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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岁写作、9岁出书、12岁开设媒体专栏，过去的20年，她活在母亲为她营造的文学世界里。小时候，蒋方舟像花样游泳运动员一样，被施以托举动作，希冀以一种幼年写作的惊人之姿横空出世。
但他人的注视，他人的期待，过早成熟的身心，使她成了他人梦想的实现者。“这些故事讲腻了。但在我写出好作品之前，也只能靠这些故事引起读者对我的兴趣，这和表演吞火球、钻火圈没区别。”蒋方舟说。
出道20年，蒋方舟期待自己从一个“钻火圈的杂技演员”进化成“32岁前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的普通写作者。
想成为普通人
2017年8月，蒋方舟新书《东京一年》出版，各大书店迅速被一片红色包围。红色封面的《东京一年》被摆放在畅销书区最显眼的位置，一半得益于出版社积极地宣传造势，而另一半，难说不是由于曾经的“天才神话”所带来的人气。
《东京一年》在杭州的西西弗书店签售会上，清一色的90后读者，提前半小时就挤满了大厅。他们中大多数人是蒋方舟“天才神话”的见证者，但也有人仅仅是从媒体只言片语的报道中，简陋地拼凑出一个模糊的天才形象。
不到7岁时，一个夏日的夜晚，蒋方舟被妈妈告知一条新的“法律”——每个小学生在小学毕业之前，必须出版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父亲是一名铁路乘警，顺手拿出一副手铐，假装扣在她手上。
她吓得大哭起来，在泪水中写下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总共600多字，花了整整8个小时。妈妈看完后，对她说了4个字“你是天才”。这4个字改变了蒋方舟此后的人生，“既是鼓励，也是诅咒。我被指定为天才，所以我要有能力成为天才。”
接下来，蒋方舟按照天才的步伐行进。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小学毕业前完成了出书的愿望。12岁那年，她开始写专栏，突然有一天发现报纸上一个整版都在写她。也在那一年，她的散文集《正在发育》出版，随后又有《青春前期》《邪童正史》等陆续问世，几乎是一年一本的速度，在进入大学前已出版9本书。
她也因此被贴上“神童”“天才少年”的标签，不得不接受人们对自己的评头论足，包括生活和写作。大学开学时，蒋方舟第一天去清华报到，她背着一个山一样的大包，“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失望的哀号”，大多数人会说“原来你就是蒋方舟”。
“我时常觉得自己像个马戏团表演者般被围观，是一个站在低处的被参观者。”蒋方舟说，她越来越想成为一个普通人，逃离现有的生活，以及少年写作带来的名气。
2016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她去东京进行文化交流，她想都没想就应下来了。在异国他乡，她终于成了“走在大街上只会单纯因为可爱被搭讪”的普通人。
她曾说自己像盆栽里的植物——盆栽是前20年的写作生活。她的工作、家庭、社会身份等等，是构成盆栽里的东西，她能长成什么样的形状，能长到多大，完全由盆栽决定的。
而东京一年，她有机会把自己种植到一个陌生的土壤上，虽然没有人每天给她浇水施肥，也得不到那么规律的照顾，但是她能长成什么样的形状，完全是由她自己所决定的。
28岁未成年
《新周刊》之前曾预言，蒋方舟心里有两辆相向而行的火车，分别代表她的心理和生理年龄，这两辆火车会在她18岁时相遇。
可事实上，直到她28岁这年，两辆火车才真正相遇。少女时期的蒋方舟在看卡夫卡、米兰·昆德拉、尼采，而现在看“怎么画眉毛”“怎么穿衣服”。
她说自己小时候是被剥夺性别的，13岁开始发育时，她脱光衣服站在镜子前，想看看自己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样子，结果妈妈大喊一声“你在干什么，赶紧下来。”她受到惊吓，整个人从凳子上摔下来，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
第一次有自己的衣服，是12岁，一件美特斯邦威的红色夹克，大概穿了三年，直到袖口磨破了才被淘汰。三年就穿那一件，审美在少女時期被完全屏蔽。
