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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镇周城村乡土文化传承现状的调查，分析当地文化传承情况，寻找影响文化传承的内外因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得到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认同、乡土文化的传承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扶持、民族和宗族因素在乡土文化传承中不能忽略等启示。提出了强化政策支持和顶层设计、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经济潜力等有利于乡土文化传承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乡土文化 传承与演变 城市化 民族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软科学项目“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研究（编号：201933）和乐施会课题“村镇城市化战略与制度创新案例研究”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渗透存在生命活动的每个缝隙，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每个人都离不开文化潜移默化又深远持久的影响。文化也非孤立存在，它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既是他们的集中体现，又能影响它们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而乡土文化正是贯穿于这古老文明的永恒血脉，它根植于乡土、孕育于农耕，承载着几千年的人文智慧，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是区别于任何其它文明的重要特征。其所积淀的文化精髓，是乡土情感约束与道德整合的思想根基和文化精神的理性升華。在熟人社会尚未完全消失的转型时代，治理体系的建立健全、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都离不开乡土文化的软性支持。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和信息化的纵深发展，我国乡村社会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空心化”问题不断加重，农村人才、资金大量外流（2019年外出农民工已经达到17425万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日趋增多。其次是城市中心主义思想不断盛行，城市文化受到追捧，乡村人文思想逐渐向城市靠拢。
在“空心化”问题和城市中心主义思想不断盛行的影响下乡土文化保护出现断层，很多优秀的文化难以继承，这些现象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乡土文化的生存空间被压缩。根据中国新闻网2015年的报道，中国古村落在10年间消失了90万个。即使是在没有消失的村落里，也有很多沦为空心村或因旅游而遭到大拆大改，导致古村落、历史名宅、祭祀庙宇遭到破坏。二是乡土文化传承的社会基础开始动摇。随着二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农业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已经被动摇，导致村民对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向往。而城市中心主义思想和城乡文化的对冲造成原有乡土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农村原有的乡土文化和村规民约受到质疑，千年历史中形成的农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际伦理关系被现代社会瓦解，乡土文化逐渐被疏离。三是乡土文化代际传承难以为继。乡土文化的传承，往往是依靠上一代传给下一代、师傅传给徒弟的方式，沿着世世相习、代代相传的路径传承发展下来。但农村青壮年的大量流失导致许多传承已经后继无人，代际传承出现断层。
在城镇化的浪潮下，农民居民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乡土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如何使乡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保持原有生命力成为了一道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案例分析
为了解城市化过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情况，总结影响乡土文化传承的环境因素和做法经验，我们在全国选点，走访了各具代表性的10个村庄。其中，云南大理周城村特点突出，既具有乡土性，又具有民族性，而且文化传承情况相对较好，因此对其进行进一步梳理和分析，以期能够通过对其文化传承的现状的分析，总结出乡土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影响其传承的重要因素，提出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办法。
（一）周城村概况
