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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身上特有的一种“边地”色彩使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具有着别致的韵味，不但在文化书写方面提供了与中原不一样的民族风俗、风情，而且“边地”的雪域高原、崇山峻岭以及神秘巫医等也都展现出能与主流拉开距离的独特的审美风韵。同时，在这种异域眼光的打量中，更能对古老的中华大地做出深刻剖析。因此，在当下的出版浪潮中，这些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一道别致的风景。
2015年收录了55个民族作家作品的“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丛书整体出版，一系列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的召开以及相关文学奖项的推介，特别是第十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定，这些都为2016年度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可谓在积淀中有延展，既沉静又突出。一方面，在各级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发展工程的扶持下，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学丛书陆续出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作家群像；另一方面，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面对时代浮华，坚守着文学信仰，以对现实的多方面开掘书写着立体的时代光影。
一、群体的崛起
本年度围绕着少数民族文学这一主题推出了一部分有影响力的丛书，就笔者目力所及，有鲁迅文学院组织推出的“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第一、二辑）、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康巴作家群书系”（第四辑）、北京出版集团集中推出的“金骏马民族儿童文学精品”丛书等，另外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期刊也推出了对一段时期内的作品进行集中展示的作品选粹，如《大理文化》杂志社推出的分为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四卷的《大理文化：2012—2016作品选粹》。另外，一些知名出版社的品牌丛书如花城出版社的“锐小说”系列和“现代性五面孔”丛书也收有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
“丛书”的出版，是对某一地域或某一时段文学创作的总结和展示，为以后的发展提供参考的同时也为一大批作家们提供了集中亮相的机会。“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第一、二辑一共收入30位不同民族作家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批评等多种体裁，可以说是对当下民族文学发展的多样化景观的呈现；“康巴作家群书系”在此之前已经出版了3辑，本年度的第四辑中包括了12部作品，加上前三辑的22本作品，可谓是对康巴作家的全面整理。这一书系的持续推出，不但打造了“康巴作家群”这一文学品牌，而且对于这一地域性作家群体的逐渐成熟有着引领作用；而“金骏马民族儿童文学精品”丛书则是着眼于看似冷门实则却是当下极具活力的儿童文学这一类别，由55个少数民族的年轻作家来主笔讲述各具民族特色的故事，可谓是一次关于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生活的全景式书写。一方面，这些故事在展现多姿多彩的民族风韵的同时也更注重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观照；另一方面，执笔的大都为当下文坛的年轻作家或中坚力量，这一鲜活的创作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架连接着儿童世界与民族传统的重要桥梁，这一丛书的意义不言而喻。
当然，在这些群像之外，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一些对某一族别文学创作的集中整理，如维吾尔青年先锋诗人诗选《燃烧的麦穗》，收入了33位60后到90后的四代维吾尔先锋诗人的代表作，是对当代维吾尔先锋诗歌的集中展示；另外由楚雄师范学院编辑的《彝诗鉴》第一辑（2014年卷）以及收入“中国新纪元汉语诗歌”丛书的《中国当代100名彝族女诗人诗选》都着力于对活跃在当代的彝族诗人进行关注、追踪，这也可谓是一次对文学现场的呈现。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的民间文学力量在静默地坚守着，以独立出版的方式来表达着自己的文学理念与信仰。笔者所关注到的本年度独立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大致集中在大小凉山彝族作家群，如鲁子元布主编的《中国彝族诗歌风云榜》（2016年卷）、80后彝族诗人阿索拉毅的长诗《星图》及其主持的“彝诗馆”系列丛书之一种：马海阿晶嫫（彝族）的诗集《时光的玫瑰》这几种，这些作品的出版更多地独立于市场之外，与正式出版物相比有着更多的自由度，同时也有别样的文学活力，对这些独立出版的关注，可以说也是我们进入文学现场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二、现实的多向度关注
