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今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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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学、大学与古代学术
  
  “国学”作为一种名言,古已存在。如《周礼·春官宗伯·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大多数学者认为,无论是“乐师掌国学之政”的“国学”,还是“国有学”的国学,均指天子及诸侯国所设立的学校。但也有学者认为国学是指“国立大学”。张百熙在《进呈学堂章程折》中指出“家有塾”相当于蒙学,“党有庠”相当于小学,“术有序”相当于中学,“国学即所谓大学也”。马一浮亦言:“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泰和会语》)张、马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但并不准确。西周教育制度,分国学与乡校两类。国学为天子及诸侯国国君所设立的学校,它又有辟雍、东序、成均、瞽宗、上序之分,辟雍居中、东序在东、成均居南、瞽宗在西、上庠位北,诸侯国所设之学日泮宫。乡学分塾、庠、序、校。无论国学,还是乡学,都有大、小之学。《五经通义》说:“三王教化之宫,总名为学。……故乡为庠,里为序,家为塾。”《大戴礼记·保傅篇》:“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可见古代王天下者,必立大学、小学,使公卿大夫之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先入小学,后入大学。总之,在西周时期,国学既包括大学,也包括小学,所以认为国学即是国立大学的说法并不准确。
  两汉以后,国学一名方逐渐确定了国立大学之义。韩愈曾任国子祭酒,在《省试学生代斋郎议》中曾指出太学生“自非天姿茂异,旷日经久,以所进业发闻于乡闾,称道于朋友,荐之州府,而升之司业,则不可得而齿乎国学矣”。说明“国学”需发闻于乡,称道于友,荐之于州府,才能被国学录用,这样的国学当然不是小学,而是大学。在唐代,这种学府由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及与四门学地位相当的专科学校如律学、书学、医学等(北魏时,“树小学于四门”,四门学为小学)组成,它们都可称国学。至于欧阳修在《国学试策》《谢国学解元启》、苏轼在《国学疾策问》等中所说的“国学”,当与韩愈所说的国学意义基本相同,没有超出中央政府设立的高等学府的含义。
  马一浮指出:“国学这个名词,如今国人已使用惯了,其实不甚适当。……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说别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泰和会语》)钱穆在《国学概论》中也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马、钱两先生这一说法影响甚大。从学科分类的意义上说,马、钱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不过,我们认为,古代的“国学”一名与今日的“国学”概念并不矛盾,只是古代的国学概念比今天的国学概念宽泛罢了。在“学在官府”、学政合一的西周时期,国学既是教育机构,也是学术文化的集中体现。无论它是以《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六艺作为教学内容,还是以礼、乐、射、御、书、数小六艺为教学内容,国学都是中国固有学术的承载者、传述者和光大者,今日我们可以称它是原生态的国学。而两汉以下,作为太学、国子学、四门学的“国学”,同样是承载中华文化道统的场所,是传承中国固有学术的重要阵地。故而,我们认为在强调国学一词“依他起”的同时,也必须指出国学一词的演变有着内在的进路。
  自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与外国相对的“国学”之实就已经存在。儒家学者乃至道±可以承认佛理与周孔之教或道教有相通之处及会通之可能,但不会承认它就是本国之学。晋代的王度针对百姓多奉佛法,相竞出家的现状,指出:“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晋书·佛图澄传》)道士顾欢写《华夷论》反对“舍华效夷”,引起佛教徒的强烈不满,更将华夷之辩推向高潮。王度、顾欢等人所说的外国之教或夷教是指从印度传来的佛教。而周孔之教或道教作为中国本有之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国学。从国学之名是“依他起”的角度,可以说自印度佛学进入中国起,国学之名成立的前提便已经具备,不必待欧风美雨东来。《南史·宋本纪》元嘉十五年载,“立儒学馆于北郊。”南齐高帝萧道成虽以武功起家,然而他于建元四年,“诏立国学”,目的在于使“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五礼”、“六乐”非国学而何?“宋齐之间,国学时复开置。梁武帝开五馆,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经各置助教云。”(《陈书·儒林传》)从“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角度看,晋以下所出现的“国学”之名一方面有复兴周代教育制度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有区别于佛教的意涵,因为国学所传授的教学内容与作为中华文化主干的儒学紧密相联。因此说,古之国学不悖于今之国学,最起码是今之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国粹派:倡国学,弘国魂,斥“学奴”
  
