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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从自给自足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向近代商业经济发展演变进程中,现代银行的出现,无疑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与促进作用。鸦片战争后,英、法、德、日、俄等国列强在入侵中国的同时,相继在华开设银行,以操纵中国的经济,垄断中国的国际汇兑业务与国内金融市场,并通过大量贷款,逐渐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银行成为它们对华实行经济侵略、加紧资本输出、掠夺中国财富的重要工具。而此时,一方面由于本国带有封建性质的钱庄、票号等金融机构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的需要,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新式金融机构;另一方面这些外资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的霸权地位和所获取的高额利润,更刺激了中国人自办银行的决心。正是在这些背景与环境下,历经数年的周折,中国通商银行终于光绪廿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银行,也是中国现代股份制新银行的嚆矢,又是中国第一家发钞银行。它所发行的第一套纸钞,对我国以后银行纸钞券的发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以实物为依据,结合史料,试对中国通商银行光绪二十四年纸钞的版式特点、地名券种类等作一论述。
一、光绪二十四年纸钞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初,即获清政府户部批准发行纸币的特权,“至是国中始见本国纸币与外商银行之纸币分庭抗礼,金融大权,不复为外商银行所把持。”①从通商银行成立至宣统三年的十五年间,共发行了两套钞券,分别是光绪二十四年的银元券、银两券和光绪三十年的银元券。而前者不但是通商银行的第一套纸钞,而且是中国近代银行最早发行的可以直接兑换银元或银两的兑换券。银元券面值有一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一元五种;银两券面值有一百两、五十两、十两、五两、一两、五钱六种。
第一套银两与银元两个券种的纸钞设计相同,其式样已摆脱了自宋、金、元、明至清中期长达数百年中国传统钞票的设计模式,开创了中国纸钞设计新的风格,其一是由传统竖式改为西方的横式,其二是单面印刷改为双面印刷。
根据“奏明准照汇丰印用银两、银元钞票,”②通商银行第一套纸币的设计,在以汇丰银行纸币(如图)为依据的基础上,再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该纸币背面为英文(封二图1),对照汇丰银行纸币,我们不难看出其在设计风格、整体布局、文字内容、面额安排及图案位置竟如此相像,所不同的是汇丰银行纸币在边框上印有中文行名、金额、地名等,而通商银行则将这些内容安排在纸币的另一面。
纸币正面为中文(封二图2),整体设计风格与背面相同,套色印制,黄色底纹上套印红色和黑色,谐调且庄重。在红色边框的上方是中国传统龙形图案,双龙戏珠簇拥着通商银行圆型行徽,下方居中位置是黑色的篆体行名——“中国通商银行”。行名下方的左右,则是十分醒目的红色中文大写金额,中间长方形框内套印黑色直书汉文金额,就在这面积不大的长方形框中,设计者也用心良苦,不但在四个角上印有极具中国特色的太极图,并在两旁印上了清王朝统治者的满文金额。
以上一些特征,有人称它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混合物,而正是这些元素,证实了它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其意义不但是中国银行业的第一套纸钞,同时奠定了中国银行业纸钞设计的基础,形成了中国纸钞的基本模式,影响了自此以后历代银行纸钞的设计,成为银行纸钞设计的范本,并将中国纸钞设计融入了世界纸钞的潮流。
