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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写作文？问题很简单，却可以有不同的答案。“因为学校有这门课”，这可能是背着书包上学不久的孩子们的想法。“因为有些场合要考作文”，这可能是上学已久将要离开学校的大孩子们的想法。“因为有些意思，不只要说，还要写下来，甚至不必说而必须写下来”，这可能是近于三十而立直到老成持重的许多人的想法。
所谓“必须写下来”，情况各式各样。想要告诉的人不在跟前，说话听不見，只好写。有时候，虽然人在跟前，但为了表达得更委婉，更恳挚，却宁可写而不说。还有时候，并不想告诉人，却为了备忘，必须记下来，如日记、札记之类。更多的时候是有所思、有所想，自认为应该传于广大读者，包括十世百世的后来人，这就是各种性质的著作之类。这最后一种情况，古人也早注意到，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的话：“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个说法，我们现在来发挥，似乎可以说：有所思，有所感，只说不写，就不能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发挥得积极一些就是：有所思，有所感，写下来，就能打破空间的限制，让千里以外甚至全世界都知道，并打破时间的限制，让千百年后的人都知道。
一般说，作文之必要，理由不过如此而已。这就又碰到“写话”问题。“言”是“话”，写成书面形式，成为“文”，于是可以行远。这样说，作文不过是把语音变为文字，其为必要，或说优点是可以行远，即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个优点分量很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优点，文化就几乎会断种，或至少是停滞，人类的文明自然就难以滋生光大。但作文的价值是不是就止于此呢？应该说不止于此。有文化的成年人都听过大量的话，读过相当数量的单篇文章和整本著作，如果两者的内容像物一样，都可以集成堆，然后察看、比较，就会发现，话的一堆和文的一堆，且不管“量”，在“质”的方面原来就有相当大的分别：话轻文重，话粗文精，话低文高，等等。
总之，文传的不只是话，而远远超过话。这超过的情况有多方面，这里说说主要的。
一是精确。精确又可以分作三个方面：（1）简练。同一种意思，同一个人，用话表达，常常会不经意，因而难免冗赘、拖沓、重复；写成书面，总要经过思考斟酌，因而会简练得多。（2）有条理。说话，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没想到，说了话不算了，他……”“中午下班，剩两车没卸，还……”“……忘说了，那是上午布置让下午讨论的。”“重九登高总算大家团圆了；中秋赏月大哥出差，没参加。”而写成书面语，就多少要用一些组织的功夫，就不会出现这样颠三倒四的情况。（3）确切。同一种意思，用以表达的词句可以不同。不同的词句，有价值相等的可能性，但不多，经常是有高下之别。譬如由高到低可以排成如下的行列：恰如其分，大致明白，意思模糊，似是而非，大错特错等。同一个人，用话说，常常脱口而出，所用词句未必是恰如其分的；用笔写，选词造句总要费些心思，甚至还要修改，达到恰如其分的机会就大多了。
二是深远。深远的对面是浅近。话，从理论方面说自然也可以不浅近而深远，但实际上，与文相比，总是偏于浅近。因为习惯如此，所以无妨说，想表达深远的内容，我们要用文，不宜于用话。
这所谓深远的内容，可以包括种种方面，这里作为举例，只谈两个方面：（1）难明之理。最典型的是哲理，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像这样深微的内容，用文表达，词语典重而意义精辟；用话表达不是不可能，但总是很难的。（2）难表之情。最典型的是诗词，如“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锦瑟》）像这样的幽渺之情，不用文而用话，总是很难表达的。
三是优美。话可以说得美。《论语》推崇宰我、子贡的口才，说：“言语，宰我、子贡。”可惜没有举例。《左传》《国语》等史书里还保存不少所谓辞令，像《红楼梦》里凤姐的巧言也是好例。不过比起书面的花样，那就显得寒俭多了。书面的花样，文言里尤其多。最突出的是韵文，由《诗经》开始，之后的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是。还有我国特有的骈文，四六对句，如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苏轼的“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都是大家熟悉而百读不厌的名句。散文写得美的也很多，写景的如《水经注》和柳宗元的游记，言情的如晋人杂帖和苏东坡的小简，都值得反复读，仔细吟味。“五四”之后，白话作品写得美的也有一些，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都是。这种种优美的精神财富是文创造的，用话，恐怕很难，而且由于不成文法的分工，如果话一定要越俎代庖，我们听着也许会感到过于造作吧。