  今人讨论的国学已没有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国立大学的意涵。这不是说“国学”这一名言变了,而是今日的大学变了。今日的大学是依照欧美大学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大学的教学内容主要不是五经与策试,大学教员也不必是五经博士或国学专精之才了,因此有的学者将古代“国有学”、“太学”、“国子学”等所言的国学视为今之“国立大学”,可谓有名无实。
  今天的大学已将古代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国学”内容抽空,甚至没有留下一点残渣,而完全换成了西方学科的内容;而今日大学从“国学”中所抽取出去的东西恰恰是今日之国学:即一国固有之学术。由此,钱先生讲国学一名,前既无承,不甚谛当。
  那么,是谁在近代意义,即一国固有学术的意义上率先使用了“国学”一词呢?以实言,当西学、洋学、新学一名成立,则中学、旧学、国学之名必然呼之欲出。不过,将国学视为一独立研究对象者的当首推20世纪初期兴起的国粹派。1905年初,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该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并创办《国粹学报》,“国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正式登上历史舞台。1906年夏,章太炎出狱,东渡日本,在东京留学生举办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讲,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同年9月,他在东京应留学生之邀,讲学于国学讲习会,并在国学讲习会的基础上,成立国学振起社,与上海的国学保存会互为呼应,共同致力于20世纪初国学保存、振兴、发扬之运动。
  何谓国学?邓实在1906年作了明确回答:“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也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载《国粹学报》第19期)邓实的国学既包括孔子之学,也包括诸子之学。他说:“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古学复兴论》,栽《国粹学报》第9期)章太炎所说的国粹与国学几乎同义,他指出,国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汉民族的语言文字,一是典章制度,一是历史人物事 迹。所以由他主讲的东京“国学讲习会”在《国学讲习会序》中揭明国学内容也有三: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二、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三、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
  国粹派是一批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将国学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认为国学是一国成立的根据,是国魂,是立国之精神,国学兴则国兴,国学亡则国亡。黄节在《“国粹学报”叙》中指出:自立于地球之上的任何国家必有其立国之精神,只有立国精神灭亡了这个种族才可以说灭亡,故而“灭其种族必灭其国学而后可”,“学亡则国亡,国亡则亡族”。这是国粹派推崇国学的缘由。许之衡将这个立国之精神称之为“国魂”。他说:“国魂者,立国之本也。”“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而国学又出于孔子者也。”(《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第6期)章太炎主持的《国学讲习会序》指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许守微在《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一文中进而强调国学与国命的关系:“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可见,国粹派倡言国学,旨在从学术、文化的角度,救国、保学、存种。我们认为,国粹派强调一个国家应有其立国之道、立国之本或者国魂,而国魂关乎一国之。存废,这是一种识大体、明大局的文化意识。这一意识理应受到国人的关注和尊重。
  国粹派倡言保存国学,发扬国粹,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旨在抵制一些人“醉心欧化”、甘为“学奴”;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旨在光大国学、复兴民族文化。“不自主其国,而奴隶于人之国,谓之国奴;不自主其学,而奴隶于人之学,谓之学奴。奴于外族之专制固奴,奴于东西之学说,亦何得而非奴也。”(黄节《“国粹学报”叙》)他批评那些醉心欧化的人,“举一事革一弊,至于风俗习惯之各不相侔者,靡不惟东西之学说是依”。他甚至对由倾慕泰西转而倾慕日本人士断言:“亡吾国学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一种文化的忧国意识自发胸腔,跃然纸上。章太炎也说:“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所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若他晓得,我想就是全无心肝的人,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风发泉涌,不可遏抑。”(《演说录》,栽《民报》第6期)他们视国学为至宝。光大国学,致力于华夏文化的伟大复兴,国粹派认为他们责无旁贷。
  由于儒家文化是国学的主体,如何对待孔子、儒学是国粹派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国粹派出现了不同声音。黄节明确主张复兴国学即“光复乎吾巴克之族,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学而已”。而许之衡比黄节更进一步,强调孔子之教为中国之教,历两千多年,支配四亿人之人心,不能与老墨等视。而章太炎虽提倡国学,但他说:“不是要尊信孔教,只要人爱惜汉种的历史。”认为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国粹派这种矛盾一方面说明国粹派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最多是一个道义团体,另一方面反映了国粹派有着情与理的深刻冲突。从感情上说,由于孔子为顽固派与改良派所利用,他们决不愿意再举孔子这面旗帜,但从理性上说,倡言国学,却回避孔子乃至批判孔子。则将不可避免地陷入自我矛盾。
  19世纪到20世纪转换之际,先是义和团兴起,后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急!由是,民族主义激情渴望得到释放,同时醉心欧化及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也在华人社会中滋生、蔓延。在这种背景下,既能满足民族主义的激情需求,又能冲淡民族失败情绪的以研究国学、弘扬国粹为宗旨的民族文化复兴运动应运而生。伴随辛亥革命的到来及五四运动的兴起。时代话题发生转换,这场国学运动也就跟随历史步伐进入了新阶段。
  
