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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韩非与儒家在思想上存在着对立，这是毋庸置疑的。谈及韩非更多是反儒，笔者认為韩非对儒家的“批判”存在着空间。本文拟从韩非对“儒”的态度，分析韩非的批“儒”更多是针对当时之儒生，而非对儒家思想的全部否定。
关键词：《韩非子》；“儒”
作者简介：王亚丽（1991.9-），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1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无道，社会秩序混乱，诸子思想应时代而生，其中对治国之道，争论最大的莫过于儒家和法家。而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对儒家思想的争论是避免不了的。若将韩非与儒家思想绝对的对立，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以《韩非子》原典为依据，分析韩非对儒家的“批判”。
（1）《韩非子》批“儒”的思考
《韩非子》中对“儒”的提及有侏儒、老儒、儒者、儒侠等，对“儒”的态度并非激烈的抨击和全然的否定。《八奸》、《内储说上》、《外储说左下》等谈及“侏儒”，此乃倡优、乐师，与批“儒”无关；《内储说下》谈及“老儒”，此仅具体某一人，与儒家无关。《外储说左下》谈及“儒者”，以齐宣王之口问：“儒者博乎？儒者弋乎？儒者鼓瑟乎？”且有关儒者之博，《孔子家语·五仪解》中也有谈及“君子不博”，孔子答鲁哀公曰：“为其兼行恶道也。”此恶道乃表现为“杀贵以害义，下以害上，大小易序，贵贱易位”。孔子以小之恶行，引申到治国，实则是倡导以礼义为准则，不能以下害上，应遵循上下尊卑秩序，这也是法家所认同的。
韩非明确有批“儒”的言论，在《五蠹》和《显学》篇。韩非将“儒”归于“五蠹”之中，认为“儒以文乱法”，笔者认为此处“儒”不能直接等同于儒家思想，应是某类儒者。因下文有言“侠以武犯禁，且上以礼之”，故儒和侠应是君主礼遇的对象，应是某类人。况且，韩非也论述“儒分为八”，“八”是以学术层面来划归，或代表儒家后世的所有分支，并无确定的言论。此亦表明一个事实，韩非生活的时代，确有众多儒生，且持有不同侧重点的儒家思想。当时之儒者代表儒家之形象，并非儒家的全部思想，若以批“儒”而理解为批儒家整体思想，乃有以偏概全之嫌。
韩非师从荀子，其思想与荀子有密切的关联。韩非对“儒”的批判可能受荀子对儒者划分的影响。荀子认为儒者分为大儒，如尧舜禹、孔子、周公；小儒如春秋五霸；散儒、陋儒、腐儒、贱儒。陋儒仅读通《诗》《书》，不践行，不尊礼法；散儒，依《诗》《书》行，不尊礼法；腐儒不重言谈；贱儒，如子游氏之贱儒以君子不劳作自居。韩非认为当时之儒者，“取舍相反不同”，存在矛盾性。韩非对孔子之后的儒者充满不信任，且对尧舜之道并未否定，只是时间长远难辨真假。《韩非子》一书中对待儒家的先师孔子的评价，多为尊敬的，对待小儒“春秋五霸”实行的“霸道”思想，多是认同且践行的。笔者推测韩非对儒者的批判更多的是针对当时众多的散儒、陋儒、腐儒、贱儒之类，并非全部儒者，也并非否定全部的儒家思想。
（2）《韩非子》中的孔子形象
《韩非子》一书多次提到孔子，大多从正面角度进行分析，对孔子的贤能和地位是认同和肯定的，且韩非子对待儒家先师孔子多是一种敬重的态度。《韩非子》一书中谈及孔子共43处，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孔子的思想及对其思想的认同和吸收。韩非肯定了孔子贤人的地位及功绩，如借子圉之口侧面说明孔子之贤能；肯定孔子在鲁为政时道不拾遗的功绩；承认孔子“天下圣人”的贤能地位；肯定孔子作为儒家的最高成就。