直到20岁左右，有人叫她“美女作家”，她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长相。她会卖萌说自己现在还是未成年“少女”：每天写作前，她都需要依靠逛淘宝天猫半小时来给自己加满血槽，迟来的青春期在她体内复活了。
除了女性审美意识，两性关系同样体现了蒋方舟的“未成年”特质。有一段时间，她通过“自曝情史”，获得了等同于“9岁出书”的舆论关注度。
蒋方舟的几段恋爱经历都不太顺，初恋是个理科男，当时她看到自己直到21岁还没有和异性深入接触过，生活和性格也越来越闭塞，内心十分焦虑，“恨嫁到哪怕是条狗也可以谈一下。”
在一起后，两人讨论曹雪芹和袁隆平谁更伟大，讨论了一年，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鸡同鸭讲。这段恋情结束之后，蒋方舟还有过几段相亲史。最“奇葩”的一次是朋友好心介绍某年轻书法家给她，双方没有见面，对方却发了条微博说她丑，并特意@了她。
尽管每一波自黑之后都会招来各种“心疼”，但这并不妨碍蒋方舟继续自爆：“谄媚。”蒋方舟经常这样形容自己，“太希望别人喜欢我了。”因为年少成名，所以习惯于取悦他人，希望被别人认可、喜欢。
“别的小孩可能9岁就叛逆，我9岁写东西出名，被人喜欢成了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阶段就特别长，说难听点就是圈粉。”蒋方舟说。
“她试图用一种自我贬低来解构舆论对其期望太多的压力”，清华大学学者刘瑜的评价残酷却真实。但她现在希望改变这样的做法，因为她明白了自黑的源头是不自信，“我自己正在学着在该谦卑的时候谦卑，该表现出自己真正的锐利时，也不妨表现出自己的锐利。”
真正害怕的是写作没有成长
蒋方舟不害怕别人议论她的长相、性格、恋爱，甚至热衷参与讨论自己的话题。“自黑”俨然成了她自我保护的硬壳，别人怎么说已经不会干扰到她了。
她真正害怕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说她在写作上没有成长。“你写了这么多年，也没有进步，这种东西真的会让我害怕。”她说自己现在还是非常努力地，想要写一个她心目中能够代表时代精神，或者说一些共同记忆的作品，“像余华的《活着》那样。”
这是她的一个心结，她依然记得小时候看那些文学作品的震撼，“我觉得写的就是我，我到现在还是难以忘记。”
2016年9月，蒋方舟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研究生班，重新当起了学生，老师当中，有阎连科、梁鸿，还有同为80后的张悦然。对如何面对名气和出道时间都不如自己的张悦然，她态度坦然，“我自己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而悦然能写成，并且写得好，在这方面她本来就是老师。”
从十六七岁开始，成人世界就不断地给她规划出各种他们觉得应该走的路，比如媒体人、公共知识分子，但蒋方舟认为，想干的事和能干的事并不一样：她也能去拍电影，也能做视频节目，能当个媒体人……但这些都不是她想干的，她想干的，还是写小说。
和她差不多时间成名的韩寒、郭敬明，都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将赚钱变成了一件很轻松的事。当影视导演、做编剧、卖IP，甚至是直播写作，但在蒋方舟看来，这些事对创作本身、对这个行业的热情都是很大的消耗，“那我还是不要去了吧。”
挣钱这件事被她放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因为它可能和你内心想做的事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蒋方舟听过一个故事，故事里说阿拉斯加雪橇犬在雪地上走的时候是没有坐标的，它可能以为自己一直走的都是直路，但其实方向已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她害怕自己也成了一个没有坐标、原地打转的人。为了避免迷失，她给自己找了一个坐标——写作，达到她内心认可的标准。