二、光绪二十四年纸钞有三种地名券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曾在全国各大行省的重要城市先后设立过分行,主要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城市。但第一套纸钞却只有三种地名券,分别是上海、京城、广东。原因何在?因北京是政治中心,香港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居于当时以“京都居北,香港居南,上海总行居中调度”③的理念。“将来待上海总行行使钞票之日,各分行亦须随地分用”。④但由于香港归英国管辖,不能在港发行钞券,故退而选择了毗邻香港隶属香港分行管辖的广州。
该三种地名券设计完全相同,不同之处:
一是套色不同。边框与双龙戏珠旁的花冠、面值套色各不相同,以利区分。上海地名银元券为红色套印,银两券为紫色套印,而京城地名银两券为蓝色套印,(插一图3)广东地名银元券为绿色套印(插一图4)。
二是平色不同。因当时币制混乱,各地流通使用银两平色不一,京城通用京平松江及京公砝足银,上海通用九八规银,广东则用九九七番银,“若银行之票统归一式,则不能推行尽利。”⑤因此通商银行的纸币,也随总、分行所在地的习惯而加以变通,在印制时则将平色详细例明,如“上海通用银两”、“京城京平足银”、“上海通用银元”、“广东通用银元”,以避免在流通使用与兑现时引起不必要麻烦。
三是印制时间不同。上海与广东地名券的印制时间均为“大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吉日”,而京城地名券的印制时间是“大清光绪二十四年拾月吉日”。上海因是总行所在地,开设在先,各项业务及发钞均早于分行。但广东地名券为何早于京城?原因之一广州行设立在先。据中国通商银行大事记中所载,广东行的设立时间应在1898年上半年,盛宣怀在该年5月29日给王同燮的函中,已提及“粤中拟行钞票”一事。京城行开办时间则在下半年,这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次第开设情况折(底稿)》(1898年6月)中可得知,“惟京城行以修葺房屋,至本年开办”,说明此时的京城行还未开业,尚在装修中。由于通商银行清代档案不够完整,致使如《北京金融志》、《广东省金融志》中都无法查到开办的确切日期,后者更是连中国通商银行都未作介绍。原因之二是洋大班美德伦的意见。《中国通商银行大概章程》(修改稿)第十七条称,“京都、上海两行准先出票,照汇丰所出香港、上海票式办法,各照各处市面通用平色。”⑥按此条款,京城券应早于广东券,那为何实物却与之相反呢?原因出在掌控通商银行业务大权的美德伦身上。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王同燮的信中,提到“美德伦于银洋、钞票一层,拟于上海之外分行广州”。⑦美德伦何许人也,连官居要职的盛宣怀都要听此人意见?美德伦身为通商银行第一任总大班,权力极大,在聘用合同中记载“美德伦应有权握办银行事宜……可照办银行一切之事”。在通商银行配备了华大班(即买办)后,又再次明确两大班之间的分工与权限,“生意买卖办事,洋人美德伦主政”,“本银行各户存项以及汇票收条各凭据,均归西人签字办理”。⑧美德伦既有此意,广东券早于京城券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在委托英国第一批印制时即先印制了上海、广东两地名钞券。
三、光绪二十四年只有上海、京城地名的银两券和上海、广东地名的银元券
中国通商银行光绪二十四年的银两券与银元券,存世仅见上海地名的银两与银元券、京城地名的银两券和广东地名的银元券。
那么京城地区到底有没有发行过银元券?收藏界有两种不同观点:其一认为有,以收藏家吴筹中为主要代表,在其所著《中国纸币研究》一书中提到,“银元票也是光绪二十四年版,面值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地名有北京、上海和广东”。⑨其二认为没有,理由一,从上世纪3、40年代起至今,除吴老在著作中提到外,没见过其他任何有关报道,连权威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中也未提及;理由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京城遭匪徒烧杀抢掠,通商银行北京分行亦被匪徒与清军所毁,库中所有银两、钞票及借券、契据、图章等尽被掠去,据事后清点所抢钞券报道,只有银两券而无银元券,⑩由此证明北京从未发行过银元券。究竟孰是孰非?