同时，孔子的某些思想，韩非在论述时也给予了认同和吸收。其一，对信的态度。《论语》中有多处关于信的记载，信作为儒家五常之一，可见其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韩非在《外储说左上》中以孔子闻晋文公攻原得卫的事件记之曰信；孔子弟子曾子杀彘守信；孔子评夔虽残暴，但能守信义立世，“小信成则大信立”。恃势、恃术的同时也要恃信。信是孔子与韩非的共识。其二，赏罚分明，重视赏罚的功效。《韩非子》载孔子是知赏、知罚之人，赏罚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见成效。如《内储说上》孔子认为救火为急事，应用罚才能见效。《难一》载孔子赞襄子之赏，认为“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此为赏的功用。韩非子“明赏必罚”的思想亦有可能受孔子明赏罚思想的影响。其三，法的公平。《外储说左下》记载孔子之言：“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官员依法办案，谨慎执法，虽无赦免但有仁心，能使人心不怨上，由然而知己之罪。对法的公平性和吏公平执法的行为，韩非子和孔子都是认同的。
儒家和法家，是后人给予的人为区分，略含有主观的因素。“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的模式被固定化，其思想复杂被简单化，使得韩非个别不满孔子的言论被放大，一个反孔的韩非子形象也被逐步塑造出来。”法家与儒家的相似处，皆在于儒法共有的东西——法，而不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仁义之道。儒法对立的模式化隐含着不合理性，儒、法复杂的思想不应简单地归于对立，其也有一些相互交叉且能互相共存的思想。林纬毅认为韩非“反儒”具有局限性，受历史进化观的影响，在当今“争于力”的前提下，德治政治功效小，法治是最适宜的方式，且“儒以文乱法”，故“反儒”。在这个局限外，如上古的德治，作为纯道德概念的儒之道德，不妨碍法治的儒者以及可以被法治思想所利用的德目，都不是韩非所反对的。
韩非批“儒”，可能针对的是当时社会中的某些儒生，尤其是大量的散儒、陋儒、腐儒、贱儒，因其以不切实际的言论任意扰乱法治，给混乱的秩序产生更恶劣的影响。韩非并非批判从孔子以来的所有儒生，若以“儒以文乱法”此一言，而断然认为韩非否定全部儒家思想，未免有笼统之嫌。
参考文献：
[1][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周炽成. 论韩非子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认识和态度[J]. 哲学研究，2014年，第11期.
[3]林纬毅. 法主儒从：韩非法儒思想传统的历史考察[J]. 国学学刊，2013年，第3期.
关键词：《韩非子》；“儒”
作者简介：王亚丽（1991.9-），曲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1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无道，社会秩序混乱，诸子思想应时代而生，其中对治国之道，争论最大的莫过于儒家和法家。而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对儒家思想的争论是避免不了的。若将韩非与儒家思想绝对的对立，是值得商榷的。本文以《韩非子》原典为依据，分析韩非对儒家的“批判”。
（1）《韩非子》批“儒”的思考
《韩非子》中对“儒”的提及有侏儒、老儒、儒者、儒侠等，对“儒”的态度并非激烈的抨击和全然的否定。《八奸》、《内储说上》、《外储说左下》等谈及“侏儒”，此乃倡优、乐师，与批“儒”无关；《内储说下》谈及“老儒”，此仅具体某一人，与儒家无关。《外储说左下》谈及“儒者”，以齐宣王之口问：“儒者博乎？儒者弋乎？儒者鼓瑟乎？”且有关儒者之博，《孔子家语·五仪解》中也有谈及“君子不博”，孔子答鲁哀公曰：“为其兼行恶道也。”此恶道乃表现为“杀贵以害义，下以害上，大小易序，贵贱易位”。孔子以小之恶行，引申到治国，实则是倡导以礼义为准则，不能以下害上，应遵循上下尊卑秩序，这也是法家所认同的。
韩非明确有批“儒”的言论，在《五蠹》和《显学》篇。韩非将“儒”归于“五蠹”之中，认为“儒以文乱法”，笔者认为此处“儒”不能直接等同于儒家思想，应是某类儒者。因下文有言“侠以武犯禁，且上以礼之”，故儒和侠应是君主礼遇的对象，应是某类人。况且，韩非也论述“儒分为八”，“八”是以学术层面来划归，或代表儒家后世的所有分支，并无确定的言论。此亦表明一个事实，韩非生活的时代，确有众多儒生，且持有不同侧重点的儒家思想。当时之儒者代表儒家之形象，并非儒家的全部思想，若以批“儒”而理解为批儒家整体思想，乃有以偏概全之嫌。