文学可谓是时代的脉搏，始终在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表达敏感地回应着时代之下的各种情绪。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作家们很多时候都是以一种扎根现实，甚至是在现实中冲撞的姿态来书写自己身处的时代。不论是曾经的新写实主义，又或是“现实主义冲击波”，再到21世纪以来对于底层书写的关注，都可以看到作家们的这种坚持。在常人看來，少数民族作家由于身份的异质性，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巫蛊、宗教等奇幻诡异相关联，可当我们真正走近这一场域，才能够发现他们写下的不仅仅是极具异域色彩的边地风景，凝聚于其中的更是独到的现实关怀。
有论者在考察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题材小说创作时指出，“这些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标志性的文学作品，都是以少数民族文学视界的打开为特色的。而少数民族题材中短篇小说也是前所未有地涌现。21世纪中国小说出现的两大创作与研究的热点，一是‘农民工进城’的故事，指向现代性的状况与后果；二是对边地生态与少数民族生活的审美观照，都指向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人的精神理想的建构。”[1]的确如此，这一创作热点或者说主题深嵌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在不同的作家、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叙事变形。“农民工进城”的叙事实际上隐喻着作为一种独特的乡土存在的“边地”在现代性进程中与现代文明交会乃至是交锋时呈现出的多重运命；而另一热点———“边地风景”的审美观照则在以生态视角重新发现这一片风景的同时又指向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探寻，这其中体现的则是一种纵向的幽深。
阿来（藏族）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重新拾起了写作中篇小说的笔，为我们写出了“山珍三部”，用他自己温情的目光来打量着当下的浮躁。从“虫草”到“蘑菇”，再到“岷江柏”，阿来选取了极具边地色彩的三种“山珍”来作为小说的主题，萦绕着这些山珍展开的一面是对自然生命多姿多彩的镌刻，一面则又是在这些色彩背后潜藏着的阴影。《三只虫草》中，桑吉原本计划用来为奶奶买药、为姐姐买T恤以及为多布杰和娜姆两位老师送礼物的三只虫草最后并没有能够如愿，反倒最终要么落入了官员的腹中，要么再次辗转流落到了市场之上；而在《蘑菇圈》和《河上柏影》中，不管是阿妈斯炯悉心守护的蘑菇圈，又或是王泽周默默追索的岷江柏，最终都成为他人的财富来源，或消失或死亡……这些象征着自然界生命圈的“山珍”最终在人的过度求索中都将成为不可追回的过去，可以说那些潜藏在自然界色彩背后的阴影正是来自无穷尽的人心欲望，这些贪婪与罪过正在以它惨烈的方式蚕食着自然与人心。如果说阿来的笔触到这里就停下的话，那么这几部小说或许只不过又是一次生态主义的复刻，但阿来显然还有更幽深的挖掘，正如他所言，“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既看到多彩背后的阴影，又继续触摸到这阴影之下的温暖，阿来并没有用廉价的温情来做无力的抚慰，反而是带着厚重的悲悯看到了黑暗处幽微却深邃的那抹光亮。 如果说阿来是从极具藏地韵味的描写中来冷静凝视现实的话，那么另一位作家吕翼（彝族）的《寒门》则是重新拾起了一个“老套”的话题：寒门的奋斗之路。冯家兄妹为了能够改变看似命定了的人生轨迹，试图通过高考来获得“重生”的机遇，就在这一奋斗之路上，一个小家庭的命运折射出了千千万万如冯家兄妹一般的“寒门”故事。2013年，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将这样一个始终潜藏于时代之下的话题推向了时代前台。《寒门》同样是在关注这个一直存在于时代之中，但是却又被我们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中，奋斗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奋斗一定能够带来我们的所想、所愿吗？现实中，那些励志型的影视剧、畅销书，又或者是文学作品，都在从各个角度书写着这种“奋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寒门》写出的是一种既有现实关怀，又有生命温度，同时还不乏对于苦难的悲悯的奋斗之路。冯家兄妹多年来尽管为了生计疲于奔命，但是内心中却始终保持着对一个看似虚幻实则厚重的理想的坚守。不管自己走在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之上，是苦涩、是污浊、是癫狂又或是繁华，他们心中的这份坚守始终都是神圣之所在。这是这部《寒门》最为深切的地方，也是最具有现实温度的地方，它描绘出的不仅仅是碓房村的冯家，更是那些世代生活在乡土之上、和冯家兄妹有着相似命运的“寒门”之子们的命运。
