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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学与古代学术
“国学”作为一种名言，古已存在。如《周礼·春官宗伯·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大多数学者认为，无论是“乐师掌国学之政”的“国学”，还是“国有学”的国学，均指天子及诸侯国所设立的学校。但也有学者认为国学是指“国立大学”。张百熙在《进呈学堂章程折》中指出“家有塾”相当于蒙学，“党有庠”相当于小学，“术有序”相当于中学，“国学即所谓大学也”。马一浮亦言：“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泰和会语》)张、马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并不准确。西周教育制度，分国学与乡校两类。国学为天子及诸侯国国君所设立的学校，它又有辟雍、东序、成均、瞽宗、上序之分，辟雍居中、东序在东、成均居南、瞽宗在西、上庠位北，诸侯国所设之学日泮宫。乡学分塾、庠、序、校。无论国学，还是乡学，都有大、小之学。《五经通义》说：“三王教化之宫，总名为学。……故乡为庠，里为序，家为塾。”《大戴礼记·保傅篇》：“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可见古代王天下者，必立大学、小学，使公卿大夫之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先入小学，后入大学。总之，在西周时期，国学既包括大学，也包括小学，所以认为国学即是国立大学的说法并不准确。
两汉以后，国学一名方逐渐确定了国立大学之义。韩愈曾任国子祭酒，在《省试学生代斋郎议》中曾指出太学生“自非天姿茂异，旷日经久，以所进业发闻于乡闾，称道于朋友，荐之州府，而升之司业，则不可得而齿乎国学矣”。说明“国学”需发闻于乡，称道于友，荐之于州府，才能被国学录用，这样的国学当然不是小学，而是大学。在唐代，这种学府由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及与四门学地位相当的专科学校如律学、书学、医学等(北魏时，“树小学于四门”，四门学为小学)组成，它们都可称国学。至于欧阳修在《国学试策》《谢国学解元启》、苏轼在《国学疾策问》等中所说的“国学”，当与韩愈所说的国学意义基本相同，没有超出中央政府设立的高等学府的含义。
马一浮指出：“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适当。……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说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泰和会语》)钱穆在《国学概论》中也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马、钱两先生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从学科分类的意义上说，马、钱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不过，我们认为，古代的“国学”一名与今日的“国学”概念并不矛盾，只是古代的国学概念比今天的国学概念宽泛罢了。在“学在官府”、学政合一的西周时期，国学既是教育机构，也是学术文化的集中体现。无论它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六艺作为教学内容，还是以礼、乐、射、御、书、数小六艺为教学内容，国学都是中国固有学术的承载者、传述者和光大者，今日我们可以称它是原生态的国学。而两汉以下，作为太学、国子学、四门学的“国学”，同样是承载中华文化道统的场所，是传承中国固有学术的重要阵地。故而，我们认为在强调国学一词“依他起”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国学一词的演变有着内在的进路。
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外国相对的“国学”之实就已经存在。儒家学者乃至道±可以承认佛理与周孔之教或道教有相通之处及会通之可能，但不会承认它就是本国之学。晋代的王度针对百姓多奉佛法，相竞出家的现状，指出：“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晋书·佛图澄传》)道士顾欢写《华夷论》反对“舍华效夷”，引起佛教徒的强烈不满，更将华夷之辩推向高潮。王度、顾欢等人所说的外国之教或夷教是指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而周孔之教或道教作为中国本有之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国学。从国学之名是“依他起”的角度，可以说自印度佛学进入中国起，国学之名成立的前提便已经具备，不必待欧风美雨东来。《南史·宋本纪》元嘉十五年载，“立儒学馆于北郊。”南齐高帝萧道成虽以武功起家，然而他于建元四年，“诏立国学”，目的在于使“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五礼”、“六乐”非国学而何?“宋齐之间，国学时复开置。梁武帝开五馆，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经各置助教云。”(《陈书·儒林传》)从“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角度看，晋以下所出现的“国学”之名一方面有复兴周代教育制度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有区别于佛教的意涵，因为国学所传授的教学内容与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学紧密相联。因此说，古之国学不悖于今之国学，最起码是今之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国粹派：倡国学，弘国魂，斥“学奴”