笔者从《盛宣怀档案》中找到了资料依据。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在给上海洋大班美德伦、华大班陈笙郊的电报中,告知北京“铁路车站需用洋票,望速寄十万元”,不但如此,而且对钞券的面值搭配亦有具体要求,“须要一元者四之二,五元者四之一,十元者四之一,即交厚士敦(京城行洋大班),到京后拟加京城、天津、保定通用戳记,望速寄勿迟。”(11)接报次日,两大班即联名给盛宣怀回电,称“饬发钞票三种,准本月底著辜吉莆送寄。”从来往电报中可以得知,一是当时北京分行没有银元券,因此须从上海总行调拨;二是调拨的银元券是上海地名,到京后拟加盖京城、天津、保定等地专用戳记为示区别。与此同时笔者还找到了实物依据,《中国收藏•钱币》第三期刊有一枚盖有“此票庚子年被拳匪抢去早登中外各报作废纸无用”字样的中国通商银行光绪二十四年上海通用五元银元券的图照(插一图5)。分析此券:(一)从加盖戳记的文字上可清晰得知,此券不是假币为真钞。(二)应该就是盛宣怀从沪调京城的那批银元券,经流通回笼银行后惨遭匪徒抢掠。(三)调拨到京城使用的上海地名银元券上没有加盖京城等流通城市地名。至于为何通商银行在发布被抢公布中未提及银元券,可能是回笼的银元券数量有限,编号记载不全,无法详细列清的缘故?也可能是京城分行为减少损失金额,有意瞒报?综上所述,从资料及实物的考证,通商银行确实没有印制过京城地名银元券,所流通的是从总行调拨的上海地名银元券。
那么在广东,通商银行除了印制过广东地名的银元票,是否还印制过广东地名银两券?可惜档案不全,资料更少,只在《盛宣怀档案——中国通商银行》一书中看到几封来往信函,信中提到“粤中拟行钞票”一事,广州行与洋大班美德伦各执一词,为发放准备金实银的存放问题而意见不一。此争论从广州行成立开始直到二年后尚未有结论,导致印成的钞券始终搁于库中无法投放。1900年5月9日,朱佩珍、严潆、施则敬三位总董联名给盛宣怀的信中,还提及“议广、汕二行宜使用银纸,……现适王君(广州分行经理)在申,督办亦不日莅沪,应侯当面禀商就绪,再行核办”。(12)但不知此拟行中的钞票究竟是指银元还是银两券,或两者兼而有之?不得而知。而通商银行在八国联军入侵时,北京、天津两分行遭受抢劫焚烧,元气尚未恢复,后又发生天津分行呆滞放款62万两(1902年),镇江分行亏空行款42万多两(1903年)两案件,遭此打击损失惨重,通商银行业务急剧下降,不得不缩减编制,裁撤机构,广州分行亦被撤消,至1905年只留北京、汉口两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了。
有关广州分行发行过银元券,没有发行银两券直接可信的资料没查到,是否有间接资料来证明?(1)我们知道,清代的银两制度从道光年间开始走向没落的道路,但就银两制度而言,它在中国货币史上仍然继续存在,并占有一定的地位。十九世纪末,新的货币制度——银元制度的逐渐确立以及银元使用的广度和深度得到进一步扩大,一方面银元流通的区域已遍布中国各地;另一方面不但民间普遍使用,连政府收支很多亦改用银元,银元的法律地位也得到确认。而外资银行的信用货币在中国境内的发行流通的优点更为世人瞩目,尽管有些外资银行因中国的货币制度也曾发行过银两券,但发行最多的还是银元券。(2)从清末各省官银钱行号发行纸币情况表(13),了解到当时南方如广东官银钱局、广西银行、福建官钱局所发行的都是银元票。(3)查通商银行与沪、京、港三地的洋大班所签聘用会同中支付的薪金,上海、京城两位大班支付的是银两,分别为年薪规元九千两、六千两;而香港大班支付的却是银洋九千六百元,并注明以规银七钱五分作洋一元计算。根据上述资料,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即通商银行在广州只发行了一种钞券——银元券,而且时间很短。但推测分析毕竟只是推理,没有确切的资料佐证或实物证据,还不能下最终结论,望此文能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四、光绪二十四年银元券存世稀少的原因
中国通商银行第一版银元与银两券是中国现代银行所发行最早的银行兑换券,也是唯一历经三个世纪的百岁高龄的华资银行纸钞,从以下两表格可以了解到光绪二十四年两券的印制数量和历年发行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到,光绪二十四年银两票的印制数量要远远少于银元票,但后者的市场价格却比前者高数十倍,在2007年秋季嘉德拍卖会上一张广东地名的一元银元券(仅见品,见图五)以28万元落锤,次年春季一张目前仅见的上海地名十元券(见图三),从16万元开始起拍,经多轮竞拍,最后落锤为34万元,可见其珍贵程度。为何同一年代发行的钞券,价格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原来在纸币发行后发生了一起日本歹徒伪造假币案,迫使通商银行不得不全部收回银元券的缘故,致使后者的数量稀少,从而提升了银元票的珍稀程度。