这些作家们对于现实的关注显然不仅仅存在于这些维度，如严英秀（藏族）的小说集《芳菲歇》、杨贵峰（回族）的长篇报告文学《奔跑的绿洲》、杭图德·乌顺包都嘎（蒙古族）的长篇小说《一生有多长》、万玛才旦（藏族）的小说集《塔洛》、了一容（东乡族）的小说集《沙沟行》、艾克拜尔·依马木（维吾尔族）的小说集《百万朵玫瑰》、蒲钰（苗族）的长篇小说《天歌》、田耳（土家族）的小说集《独证菩提》《金刚四拿》与《长寿碑》、陈晓兰（蒙古族）的报告文学《高原之子》等，不同的作家都在自己所深切凝视着的地方发现着不同的生命温度与感悟。他们有的关注羁绊于生活情网中的知识分子，有的展示托起了“奔跑的绿洲”的高大身影，有的关注尽管生活在底层阴影中却始终心怀光明的蒙古族少女，有的用电影镜头式的语言讲述“阿甘”式的放羊人塔洛，有的在对古典小说人物的现代式重塑中诠释着另一种“奇迹”，又或是关注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山区教育的“会泽七子”。可见，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并没有囿于自身的民族身份，而是立足于自身的“边地”色彩，以另一种的现实眼光来审视时代的方方面面，会聚出的是作家们对现实的多维度书写。
三、乡关何处
诗人内瓦尔曾经这样写道：“当你达到生命的一半旅程时，童年的回忆开始复苏。”对故乡的咏叹是人类永恒的情感之一，而对于现代人而言，“故乡”已不再是单纯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居所，还增加了在时间维度之上人类由之所来的“过去”，有着世代的“时间积淀”，即它昭示着人的诞生之源。而不管是以何种维度、何种形式呈现，安全感的提供始终是“故乡”的独特之所在。少数民族作家们面对的故乡是与中原大地相比更为繁茂的高原大山、草原林海抑或雪岭荒漠，因此他们的抒情也就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阿拉提·阿斯木（维吾尔族）用一种别致的语言方式在《故乡的候鸟》中抒发着对于故土的深沉眷恋，在他的笔下，“我”是故乡的“老水磨”、手风琴、童话、飞毯、歌剧院……当然，更是一位纵情歌唱的歌手。在这些不同的故事中，作家写出了沉积于时光之河中的关于故乡的一切光影，这些与人有关，与风景有关，更与大地有关；郑吉平（白族）的《嗄呦寨》通过少年的视角还原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80年代几十年间贵州农村的生活变迁，伴随着这一变迁的则是少年的自我成长，个体成长与时代变迁互相映衬，在这样的年代记录以及小说中富有韵味的民情风俗的背后，作家完成了“村庄志”的书写；而另一位作家凌春杰（土家族）的《我们的村庄》写出了那个尽管回不去但始终珍藏在心中的“我们的村庄”：花屋场，在浓情叙述的背后，作家更多的是在思考着作为“城市之源”的村庄在当下的命运；夏雨（满族）的诗集《同一种生活》、王開（满族）的散文集《众神的河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守望着东北大地，回溯着凝聚于土地之中的厚重历史，并为之“铸魂”。
除此之外，阿依努尔·毛吾力提（哈萨克族）的诗集《阿丽玛的草原》、梅萨（藏族）的诗集《半枝莲》、禾素（傣族）的散文集《风中的蔓勒梗》、朝颜（畲族）的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巴莫沙沙（彝族）的诗集《羞涩的果子》、贝史根尔（彝族）的诗集《大山彝人》、白涛（蒙古族）的散文集《追寻神马》、扎西才让（藏族）的诗集《大夏河畔》等也都在以不同的讲述方式或轻逸或笃实、或灵动或思辨地倾诉着对于“故乡”的眷恋，而另外一些年轻作家如向迅（土家族）的《斯卡布罗集市》和张伟锋（佤族）的《迁徙之辞》又以或质朴或厚重的色调展现着年青一代们对“故乡”的理解。
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普遍存在着建构文学地理意义上的故乡的努力。不管是“嗄呦寨”还是“花屋场”又或者是“麦菜岭”，这些地名一方面意指的是作家自我的故乡所在，也是生命的溯源地，另一方面也同样具有着普遍性，地名的背后也折射着许许多多与之相似的故土村庄。或者可以这样说，诗人为我们呈现的故乡美景，并非是一种单一意义上的“风景”，这种“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我们从文本中所看到的不单是风景，因为“风景不仅仅存在于外部”。[2]也就是说，它提供了一种我们重新审视作者创作的路径，这种重新被发现的“风景”更是一种内部的、有灵性的，即一种关乎自己民族的生命体验的边地书写。
人由于自身的时空局限性，总是对于把握时间、反抗流逝充满了期待，因此对往昔时光或是业已消逝的事物的怀恋与不舍之情，成为人类内心深处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这即是“怀旧”，或者也可以称为“乡愁”。它不仅仅是个体存在的一种情绪状态，更体现为一种原型意识，一种大时代背景之下的时代情绪。我们会看到在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对故乡的回溯一方面基于生态的视角，或哀悼或激愤地面对着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激烈冲撞以及乡土最后的落寞身影；另一方面，又由于他们身上特殊的民族身份，使得这样对“故乡”的回溯也意味着是对民族传统的追溯。从这一意义而言，这样的书写中自然包蕴着作家们极强的责任担当，同样也是我们所提及的别样“风景”的发现。 四、“年代”的侧影
在这里笔者愿意用这样一个关键词“年代”来引出对当下多民族文学中的一些新态势的关注，这一年代当然首先意指文学中的年代书写，但在本文的讨论中，笔者更愿意挖掘的则是作家身上的年代标签，或者说是代际身份。