今人讨论的国学已没有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国立大学的意涵。这不是说“国学”这一名言变了，而是今日的大学变了。今日的大学是依照欧美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大学的教学内容主要不是五经与策试，大学教员也不必是五经博士或国学专精之才了，因此有的学者将古代“国有学”、“太学”、“国子学”等所言的国学视为今之“国立大学”，可谓有名无实。
今天的大学已将古代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国学”内容抽空，甚至没有留下一点残渣，而完全换成了西方学科的内容；而今日大学从“国学”中所抽取出去的东西恰恰是今日之国学：即一国固有之学术。由此，钱先生讲国学一名，前既无承，不甚谛当。
那么，是谁在近代意义，即一国固有学术的意义上率先使用了“国学”一词呢?以实言，当西学、洋学、新学一名成立，则中学、旧学、国学之名必然呼之欲出。不过，将国学视为一独立研究对象者的当首推20世纪初期兴起的国粹派。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该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并创办《国粹学报》，“国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906年夏，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举办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讲，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同年9月，他在东京应留学生之邀，讲学于国学讲习会，并在国学讲习会的基础上，成立国学振起社，与上海的国学保存会互为呼应，共同致力于20世纪初国学保存、振兴、发扬之运动。
何谓国学?邓实在1906年作了明确回答：“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也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载《国粹学报》第19期)邓实的国学既包括孔子之学，也包括诸子之学。他说：“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古学复兴论》，栽《国粹学报》第9期)章太炎所说的国粹与国学几乎同义，他指出，国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汉民族的语言文字，一是典章制度，一是历史人物事 迹。所以由他主讲的东京“国学讲习会”在《国学讲习会序》中揭明国学内容也有三：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二、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三、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
国粹派是一批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将国学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国学是一国成立的根据，是国魂，是立国之精神，国学兴则国兴，国学亡则国亡。黄节在《“国粹学报”叙》中指出：自立于地球之上的任何国家必有其立国之精神，只有立国精神灭亡了这个种族才可以说灭亡，故而“灭其种族必灭其国学而后可”，“学亡则国亡，国亡则亡族”。这是国粹派推崇国学的缘由。许之衡将这个立国之精神称之为“国魂”。他说：“国魂者，立国之本也。”“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而国学又出于孔子者也。”(《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第6期)章太炎主持的《国学讲习会序》指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许守微在《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一文中进而强调国学与国命的关系：“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可见，国粹派倡言国学，旨在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救国、保学、存种。我们认为，国粹派强调一个国家应有其立国之道、立国之本或者国魂，而国魂关乎一国之。存废，这是一种识大体、明大局的文化意识。这一意识理应受到国人的关注和尊重。
国粹派倡言保存国学，发扬国粹，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旨在抵制一些人“醉心欧化”、甘为“学奴”；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旨在光大国学、复兴民族文化。“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固奴，奴于东西之学说，亦何得而非奴也。”(黄节《“国粹学报”叙》)他批评那些醉心欧化的人，“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他甚至对由倾慕泰西转而倾慕日本人士断言：“亡吾国学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一种文化的忧国意识自发胸腔，跃然纸上。章太炎也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所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演说录》，栽《民报》第6期)他们视国学为至宝。光大国学，致力于华夏文化的伟大复兴，国粹派认为他们责无旁贷。