云南大理周城村村域面积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540户、13000余人，村民多从事旅游接待和工商业等二三产业，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根据云南省委组织部主管主办的云岭先锋网报道，2018年周城村旅游业收入达2.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6800多元。周城村居民八成是白族人，为全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也是云南省最大的民族自然村，因保留了较完整、具有原生态特色的独特民俗风情而闻名，被誉为“白族民俗的活化石”，成为中国首批传统文化村落。
对周城村的调查以问卷调查和访谈为主，访谈对象包括村委成员、作坊主、旅游经营者、普通村民等，他们都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也都是关键人物。为提高资料收集的信度，由所有调研人员共同确认编码一致性。即通过参与调研者对案例访谈的录音或记录整理稿的讨论，达到最佳共识，完整表达研究参与者的想法，客观呈现受访者的真实信息。
（二）周城村乡土文化传承情况
根据前述内容，从四个方面进行阐释。
1.语言体系传承相对完好。周城村通用的传统语言是白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总体上看，该语种在周城村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几乎所有在本村内的白族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民族语言。但是，这种保存完好只是相对而言，城市化对周城村语言习惯的影响并未完全避免，部分语言出现了逐渐衰退的现象。衰退迹象主要表现在数词量词、计量单位等不常用词的使用上，还有一些长期外出村民的子女出现了本民族语言遗失的情况。此外，在城市化冲击下，村民的汉语水平明显提高，与外界的交流能力显著提升。随着农村教育的推进，以及内外信息交流的频繁和旅游发展的需要，周城人的汉语水平也普遍提升，据村支书介绍，在30年前，村里有一半以上的人不会讲汉语，现在90%的人都能用汉语交流。
2.传统工艺、民间技艺传承因与产业结合的程度不同而差别较大。周城村的传统工艺和民间技艺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兴有衰，其兴衰与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关系紧密。其中，扎染工艺、民族舞蹈、“白族三道茶”等与商业、旅游结合比较紧密的文化传承较好，但其他工艺和技艺，如“甲马”工艺、唢呐、大本曲、洞纪本乐、白族调等，已经很少有年轻人在传承。 扎染工艺是周城村明末清初以来的民间传统工艺，集文化、艺术为一体。为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文化部将云南大理的白族扎染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云南大理周城的张仕绅被确定为扎染国家级传承人。此外，大理市璞真扎染博物馆也设在周城村。文化资源的集聚，让充满浓郁民族风味的古老扎染传统成为周城村的文化名片。这张“文化名片”也为当地从业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调研中了解到，从事扎染的女工每个月可以赚取2000多元的收入，从事扎染销售的收入会更高些，每月收入可以超过3000元。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周城村扎染技艺在传承过程中与现代工艺和理念相结合，传承与创新协调发展。例如，在色彩方面，不再拘泥于蓝白两色，通过反复结扎和染色，可以在同一批布上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在纹样方面，也突破了二方或四方连续构图，对不规则图案，幻变图案的尝试让作品更丰富饱满，受众更广。如今，早村里已经开了十八家染坊，形成了生产、旅游、销售一体化产业链。
除扎染外，周城村传承较好的民族舞蹈和“白族三道茶”，也与产业发展密不可分，它们与旅游产业互促发展，越发兴盛，同时还促进了礼仪和服饰文化的传播，让更多的外地游客有机会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服饰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游客所追求的文化可能只是浅层次的、带来新鲜感的文化内容，所以因旅游而传播的文化往往并不全面或是经过修饰，这也是周城村中一些与产业联系不紧密的文化逐渐没落的原因之一。
3.传统节日、风俗与旅游产业相辅相成。周城村的民俗节日很多，有打春、春节、正月十六、本祖节、三月三、四月十五蝴蝶会、栽秧节、火把节、九月九、糍粑节等许多丰富多彩的节日。其中，春节、本祖节、火把节相对隆重，参与人数较多，而且几乎人人都穿民族服装。这三个节日的长兴不衰，原因各有不同。春节虽不如过去热闹，但由于它是全国性的大节，加上春节期间外出务工人员的回归，使得春节仍然比较隆重。本祖节的持续和传承主要归因于祖先信仰和产业带动。周城村有两个本祖，分别被认为是一些宗族的始祖，得到不同姓氏的祭拜，这种对本祖的拜祭具有一定宗族和祖先崇拜的色彩。同时，旅游产业对节日的兴盛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周城村的各类节日中，火把节娱乐性较强，外来游客互动性较好，当地旅游企业也抓住机会重点打造，使得火把节的热闹程度更胜以往。有些节日愈发受到重视，但也有的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而弱化了。例如，曾经十分隆重的糍粑节，现在得到的重视程度明显下降，尤其是年轻人对这个节日的情感逐渐淡漠。这是因为，周城村民以往都是自己在家做糍粑，虽然很费事，但动手的过程中既有团结，又有乐趣，而现在更多的是购买，少了很多文化的过程，所以其中的乐趣和韵味也在慢慢的消逝。
4.建筑文化有兴有衰。目前，周城村还保留有古戏台、龙泉寺、灵帝庙、景帝庙、古佛塔等古遗迹，但多数都是经过了后代的重建或翻修，更多建筑文化的已经融入居民生活，体现出当地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特点。周城村最基本、常见的传统民居主要分为两个类型“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如今呈现一“兴”、一“衰”。