在当下的多民族文学版图之上，书写别样边地风景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和保持着火热的势头以及市场号召力的80后文学（作家）可谓是其中的两个热点。于是，我们可以从横向的“族群身份”与纵向的“代际”这样的两个坐标中找到作为链接80后文学（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一个重要纽扣：80后少数民族文学（作家）。这些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在一种“双语”创作中具备的天然的“双重视界”给他们自己的创作带来了不一样的内蕴，也使得他们的创作成为当代文学版图中格外亮丽的一块。因此，在2016年度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是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侧面。笔者阅读到的就有马金莲（回族）、向迅（土家族）、李达伟（白族）、包倬（彝族）、秋古墨（哈尼族）、张伟锋（佤族）、朝颜（畲族）、羌人六（羌族）、艾多斯·阿曼泰（哈萨克族）、马海子秋（彝族）、晶达（达斡尔族）、加撒古浪（彝族）等十余位80后年轻作家推出的自己的新作，并且一部分作品还被收入了诸如“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金骏马民族儿童文学精品”丛书和花城出版社的“锐小说”专辑之中。
尽管在整个文学场域之中，这群作家们看上去似乎还是文学新军，但在创作中却又呈现出极强的生长力。以自己对“年代”的敏感来书写不一样的年代，对此，80后回族作家马金莲有着属于自己的思考，“以年代为标题，把年份镶嵌进去，便是属于自己的年份书”。[3]马金莲在自己的文字中历来专注于日常的生活，在细密的话语中勾勒出温情与厚重。在《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一书中，她连续用几个年份写出了《1986年的自行车》《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1990年的亲戚》和《1992年的春乏》这样几个有着专属性，同时又有着广博情怀的年份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乡邻生活里司空见惯的，在马金莲的悉心勾勒下却又透出别样的韵味。如围绕着自家的一辆自行车出借与否的问题，一面写舒尔布借车始末，一面又穿插着家长里短，这样的明线、暗线交错，在一辆自行车的背后，深蕴着的却是家事的种种艰辛与不易。她的写作并没有被那些看似无聊的生活细节所淹没，相反，通过对这些时时刻刻存在于自己本乡本土之上的生活场景的悉心描摹，我们看到的是作者那被生活充盈得饱满的精神世界。她始终都在用一种黄土地之上特有的温情目光来观照着与自己一同生活的“地之子”们，轻盈却又笃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金莲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身上浓郁的“土气”，当然，这种“土气”并不和所谓的时髦与流行相关，指向的是周作人所强调的“土气息、泥滋味”，这样的乡土本色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具有共通性，而在这群80后作家身上则又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从乡土出发，或是以“生活在别处”的姿态来回望乡土，映衬的是这群年轻作家们直视现实的文学态度。
同样是关切现实，包倬的写作姿态又与马金莲不同。如果说马金莲在凝视中透出的更多的是温情和坚守，那么在包倬的笔下，则是完完全全一副对世界的冷眼旁观。在他的《春风颤栗》里，我们读到的是种种看似荒诞却又真切地存在着的生活景象。家穷人丑的伏天一把年纪却“还没有尝过女人的味道”，生命的欲望与子嗣延续的担忧使得他做出了匪夷所思的选择：到城中风月场所“小花园”消遣之时劫持了一名叫三妹的妓女，继而在山中隐居并生下了一个孩子，最后三妹带着孩子逃离医院，不知所终；人到中年，事业有成的老总张先生看似人生美满、春风得意，但是却苦恼于情人因怀孕而与自己发生的小别扭，最后这场婚姻中的小波澜在一次对张先生儿子的乌龙绑架案中烟消云散；都市中的忧郁青年和妻子之间莫名的争执，最后“我”又在莫名的“喘不过气来”的状态中实现了“想杀人”的莫名意愿……包倬笔下的人物都很普通，身上都披着来自生活的灰色的外衣，这些小人物无一不是深陷在琐碎又荒诞的生活之中，而故事最后又总是会有不经意间的“反转”，让人出乎意料却又尽在生活情理之中，这其中包倬写出的是生活的真实，一种荒诞、惨烈却又接“地气”的生活真实。
值得注意的是，这群年轻的80后少数民族作家与那些极具市场号召力的同龄作家相比又显得格外不同，在自己的文字中以不同的姿态来思考，这是他们共通的姿态。艾多斯·阿曼泰的人生经验可以说是比较独特的，身为哈萨克族，却又在远离哈萨克故乡的北京长大，所以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窥见文化多元性的别样呈现，《失败者》就着力讲述这样一位在母体文化和汉文化之间痛苦寻觅的“失败者”的迷惘与反省，在这样深情的倾诉中又带着年青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传统、身份认同的深刻思考。
这些80后们大都有着与艾多斯·阿曼泰类似的人生经验，因此在他们的文字世界中，始终都有着一个无穷尽的远方：故乡，不论是以“背叛泥土”的决绝姿态闯出了鄂西大地的“带刀少年”向迅，还是一直偏居于滇西小城中并执着地用诗语捕捉风的温度的佤族诗人张伟锋，关于“故乡”的书写从未停止过。挣扎于纸面上的，是这些年青一代的努力：“……拾起这个迁徙之辞/拾起那些丧失的苦痛和寒冷/返回故乡”。向迅在《斯卡布罗集市》中历数那些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各个时空，镇街、双土地、向家大院……这些熟悉又遥远的名字随着他温情的倾诉渐渐在纸面上凝结成形，蕴含于其中的还有着对厚重历史的思考；张伟锋的《迁徙之辞》则把诗的思考抛向了渐渐遥远的佤寨，回荡在耳边的是“魂兮，回来。魄兮，回来”那长久不息的“叫魂经”。迁徙，是对迁出地的逃避，也是对迁入地的向往，这一迁徙在诗人那里却又呈现为循环式的矛盾，与常人相异，诗人要迁入的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遗落在岁月的悠远尘埃中的故乡山寨，这样挣扎中的“迁徙”无疑显得格外沉郁。
