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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孔子自述对前贤著述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但孔子的“述”实则是叙述、阐述、论述、评述，是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以“述”的形式，融贯于对经典的“诠释”之中——寓作于述，或以述为作。这种“述”体现在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的过程之中。孔子对前贤著述的“删”“定”“修”“序”，固然有其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但其伦理取向则是最为鲜明的，凸显了儒家“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目标。
关键词： 孔子； 经典诠释； 伦理取向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1-0107-05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私立教育的奠基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文献整理的过程中，力图以“仁”为核心，以“六艺”（汉代称之为“六经”）为体系，构建中华民族的道统和学统。孔子自述对前贤著述的态度是“述而不作”（《論语·述而》），但孔子的“述”实则是叙述、阐述、论述、评述，是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以“述”的形式，融贯于对经典的“诠释”之中——寓作于述，或以述为作。对此，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做出了如下诠释：“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 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1]120孔子的“述”体现在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的过程之中。孔子对前贤著述的“删”“定”“修”“序”，固然有其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但其伦理取向则是最为鲜明的。正如潘德荣所言：“自孔子以降，我们的诠释活动正是围绕着‘教化—伦理目的’而展开的。孔子表达了这种诠释理念的原则，其解经意在求其‘德’”[2] 。
一、孔子“删”《诗》《书》的道德标准
《诗》即《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书》即《尚书》，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远古到西周初期的公文。孔子出于修齐治平的需要，对《诗》《书》进行了删勘。这种删勘，蕴含着孔子对《诗》《书》的独特诠释，体现了孔子所遵循的经典诠释的道德标准。
（一）“删”《诗》
孔子对《诗》进行了删邪、选正。删《诗》之说，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对于孔子删《诗》之说，虽然自唐代孔颖达质疑以来，众说纷纭。但绝大多数学者对于孔子有删勘《诗》篇的认识则是大体一致的。
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面墙而立也”（《论语·阳货》）。可见，《诗》在春秋时期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孔子十分注重诗教，常以《诗》教授众弟子包括自己的儿子：“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孔子将《诗》勘定、筛选为三百篇（三百零五篇）的标准首先是道德标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并认为学《诗》的目的，在于能够经世致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为”（《论语·子路》）。经孔子删勘后的《诗》，具有“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的特点，意即《诗》作为伦理教化的工具，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修身涵德的教化功能。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文子告叔向曰：“诗以言志”；《庄子·天下》与《荀子·儒效》也都分别肯定“诗以道志、诗言是其志也”。这里所说的“志”，即是指与人的德性、德行密切相关的志向、理想和抱负。也就是说，人们作《诗》、吟《诗》、学《诗》的目的，就在于坚守崇高志向、抒发宏伟理想、展示远大抱负。正由于此，孔子对《诗》的删勘，必然将道德标准作为首要标准。
（二）“勘”《书》
《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孔子勘（删）《书》之说，亦见之于《史记·孔子世家》：“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隋书·经籍志》史部目录类序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书序》乃《书》之目录，古代史官一般都是通过目录来管理典籍。目录既包括一书之目录，也包括群书之目录。《史记》和《隋书》皆认为《书序》作为《书》的目录，是孔子所作，是《书序》确定了对《书》的篇章内容的取舍勘（删）定。