“兴”的是三坊一照壁。该类型民居的特点是由三间两层组成一个建筑单元，正房朝南，与照壁相对，一般是长辈居住，东西厢房为晚辈居住。照壁周边通常绘有各种彩色图案，中间区域绘制各种式样的山水图画，或题写祖传家训、寓意美好的诗词歌赋等，既有挡风、防盗等实际作用，又具装饰的效果。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周城村民有了更多的钱用来建房，三坊一照壁的建筑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精美，材质上，也从原来的木质变为现在的现在砖瓦、钢筋混凝土为主。
“衰”的是四合五天井。该建筑模式与北京的四合院有相似之处，由两层高的四坊相对围合而成，四个漏角与正中院落合称“五天井”。四合五天井房间较多，占地面積较大，在家族同居的年代相对流行，如今在“大家”变“小家”之后，这种民居已经所剩不多，剩下的多为老宅。
（三）深入的思考和启示
1.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认同。人首先得要满足吃穿住行等方面的基本物质需求，才有余力追求文化、艺术等精神享受，乡土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亦是如此。从周城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和产业发展结合比较紧密的传统工艺、民间技艺往往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以周城村传承较好的扎染工艺和民族舞蹈为例，商业属性和强参与性让它们更容易与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从业者均能获得每月超过2000元的稳定收入，所以有较多的人愿意主动参与和传承。而唢呐、大本曲、洞纪本乐、白族调等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盈利模式，已经逐渐没落。宏观上看，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与城市居民的人均39351元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这个差距是城市化的动力之源，在文化的经济促进功能不断降低，城市向往的心理不断增强的驱动下，农村居民很难在没有经济回报的情况下安心于文化的传承。更何况，乡土文化的诞生也离不开经济活动，很多传统的乡土文化都是在生产生活的孕育下逐步形成的，如果脱离物质谈精神，脱离经济说文化，是不尊重客观规律、不符合生活实际的，为保护而付出的努力也将事倍功半。
2.乡土文化的传承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市场认同，也离不开政府的适度扶持和引导。从属性上看，文化产品具有部分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种部分公共物品属性导致乡村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竞争地位，决定了国家必须对其进行适度的政策支持。政府的认定和支持不但可以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直接的经济支撑，还能引导社会关注，增强文化传承人的获得感，从而提升文化的潜在价值，提高其自发的市场竞争能力。例如，在周城村，由政府出资建设，占地5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970平方米的扎染博物馆，不但收藏和记录了扎染工艺的历史和文化，还收藏和记录了“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白族民族建筑文化，这是对民族和乡土文化最直接的保护和支持。而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也为让周城村的扎染工艺、白族三道茶传统手工艺等传统文化获得高度的社会关注，继而产生经济效益，维系了文化的传承和继续。 3.民族和宗族因素在乡土文化传承中不能忽略。民族和宗族因素是周城乡传统文化传承整体较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们至少能在两个方面提高村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一是能够强化熟人社会的自觉意识。以血缘、民族和宗族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可以维持乡土文化的凝聚认同功能，当乡村社会在城市化的冲击下逐渐瓦解的时候，这种熟人的关系能够因民族的和宗族的向心力而得以维系，进而行形成一个团体，部分乡土文化会以团体为载体而继承。周城村是全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民族的标签和烙印十分明显，村民对自己的白族身份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因此，相比较其他村庄而言，村民对民族文化怀有更深的情怀。二是能够延续前喻文化的传承优势。在前喻文化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较慢，知识更新迟缓，长辈的知识和经验往往是晚辈难得的财富，晚辈需要向长辈学习基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学习的过程中，乡村的传统文化也得以延续传承。但是，随着经济的爆发式增长，以及信息化、城市化带来的知识快速更迭，老一辈的经验有些不再奏效，年轻人的学习能力逐渐凸显，社会逐渐过渡到并喻甚至是后喻时期，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下降，导致了部分文化的流失。对前人的敬仰是民族和宗族文化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乡村里的民族或宗族氛围较浓，晚辈往往会对长辈的言行更遵从，对传统文化也更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乡村传统文化的继承。例如，周城村不同姓氏的村民会在本祖节祭拜相应的本祖，这种对本祖的祭拜，与宗族中对祖先的祭拜有相似之处，时刻提醒族人对先人以及先人遗产的崇敬。