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七(1903年2月4日),通商银行在营业时发现一批伪钞,此事一经传出,立即引起市民恐慌,而钱庄又拒用通商银行纸币,使持钞者纷纷涌向通商银行要求兑现。“初九、初十,聚者尤众,无赖等乘机哄闹,调中西巡捕二三十人弹压,犹不能止,乃取救火器至,激水以散众人。”(14)为保银行信誉,在现金库存不足的情况下,盛宣怀以金条、银条作抵向汇丰银行借了七十万银元,同时为方便市民兑现,该行放弃周日休息的惯例照常开门营业,遂使挤兑风潮逐渐平息。当歹徒于2月6日再次持假钞四千元到汇丰银行兑换时被当场抓获。事后查明,系日本歹徒所为,在日本神户地区共伪造了银元券十元面值655张,五元面值100张。此起假币案不但破坏了通商银行的信誉,还使该行的业务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为消除市民顾虑,排除隐患,通商银行决定将第一版银元券全部回收销毁,另委托英国伦敦Enoraved By Barclay & Fry Ltd印制新币——即光绪三十年印有财神像的银元券(插一图6),并将决定公布于众。据《申报》报道,“该行除将伪票验明盖戳不付外,所有发出之真票一概收回,免致在外混什。数日之间,收起大半,其余陆续兑收,并未经发用之钞,统已核对英京来册点明号码一并烧毁。现查尚未收回者不过数千元之谱,亦须随收随毁。”(15)由此可见,在事件发生后的短短几天内,绝大部分银元券已经回收销毁,当时留存在世的金额不过数千元,数量不过数百张,经日后的随收随毁,更经百余年的历史沧桑,银元券早已是可遇而不可求。
注释:
① 杜月笙:《五十年来之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缩微品]: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第3—4页。2002年,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②③④⑤⑥⑦⑧(11)(12)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1页,第89页,第86页,48页,第59页,第108页,第65-66页,第581页,第125页。
⑨ 吴筹中:《中国纸币研究》,上海古藉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⑩叶世昌:《清末中国通商银行曾作废23万张钞票》,《钱币博览》2006年第四期。
(13)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第163页
(14) [清]汪康年:《庄谐选录》,第九卷,第30页。
(15) 《申报》,1905年2月9日。
(责任编辑 刘 筝)
一、光绪二十四年纸钞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初,即获清政府户部批准发行纸币的特权,“至是国中始见本国纸币与外商银行之纸币分庭抗礼,金融大权,不复为外商银行所把持。”①从通商银行成立至宣统三年的十五年间,共发行了两套钞券,分别是光绪二十四年的银元券、银两券和光绪三十年的银元券。而前者不但是通商银行的第一套纸钞,而且是中国近代银行最早发行的可以直接兑换银元或银两的兑换券。银元券面值有一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一元五种;银两券面值有一百两、五十两、十两、五两、一两、五钱六种。
第一套银两与银元两个券种的纸钞设计相同,其式样已摆脱了自宋、金、元、明至清中期长达数百年中国传统钞票的设计模式,开创了中国纸钞设计新的风格,其一是由传统竖式改为西方的横式,其二是单面印刷改为双面印刷。
根据“奏明准照汇丰印用银两、银元钞票,”②通商银行第一套纸币的设计,在以汇丰银行纸币(如图)为依据的基础上,再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该纸币背面为英文(封二图1),对照汇丰银行纸币,我们不难看出其在设计风格、整体布局、文字内容、面额安排及图案位置竟如此相像,所不同的是汇丰银行纸币在边框上印有中文行名、金额、地名等,而通商银行则将这些内容安排在纸币的另一面。
纸币正面为中文(封二图2),整体设计风格与背面相同,套色印制,黄色底纹上套印红色和黑色,谐调且庄重。在红色边框的上方是中国传统龙形图案,双龙戏珠簇拥着通商银行圆型行徽,下方居中位置是黑色的篆体行名——“中国通商银行”。行名下方的左右,则是十分醒目的红色中文大写金额,中间长方形框内套印黑色直书汉文金额,就在这面积不大的长方形框中,设计者也用心良苦,不但在四个角上印有极具中国特色的太极图,并在两旁印上了清王朝统治者的满文金额。