孔子勘《书》，亦有其鲜明的道德标准。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书》原本共有百篇。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汉武帝时又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数十篇，是用籀文抄写的，称之为《古文尚书》。《书》在汉代被列为儒家经典，故称《书经》。关于孔子与《书经》的关系，清代经学家皮锡瑞认为：“孔子不得位，无功业表见，晚订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汉初诸儒深识此义，以六经为孔子所作，且谓孔子为汉定道。太史公谓：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可谓至圣。董仲舒奏武帝表章六经，抑黜百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教者，勿使并进”（《经学通论·自序》）。周予同、匡亚明也认为，《论语》《礼记》都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以“六经”为教的孔子，肯定要对“六经”进行筛选、整理、编定，而经过删勘的《书》，则成为当时最好的伦理及政治教科书。
《史记·滑稽列传》中专门论及孔子有“六艺之教”：“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遂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这里的《书》，显然指的是《尚书》，《论语·述而》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的“文”指的是《诗》《书》《礼》《乐》的知识与理论，用以指导行动，从而“随心所欲不逾矩”，以培育忠信的德性和德行。 经过孔子删定的《书》，也就自然成为孔子杏坛设教的教科书。对此，《论语》曾多次提及。《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为政》：“或问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宪问》：“《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孔子主张以《书》中的历史文献为鉴，以期在现实中培育弟子们仁义、忠孝、悌贤的道德品格。
二、孔子“定”《礼》《乐》的道德准则
西周时期，中国的圣哲们已逐渐发现了人类社会的某些法则，于是，周公便将其制定成规矩——“礼”，又编排成歌舞——“乐”，后又将礼乐结合起来教化世道人心。但是到了孔子时代，礼乐的教化功能开始式微，并逐渐形成“礼崩乐坏”的局面。对此，《论语》以及其他典籍对當时社会诸多违反礼乐的事例都有记载。孔子发愿以周公为本师（“吾从周”），力图恢复礼乐的伦理教化功能。
（一）“定”《礼》
《仪礼》原名《礼》，系记载古代礼制的著作，今本通行十七篇。汉人以其所讲为士所必习的礼节，称為《士礼》；相对《礼记》而言，又叫《礼经》，主要记载的是具体的礼节形式，故称之为《仪礼》。《仪礼》与《礼记》《周礼》合称“三礼”。历朝礼典的制定，大多以《仪礼》为重要依据，对后世社会影响至深。
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仪礼，汉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出残阙之余，汉代所传，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一曰戴圣本，一曰刘向别录本。其经亦有二本：高堂生所传者，课之今文；鲁恭王坏孔子宅，得亡《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书之，谓之古文。”四库全书编者硕儒众多，考校周备，其言可做参考。《三字经》中亦有“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之说。
《史记·儒林列传》曰：“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这里说《仪礼》《士礼》传自孔子。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认为《仪礼》非周公之作。邵懿臣、皮锡瑞等认为是孔子之作。也就是说，在学者们看来，孔子对《仪礼》确实进行过修定。
孔子对《仪礼》的修定，坚守着固有的道德准则。《仪礼》开篇即是《士冠礼》，一个人成年了，就意味着他应该有担当，能够开始独立地承担起各种责任，参与社会的各项事务。仪礼的各种仪式是有内涵的形式，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不同的功能，在看似繁琐的各项程序中，表达了对神明、对亲人、对社会、对生活的敬畏、感恩、尊重与热爱。据《史记》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圣人儿时的游戏都与制礼作乐相关，可见礼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孔子还教育自己的儿子孔鲤：“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仪是一个人必备的素养，是安身立命的支撑。
经孔子修定过的《仪礼》，主要记载的是古代贵族（包括国君、诸侯、卿、大夫、士）从成人、结婚到丧葬的各种礼节，以及其交往、燕飨、朝聘、乡射、大射等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的礼仪规范。在孔子看来，人类之初，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和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斗。于是圣人制定出礼来规范社会秩序，教人节制平和、追念本源、感怀恩德，互敬互爱。这分别是制度之礼，宗教之礼，风俗之礼，仁爱之礼。可见，经过孔子修定后的“礼”，已成为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集中体现。
（二）“正”《乐》
