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我结婚那时候，讲究的是“三转一响”，“三转”是指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响”是收音机。普通工人没几个能凑齐，但最起码手表是不能少的。 我父亲提前托人给我买手表，临近婚期，总算买回一块表。打开表盒一看，大家都吓了一跳。那表同当时流行的上海表大小一样，但表示时间的阿拉伯数字用12属相代替，最让人震惊的是，一眼能看到表的“五脏六腑”，里面齿轮、发条走动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如人的心脏在跳動。 我把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结婚那时候，讲究的是“三转一响”，“三转”是指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响”是收音机。普通工人没几个能凑齐，但最起码手表是不能少的。
我父亲提前托人给我买手表，临近婚期，总算买回一块表。打开表盒一看，大家都吓了一跳。那表同当时流行的上海表大小一样，但表示时间的阿拉伯数字用12属相代替，最让人震惊的是，一眼能看到表的“五脏六腑”，里面齿轮、发条走动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如人的心脏在跳動。
我把表给未婚妻送去。第二天，未婚妻传她妈的话：那表太吓人，再换一块。婚期已近，我只能跟她对付：“这表最有象征意义，就像我的为人，敞亮，从不藏着掖着，光明磊落。”她说：“你拉倒吧，你要肚皮也透亮，谁敢嫁给你！”
手表的事只能再想办法，先打家具、刷房子吧。没想到，未婚妻此后再没提手表的事。
怎么回事？原来，未婚妻哥哥当时的对象一天来她家，看到了这块表，觉得十分新奇，爱不释手。她哥见状，就说专门托人给她买的，正要给她送去呢。她嫂子兴奋得当晚请她哥看了场电影。
最终，一块表让两家都娶到媳妇。
其他文献
我今年78岁，退休多年了。我做了一辈子的产科大夫，见证了无数个新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我最难忘的，是1963年到农村卫生院进行医疗支援的那段岁月。 那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我收拾好刚要下班，聽见门口有人急切地大喊着：“陈医生！麻烦您，家里有人难产！”当时一个公社只有一个妇产科医生，我既是医生又是护士，一天下来非常疲惫。推开门，是村里的小焦，他焦急万分。人命关天，我立刻拿上药箱和接生用品，跟着他出发了。
上世纪70年代，我二十几岁，从高中语文教师的岗位上调到公社干秘书。我们这个公社有67个自然村，四万多人口，根据地理位置，划成了六个片，每个片十几个村。那时候，公社副书记、常委包片，干部驻村，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两个月难得回一次家，赶上“三夏”“三秋”时节，更是忙得顾不上家。 午饭没着落 1978年秋天，秋分前后，正是抢收抢种的关键时刻，各生产队挑灯夜战，公社当然也毫不松懈。一天下午，第一书
一晃，唐山大地震距今40年了，老连长的身影还时常在我脑海中浮现。 40年前，我所在的部队驻守在唐山市东南60公里外的小泊农场。灾难来临的刹那，至今刻骨铭心：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秒，我在睡梦中被一股巨大的推力从炕上掀下，来不及反应，凭着本能摇摇晃晃地奔出门外，快速俯卧在如波涛翻滚的营房操场上。天哪！蓝色的地光密密麻麻地像火苗一样直往上蹿，到了半空弥漫成满天金黄。 大地死一样沉寂
一晃，罗桂英捐肾给患尿毒症的丈夫10年了。那个带着体温和情意的肾，好像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一离开罗桂英，便在丈夫身体里扎了根，演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传奇。一“肾”一世，相守相依，65岁的甘海根和62岁的罗桂英的故事，是我们遇到的最美的爱情故事。 艰难的患病岁月 甘海根国字脸，肤色黝黑，放在几十年前，也是身板硬朗、相貌堂堂的小伙。 20世纪70年代，甘海根的父母从上海被下放到嘉定黄渡的顾家
我家有条床单，比我父亲年龄大，算起来，已经70年了。 床单是“公勤”牌的，“上海公勤实业出品”，双人，橘红色，中间一簇大牡丹，四朵小牡丹分布在四个角，四菜一汤的架势。纱线纺织而成，花色鲜艳，款式古朴，挺括，有质感，肥皂搓洗后不褪色，晒干了也是平平整整的。 谈起它的来历，那还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事情。那时，我奶奶给城里开典当行的亲戚帮工，亲戚托人从上海买了三条床单，奶奶看了眼睛一亮，试探着说半年工资
父母去世早，在歌舞团当舞蹈演员的大姐工资又不高，很难供养几个弟弟妹妹上学。1957年，正在上初中的我，因为交不起每个月8元钱的伙食费，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名字常常被学校伙食管理员公布在食堂门旁，被勒令“停伙”。8月末，暑假眼看就要结束，我又为开学后缴纳伙食费而犯愁了。这时，听同学们说有一所马术学校在招生。该校学员包吃包住，每月还发点零用钱。我一思谋，不仅可以解决自个儿的吃饭问题，还能减轻姐姐的经济
1969年，我们一批上海知青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5师55团。1971年春节后，我们连队到免渡河林业局执行采伐任务，在免渡河旁安营扎寨。 5月7日，山上天气晴朗。回家探亲的知青，乘坐采伐点唯一一辆大卡车下山。他们走后，我们继续到山里干活。下午下班回到帐篷，我开始发高烧。5月8日和5月9日，我都高烧不退，处于半昏迷状态。卫生员一直给我吃药、打针（最好的药只有青霉素），没有效果。采伐点与山下没有通讯
1959年，母亲怀上我，根据预产期，我正好是在建国10周年大庆那天出生。父母觉得这真是喜上加喜，我尚在娘胎三个月时，便早早地给我定下了“国庆”这个大名。 1977年，作为城市下乡知青，18岁的我来到一家农场。第二年冬天，部队征兵的消息传来，我兴奋得整夜睡不着觉，参军一直是我的美好理想。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到人武部去报名。当我把报名表填好，交给人武部的一位干部时，他一看我的大名就笑了，朝我的肩膀拍
年过半百，我最引以为豪的是198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了空军第一航空机务学校（现空军第一航空学院），进而跨进了空军航空兵部队的大门，过了一把空军瘾。2001年年底，我转业回到了故乡，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空军生活的那些蹊跷事儿，仍历历在目。 飞机上的“刺刀” 当时，我们所飞的飞机是建国后几十年一贯制的歼6飞机，在其机头下端的正前方安装有一根细长的空速管，当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利用它来收集气流的全压（又
为生计铤而走险 1976年，村里有两件大事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件是，杞花乍开的初春，县里一支工作队踩着残雪进村了，说是来“割尾巴”的。这“尾巴”就是每家自留地种的瓜菜、房前屋后的果树、圈里的猪、笼里的鸡和一切与生产队主业无关的副业。这些“尾巴”都得充公！会后，工作队带领大队、小队干部就动手了，砍树毁秧，捆猪赶羊，整个村子鸡飞狗跳，人心凄惶。 另一件是，稻黍入库的晚秋，供销社贴出告示，收水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