长久以来，80后作家的写作给人的印象大都是青春式的，这的确是事实，80后作家的市场号召力也部分源于此，这也使得他们被贴上了缺乏深度的标签。如果说更具有关注热度的那些80后作家们靠着近似于流水线制作的青春流行元素打开了市场的大门，那么另外一部分的80后少数民族作家则在文学的角落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的青春。李达伟的《暗世界》在回溯曾经客居的“潞江坝”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怀恋，反倒用近乎偏执的真挚思考书写着这个堪称自己精神故乡的“潞江坝”或隐秘或明亮的各个角落。借助着文字，他重新抚摸着这块充盈着神秘光影的滇西一隅，看到的是足以吞没自我的“辽阔”，进入这个世界的方式则是思考，无处不在的思考。传统与现代、族群与历史、个体与神巫、存在与消失……这是作者在世界的另一面所遇见的，在这些驳杂却又厚重的背后，他给我们展示的是回归大地之后的生命丰盈。同样是对精神故乡的雕镂，羌人六的《食鼠之家》展现的是他面朝“断裂带”的呼喊，以及对那些似水年华中或苦涩或甜蜜的时光片段的打捞。
他们的这种书写显然是不同于时下流行的青春怀旧风的，从这些80后少数民族作家身上，凸显着“向内”与“向外”两个维度上的思考，如秋古墨的《锦上花》、马海子秋的《环山的星》、晶达的《塔斯格有一只小狍子》、朝颜的《天空下的麥菜岭》以及加撒古浪的《把月亮种在村庄》，有的在尝试追寻传统所在，在极具边疆风情的风俗描绘中展示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风貌；有的把目光投向故乡，写出的是泥土滋味与草木情缘。这些80后年轻作家思考内心的同时又关切外在，既有着民族性的独到，又同时在努力实现着更为广阔的跨越。
鲍曼将我们身处的世界称之为一个“液态的现代世界”，因为一切都“像所有流体一样，它无法停下来并保持长久不变……这个世界中的一切，差不多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4]面对这众声喧哗，本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整体上呈现出了对当下时代进行立体书写的努力。诚然，这其中也还存在着不少局限与不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其中一群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涌现和始终坚守文学理想的独立出版，他们的成熟与对文学的坚守，都可谓是最为亮眼之处，也是未来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少数民族文学新兴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80后少数民族作家群研究（15CZW051）”、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计划项目“80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研究（J15WD23）”、山东理工大学“青年教师发展支持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施战军：《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中短篇小说扫描》，《文学教育》2009年第10期。
[2][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14页。
[3]马金莲：《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页。
[4][英]齐格蒙·鲍曼：《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鲍磊译，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2015年收录了55个民族作家作品的“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丛书整体出版，一系列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的召开以及相关文学奖项的推介，特别是第十一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定，这些都为2016年度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丰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一背景下，本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可谓在积淀中有延展，既沉静又突出。一方面，在各级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发展工程的扶持下，一系列少数民族文学丛书陆续出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作家群像；另一方面，更多的少数民族作家面对时代浮华，坚守着文学信仰，以对现实的多方面开掘书写着立体的时代光影。
一、群体的崛起
本年度围绕着少数民族文学这一主题推出了一部分有影响力的丛书，就笔者目力所及，有鲁迅文学院组织推出的“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第一、二辑）、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康巴作家群书系”（第四辑）、北京出版集团集中推出的“金骏马民族儿童文学精品”丛书等，另外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期刊也推出了对一段时期内的作品进行集中展示的作品选粹，如《大理文化》杂志社推出的分为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四卷的《大理文化：2012—2016作品选粹》。另外，一些知名出版社的品牌丛书如花城出版社的“锐小说”系列和“现代性五面孔”丛书也收有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