《乐》虽然久已失传，无法考察，但现存的一些典籍，特别是《仪礼》《礼记》《周礼》，既讲礼，也涉及乐。
《论语》中有孔子“正乐”之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谈及音乐问题的语录还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意即《诗》《礼》《乐》是相辅为用的；“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论语·八佾》）。“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子曰：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其盈耳哉”。（《论语·泰伯》）这无疑是对音乐的艺术感染力及道德感召力的赞美；“子语鲁大师乐曰：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嗷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这既说明孔子对乐理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认识，也表明其对《乐》有过深入研究，并作过整理工作。
《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由于《诗》与《乐》的关系如此密切、影响又如此巨大，所以，子曰：“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恶紫之夺珠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复邦家者。”（《论语·阳货》）可见，孔子对“郑声”的淫荡，是十分憎恶的。所以孔子必须使“乐正”，使“《雅》《颂》各得其所”，从而使《乐》发挥其“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的政治价值和道德功能，以避免“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的弊端。
三、孔子“修”《春秋》的道德意向
《春秋》原是西周、春秋时期之史书的通称，如《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鲁春秋》等。孔子自言“述而不作”，其与“春秋”的关系，后世大致有四种看法：一曰修春秋；二曰成春秋；三曰作春秋；四曰为春秋。 “作”与“为”可以理解为辑集素材，思理有序，举笔成章，拓荒成书。“修”与“成”似应理解为：在既有的史料基础上，加以修整而后定稿。孟子兼“成”与“作”说，左丘明主“修”说。无论是修、成，还是作、为，《春秋》一书的成稿无疑都与孔子有关。对此，皮锡瑞认为：“孟子称孔子作《春秋》，比禹与周公，为天下一治，其证明矣。”（《经学通论·自序》）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孔子见当时人事天道之穷，惧祸乱之起、群伦之亡，本其仁者悲天愍人之怀，蕲拨乱而反之正。基于此，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重新编订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就在于正名分，以期拨乱反正，体现了崇尚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意向。 孔子“修”《春秋》，寓褒贬于字里行间，对此，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春秋》称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同样杀人，《春秋》以杀、诛、弑的区别来表明其爱憎。这种属辞比事一字定褒贬的做法，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亦为后代历史学家所效法。孔子对所修《春秋》极为重视，并教授弟子研习《春秋》。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可见，孔子对其修定的《春秋》十分重视，并将其视为后世对自己评价的主要依据。
朱熹对此做出的诠释是：“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愚谓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1]340朱熹此处提及的“胡氏”，乃指南宋学者胡安国，其《胡氏春秋传》是用义理注释、解说、诠释《春秋》的名著，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伦理思想和道德旨趣。基于此，朱熹谓“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3] 。此论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作“千古之定评”。
四、孔子“序”《易传》的价值导向
《易传》是现存对《易经》最早的注释，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序卦》及《杂卦》，共十篇，合稱《十翼》。孔子“序”《易传》之说，亦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艺文志》以及其他一些著述，也将《十翼》视为孔子所作。
《左传》《国语》记载，春秋时期人们引《易》占卜论事的就有二十余条。通《易》者有周、鲁、卫、郑、晋、齐、秦等国人，不仅卜官、史官谈《易》，就是一般贵族甚至贵夫人如鲁国穆姜也大谈《易》。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以他的阅历与博学，不可能不学《易》，不可能不阐发、诠释《易》的思想。《论语》中就有孔子学《易》的记载，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史记》还记载：孔子传《易》给鲁人商瞿，再一代代传至汉初。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残卷附录，也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等人研讨《易》理的问答。这说明孔子不仅在晚年喜《易》，而且亦认真研究过《易》、传授过《易》。