三、政策建议
（一）强化政策支持和顶层设计
一是加大对乡土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在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乡土文化保护政策和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加大财政资金倾斜力度，设置乡土化建设奖补项目，重点支持博物馆建设、古遗迹修复、古村落保护等公共性较强领域的财政支持。二是完善相关制度法规。充分利用国家相关法规和制度，保护古村落和农业文化遗产。三是做好规划。在提出总目标的基础上，作出总体规划。鼓励各地结合乡村振兴规划、村庄规划，制定详细的保护和发展规划，防止盲目保护和发展。
（二）深入挖掘乡土文化的经济潜力
若想确保乡土文化的传承能够持续久远，就需要找到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也就是它的经济价值，因此，我们要鼓励推出优质的乡土文化产品，打造适宜的乡土文化产业，在保证乡土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的同时，提高其经济效益。一是深入挖掘特色乡土文化产品。重点筛选并开发古法工艺、民族歌舞等参与性、娱乐性强，商品属性明显的乡村传统文化资源，在肯定其艺术价值的同时挖掘它们的经济属性潜力，形成各地区独有的乡土文化产品。二是努力打造特色乡土文化产业。依托文化产品和民俗风情，按照“突出特色，发挥优势，增加记忆度”的原则，扎根特色文化，整合新旧资源，找到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文化主导产业，重点是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乡村旅游业。三是积极推动乡土文化创新。顺应时代发展，扬弃结合，丰富乡土文化的表现形式，采用新媒体、互联网等多样化的文化传播手段，提高民众对乡村优秀文化的了解度和认可度，保持乡村文化的活力。
（三）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和传承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农村内部思想文化道德建设，培养村民正确健康的文化认识，增强村民对本土文化认同和自信。二是继续完善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和认定工作。优化传承人年龄、性别比例，培养中青年传承群体。设立专项资金，按照项目级别、濒危程度等发放差异化的个人津贴。三是大理培养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管理人才。要按照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要求，以电大、技校、高职院校、实践网点等为载体，构建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农村社区教育的四位一体教育体系，辅以相对成功的经营主体为典型示范，重点从经营管理、宣传推广、文化保护等方面培养一批懂文化、有情怀、会管理的管理型人才。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農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中轻联认证中心）
责任编辑：凌玉
关键词：乡土文化 传承与演变 城市化 民族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软科学项目“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问题研究（编号：201933）和乐施会课题“村镇城市化战略与制度创新案例研究”支持。
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渗透存在生命活动的每个缝隙，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每个人都离不开文化潜移默化又深远持久的影响。文化也非孤立存在，它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既是他们的集中体现，又能影响它们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而乡土文化正是贯穿于这古老文明的永恒血脉，它根植于乡土、孕育于农耕，承载着几千年的人文智慧，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是区别于任何其它文明的重要特征。其所积淀的文化精髓，是乡土情感约束与道德整合的思想根基和文化精神的理性升華。在熟人社会尚未完全消失的转型时代，治理体系的建立健全、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都离不开乡土文化的软性支持。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加速推进和信息化的纵深发展，我国乡村社会的外部环境与内部机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是“空心化”问题不断加重，农村人才、资金大量外流（2019年外出农民工已经达到17425万人），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日趋增多。其次是城市中心主义思想不断盛行，城市文化受到追捧，乡村人文思想逐渐向城市靠拢。