  “国学热”与国学振兴
  
  “忽如一夜春风来,干树万树梨花开。”一个世纪,一个轮回,一个新的贞元之际,国学在21世纪初忽然热闹起来,再度闯入人们的视线,成为传媒、学术界乃大众的日常话题。从平面媒体到数字传媒,从大众到影视界、各种讲坛、天价老板国学班等等,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
  目前这股国学热,总是给人一种“像云、像雾又像风”的感觉。说它像“云”,是说当前的“国学热”高浮在空中,没有落地生根。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学界精英知识分子的国学研究成果,越来越高深,越来越专业,一般大众摸不着,够不到,远离百姓的人伦日用,最终是他们不理会大众,而大众自然也不理会他们精深的研究。这样国学也就不能成为大众生活的向导;其二是国内知名高校举办各种天价国学班,费用太高,大众享用不起。由此,可说这样的国学对大众而言像“云”。
  还有些人拿国学作秀、造势、追求轰动效应:大禹婚外情了,李白变古惑仔了,李清照是酒鬼了等等,不一而足。有些作品不知是讲国学呢,还是借国学来包装自己!在文本基本意义理解缺失的前提下,不管是怎样“品”也好,还是冠以“我的”之类的东西也罢,其结果只能是以误导误,影响越大,对国学造成的伤害就越深。可以说,在国学热铺天盖地而来的同时,市面上所贩卖的不少东西是半真半假、亦真亦假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真可谓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让大众如坠“雾”中。
  由像“云”、像“雾”,必然又像“风”:“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方面,由媒体加商人炒作起来的像云、像雾国学热,是没有自性或根性的虚热,必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就是说这种像“云”、像“雾”的国学本身不过是一阵“风”。因此说,持续的“云”和“雾”不利于国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健康成长。大众呼唤“风”,国学发展需要“风”,人们渴望云净雾散,迎来国学清彻的天空。
  “云”和“雾”对国学氛围的形成有造势之功,这是许多人包括不少学者欣赏当下一些国学名流喷“云”吐“雾”的缘由。而当喧嚣的尘埃落定之后,时代呼唤不作秀、不造势的踏踏实实的国学热,即发自内在的热而不是表面的虚热,有根性的热而不是飘浮在半空中的热。国学并不完全如胡适所说是“国故学”的简称,如果国学只是“国故”,那么国学死矣!我们说国学是活的,不是死的。因为国学不仅仅是一套知识系统,不仅仅是纸上的东西,更是一国的立国之道、立国之本之所寄,这个本、这个道称“国魂”可,称民族精神也可。总之,它是国民的生活向导、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而国学的振兴,需要将国学从高悬的空中落实下来,由飘忽不定的“云”转化为真实的存在。这样就需要一大批不计功名、笃信善道、真正从事国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从象牙之塔走出来,发大宏愿,以弘道为己任,放下身段,面向大众,走向民间,让大众享受到、消费得起国学。国学不仅仅是纸上、言说上之学,更是力行、笃行之学。只有力行,国学才能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民众的生活向导,成为国人的行为规范,国学的振兴才会得以实现。
  
  (本文编辑 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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