由于儒家文化是国学的主体，如何对待孔子、儒学是国粹派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国粹派出现了不同声音。黄节明确主张复兴国学即“光复乎吾巴克之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而已”。而许之衡比黄节更进一步，强调孔子之教为中国之教，历两千多年，支配四亿人之人心，不能与老墨等视。而章太炎虽提倡国学，但他说：“不是要尊信孔教，只要人爱惜汉种的历史。”认为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国粹派这种矛盾一方面说明国粹派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最多是一个道义团体，另一方面反映了国粹派有着情与理的深刻冲突。从感情上说，由于孔子为顽固派与改良派所利用，他们决不愿意再举孔子这面旗帜，但从理性上说，倡言国学，却回避孔子乃至批判孔子。则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矛盾。
19世纪到20世纪转换之际，先是义和团兴起，后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急!由是，民族主义激情渴望得到释放，同时醉心欧化及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也在华人社会中滋生、蔓延。在这种背景下，既能满足民族主义的激情需求，又能冲淡民族失败情绪的以研究国学、弘扬国粹为宗旨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应运而生。伴随辛亥革命的到来及五四运动的兴起。时代话题发生转换，这场国学运动也就跟随历史步伐进入了新阶段。
“国学热”与国学振兴
“忽如一夜春风来，干树万树梨花开。”一个世纪，一个轮回，一个新的贞元之际，国学在21世纪初忽然热闹起来，再度闯入人们的视线，成为传媒、学术界乃大众的日常话题。从平面媒体到数字传媒，从大众到影视界、各种讲坛、天价老板国学班等等，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
目前这股国学热，总是给人一种“像云、像雾又像风”的感觉。说它像“云”，是说当前的“国学热”高浮在空中，没有落地生根。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学界精英知识分子的国学研究成果，越来越高深，越来越专业，一般大众摸不着，够不到，远离百姓的人伦日用，最终是他们不理会大众，而大众自然也不理会他们精深的研究。这样国学也就不能成为大众生活的向导；其二是国内知名高校举办各种天价国学班，费用太高，大众享用不起。由此，可说这样的国学对大众而言像“云”。
还有些人拿国学作秀、造势、追求轰动效应：大禹婚外情了，李白变古惑仔了，李清照是酒鬼了等等，不一而足。有些作品不知是讲国学呢，还是借国学来包装自己!在文本基本意义理解缺失的前提下，不管是怎样“品”也好，还是冠以“我的”之类的东西也罢，其结果只能是以误导误，影响越大，对国学造成的伤害就越深。可以说，在国学热铺天盖地而来的同时，市面上所贩卖的不少东西是半真半假、亦真亦假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真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让大众如坠“雾”中。
由像“云”、像“雾”，必然又像“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方面，由媒体加商人炒作起来的像云、像雾国学热，是没有自性或根性的虚热，必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就是说这种像“云”、像“雾”的国学本身不过是一阵“风”。因此说，持续的“云”和“雾”不利于国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健康成长。大众呼唤“风”，国学发展需要“风”，人们渴望云净雾散，迎来国学清彻的天空。
“云”和“雾”对国学氛围的形成有造势之功，这是许多人包括不少学者欣赏当下一些国学名流喷“云”吐“雾”的缘由。而当喧嚣的尘埃落定之后，时代呼唤不作秀、不造势的踏踏实实的国学热，即发自内在的热而不是表面的虚热，有根性的热而不是飘浮在半空中的热。国学并不完全如胡适所说是“国故学”的简称，如果国学只是“国故”，那么国学死矣!我们说国学是活的，不是死的。因为国学不仅仅是一套知识系统，不仅仅是纸上的东西，更是一国的立国之道、立国之本之所寄，这个本、这个道称“国魂”可，称民族精神也可。总之，它是国民的生活向导、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而国学的振兴，需要将国学从高悬的空中落实下来，由飘忽不定的“云”转化为真实的存在。这样就需要一大批不计功名、笃信善道、真正从事国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从象牙之塔走出来，发大宏愿，以弘道为己任，放下身段，面向大众，走向民间，让大众享受到、消费得起国学。国学不仅仅是纸上、言说上之学，更是力行、笃行之学。只有力行，国学才能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民众的生活向导，成为国人的行为规范，国学的振兴才会得以实现。