以上一些特征,有人称它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混合物,而正是这些元素,证实了它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物。其意义不但是中国银行业的第一套纸钞,同时奠定了中国银行业纸钞设计的基础,形成了中国纸钞的基本模式,影响了自此以后历代银行纸钞的设计,成为银行纸钞设计的范本,并将中国纸钞设计融入了世界纸钞的潮流。
二、光绪二十四年纸钞有三种地名券
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曾在全国各大行省的重要城市先后设立过分行,主要有北京、天津、保定、烟台、汉口、重庆、长沙、广州、汕头、香港、福州、九江、常德、镇江、扬州、苏州、宁波等城市。但第一套纸钞却只有三种地名券,分别是上海、京城、广东。原因何在?因北京是政治中心,香港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居于当时以“京都居北,香港居南,上海总行居中调度”③的理念。“将来待上海总行行使钞票之日,各分行亦须随地分用”。④但由于香港归英国管辖,不能在港发行钞券,故退而选择了毗邻香港隶属香港分行管辖的广州。
该三种地名券设计完全相同,不同之处:
一是套色不同。边框与双龙戏珠旁的花冠、面值套色各不相同,以利区分。上海地名银元券为红色套印,银两券为紫色套印,而京城地名银两券为蓝色套印,(插一图3)广东地名银元券为绿色套印(插一图4)。
二是平色不同。因当时币制混乱,各地流通使用银两平色不一,京城通用京平松江及京公砝足银,上海通用九八规银,广东则用九九七番银,“若银行之票统归一式,则不能推行尽利。”⑤因此通商银行的纸币,也随总、分行所在地的习惯而加以变通,在印制时则将平色详细例明,如“上海通用银两”、“京城京平足银”、“上海通用银元”、“广东通用银元”,以避免在流通使用与兑现时引起不必要麻烦。
三是印制时间不同。上海与广东地名券的印制时间均为“大清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吉日”,而京城地名券的印制时间是“大清光绪二十四年拾月吉日”。上海因是总行所在地,开设在先,各项业务及发钞均早于分行。但广东地名券为何早于京城?原因之一广州行设立在先。据中国通商银行大事记中所载,广东行的设立时间应在1898年上半年,盛宣怀在该年5月29日给王同燮的函中,已提及“粤中拟行钞票”一事。京城行开办时间则在下半年,这从《筹办中国通商银行次第开设情况折(底稿)》(1898年6月)中可得知,“惟京城行以修葺房屋,至本年开办”,说明此时的京城行还未开业,尚在装修中。由于通商银行清代档案不够完整,致使如《北京金融志》、《广东省金融志》中都无法查到开办的确切日期,后者更是连中国通商银行都未作介绍。原因之二是洋大班美德伦的意见。《中国通商银行大概章程》(修改稿)第十七条称,“京都、上海两行准先出票,照汇丰所出香港、上海票式办法,各照各处市面通用平色。”⑥按此条款,京城券应早于广东券,那为何实物却与之相反呢?原因出在掌控通商银行业务大权的美德伦身上。盛宣怀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王同燮的信中,提到“美德伦于银洋、钞票一层,拟于上海之外分行广州”。⑦美德伦何许人也,连官居要职的盛宣怀都要听此人意见?美德伦身为通商银行第一任总大班,权力极大,在聘用合同中记载“美德伦应有权握办银行事宜……可照办银行一切之事”。在通商银行配备了华大班(即买办)后,又再次明确两大班之间的分工与权限,“生意买卖办事,洋人美德伦主政”,“本银行各户存项以及汇票收条各凭据,均归西人签字办理”。⑧美德伦既有此意,广东券早于京城券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在委托英国第一批印制时即先印制了上海、广东两地名钞券。
三、光绪二十四年只有上海、京城地名的银两券和上海、广东地名的银元券
中国通商银行光绪二十四年的银两券与银元券,存世仅见上海地名的银两与银元券、京城地名的银两券和广东地名的银元券。
那么京城地区到底有没有发行过银元券?收藏界有两种不同观点:其一认为有,以收藏家吴筹中为主要代表,在其所著《中国纸币研究》一书中提到,“银元票也是光绪二十四年版,面值有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种,地名有北京、上海和广东”。⑨其二认为没有,理由一,从上世纪3、40年代起至今,除吴老在著作中提到外,没见过其他任何有关报道,连权威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中也未提及;理由二,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京城遭匪徒烧杀抢掠,通商银行北京分行亦被匪徒与清军所毁,库中所有银两、钞票及借券、契据、图章等尽被掠去,据事后清点所抢钞券报道,只有银两券而无银元券,⑩由此证明北京从未发行过银元券。究竟孰是孰非?