在“空心化”问题和城市中心主义思想不断盛行的影响下乡土文化保护出现断层，很多优秀的文化难以继承，这些现象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乡土文化的生存空间被压缩。根据中国新闻网2015年的报道，中国古村落在10年间消失了90万个。即使是在没有消失的村落里，也有很多沦为空心村或因旅游而遭到大拆大改，导致古村落、历史名宅、祭祀庙宇遭到破坏。二是乡土文化传承的社会基础开始动摇。随着二三产业的不断发展，农业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已经被动摇，导致村民对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的向往。而城市中心主义思想和城乡文化的对冲造成原有乡土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农村原有的乡土文化和村规民约受到质疑，千年历史中形成的农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人际伦理关系被现代社会瓦解，乡土文化逐渐被疏离。三是乡土文化代际传承难以为继。乡土文化的传承，往往是依靠上一代传给下一代、师傅传给徒弟的方式，沿着世世相习、代代相传的路径传承发展下来。但农村青壮年的大量流失导致许多传承已经后继无人，代际传承出现断层。
在城镇化的浪潮下，农民居民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乡土文化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明显变化，如何使乡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保持原有生命力成为了一道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案例分析
为了解城市化过程中乡土文化的传承情况，总结影响乡土文化传承的环境因素和做法经验，我们在全国选点，走访了各具代表性的10个村庄。其中，云南大理周城村特点突出，既具有乡土性，又具有民族性，而且文化传承情况相对较好，因此对其进行进一步梳理和分析，以期能够通过对其文化传承的现状的分析，总结出乡土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影响其传承的重要因素，提出保护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办法。
（一）周城村概况
云南大理周城村村域面积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540户、13000余人，村民多从事旅游接待和工商业等二三产业，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根据云南省委组织部主管主办的云岭先锋网报道，2018年周城村旅游业收入达2.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6800多元。周城村居民八成是白族人，为全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也是云南省最大的民族自然村，因保留了较完整、具有原生态特色的独特民俗风情而闻名，被誉为“白族民俗的活化石”，成为中国首批传统文化村落。
对周城村的调查以问卷调查和访谈为主，访谈对象包括村委成员、作坊主、旅游经营者、普通村民等，他们都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也都是关键人物。为提高资料收集的信度，由所有调研人员共同确认编码一致性。即通过参与调研者对案例访谈的录音或记录整理稿的讨论，达到最佳共识，完整表达研究参与者的想法，客观呈现受访者的真实信息。
（二）周城村乡土文化传承情况
根据前述内容，从四个方面进行阐释。
1.语言体系传承相对完好。周城村通用的传统语言是白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总体上看，该语种在周城村得到了较好的传承，几乎所有在本村内的白族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民族语言。但是，这种保存完好只是相对而言，城市化对周城村语言习惯的影响并未完全避免，部分语言出现了逐渐衰退的现象。衰退迹象主要表现在数词量词、计量单位等不常用词的使用上，还有一些长期外出村民的子女出现了本民族语言遗失的情况。此外，在城市化冲击下，村民的汉语水平明显提高，与外界的交流能力显著提升。随着农村教育的推进，以及内外信息交流的频繁和旅游发展的需要，周城人的汉语水平也普遍提升，据村支书介绍，在30年前，村里有一半以上的人不会讲汉语，现在90%的人都能用汉语交流。
2.传统工艺、民间技艺传承因与产业结合的程度不同而差别较大。周城村的传统工艺和民间技艺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兴有衰，其兴衰与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关系紧密。其中，扎染工艺、民族舞蹈、“白族三道茶”等与商业、旅游结合比较紧密的文化传承较好，但其他工艺和技艺，如“甲马”工艺、唢呐、大本曲、洞纪本乐、白族调等，已经很少有年轻人在传承。 扎染工艺是周城村明末清初以来的民间传统工艺，集文化、艺术为一体。为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文化部将云南大理的白族扎染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云南大理周城的张仕绅被确定为扎染国家级传承人。此外，大理市璞真扎染博物馆也设在周城村。文化资源的集聚，让充满浓郁民族风味的古老扎染传统成为周城村的文化名片。这张“文化名片”也为当地从业者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调研中了解到，从事扎染的女工每个月可以赚取2000多元的收入，从事扎染销售的收入会更高些，每月收入可以超过3000元。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下，周城村扎染技艺在传承过程中与现代工艺和理念相结合，传承与创新协调发展。例如，在色彩方面，不再拘泥于蓝白两色，通过反复结扎和染色，可以在同一批布上呈现出不一样的色彩；在纹样方面，也突破了二方或四方连续构图，对不规则图案，幻变图案的尝试让作品更丰富饱满，受众更广。如今，早村里已经开了十八家染坊，形成了生产、旅游、销售一体化产业链。