(本文编辑 王正)
“国学”作为一种名言，古已存在。如《周礼·春官宗伯·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大多数学者认为，无论是“乐师掌国学之政”的“国学”，还是“国有学”的国学，均指天子及诸侯国所设立的学校。但也有学者认为国学是指“国立大学”。张百熙在《进呈学堂章程折》中指出“家有塾”相当于蒙学，“党有庠”相当于小学，“术有序”相当于中学，“国学即所谓大学也”。马一浮亦言：“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泰和会语》)张、马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并不准确。西周教育制度，分国学与乡校两类。国学为天子及诸侯国国君所设立的学校，它又有辟雍、东序、成均、瞽宗、上序之分，辟雍居中、东序在东、成均居南、瞽宗在西、上庠位北，诸侯国所设之学日泮宫。乡学分塾、庠、序、校。无论国学，还是乡学，都有大、小之学。《五经通义》说：“三王教化之宫，总名为学。……故乡为庠，里为序，家为塾。”《大戴礼记·保傅篇》：“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可见古代王天下者，必立大学、小学，使公卿大夫之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先入小学，后入大学。总之，在西周时期，国学既包括大学，也包括小学，所以认为国学即是国立大学的说法并不准确。
两汉以后，国学一名方逐渐确定了国立大学之义。韩愈曾任国子祭酒，在《省试学生代斋郎议》中曾指出太学生“自非天姿茂异，旷日经久，以所进业发闻于乡闾，称道于朋友，荐之州府，而升之司业，则不可得而齿乎国学矣”。说明“国学”需发闻于乡，称道于友，荐之于州府，才能被国学录用，这样的国学当然不是小学，而是大学。在唐代，这种学府由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及与四门学地位相当的专科学校如律学、书学、医学等(北魏时，“树小学于四门”，四门学为小学)组成，它们都可称国学。至于欧阳修在《国学试策》《谢国学解元启》、苏轼在《国学疾策问》等中所说的“国学”，当与韩愈所说的国学意义基本相同，没有超出中央政府设立的高等学府的含义。
马一浮指出：“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适当。……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说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泰和会语》)钱穆在《国学概论》中也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马、钱两先生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从学科分类的意义上说，马、钱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不过，我们认为，古代的“国学”一名与今日的“国学”概念并不矛盾，只是古代的国学概念比今天的国学概念宽泛罢了。在“学在官府”、学政合一的西周时期，国学既是教育机构，也是学术文化的集中体现。无论它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六艺作为教学内容，还是以礼、乐、射、御、书、数小六艺为教学内容，国学都是中国固有学术的承载者、传述者和光大者，今日我们可以称它是原生态的国学。而两汉以下，作为太学、国子学、四门学的“国学”，同样是承载中华文化道统的场所，是传承中国固有学术的重要阵地。故而，我们认为在强调国学一词“依他起”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国学一词的演变有着内在的进路。
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外国相对的“国学”之实就已经存在。儒家学者乃至道±可以承认佛理与周孔之教或道教有相通之处及会通之可能，但不会承认它就是本国之学。晋代的王度针对百姓多奉佛法，相竞出家的现状，指出：“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晋书·佛图澄传》)道士顾欢写《华夷论》反对“舍华效夷”，引起佛教徒的强烈不满，更将华夷之辩推向高潮。王度、顾欢等人所说的外国之教或夷教是指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而周孔之教或道教作为中国本有之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国学。从国学之名是“依他起”的角度，可以说自印度佛学进入中国起，国学之名成立的前提便已经具备，不必待欧风美雨东来。《南史·宋本纪》元嘉十五年载，“立儒学馆于北郊。”南齐高帝萧道成虽以武功起家，然而他于建元四年，“诏立国学”，目的在于使“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五礼”、“六乐”非国学而何?“宋齐之间，国学时复开置。梁武帝开五馆，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经各置助教云。”(《陈书·儒林传》)从“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角度看，晋以下所出现的“国学”之名一方面有复兴周代教育制度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有区别于佛教的意涵，因为国学所传授的教学内容与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学紧密相联。因此说，古之国学不悖于今之国学，最起码是今之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国粹派：倡国学，弘国魂，斥“学奴”