近代以前，虽有宋末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提出质疑，认为《十翼》皆非圣人之作、亦非一人之言，但孔子作十翼的观点仍占居统治地位。现今学者郭沫若、李镜池、高亨等人则基本上否认孔子曾作《易传》，并将《易传》视为解《易》的经典，且各篇成书时间的时代不一，约在战国至汉陆续问世。虽说十翼未必都是孔子所作，有关《易经》与《易传》的写作时代与作者问题，也聚讼时久，但孔子对《易》的研究、信奉和传授，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论语》中，孔子曾引用过《易》之言，譬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论语·子路》）。这句话见于《易》之恒卦九三爻。孔子为了诠释这句话，继而说道：“不占而己矣！” “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广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论语·述而》）在此，孔子重点在于“诠释”《易》所论“恒”字的内涵及其重要性。
《史记》载孔子读《易》以至于“韦编三绝”；之前作为道家的庄子，对于孔子与《易》的关系亦有精到之见：“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 并将六经的大义概括为：“《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这也说明赞周易、序易传是孔子晚年的主要工作。
由于“六经”的某些文本是在汉代才最终确立的，所以有些学者怀疑其纯粹性。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上古书籍的成书方式与后世书籍的成书方式不尽一致。汉代以后，从官方到民间都整理古籍，并且编辑成册。从此以后，古籍就有了各种版本：某种确立的文本。以致于后世的学者往往习惯性地认为，凡书籍，都应该一面世就会有确立的文本，实际上并非如此。以佛经为例，最初的佛经都是口耳相传，佛经被记录为文字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
由上可见，尽管“六经”文本的确立不是由孔子完成的，但孔子完成了确立六经文本的前期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则是毋庸置疑的，亦即孔子在以儒家的伦理取向对六经做出了自己的诠释（“述”）的基础上，通过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的浩瀚工程，既为“六经”得以在汉代确立奠定了“文本”基础，也为后世将“六经”作为修齐治平的理论依据奠定了道德基石，并使得“六经”在思想内容上大大发展了古代圣王们的观点，从而构建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礼”为形式、“中庸”为方法论的仁学体系。
参考文献：
[1]朱熹. 四书集注[M]. 长沙：岳麓书社，1985：120.
[2]潘德荣. 德行诠释学[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4-26.
[3]黎靖德. 朱子语类：八十三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关键词： 孔子； 经典诠释； 伦理取向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1-0107-05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私立教育的奠基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文献整理的过程中，力图以“仁”为核心，以“六艺”（汉代称之为“六经”）为体系，构建中华民族的道统和学统。孔子自述对前贤著述的态度是“述而不作”（《論语·述而》），但孔子的“述”实则是叙述、阐述、论述、评述，是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以“述”的形式，融贯于对经典的“诠释”之中——寓作于述，或以述为作。对此，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做出了如下诠释：“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 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1]120孔子的“述”体现在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的过程之中。孔子对前贤著述的“删”“定”“修”“序”，固然有其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但其伦理取向则是最为鲜明的。正如潘德荣所言：“自孔子以降，我们的诠释活动正是围绕着‘教化—伦理目的’而展开的。孔子表达了这种诠释理念的原则，其解经意在求其‘德’”[2] 。
一、孔子“删”《诗》《书》的道德标准
《诗》即《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书》即《尚书》，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远古到西周初期的公文。孔子出于修齐治平的需要，对《诗》《书》进行了删勘。这种删勘，蕴含着孔子对《诗》《书》的独特诠释，体现了孔子所遵循的经典诠释的道德标准。
（一）“删”《诗》
孔子对《诗》进行了删邪、选正。删《诗》之说，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对于孔子删《诗》之说，虽然自唐代孔颖达质疑以来，众说纷纭。但绝大多数学者对于孔子有删勘《诗》篇的认识则是大体一致的。