“丛书”的出版，是对某一地域或某一时段文学创作的总结和展示，为以后的发展提供参考的同时也为一大批作家们提供了集中亮相的机会。“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第一、二辑一共收入30位不同民族作家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文学批评等多种体裁，可以说是对当下民族文学发展的多样化景观的呈现；“康巴作家群书系”在此之前已经出版了3辑，本年度的第四辑中包括了12部作品，加上前三辑的22本作品，可谓是对康巴作家的全面整理。这一书系的持续推出，不但打造了“康巴作家群”这一文学品牌，而且对于这一地域性作家群体的逐渐成熟有着引领作用；而“金骏马民族儿童文学精品”丛书则是着眼于看似冷门实则却是当下极具活力的儿童文学这一类别，由55个少数民族的年轻作家来主笔讲述各具民族特色的故事，可谓是一次关于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生活的全景式书写。一方面，这些故事在展现多姿多彩的民族风韵的同时也更注重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观照；另一方面，执笔的大都为当下文坛的年轻作家或中坚力量，这一鲜活的创作群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架连接着儿童世界与民族传统的重要桥梁，这一丛书的意义不言而喻。
当然，在这些群像之外，值得我们关注的还有一些对某一族别文学创作的集中整理，如维吾尔青年先锋诗人诗选《燃烧的麦穗》，收入了33位60后到90后的四代维吾尔先锋诗人的代表作，是对当代维吾尔先锋诗歌的集中展示；另外由楚雄师范学院编辑的《彝诗鉴》第一辑（2014年卷）以及收入“中国新纪元汉语诗歌”丛书的《中国当代100名彝族女诗人诗选》都着力于对活跃在当代的彝族诗人进行关注、追踪，这也可谓是一次对文学现场的呈现。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的民间文学力量在静默地坚守着，以独立出版的方式来表达着自己的文学理念与信仰。笔者所关注到的本年度独立出版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大致集中在大小凉山彝族作家群，如鲁子元布主编的《中国彝族诗歌风云榜》（2016年卷）、80后彝族诗人阿索拉毅的长诗《星图》及其主持的“彝诗馆”系列丛书之一种：马海阿晶嫫（彝族）的诗集《时光的玫瑰》这几种，这些作品的出版更多地独立于市场之外，与正式出版物相比有着更多的自由度，同时也有别样的文学活力，对这些独立出版的关注，可以说也是我们进入文学现场的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二、现实的多向度关注
文学可谓是时代的脉搏，始终在以自己独特的审美表达敏感地回应着时代之下的各种情绪。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作家们很多时候都是以一种扎根现实，甚至是在现实中冲撞的姿态来书写自己身处的时代。不论是曾经的新写实主义，又或是“现实主义冲击波”，再到21世纪以来对于底层书写的关注，都可以看到作家们的这种坚持。在常人看來，少数民族作家由于身份的异质性，总是不可避免地与巫蛊、宗教等奇幻诡异相关联，可当我们真正走近这一场域，才能够发现他们写下的不仅仅是极具异域色彩的边地风景，凝聚于其中的更是独到的现实关怀。
有论者在考察21世纪以来少数民族题材小说创作时指出，“这些近年来最受关注的标志性的文学作品，都是以少数民族文学视界的打开为特色的。而少数民族题材中短篇小说也是前所未有地涌现。21世纪中国小说出现的两大创作与研究的热点，一是‘农民工进城’的故事，指向现代性的状况与后果；二是对边地生态与少数民族生活的审美观照，都指向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人的精神理想的建构。”[1]的确如此，这一创作热点或者说主题深嵌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在不同的作家、作品中呈现出不同的叙事变形。“农民工进城”的叙事实际上隐喻着作为一种独特的乡土存在的“边地”在现代性进程中与现代文明交会乃至是交锋时呈现出的多重运命；而另一热点———“边地风景”的审美观照则在以生态视角重新发现这一片风景的同时又指向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探寻，这其中体现的则是一种纵向的幽深。
阿来（藏族）在沉寂了一段时间后重新拾起了写作中篇小说的笔，为我们写出了“山珍三部”，用他自己温情的目光来打量着当下的浮躁。从“虫草”到“蘑菇”，再到“岷江柏”，阿来选取了极具边地色彩的三种“山珍”来作为小说的主题，萦绕着这些山珍展开的一面是对自然生命多姿多彩的镌刻，一面则又是在这些色彩背后潜藏着的阴影。《三只虫草》中，桑吉原本计划用来为奶奶买药、为姐姐买T恤以及为多布杰和娜姆两位老师送礼物的三只虫草最后并没有能够如愿，反倒最终要么落入了官员的腹中，要么再次辗转流落到了市场之上；而在《蘑菇圈》和《河上柏影》中，不管是阿妈斯炯悉心守护的蘑菇圈，又或是王泽周默默追索的岷江柏，最终都成为他人的财富来源，或消失或死亡……这些象征着自然界生命圈的“山珍”最终在人的过度求索中都将成为不可追回的过去，可以说那些潜藏在自然界色彩背后的阴影正是来自无穷尽的人心欲望，这些贪婪与罪过正在以它惨烈的方式蚕食着自然与人心。如果说阿来的笔触到这里就停下的话，那么这几部小说或许只不过又是一次生态主义的复刻，但阿来显然还有更幽深的挖掘，正如他所言，“我愿意写出生命所经历的磨难、罪过、悲苦，但我更愿意写出经历过这一切后，人性的温暖”。