笔者从《盛宣怀档案》中找到了资料依据。盛宣怀于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在给上海洋大班美德伦、华大班陈笙郊的电报中,告知北京“铁路车站需用洋票,望速寄十万元”,不但如此,而且对钞券的面值搭配亦有具体要求,“须要一元者四之二,五元者四之一,十元者四之一,即交厚士敦(京城行洋大班),到京后拟加京城、天津、保定通用戳记,望速寄勿迟。”(11)接报次日,两大班即联名给盛宣怀回电,称“饬发钞票三种,准本月底著辜吉莆送寄。”从来往电报中可以得知,一是当时北京分行没有银元券,因此须从上海总行调拨;二是调拨的银元券是上海地名,到京后拟加盖京城、天津、保定等地专用戳记为示区别。与此同时笔者还找到了实物依据,《中国收藏•钱币》第三期刊有一枚盖有“此票庚子年被拳匪抢去早登中外各报作废纸无用”字样的中国通商银行光绪二十四年上海通用五元银元券的图照(插一图5)。分析此券:(一)从加盖戳记的文字上可清晰得知,此券不是假币为真钞。(二)应该就是盛宣怀从沪调京城的那批银元券,经流通回笼银行后惨遭匪徒抢掠。(三)调拨到京城使用的上海地名银元券上没有加盖京城等流通城市地名。至于为何通商银行在发布被抢公布中未提及银元券,可能是回笼的银元券数量有限,编号记载不全,无法详细列清的缘故?也可能是京城分行为减少损失金额,有意瞒报?综上所述,从资料及实物的考证,通商银行确实没有印制过京城地名银元券,所流通的是从总行调拨的上海地名银元券。
那么在广东,通商银行除了印制过广东地名的银元票,是否还印制过广东地名银两券?可惜档案不全,资料更少,只在《盛宣怀档案——中国通商银行》一书中看到几封来往信函,信中提到“粤中拟行钞票”一事,广州行与洋大班美德伦各执一词,为发放准备金实银的存放问题而意见不一。此争论从广州行成立开始直到二年后尚未有结论,导致印成的钞券始终搁于库中无法投放。1900年5月9日,朱佩珍、严潆、施则敬三位总董联名给盛宣怀的信中,还提及“议广、汕二行宜使用银纸,……现适王君(广州分行经理)在申,督办亦不日莅沪,应侯当面禀商就绪,再行核办”。(12)但不知此拟行中的钞票究竟是指银元还是银两券,或两者兼而有之?不得而知。而通商银行在八国联军入侵时,北京、天津两分行遭受抢劫焚烧,元气尚未恢复,后又发生天津分行呆滞放款62万两(1902年),镇江分行亏空行款42万多两(1903年)两案件,遭此打击损失惨重,通商银行业务急剧下降,不得不缩减编制,裁撤机构,广州分行亦被撤消,至1905年只留北京、汉口两分行和烟台一个支行了。
有关广州分行发行过银元券,没有发行银两券直接可信的资料没查到,是否有间接资料来证明?(1)我们知道,清代的银两制度从道光年间开始走向没落的道路,但就银两制度而言,它在中国货币史上仍然继续存在,并占有一定的地位。十九世纪末,新的货币制度——银元制度的逐渐确立以及银元使用的广度和深度得到进一步扩大,一方面银元流通的区域已遍布中国各地;另一方面不但民间普遍使用,连政府收支很多亦改用银元,银元的法律地位也得到确认。而外资银行的信用货币在中国境内的发行流通的优点更为世人瞩目,尽管有些外资银行因中国的货币制度也曾发行过银两券,但发行最多的还是银元券。(2)从清末各省官银钱行号发行纸币情况表(13),了解到当时南方如广东官银钱局、广西银行、福建官钱局所发行的都是银元票。(3)查通商银行与沪、京、港三地的洋大班所签聘用会同中支付的薪金,上海、京城两位大班支付的是银两,分别为年薪规元九千两、六千两;而香港大班支付的却是银洋九千六百元,并注明以规银七钱五分作洋一元计算。根据上述资料,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即通商银行在广州只发行了一种钞券——银元券,而且时间很短。但推测分析毕竟只是推理,没有确切的资料佐证或实物证据,还不能下最终结论,望此文能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四、光绪二十四年银元券存世稀少的原因