由此可见，文是话的书面形式，却又超过话的书面形式，它有大本领，有大成就。从利用它的人这方面说，它是表情达意更好的工具，学会使用它就会有大成就，才能有大成就。这样，人生柴米油盐，杂事无数，还要不惮烦而用力作文，其原因就是非常明显的了。
（作者单位：广东深圳市莲南小学）
责任编辑 郝 帅
所谓“必须写下来”，情况各式各样。想要告诉的人不在跟前，说话听不見，只好写。有时候，虽然人在跟前，但为了表达得更委婉，更恳挚，却宁可写而不说。还有时候，并不想告诉人，却为了备忘，必须记下来，如日记、札记之类。更多的时候是有所思、有所想，自认为应该传于广大读者，包括十世百世的后来人，这就是各种性质的著作之类。这最后一种情况，古人也早注意到，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的话：“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个说法，我们现在来发挥，似乎可以说：有所思，有所感，只说不写，就不能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发挥得积极一些就是：有所思，有所感，写下来，就能打破空间的限制，让千里以外甚至全世界都知道，并打破时间的限制，让千百年后的人都知道。
一般说，作文之必要，理由不过如此而已。这就又碰到“写话”问题。“言”是“话”，写成书面形式，成为“文”，于是可以行远。这样说，作文不过是把语音变为文字，其为必要，或说优点是可以行远，即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个优点分量很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优点，文化就几乎会断种，或至少是停滞，人类的文明自然就难以滋生光大。但作文的价值是不是就止于此呢？应该说不止于此。有文化的成年人都听过大量的话，读过相当数量的单篇文章和整本著作，如果两者的内容像物一样，都可以集成堆，然后察看、比较，就会发现，话的一堆和文的一堆，且不管“量”，在“质”的方面原来就有相当大的分别：话轻文重，话粗文精，话低文高，等等。
总之，文传的不只是话，而远远超过话。这超过的情况有多方面，这里说说主要的。
一是精确。精确又可以分作三个方面：（1）简练。同一种意思，同一个人，用话表达，常常会不经意，因而难免冗赘、拖沓、重复；写成书面，总要经过思考斟酌，因而会简练得多。（2）有条理。说话，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没想到，说了话不算了，他……”“中午下班，剩两车没卸，还……”“……忘说了，那是上午布置让下午讨论的。”“重九登高总算大家团圆了；中秋赏月大哥出差，没参加。”而写成书面语，就多少要用一些组织的功夫，就不会出现这样颠三倒四的情况。（3）确切。同一种意思，用以表达的词句可以不同。不同的词句，有价值相等的可能性，但不多，经常是有高下之别。譬如由高到低可以排成如下的行列：恰如其分，大致明白，意思模糊，似是而非，大错特错等。同一个人，用话说，常常脱口而出，所用词句未必是恰如其分的；用笔写，选词造句总要费些心思，甚至还要修改，达到恰如其分的机会就大多了。
二是深远。深远的对面是浅近。话，从理论方面说自然也可以不浅近而深远，但实际上，与文相比，总是偏于浅近。因为习惯如此，所以无妨说，想表达深远的内容，我们要用文，不宜于用话。
这所谓深远的内容，可以包括种种方面，这里作为举例，只谈两个方面：（1）难明之理。最典型的是哲理，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像这样深微的内容，用文表达，词语典重而意义精辟；用话表达不是不可能，但总是很难的。（2）难表之情。最典型的是诗词，如“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锦瑟》）像这样的幽渺之情，不用文而用话，总是很难表达的。
三是优美。话可以说得美。《论语》推崇宰我、子贡的口才，说：“言语，宰我、子贡。”可惜没有举例。《左传》《国语》等史书里还保存不少所谓辞令，像《红楼梦》里凤姐的巧言也是好例。不过比起书面的花样，那就显得寒俭多了。书面的花样，文言里尤其多。最突出的是韵文，由《诗经》开始，之后的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是。还有我国特有的骈文，四六对句，如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苏轼的“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都是大家熟悉而百读不厌的名句。散文写得美的也很多，写景的如《水经注》和柳宗元的游记，言情的如晋人杂帖和苏东坡的小简，都值得反复读，仔细吟味。“五四”之后，白话作品写得美的也有一些，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都是。这种种优美的精神财富是文创造的，用话，恐怕很难，而且由于不成文法的分工，如果话一定要越俎代庖，我们听着也许会感到过于造作吧。
由此可见，文是话的书面形式，却又超过话的书面形式，它有大本领，有大成就。从利用它的人这方面说，它是表情达意更好的工具，学会使用它就会有大成就，才能有大成就。这样，人生柴米油盐，杂事无数，还要不惮烦而用力作文，其原因就是非常明显的了。
（作者单位：广东深圳市莲南小学）
责任编辑 郝 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