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面墙而立也”（《论语·阳货》）。可见，《诗》在春秋时期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孔子十分注重诗教，常以《诗》教授众弟子包括自己的儿子：“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孔子将《诗》勘定、筛选为三百篇（三百零五篇）的标准首先是道德标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并认为学《诗》的目的，在于能够经世致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为”（《论语·子路》）。经孔子删勘后的《诗》，具有“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的特点，意即《诗》作为伦理教化的工具，使人读后有澄清心灵、修身涵德的教化功能。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文子告叔向曰：“诗以言志”；《庄子·天下》与《荀子·儒效》也都分别肯定“诗以道志、诗言是其志也”。这里所说的“志”，即是指与人的德性、德行密切相关的志向、理想和抱负。也就是说，人们作《诗》、吟《诗》、学《诗》的目的，就在于坚守崇高志向、抒发宏伟理想、展示远大抱负。正由于此，孔子对《诗》的删勘，必然将道德标准作为首要标准。
（二）“勘”《书》
《书》是我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孔子勘（删）《书》之说，亦见之于《史记·孔子世家》：“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隋书·经籍志》史部目录类序云：“古者史官既司典籍，盖有目录以为纲纪，体制湮灭，不可复知。孔子删书，别为之序。”《书序》乃《书》之目录，古代史官一般都是通过目录来管理典籍。目录既包括一书之目录，也包括群书之目录。《史记》和《隋书》皆认为《书序》作为《书》的目录，是孔子所作，是《书序》确定了对《书》的篇章内容的取舍勘（删）定。
孔子勘《书》，亦有其鲜明的道德标准。孔子曾选取史官所藏上古重要典诰，上起《尧典》，下讫《秦誓》，加以删定编撰。相传《书》原本共有百篇。秦焚书后，存留二十九篇，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抄写，称之为《今文尚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传本。汉武帝时又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数十篇，是用籀文抄写的，称之为《古文尚书》。《书》在汉代被列为儒家经典，故称《书经》。关于孔子与《书经》的关系，清代经学家皮锡瑞认为：“孔子不得位，无功业表见，晚订六经以教万世，尊之者以为万世师表。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读孔子之书，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无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贤于尧舜，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删定六经……汉初诸儒深识此义，以六经为孔子所作，且谓孔子为汉定道。太史公谓：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可谓至圣。董仲舒奏武帝表章六经，抑黜百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教者，勿使并进”（《经学通论·自序》）。周予同、匡亚明也认为，《论语》《礼记》都记载孔子曾以“六经”为教。以“六经”为教的孔子，肯定要对“六经”进行筛选、整理、编定，而经过删勘的《书》，则成为当时最好的伦理及政治教科书。
《史记·滑稽列传》中专门论及孔子有“六艺之教”：“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遂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这里的《书》，显然指的是《尚书》，《论语·述而》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的“文”指的是《诗》《书》《礼》《乐》的知识与理论，用以指导行动，从而“随心所欲不逾矩”，以培育忠信的德性和德行。 经过孔子删定的《书》，也就自然成为孔子杏坛设教的教科书。对此，《论语》曾多次提及。《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为政》：“或问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宪问》：“《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孔子主张以《书》中的历史文献为鉴，以期在现实中培育弟子们仁义、忠孝、悌贤的道德品格。
二、孔子“定”《礼》《乐》的道德准则
西周时期，中国的圣哲们已逐渐发现了人类社会的某些法则，于是，周公便将其制定成规矩——“礼”，又编排成歌舞——“乐”，后又将礼乐结合起来教化世道人心。但是到了孔子时代，礼乐的教化功能开始式微，并逐渐形成“礼崩乐坏”的局面。对此，《论语》以及其他典籍对當时社会诸多违反礼乐的事例都有记载。孔子发愿以周公为本师（“吾从周”），力图恢复礼乐的伦理教化功能。
（一）“定”《礼》
《仪礼》原名《礼》，系记载古代礼制的著作，今本通行十七篇。汉人以其所讲为士所必习的礼节，称為《士礼》；相对《礼记》而言，又叫《礼经》，主要记载的是具体的礼节形式，故称之为《仪礼》。《仪礼》与《礼记》《周礼》合称“三礼”。历朝礼典的制定，大多以《仪礼》为重要依据，对后世社会影响至深。
