务委员方毅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他肯定了各学部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繁荣、为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为推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所做的工作。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工作应当贯彻面向经济建设，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而又有选择地参加开发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的指导思想。
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作中国科学院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以来的工作情况，中国科学院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科技工作的方针、政策，以及对中国科学院工作要求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今后科学院工作的设想：第一步，1985年以前，主要是在管理上进行改革试点；第二步，1986年至1990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国科学院方针任务的要求，在机构、人员方面进行全面调整；第三步，1990年以后到20世纪末，结合全国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实现中国科学院结构、体制的合理化。
(责任编辑 李树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