今人讨论的国学已没有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国立大学的意涵。这不是说“国学”这一名言变了，而是今日的大学变了。今日的大学是依照欧美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大学的教学内容主要不是五经与策试，大学教员也不必是五经博士或国学专精之才了，因此有的学者将古代“国有学”、“太学”、“国子学”等所言的国学视为今之“国立大学”，可谓有名无实。
今天的大学已将古代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国学”内容抽空，甚至没有留下一点残渣，而完全换成了西方学科的内容；而今日大学从“国学”中所抽取出去的东西恰恰是今日之国学：即一国固有之学术。由此，钱先生讲国学一名，前既无承，不甚谛当。
那么，是谁在近代意义，即一国固有学术的意义上率先使用了“国学”一词呢?以实言，当西学、洋学、新学一名成立，则中学、旧学、国学之名必然呼之欲出。不过，将国学视为一独立研究对象者的当首推20世纪初期兴起的国粹派。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该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并创办《国粹学报》，“国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906年夏，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举办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讲，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同年9月，他在东京应留学生之邀，讲学于国学讲习会，并在国学讲习会的基础上，成立国学振起社，与上海的国学保存会互为呼应，共同致力于20世纪初国学保存、振兴、发扬之运动。
何谓国学?邓实在1906年作了明确回答：“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也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载《国粹学报》第19期)邓实的国学既包括孔子之学，也包括诸子之学。他说：“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古学复兴论》，栽《国粹学报》第9期)章太炎所说的国粹与国学几乎同义，他指出，国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汉民族的语言文字，一是典章制度，一是历史人物事 迹。所以由他主讲的东京“国学讲习会”在《国学讲习会序》中揭明国学内容也有三：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二、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三、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
国粹派是一批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将国学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国学是一国成立的根据，是国魂，是立国之精神，国学兴则国兴，国学亡则国亡。黄节在《“国粹学报”叙》中指出：自立于地球之上的任何国家必有其立国之精神，只有立国精神灭亡了这个种族才可以说灭亡，故而“灭其种族必灭其国学而后可”，“学亡则国亡，国亡则亡族”。这是国粹派推崇国学的缘由。许之衡将这个立国之精神称之为“国魂”。他说：“国魂者，立国之本也。”“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而国学又出于孔子者也。”(《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第6期)章太炎主持的《国学讲习会序》指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许守微在《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一文中进而强调国学与国命的关系：“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可见，国粹派倡言国学，旨在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救国、保学、存种。我们认为，国粹派强调一个国家应有其立国之道、立国之本或者国魂，而国魂关乎一国之。存废，这是一种识大体、明大局的文化意识。这一意识理应受到国人的关注和尊重。
国粹派倡言保存国学，发扬国粹，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旨在抵制一些人“醉心欧化”、甘为“学奴”；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旨在光大国学、复兴民族文化。“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固奴，奴于东西之学说，亦何得而非奴也。”(黄节《“国粹学报”叙》)他批评那些醉心欧化的人，“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他甚至对由倾慕泰西转而倾慕日本人士断言：“亡吾国学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一种文化的忧国意识自发胸腔，跃然纸上。章太炎也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所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演说录》，栽《民报》第6期)他们视国学为至宝。光大国学，致力于华夏文化的伟大复兴，国粹派认为他们责无旁贷。