中国通商银行第一版银元与银两券是中国现代银行所发行最早的银行兑换券,也是唯一历经三个世纪的百岁高龄的华资银行纸钞,从以下两表格可以了解到光绪二十四年两券的印制数量和历年发行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到,光绪二十四年银两票的印制数量要远远少于银元票,但后者的市场价格却比前者高数十倍,在2007年秋季嘉德拍卖会上一张广东地名的一元银元券(仅见品,见图五)以28万元落锤,次年春季一张目前仅见的上海地名十元券(见图三),从16万元开始起拍,经多轮竞拍,最后落锤为34万元,可见其珍贵程度。为何同一年代发行的钞券,价格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别呢?原来在纸币发行后发生了一起日本歹徒伪造假币案,迫使通商银行不得不全部收回银元券的缘故,致使后者的数量稀少,从而提升了银元票的珍稀程度。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七(1903年2月4日),通商银行在营业时发现一批伪钞,此事一经传出,立即引起市民恐慌,而钱庄又拒用通商银行纸币,使持钞者纷纷涌向通商银行要求兑现。“初九、初十,聚者尤众,无赖等乘机哄闹,调中西巡捕二三十人弹压,犹不能止,乃取救火器至,激水以散众人。”(14)为保银行信誉,在现金库存不足的情况下,盛宣怀以金条、银条作抵向汇丰银行借了七十万银元,同时为方便市民兑现,该行放弃周日休息的惯例照常开门营业,遂使挤兑风潮逐渐平息。当歹徒于2月6日再次持假钞四千元到汇丰银行兑换时被当场抓获。事后查明,系日本歹徒所为,在日本神户地区共伪造了银元券十元面值655张,五元面值100张。此起假币案不但破坏了通商银行的信誉,还使该行的业务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为消除市民顾虑,排除隐患,通商银行决定将第一版银元券全部回收销毁,另委托英国伦敦Enoraved By Barclay & Fry Ltd印制新币——即光绪三十年印有财神像的银元券(插一图6),并将决定公布于众。据《申报》报道,“该行除将伪票验明盖戳不付外,所有发出之真票一概收回,免致在外混什。数日之间,收起大半,其余陆续兑收,并未经发用之钞,统已核对英京来册点明号码一并烧毁。现查尚未收回者不过数千元之谱,亦须随收随毁。”(15)由此可见,在事件发生后的短短几天内,绝大部分银元券已经回收销毁,当时留存在世的金额不过数千元,数量不过数百张,经日后的随收随毁,更经百余年的历史沧桑,银元券早已是可遇而不可求。
注释:
① 杜月笙:《五十年来之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缩微品]:中国通商银行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册》,第3—4页。2002年,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②③④⑤⑥⑦⑧(11)(12)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中国通商银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51页,第89页,第86页,48页,第59页,第108页,第65-66页,第581页,第125页。
⑨ 吴筹中:《中国纸币研究》,上海古藉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
⑩叶世昌:《清末中国通商银行曾作废23万张钞票》,《钱币博览》2006年第四期。
(13)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第163页
(14) [清]汪康年:《庄谐选录》,第九卷,第30页。
(15) 《申报》,1905年2月9日。
(责任编辑 刘 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