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仪礼，汉郑玄注，贾公彦疏。仪礼出残阙之余，汉代所传，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一曰戴圣本，一曰刘向别录本。其经亦有二本：高堂生所传者，课之今文；鲁恭王坏孔子宅，得亡《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书之，谓之古文。”四库全书编者硕儒众多，考校周备，其言可做参考。《三字经》中亦有“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之说。
《史记·儒林列传》曰：“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这里说《仪礼》《士礼》传自孔子。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认为《仪礼》非周公之作。邵懿臣、皮锡瑞等认为是孔子之作。也就是说，在学者们看来，孔子对《仪礼》确实进行过修定。
孔子对《仪礼》的修定，坚守着固有的道德准则。《仪礼》开篇即是《士冠礼》，一个人成年了，就意味着他应该有担当，能够开始独立地承担起各种责任，参与社会的各项事务。仪礼的各种仪式是有内涵的形式，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不同的功能，在看似繁琐的各项程序中，表达了对神明、对亲人、对社会、对生活的敬畏、感恩、尊重与热爱。据《史记》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圣人儿时的游戏都与制礼作乐相关，可见礼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孔子还教育自己的儿子孔鲤：“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礼仪是一个人必备的素养，是安身立命的支撑。
经孔子修定过的《仪礼》，主要记载的是古代贵族（包括国君、诸侯、卿、大夫、士）从成人、结婚到丧葬的各种礼节，以及其交往、燕飨、朝聘、乡射、大射等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中的礼仪规范。在孔子看来，人类之初，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人和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斗。于是圣人制定出礼来规范社会秩序，教人节制平和、追念本源、感怀恩德，互敬互爱。这分别是制度之礼，宗教之礼，风俗之礼，仁爱之礼。可见，经过孔子修定后的“礼”，已成为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中华民族优良品德的集中体现。
（二）“正”《乐》
《乐》虽然久已失传，无法考察，但现存的一些典籍，特别是《仪礼》《礼记》《周礼》，既讲礼，也涉及乐。
《论语》中有孔子“正乐”之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孔子谈及音乐问题的语录还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意即《诗》《礼》《乐》是相辅为用的；“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论语·八佾》）。“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子曰：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其盈耳哉”。（《论语·泰伯》）这无疑是对音乐的艺术感染力及道德感召力的赞美；“子语鲁大师乐曰：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嗷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这既说明孔子对乐理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认识，也表明其对《乐》有过深入研究，并作过整理工作。
《毛诗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由于《诗》与《乐》的关系如此密切、影响又如此巨大，所以，子曰：“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恶紫之夺珠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复邦家者。”（《论语·阳货》）可见，孔子对“郑声”的淫荡，是十分憎恶的。所以孔子必须使“乐正”，使“《雅》《颂》各得其所”，从而使《乐》发挥其“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的政治价值和道德功能，以避免“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的弊端。
三、孔子“修”《春秋》的道德意向
《春秋》原是西周、春秋时期之史书的通称，如《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鲁春秋》等。孔子自言“述而不作”，其与“春秋”的关系，后世大致有四种看法：一曰修春秋；二曰成春秋；三曰作春秋；四曰为春秋。 “作”与“为”可以理解为辑集素材，思理有序，举笔成章，拓荒成书。“修”与“成”似应理解为：在既有的史料基础上，加以修整而后定稿。孟子兼“成”与“作”说，左丘明主“修”说。无论是修、成，还是作、为，《春秋》一书的成稿无疑都与孔子有关。对此，皮锡瑞认为：“孟子称孔子作《春秋》，比禹与周公，为天下一治，其证明矣。”（《经学通论·自序》）