既看到多彩背后的阴影，又继续触摸到这阴影之下的温暖，阿来并没有用廉价的温情来做无力的抚慰，反而是带着厚重的悲悯看到了黑暗处幽微却深邃的那抹光亮。 如果说阿来是从极具藏地韵味的描写中来冷静凝视现实的话，那么另一位作家吕翼（彝族）的《寒门》则是重新拾起了一个“老套”的话题：寒门的奋斗之路。冯家兄妹为了能够改变看似命定了的人生轨迹，试图通过高考来获得“重生”的机遇，就在这一奋斗之路上，一个小家庭的命运折射出了千千万万如冯家兄妹一般的“寒门”故事。2013年，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将这样一个始终潜藏于时代之下的话题推向了时代前台。《寒门》同样是在关注这个一直存在于时代之中，但是却又被我们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中，奋斗对于我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奋斗一定能够带来我们的所想、所愿吗？现实中，那些励志型的影视剧、畅销书，又或者是文学作品，都在从各个角度书写着这种“奋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寒门》写出的是一种既有现实关怀，又有生命温度，同时还不乏对于苦难的悲悯的奋斗之路。冯家兄妹多年来尽管为了生计疲于奔命，但是内心中却始终保持着对一个看似虚幻实则厚重的理想的坚守。不管自己走在什么样的人生道路之上，是苦涩、是污浊、是癫狂又或是繁华，他们心中的这份坚守始终都是神圣之所在。这是这部《寒门》最为深切的地方，也是最具有现实温度的地方，它描绘出的不仅仅是碓房村的冯家，更是那些世代生活在乡土之上、和冯家兄妹有着相似命运的“寒门”之子们的命运。
这些作家们对于现实的关注显然不仅仅存在于这些维度，如严英秀（藏族）的小说集《芳菲歇》、杨贵峰（回族）的长篇报告文学《奔跑的绿洲》、杭图德·乌顺包都嘎（蒙古族）的长篇小说《一生有多长》、万玛才旦（藏族）的小说集《塔洛》、了一容（东乡族）的小说集《沙沟行》、艾克拜尔·依马木（维吾尔族）的小说集《百万朵玫瑰》、蒲钰（苗族）的长篇小说《天歌》、田耳（土家族）的小说集《独证菩提》《金刚四拿》与《长寿碑》、陈晓兰（蒙古族）的报告文学《高原之子》等，不同的作家都在自己所深切凝视着的地方发现着不同的生命温度与感悟。他们有的关注羁绊于生活情网中的知识分子，有的展示托起了“奔跑的绿洲”的高大身影，有的关注尽管生活在底层阴影中却始终心怀光明的蒙古族少女，有的用电影镜头式的语言讲述“阿甘”式的放羊人塔洛，有的在对古典小说人物的现代式重塑中诠释着另一种“奇迹”，又或是关注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山区教育的“会泽七子”。可见，这些少数民族作家并没有囿于自身的民族身份，而是立足于自身的“边地”色彩，以另一种的现实眼光来审视时代的方方面面，会聚出的是作家们对现实的多维度书写。
三、乡关何处
诗人内瓦尔曾经这样写道：“当你达到生命的一半旅程时，童年的回忆开始复苏。”对故乡的咏叹是人类永恒的情感之一，而对于现代人而言，“故乡”已不再是单纯的物理意义上的空间居所，还增加了在时间维度之上人类由之所来的“过去”，有着世代的“时间积淀”，即它昭示着人的诞生之源。而不管是以何种维度、何种形式呈现，安全感的提供始终是“故乡”的独特之所在。少数民族作家们面对的故乡是与中原大地相比更为繁茂的高原大山、草原林海抑或雪岭荒漠，因此他们的抒情也就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阿拉提·阿斯木（维吾尔族）用一种别致的语言方式在《故乡的候鸟》中抒发着对于故土的深沉眷恋，在他的笔下，“我”是故乡的“老水磨”、手风琴、童话、飞毯、歌剧院……当然，更是一位纵情歌唱的歌手。在这些不同的故事中，作家写出了沉积于时光之河中的关于故乡的一切光影，这些与人有关，与风景有关，更与大地有关；郑吉平（白族）的《嗄呦寨》通过少年的视角还原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80年代几十年间贵州农村的生活变迁，伴随着这一变迁的则是少年的自我成长，个体成长与时代变迁互相映衬，在这样的年代记录以及小说中富有韵味的民情风俗的背后，作家完成了“村庄志”的书写；而另一位作家凌春杰（土家族）的《我们的村庄》写出了那个尽管回不去但始终珍藏在心中的“我们的村庄”：花屋场，在浓情叙述的背后，作家更多的是在思考着作为“城市之源”的村庄在当下的命运；夏雨（满族）的诗集《同一种生活》、王開（满族）的散文集《众神的河流》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守望着东北大地，回溯着凝聚于土地之中的厚重历史，并为之“铸魂”。
除此之外，阿依努尔·毛吾力提（哈萨克族）的诗集《阿丽玛的草原》、梅萨（藏族）的诗集《半枝莲》、禾素（傣族）的散文集《风中的蔓勒梗》、朝颜（畲族）的散文集《天空下的麦菜岭》、巴莫沙沙（彝族）的诗集《羞涩的果子》、贝史根尔（彝族）的诗集《大山彝人》、白涛（蒙古族）的散文集《追寻神马》、扎西才让（藏族）的诗集《大夏河畔》等也都在以不同的讲述方式或轻逸或笃实、或灵动或思辨地倾诉着对于“故乡”的眷恋，而另外一些年轻作家如向迅（土家族）的《斯卡布罗集市》和张伟锋（佤族）的《迁徙之辞》又以或质朴或厚重的色调展现着年青一代们对“故乡”的理解。
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普遍存在着建构文学地理意义上的故乡的努力。不管是“嗄呦寨”还是“花屋场”又或者是“麦菜岭”，这些地名一方面意指的是作家自我的故乡所在，也是生命的溯源地，另一方面也同样具有着普遍性，地名的背后也折射着许许多多与之相似的故土村庄。或者可以这样说，诗人为我们呈现的故乡美景，并非是一种单一意义上的“风景”，这种“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我们从文本中所看到的不单是风景，因为“风景不仅仅存在于外部”。[2]也就是说，它提供了一种我们重新审视作者创作的路径，这种重新被发现的“风景”更是一种内部的、有灵性的，即一种关乎自己民族的生命体验的边地书写。