除扎染外，周城村传承较好的民族舞蹈和“白族三道茶”，也与产业发展密不可分，它们与旅游产业互促发展，越发兴盛，同时还促进了礼仪和服饰文化的传播，让更多的外地游客有机会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服饰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游客所追求的文化可能只是浅层次的、带来新鲜感的文化内容，所以因旅游而传播的文化往往并不全面或是经过修饰，这也是周城村中一些与产业联系不紧密的文化逐渐没落的原因之一。
3.传统节日、风俗与旅游产业相辅相成。周城村的民俗节日很多，有打春、春节、正月十六、本祖节、三月三、四月十五蝴蝶会、栽秧节、火把节、九月九、糍粑节等许多丰富多彩的节日。其中，春节、本祖节、火把节相对隆重，参与人数较多，而且几乎人人都穿民族服装。这三个节日的长兴不衰，原因各有不同。春节虽不如过去热闹，但由于它是全国性的大节，加上春节期间外出务工人员的回归，使得春节仍然比较隆重。本祖节的持续和传承主要归因于祖先信仰和产业带动。周城村有两个本祖，分别被认为是一些宗族的始祖，得到不同姓氏的祭拜，这种对本祖的拜祭具有一定宗族和祖先崇拜的色彩。同时，旅游产业对节日的兴盛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在周城村的各类节日中，火把节娱乐性较强，外来游客互动性较好，当地旅游企业也抓住机会重点打造，使得火把节的热闹程度更胜以往。有些节日愈发受到重视，但也有的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而弱化了。例如，曾经十分隆重的糍粑节，现在得到的重视程度明显下降，尤其是年轻人对这个节日的情感逐渐淡漠。这是因为，周城村民以往都是自己在家做糍粑，虽然很费事，但动手的过程中既有团结，又有乐趣，而现在更多的是购买，少了很多文化的过程，所以其中的乐趣和韵味也在慢慢的消逝。
4.建筑文化有兴有衰。目前，周城村还保留有古戏台、龙泉寺、灵帝庙、景帝庙、古佛塔等古遗迹，但多数都是经过了后代的重建或翻修，更多建筑文化的已经融入居民生活，体现出当地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的特点。周城村最基本、常见的传统民居主要分为两个类型“三坊一照壁”和“四合五天井”，如今呈现一“兴”、一“衰”。
“兴”的是三坊一照壁。该类型民居的特点是由三间两层组成一个建筑单元，正房朝南，与照壁相对，一般是长辈居住，东西厢房为晚辈居住。照壁周边通常绘有各种彩色图案，中间区域绘制各种式样的山水图画，或题写祖传家训、寓意美好的诗词歌赋等，既有挡风、防盗等实际作用，又具装饰的效果。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周城村民有了更多的钱用来建房，三坊一照壁的建筑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精美，材质上，也从原来的木质变为现在的现在砖瓦、钢筋混凝土为主。
“衰”的是四合五天井。该建筑模式与北京的四合院有相似之处，由两层高的四坊相对围合而成，四个漏角与正中院落合称“五天井”。四合五天井房间较多，占地面積较大，在家族同居的年代相对流行，如今在“大家”变“小家”之后，这种民居已经所剩不多，剩下的多为老宅。
（三）深入的思考和启示
1.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认同。人首先得要满足吃穿住行等方面的基本物质需求，才有余力追求文化、艺术等精神享受，乡土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继承亦是如此。从周城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和产业发展结合比较紧密的传统工艺、民间技艺往往能够得到更好的传承。以周城村传承较好的扎染工艺和民族舞蹈为例，商业属性和强参与性让它们更容易与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从业者均能获得每月超过2000元的稳定收入，所以有较多的人愿意主动参与和传承。而唢呐、大本曲、洞纪本乐、白族调等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盈利模式，已经逐渐没落。宏观上看，2018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617元，与城市居民的人均39351元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这个差距是城市化的动力之源，在文化的经济促进功能不断降低，城市向往的心理不断增强的驱动下，农村居民很难在没有经济回报的情况下安心于文化的传承。更何况，乡土文化的诞生也离不开经济活动，很多传统的乡土文化都是在生产生活的孕育下逐步形成的，如果脱离物质谈精神，脱离经济说文化，是不尊重客观规律、不符合生活实际的，为保护而付出的努力也将事倍功半。
2.乡土文化的传承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扶持。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市场认同，也离不开政府的适度扶持和引导。从属性上看，文化产品具有部分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种部分公共物品属性导致乡村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弱势竞争地位，决定了国家必须对其进行适度的政策支持。政府的认定和支持不但可以为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直接的经济支撑，还能引导社会关注，增强文化传承人的获得感，从而提升文化的潜在价值，提高其自发的市场竞争能力。