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孔子见当时人事天道之穷，惧祸乱之起、群伦之亡，本其仁者悲天愍人之怀，蕲拨乱而反之正。基于此，孔子以《鲁春秋》为基础，参考了西周时各诸侯国的《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繁重，重新编订了一部尊奉周王朝的《春秋》。孔子“修”《春秋》的目的，就在于正名分，以期拨乱反正，体现了崇尚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意向。 孔子“修”《春秋》，寓褒贬于字里行间，对此，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春秋》称杀无罪者曰杀，杀有罪者曰诛，下杀上曰弑。同样杀人，《春秋》以杀、诛、弑的区别来表明其爱憎。这种属辞比事一字定褒贬的做法，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亦为后代历史学家所效法。孔子对所修《春秋》极为重视，并教授弟子研习《春秋》。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可见，孔子对其修定的《春秋》十分重视，并将其视为后世对自己评价的主要依据。
朱熹对此做出的诠释是：“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愚谓孔子作《春秋》以讨乱贼，则致治之法，垂于万世，是亦一治也。”[1]340朱熹此处提及的“胡氏”，乃指南宋学者胡安国，其《胡氏春秋传》是用义理注释、解说、诠释《春秋》的名著，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伦理思想和道德旨趣。基于此，朱熹谓“胡氏《春秋传》，有牵强处，然议论有开合精神”[3] 。此论被《四库全书总目》称作“千古之定评”。
四、孔子“序”《易传》的价值导向
《易传》是现存对《易经》最早的注释，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序卦》及《杂卦》，共十篇，合稱《十翼》。孔子“序”《易传》之说，亦见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艺文志》以及其他一些著述，也将《十翼》视为孔子所作。
《左传》《国语》记载，春秋时期人们引《易》占卜论事的就有二十余条。通《易》者有周、鲁、卫、郑、晋、齐、秦等国人，不仅卜官、史官谈《易》，就是一般贵族甚至贵夫人如鲁国穆姜也大谈《易》。孔子生活在春秋后期，以他的阅历与博学，不可能不学《易》，不可能不阐发、诠释《易》的思想。《论语》中就有孔子学《易》的记载，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史记》还记载：孔子传《易》给鲁人商瞿，再一代代传至汉初。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残卷附录，也记载了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等人研讨《易》理的问答。这说明孔子不仅在晚年喜《易》，而且亦认真研究过《易》、传授过《易》。
近代以前，虽有宋末欧阳修作《易童子问》提出质疑，认为《十翼》皆非圣人之作、亦非一人之言，但孔子作十翼的观点仍占居统治地位。现今学者郭沫若、李镜池、高亨等人则基本上否认孔子曾作《易传》，并将《易传》视为解《易》的经典，且各篇成书时间的时代不一，约在战国至汉陆续问世。虽说十翼未必都是孔子所作，有关《易经》与《易传》的写作时代与作者问题，也聚讼时久，但孔子对《易》的研究、信奉和传授，则是不争的事实。
在《论语》中，孔子曾引用过《易》之言，譬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论语·子路》）。这句话见于《易》之恒卦九三爻。孔子为了诠释这句话，继而说道：“不占而己矣！” “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广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论语·述而》）在此，孔子重点在于“诠释”《易》所论“恒”字的内涵及其重要性。
《史记》载孔子读《易》以至于“韦编三绝”；之前作为道家的庄子，对于孔子与《易》的关系亦有精到之见：“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庄子·天运》）， 并将六经的大义概括为：“《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这也说明赞周易、序易传是孔子晚年的主要工作。
由于“六经”的某些文本是在汉代才最终确立的，所以有些学者怀疑其纯粹性。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上古书籍的成书方式与后世书籍的成书方式不尽一致。汉代以后，从官方到民间都整理古籍，并且编辑成册。从此以后，古籍就有了各种版本：某种确立的文本。以致于后世的学者往往习惯性地认为，凡书籍，都应该一面世就会有确立的文本，实际上并非如此。以佛经为例，最初的佛经都是口耳相传，佛经被记录为文字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
由上可见，尽管“六经”文本的确立不是由孔子完成的，但孔子完成了确立六经文本的前期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则是毋庸置疑的，亦即孔子在以儒家的伦理取向对六经做出了自己的诠释（“述”）的基础上，通过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的浩瀚工程，既为“六经”得以在汉代确立奠定了“文本”基础，也为后世将“六经”作为修齐治平的理论依据奠定了道德基石，并使得“六经”在思想内容上大大发展了古代圣王们的观点，从而构建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礼”为形式、“中庸”为方法论的仁学体系。
参考文献：
[1]朱熹. 四书集注[M]. 长沙：岳麓书社，1985：120.
[2]潘德荣. 德行诠释学[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4-26.
[3]黎靖德. 朱子语类：八十三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