虽然至今她离这个标准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一个作家应该在30岁之前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30岁当一个作家是合适的年纪。”蒋方舟越来越相信米兰·昆德拉的说法。
她说自己正在写一部长篇，如果顺利，2018年有出版的可能，那一年她将是29岁，“想到马上30岁，我不恐惧，反而很高兴。我将它视为一个新的起点。”
但他人的注视，他人的期待，过早成熟的身心，使她成了他人梦想的实现者。“这些故事讲腻了。但在我写出好作品之前，也只能靠这些故事引起读者对我的兴趣，这和表演吞火球、钻火圈没区别。”蒋方舟说。
出道20年，蒋方舟期待自己从一个“钻火圈的杂技演员”进化成“32岁前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的普通写作者。
想成为普通人
2017年8月，蒋方舟新书《东京一年》出版，各大书店迅速被一片红色包围。红色封面的《东京一年》被摆放在畅销书区最显眼的位置，一半得益于出版社积极地宣传造势，而另一半，难说不是由于曾经的“天才神话”所带来的人气。
《东京一年》在杭州的西西弗书店签售会上，清一色的90后读者，提前半小时就挤满了大厅。他们中大多数人是蒋方舟“天才神话”的见证者，但也有人仅仅是从媒体只言片语的报道中，简陋地拼凑出一个模糊的天才形象。
不到7岁时，一个夏日的夜晚，蒋方舟被妈妈告知一条新的“法律”——每个小学生在小学毕业之前，必须出版一本书，否则就会被警察抓走。父亲是一名铁路乘警，顺手拿出一副手铐，假装扣在她手上。
她吓得大哭起来，在泪水中写下自己的第一篇文章。总共600多字，花了整整8个小时。妈妈看完后，对她说了4个字“你是天才”。这4个字改变了蒋方舟此后的人生，“既是鼓励，也是诅咒。我被指定为天才，所以我要有能力成为天才。”
接下来，蒋方舟按照天才的步伐行进。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小学毕业前完成了出书的愿望。12岁那年，她开始写专栏，突然有一天发现报纸上一个整版都在写她。也在那一年，她的散文集《正在发育》出版，随后又有《青春前期》《邪童正史》等陆续问世，几乎是一年一本的速度，在进入大学前已出版9本书。
她也因此被贴上“神童”“天才少年”的标签，不得不接受人们对自己的评头论足，包括生活和写作。大学开学时，蒋方舟第一天去清华报到，她背着一个山一样的大包，“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失望的哀号”，大多数人会说“原来你就是蒋方舟”。
“我时常觉得自己像个马戏团表演者般被围观，是一个站在低处的被参观者。”蒋方舟说，她越来越想成为一个普通人，逃离现有的生活，以及少年写作带来的名气。
2016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她去东京进行文化交流，她想都没想就应下来了。在异国他乡，她终于成了“走在大街上只会单纯因为可爱被搭讪”的普通人。
她曾说自己像盆栽里的植物——盆栽是前20年的写作生活。她的工作、家庭、社会身份等等，是构成盆栽里的东西，她能长成什么样的形状，能长到多大，完全由盆栽决定的。
而东京一年，她有机会把自己种植到一个陌生的土壤上，虽然没有人每天给她浇水施肥，也得不到那么规律的照顾，但是她能长成什么样的形状，完全是由她自己所决定的。
28岁未成年
《新周刊》之前曾预言，蒋方舟心里有两辆相向而行的火车，分别代表她的心理和生理年龄，这两辆火车会在她18岁时相遇。
可事实上，直到她28岁这年，两辆火车才真正相遇。少女时期的蒋方舟在看卡夫卡、米兰·昆德拉、尼采，而现在看“怎么画眉毛”“怎么穿衣服”。
她说自己小时候是被剥夺性别的，13岁开始发育时，她脱光衣服站在镜子前，想看看自己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样子，结果妈妈大喊一声“你在干什么，赶紧下来。”她受到惊吓，整个人从凳子上摔下来，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
第一次有自己的衣服，是12岁，一件美特斯邦威的红色夹克，大概穿了三年，直到袖口磨破了才被淘汰。三年就穿那一件，审美在少女時期被完全屏蔽。
直到20岁左右，有人叫她“美女作家”，她才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长相。她会卖萌说自己现在还是未成年“少女”：每天写作前，她都需要依靠逛淘宝天猫半小时来给自己加满血槽，迟来的青春期在她体内复活了。