韩非师从荀子，其思想与荀子有密切的关联。韩非对“儒”的批判可能受荀子对儒者划分的影响。荀子认为儒者分为大儒，如尧舜禹、孔子、周公；小儒如春秋五霸；散儒、陋儒、腐儒、贱儒。陋儒仅读通《诗》《书》，不践行，不尊礼法；散儒，依《诗》《书》行，不尊礼法；腐儒不重言谈；贱儒，如子游氏之贱儒以君子不劳作自居。韩非认为当时之儒者，“取舍相反不同”，存在矛盾性。韩非对孔子之后的儒者充满不信任，且对尧舜之道并未否定，只是时间长远难辨真假。《韩非子》一书中对待儒家的先师孔子的评价，多为尊敬的，对待小儒“春秋五霸”实行的“霸道”思想，多是认同且践行的。笔者推测韩非对儒者的批判更多的是针对当时众多的散儒、陋儒、腐儒、贱儒之类，并非全部儒者，也并非否定全部的儒家思想。
（2）《韩非子》中的孔子形象
《韩非子》一书多次提到孔子，大多从正面角度进行分析，对孔子的贤能和地位是认同和肯定的，且韩非子对待儒家先师孔子多是一种敬重的态度。《韩非子》一书中谈及孔子共43处，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孔子的思想及对其思想的认同和吸收。韩非肯定了孔子贤人的地位及功绩，如借子圉之口侧面说明孔子之贤能；肯定孔子在鲁为政时道不拾遗的功绩；承认孔子“天下圣人”的贤能地位；肯定孔子作为儒家的最高成就。
同时，孔子的某些思想，韩非在论述时也给予了认同和吸收。其一，对信的态度。《论语》中有多处关于信的记载，信作为儒家五常之一，可见其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韩非在《外储说左上》中以孔子闻晋文公攻原得卫的事件记之曰信；孔子弟子曾子杀彘守信；孔子评夔虽残暴，但能守信义立世，“小信成则大信立”。恃势、恃术的同时也要恃信。信是孔子与韩非的共识。其二，赏罚分明，重视赏罚的功效。《韩非子》载孔子是知赏、知罚之人，赏罚要根据具体情况而见成效。如《内储说上》孔子认为救火为急事，应用罚才能见效。《难一》载孔子赞襄子之赏，认为“赏一人而天下为人臣者莫敢失礼矣”，此为赏的功用。韩非子“明赏必罚”的思想亦有可能受孔子明赏罚思想的影响。其三，法的公平。《外储说左下》记载孔子之言：“善为吏者树德，不能为吏者树怨。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官员依法办案，谨慎执法，虽无赦免但有仁心，能使人心不怨上，由然而知己之罪。对法的公平性和吏公平执法的行为，韩非子和孔子都是认同的。
儒家和法家，是后人给予的人为区分，略含有主观的因素。“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的模式被固定化，其思想复杂被简单化，使得韩非个别不满孔子的言论被放大，一个反孔的韩非子形象也被逐步塑造出来。”法家与儒家的相似处，皆在于儒法共有的东西——法，而不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仁义之道。儒法对立的模式化隐含着不合理性，儒、法复杂的思想不应简单地归于对立，其也有一些相互交叉且能互相共存的思想。林纬毅认为韩非“反儒”具有局限性，受历史进化观的影响，在当今“争于力”的前提下，德治政治功效小，法治是最适宜的方式，且“儒以文乱法”，故“反儒”。在这个局限外，如上古的德治，作为纯道德概念的儒之道德，不妨碍法治的儒者以及可以被法治思想所利用的德目，都不是韩非所反对的。
韩非批“儒”，可能针对的是当时社会中的某些儒生，尤其是大量的散儒、陋儒、腐儒、贱儒，因其以不切实际的言论任意扰乱法治，给混乱的秩序产生更恶劣的影响。韩非并非批判从孔子以来的所有儒生，若以“儒以文乱法”此一言，而断然认为韩非否定全部儒家思想，未免有笼统之嫌。
参考文献：
[1][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周炽成. 论韩非子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认识和态度[J]. 哲学研究，2014年，第11期.
[3]林纬毅. 法主儒从：韩非法儒思想传统的历史考察[J]. 国学学刊，201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