例如，在周城村，由政府出资建设，占地5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970平方米的扎染博物馆，不但收藏和记录了扎染工艺的历史和文化，还收藏和记录了“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等白族民族建筑文化，这是对民族和乡土文化最直接的保护和支持。而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也为让周城村的扎染工艺、白族三道茶传统手工艺等传统文化获得高度的社会关注，继而产生经济效益，维系了文化的传承和继续。 3.民族和宗族因素在乡土文化传承中不能忽略。民族和宗族因素是周城乡传统文化传承整体较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们至少能在两个方面提高村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一是能够强化熟人社会的自觉意识。以血缘、民族和宗族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可以维持乡土文化的凝聚认同功能，当乡村社会在城市化的冲击下逐渐瓦解的时候，这种熟人的关系能够因民族的和宗族的向心力而得以维系，进而行形成一个团体，部分乡土文化会以团体为载体而继承。周城村是全国最大的白族自然村，民族的标签和烙印十分明显，村民对自己的白族身份有着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因此，相比较其他村庄而言，村民对民族文化怀有更深的情怀。二是能够延续前喻文化的传承优势。在前喻文化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较慢，知识更新迟缓，长辈的知识和经验往往是晚辈难得的财富，晚辈需要向长辈学习基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学习的过程中，乡村的传统文化也得以延续传承。但是，随着经济的爆发式增长，以及信息化、城市化带来的知识快速更迭，老一辈的经验有些不再奏效，年轻人的学习能力逐渐凸显，社会逐渐过渡到并喻甚至是后喻时期，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下降，导致了部分文化的流失。对前人的敬仰是民族和宗族文化中尤为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乡村里的民族或宗族氛围较浓，晚辈往往会对长辈的言行更遵从，对传统文化也更重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乡村传统文化的继承。例如，周城村不同姓氏的村民会在本祖节祭拜相应的本祖，这种对本祖的祭拜，与宗族中对祖先的祭拜有相似之处，时刻提醒族人对先人以及先人遗产的崇敬。
三、政策建议
（一）强化政策支持和顶层设计
一是加大对乡土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在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乡土文化保护政策和扶持政策的基础上，加大财政资金倾斜力度，设置乡土化建设奖补项目，重点支持博物馆建设、古遗迹修复、古村落保护等公共性较强领域的财政支持。二是完善相关制度法规。充分利用国家相关法规和制度，保护古村落和农业文化遗产。三是做好规划。在提出总目标的基础上，作出总体规划。鼓励各地结合乡村振兴规划、村庄规划，制定详细的保护和发展规划，防止盲目保护和发展。
（二）深入挖掘乡土文化的经济潜力
若想确保乡土文化的传承能够持续久远，就需要找到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也就是它的经济价值，因此，我们要鼓励推出优质的乡土文化产品，打造适宜的乡土文化产业，在保证乡土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的同时，提高其经济效益。一是深入挖掘特色乡土文化产品。重点筛选并开发古法工艺、民族歌舞等参与性、娱乐性强，商品属性明显的乡村传统文化资源，在肯定其艺术价值的同时挖掘它们的经济属性潜力，形成各地区独有的乡土文化产品。二是努力打造特色乡土文化产业。依托文化产品和民俗风情，按照“突出特色，发挥优势，增加记忆度”的原则，扎根特色文化，整合新旧资源，找到重点突出、特色鲜明的文化主导产业，重点是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乡村旅游业。三是积极推动乡土文化创新。顺应时代发展，扬弃结合，丰富乡土文化的表现形式，采用新媒体、互联网等多样化的文化传播手段，提高民众对乡村优秀文化的了解度和认可度，保持乡村文化的活力。
（三）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和传承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农村内部思想文化道德建设，培养村民正确健康的文化认识，增强村民对本土文化认同和自信。二是继续完善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和认定工作。优化传承人年龄、性别比例，培养中青年传承群体。设立专项资金，按照项目级别、濒危程度等发放差异化的个人津贴。三是大理培养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的管理人才。要按照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要求，以电大、技校、高职院校、实践网点等为载体，构建职业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农村社区教育的四位一体教育体系，辅以相对成功的经营主体为典型示范，重点从经营管理、宣传推广、文化保护等方面培养一批懂文化、有情怀、会管理的管理型人才。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農村经济研究中心北京中轻联认证中心）
责任编辑：凌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