除了女性审美意识，两性关系同样体现了蒋方舟的“未成年”特质。有一段时间，她通过“自曝情史”，获得了等同于“9岁出书”的舆论关注度。
蒋方舟的几段恋爱经历都不太顺，初恋是个理科男，当时她看到自己直到21岁还没有和异性深入接触过，生活和性格也越来越闭塞，内心十分焦虑，“恨嫁到哪怕是条狗也可以谈一下。”
在一起后，两人讨论曹雪芹和袁隆平谁更伟大，讨论了一年，最后谁也没有说服谁。鸡同鸭讲。这段恋情结束之后，蒋方舟还有过几段相亲史。最“奇葩”的一次是朋友好心介绍某年轻书法家给她，双方没有见面，对方却发了条微博说她丑，并特意@了她。
尽管每一波自黑之后都会招来各种“心疼”，但这并不妨碍蒋方舟继续自爆：“谄媚。”蒋方舟经常这样形容自己，“太希望别人喜欢我了。”因为年少成名，所以习惯于取悦他人，希望被别人认可、喜欢。
“别的小孩可能9岁就叛逆，我9岁写东西出名，被人喜欢成了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阶段就特别长，说难听点就是圈粉。”蒋方舟说。
“她试图用一种自我贬低来解构舆论对其期望太多的压力”，清华大学学者刘瑜的评价残酷却真实。但她现在希望改变这样的做法，因为她明白了自黑的源头是不自信，“我自己正在学着在该谦卑的时候谦卑，该表现出自己真正的锐利时，也不妨表现出自己的锐利。”
真正害怕的是写作没有成长
蒋方舟不害怕别人议论她的长相、性格、恋爱，甚至热衷参与讨论自己的话题。“自黑”俨然成了她自我保护的硬壳，别人怎么说已经不会干扰到她了。
她真正害怕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说她在写作上没有成长。“你写了这么多年，也没有进步，这种东西真的会让我害怕。”她说自己现在还是非常努力地，想要写一个她心目中能够代表时代精神，或者说一些共同记忆的作品，“像余华的《活着》那样。”
这是她的一个心结，她依然记得小时候看那些文学作品的震撼，“我觉得写的就是我，我到现在还是难以忘记。”
2016年9月，蒋方舟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研究生班，重新当起了学生，老师当中，有阎连科、梁鸿，还有同为80后的张悦然。对如何面对名气和出道时间都不如自己的张悦然，她态度坦然，“我自己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而悦然能写成，并且写得好，在这方面她本来就是老师。”
从十六七岁开始，成人世界就不断地给她规划出各种他们觉得应该走的路，比如媒体人、公共知识分子，但蒋方舟认为，想干的事和能干的事并不一样：她也能去拍电影，也能做视频节目，能当个媒体人……但这些都不是她想干的，她想干的，还是写小说。
和她差不多时间成名的韩寒、郭敬明，都已经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将赚钱变成了一件很轻松的事。当影视导演、做编剧、卖IP，甚至是直播写作，但在蒋方舟看来，这些事对创作本身、对这个行业的热情都是很大的消耗，“那我还是不要去了吧。”
挣钱这件事被她放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因为它可能和你内心想做的事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蒋方舟听过一个故事，故事里说阿拉斯加雪橇犬在雪地上走的时候是没有坐标的，它可能以为自己一直走的都是直路，但其实方向已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她害怕自己也成了一个没有坐标、原地打转的人。为了避免迷失，她给自己找了一个坐标——写作，达到她内心认可的标准。
虽然至今她离这个标准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一个作家应该在30岁之前尝试各种各样的事情，30岁当一个作家是合适的年纪。”蒋方舟越来越相信米兰·昆德拉的说法。
她说自己正在写一部长篇，如果顺利，2018年有出版的可能，那一年她将是29岁，“想到马上30岁，我不恐惧，反而很高兴。我将它视为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