由于儒家文化是国学的主体，如何对待孔子、儒学是国粹派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国粹派出现了不同声音。黄节明确主张复兴国学即“光复乎吾巴克之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而已”。而许之衡比黄节更进一步，强调孔子之教为中国之教，历两千多年，支配四亿人之人心，不能与老墨等视。而章太炎虽提倡国学，但他说：“不是要尊信孔教，只要人爱惜汉种的历史。”认为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国粹派这种矛盾一方面说明国粹派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最多是一个道义团体，另一方面反映了国粹派有着情与理的深刻冲突。从感情上说，由于孔子为顽固派与改良派所利用，他们决不愿意再举孔子这面旗帜，但从理性上说，倡言国学，却回避孔子乃至批判孔子。则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矛盾。
19世纪到20世纪转换之际，先是义和团兴起，后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急!由是，民族主义激情渴望得到释放，同时醉心欧化及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也在华人社会中滋生、蔓延。在这种背景下，既能满足民族主义的激情需求，又能冲淡民族失败情绪的以研究国学、弘扬国粹为宗旨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应运而生。伴随辛亥革命的到来及五四运动的兴起。时代话题发生转换，这场国学运动也就跟随历史步伐进入了新阶段。
“国学热”与国学振兴
“忽如一夜春风来，干树万树梨花开。”一个世纪，一个轮回，一个新的贞元之际，国学在21世纪初忽然热闹起来，再度闯入人们的视线，成为传媒、学术界乃大众的日常话题。从平面媒体到数字传媒，从大众到影视界、各种讲坛、天价老板国学班等等，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
目前这股国学热，总是给人一种“像云、像雾又像风”的感觉。说它像“云”，是说当前的“国学热”高浮在空中，没有落地生根。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学界精英知识分子的国学研究成果，越来越高深，越来越专业，一般大众摸不着，够不到，远离百姓的人伦日用，最终是他们不理会大众，而大众自然也不理会他们精深的研究。这样国学也就不能成为大众生活的向导；其二是国内知名高校举办各种天价国学班，费用太高，大众享用不起。由此，可说这样的国学对大众而言像“云”。
还有些人拿国学作秀、造势、追求轰动效应：大禹婚外情了，李白变古惑仔了，李清照是酒鬼了等等，不一而足。有些作品不知是讲国学呢，还是借国学来包装自己!在文本基本意义理解缺失的前提下，不管是怎样“品”也好，还是冠以“我的”之类的东西也罢，其结果只能是以误导误，影响越大，对国学造成的伤害就越深。可以说，在国学热铺天盖地而来的同时，市面上所贩卖的不少东西是半真半假、亦真亦假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真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让大众如坠“雾”中。
由像“云”、像“雾”，必然又像“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方面，由媒体加商人炒作起来的像云、像雾国学热，是没有自性或根性的虚热，必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就是说这种像“云”、像“雾”的国学本身不过是一阵“风”。因此说，持续的“云”和“雾”不利于国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健康成长。大众呼唤“风”，国学发展需要“风”，人们渴望云净雾散，迎来国学清彻的天空。
“云”和“雾”对国学氛围的形成有造势之功，这是许多人包括不少学者欣赏当下一些国学名流喷“云”吐“雾”的缘由。而当喧嚣的尘埃落定之后，时代呼唤不作秀、不造势的踏踏实实的国学热，即发自内在的热而不是表面的虚热，有根性的热而不是飘浮在半空中的热。国学并不完全如胡适所说是“国故学”的简称，如果国学只是“国故”，那么国学死矣!我们说国学是活的，不是死的。因为国学不仅仅是一套知识系统，不仅仅是纸上的东西，更是一国的立国之道、立国之本之所寄，这个本、这个道称“国魂”可，称民族精神也可。总之，它是国民的生活向导、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而国学的振兴，需要将国学从高悬的空中落实下来，由飘忽不定的“云”转化为真实的存在。这样就需要一大批不计功名、笃信善道、真正从事国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从象牙之塔走出来，发大宏愿，以弘道为己任，放下身段，面向大众，走向民间，让大众享受到、消费得起国学。国学不仅仅是纸上、言说上之学，更是力行、笃行之学。只有力行，国学才能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民众的生活向导，成为国人的行为规范，国学的振兴才会得以实现。
(本文编辑 王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