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历史的复义性在于经验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显现则有理性法则的考虑和情感确认的追溯两个维度。《大风》在一个复合的主体多元化的叙述空间，展开了传统与现代、智性与感性、精神与物质的博弈和调试。李凤群的“坚硬的叙事内核”恰恰是一种缺失的历史经验之下的主体困境以及隐藏的创伤性生命体验，同时发掘出历史书写和新世纪经验耦合的可能性。
　　关键词：《大风》 生存之道 主体困境 抒情品格
　　“江心洲”作为一个较为特殊的地理命名，它的自我的环闭性地理特征容易造成一个陌生化了的乡土空间的形成，表现在江心洲和外来者的抵牾以及整个江心洲作为“漂浮”状态而呈现出来的扎根不深、人员外流的现象。在李凤群的作品中，江心洲既不像苏童的“香椿树街”充溢着传统和民间的深厚底蕴，又和张炜的芦青河畔洼狸镇、莫言的东北高密乡、李佩甫的平原等区别开；相比于前者，它很难在一个清晰的脉络上勾连起具备较为宏阔的时空谱系的乡土叙述展开场域。江心洲，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失却故土、寻找故土、追悼故土的当代人的精神隐喻。在20世纪的风云变化历程之中，故土作为对象化的叙述资源先后在中国内地乡土小说和台湾的“省籍”乡土叙事中得到不同主题的招魂式讲述，失却故土的隐痛到寻找故土的执念再到追悼故土的惶然，从鲁迅、王鲁彦、沈从文、汪曾祺到台静农、林海音、朱天心等，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一次序列的精神溯源。
　　一、“父亲”和归乡：作为隐喻的主体困境
　　当代史是一个尚未充分历史化的发展进程，历史经验的叙述或者某种历史品格的再书写，是当代文学追求经典性的有效策略。20世纪30年代的茅盾、巴金，40年代的李人，“红色经典”以及90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竞写潮”等，都在追求史诗性的经典品质上展开现代史的恢弘叙事。历史叙事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时空跨度，仅从叙事背景来看，李凤群的《大风》也同样参与到了大部分的20世纪历史的叙述行列之中来。但是，笔者认为，《大风》的历史品格的书写是一种缺失的或者说不在场的历史经验的叙事，一方面它区别于具有历史在场性的传统史诗性叙事；另一方面，李凤群的叙事方式搭建了一个具有自足性的艺术想象空间。
　　“《大风》正是一部试图从历史受创者被严重扭曲的主体精神状态入手，以一种精神症候的表达方式谛视表现中国当代曲折历史的优秀长篇小说。”{1}王春林先生认为，李凤群的写作旨归并不在于历史经验的再度书写，而把写作意旨集中在了时代背景之下的血脉和精神贯通的四代人的生存叙事，在此基础上把敏锐的写作触角指向了家族几代人的精神症候上。确实如此，张长工的“谎言”、张广深的寡言与“一根筋”的蛮干、张文亮的不知所往的寻祖和精神抑郁、张子豪的迷惘以及梅子杰的决绝，都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地反映了四代人身上或多或少所折射出来的“精神症候”。但是，我们仍然能够识别出“精神症候”表达之下人性的深层次内蕴。笔者认为，李凤群对“精神病症”的艺术性想象空间之中，重叙了底层发声的生命意志和主体困境突围的可能性、艰难性，发掘可能被“精神症候”有所遮蔽的主体精神以及创伤性生命体验具有更为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大风》的叙事丰富性与李凤群的作家主体性介入具有某种关联。“父亲”是《大风》中首先面对的叙述对象，对“父亲”的主体指认以及角色转换之后的消解是李凤群尝试阐述的逻辑理路；同时，伴随着精神的漂泊，“归乡”的文学母题也在李凤群的笔下呈现出某种新的特质。
　　第一代的张长工处在不断交替的时代变故之中，他携家眷的出走故土是一切不可知的集中点，而他所秉持的生存之道恰恰激发了对这未知的极大控诉。姑且不论及历史创伤性的书写，张长工是一个时代背景之中强大生存欲望的另一种投射。在他的身上，背负的上游的沉疴被其不断地吞咽，他所能寄托的则是血脉的下游延续，于是他寻觅到江心洲、悉心呵护张文亮、护佑梅子杰、寄希望于子孫的丁财两旺。在这个意义上，张长工形象可以说是中国传统道德“无后为大”“福荫子孙”的当代阐述。张长工一旦步入晚年，他完结了一生的漂泊无定，从此也不再离开江心洲；跟随父亲从逃亡岁月中活下来的张广深也成为祖父辈，他对家族前历史的经验不比张长工清晰和确切，对精神性的内在归宿感有近乎迫切的追求，但是他始终无法从根本上给予后代族谱意义上的家族精神的信念。于是，在一个更为模棱两可的口述史（张长工晚年口齿不再清晰，同时也有真实与虚构话语含混的分裂）之中成长起来的第三代张文亮担负起了寻找故土“颖上村”的使命，当然可以揣测得到，张广深在闯荡多年之中也势必尝试寻觅故土而无果。张文亮的寻根问祖则更像是一次精神溯源，它失却了考证式的寻找根基，除了祖父的含混的口述，没有可供鉴认的追踪材料。因而，张文亮的寻觅故土只能面对更大的空虚和怅惘。而李凤群同时看到历史经验苍白的反面，那就是对当下的绝对的信奉主义，历史的无根可溯必然让张文亮从茫然无措之中逃遁，并把承传于祖父的生存之道奉为圭臬。相对于张广深，从表面上来看，张文亮也许是个更为成功的商人，但是他同时必须要面对较之父亲的时代更为复杂的社会和市场竞争压力。李凤群无法压抑住笔墨对张文亮负重人生的悲剧呈现，他的抑郁可能来自精神的无根性、来自家庭的压力（对张广深的担忧、对孟梅和张子豪母子的责任）、来自早年恋爱的忏悔等，但是更为实质性的是来自于对生存之道的现实创伤。在市场经济和物质主义不断深化的时代里，张文亮在进入这一行业时就注定了要承受社会的阴暗面，而他的喘息即使隐藏得再深，也无法从李凤群敏锐的洞察和感触之中逃过——张子豪的一次跟踪和偷窥，是李凤群极为沉痛和坚硬的运笔。在这里，李凤群揭穿了张文亮的父亲的高大形象，父亲成为了为人使唤的角色，生存之道在此回应了张长工的求生之道。
　　在这个意义上，不妨做这般揣度，张文亮似乎就是李凤群想象的同时代（20世纪“70”或“60”一代）的代言人，他所面对的历史苍白感，也是这一代人的精神无归宿的写真，而他们手握的生存哲学还未及穿越阴暗的壁障就已经被现实所抽空。可以说，李凤群在“70后”作家中保持了较高的自省意识和历史反思深度的批判性，并从自我的经验之中开掘出了独特的抒情式表达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