人由于自身的时空局限性，总是对于把握时间、反抗流逝充满了期待，因此对往昔时光或是业已消逝的事物的怀恋与不舍之情，成为人类内心深处一种普遍的心理机制，这即是“怀旧”，或者也可以称为“乡愁”。它不仅仅是个体存在的一种情绪状态，更体现为一种原型意识，一种大时代背景之下的时代情绪。我们会看到在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对故乡的回溯一方面基于生态的视角，或哀悼或激愤地面对着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激烈冲撞以及乡土最后的落寞身影；另一方面，又由于他们身上特殊的民族身份，使得这样对“故乡”的回溯也意味着是对民族传统的追溯。从这一意义而言，这样的书写中自然包蕴着作家们极强的责任担当，同样也是我们所提及的别样“风景”的发现。 四、“年代”的侧影
在这里笔者愿意用这样一个关键词“年代”来引出对当下多民族文学中的一些新态势的关注，这一年代当然首先意指文学中的年代书写，但在本文的讨论中，笔者更愿意挖掘的则是作家身上的年代标签，或者说是代际身份。
在当下的多民族文学版图之上，书写别样边地风景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和保持着火热的势头以及市场号召力的80后文学（作家）可谓是其中的两个热点。于是，我们可以从横向的“族群身份”与纵向的“代际”这样的两个坐标中找到作为链接80后文学（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一个重要纽扣：80后少数民族文学（作家）。这些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在一种“双语”创作中具备的天然的“双重视界”给他们自己的创作带来了不一样的内蕴，也使得他们的创作成为当代文学版图中格外亮丽的一块。因此，在2016年度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是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侧面。笔者阅读到的就有马金莲（回族）、向迅（土家族）、李达伟（白族）、包倬（彝族）、秋古墨（哈尼族）、张伟锋（佤族）、朝颜（畲族）、羌人六（羌族）、艾多斯·阿曼泰（哈萨克族）、马海子秋（彝族）、晶达（达斡尔族）、加撒古浪（彝族）等十余位80后年轻作家推出的自己的新作，并且一部分作品还被收入了诸如“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金骏马民族儿童文学精品”丛书和花城出版社的“锐小说”专辑之中。
尽管在整个文学场域之中，这群作家们看上去似乎还是文学新军，但在创作中却又呈现出极强的生长力。以自己对“年代”的敏感来书写不一样的年代，对此，80后回族作家马金莲有着属于自己的思考，“以年代为标题，把年份镶嵌进去，便是属于自己的年份书”。[3]马金莲在自己的文字中历来专注于日常的生活，在细密的话语中勾勒出温情与厚重。在《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一书中，她连续用几个年份写出了《1986年的自行车》《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1990年的亲戚》和《1992年的春乏》这样几个有着专属性，同时又有着广博情怀的年份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乡邻生活里司空见惯的，在马金莲的悉心勾勒下却又透出别样的韵味。如围绕着自家的一辆自行车出借与否的问题，一面写舒尔布借车始末，一面又穿插着家长里短，这样的明线、暗线交错，在一辆自行车的背后，深蕴着的却是家事的种种艰辛与不易。她的写作并没有被那些看似无聊的生活细节所淹没，相反，通过对这些时时刻刻存在于自己本乡本土之上的生活场景的悉心描摹，我们看到的是作者那被生活充盈得饱满的精神世界。她始终都在用一种黄土地之上特有的温情目光来观照着与自己一同生活的“地之子”们，轻盈却又笃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金莲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她身上浓郁的“土气”，当然，这种“土气”并不和所谓的时髦与流行相关，指向的是周作人所强调的“土气息、泥滋味”，这样的乡土本色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具有共通性，而在这群80后作家身上则又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从乡土出发，或是以“生活在别处”的姿态来回望乡土，映衬的是这群年轻作家们直视现实的文学态度。
同样是关切现实，包倬的写作姿态又与马金莲不同。如果说马金莲在凝视中透出的更多的是温情和坚守，那么在包倬的笔下，则是完完全全一副对世界的冷眼旁观。在他的《春风颤栗》里，我们读到的是种种看似荒诞却又真切地存在着的生活景象。家穷人丑的伏天一把年纪却“还没有尝过女人的味道”，生命的欲望与子嗣延续的担忧使得他做出了匪夷所思的选择：到城中风月场所“小花园”消遣之时劫持了一名叫三妹的妓女，继而在山中隐居并生下了一个孩子，最后三妹带着孩子逃离医院，不知所终；人到中年，事业有成的老总张先生看似人生美满、春风得意，但是却苦恼于情人因怀孕而与自己发生的小别扭，最后这场婚姻中的小波澜在一次对张先生儿子的乌龙绑架案中烟消云散；都市中的忧郁青年和妻子之间莫名的争执，最后“我”又在莫名的“喘不过气来”的状态中实现了“想杀人”的莫名意愿……包倬笔下的人物都很普通，身上都披着来自生活的灰色的外衣，这些小人物无一不是深陷在琐碎又荒诞的生活之中，而故事最后又总是会有不经意间的“反转”，让人出乎意料却又尽在生活情理之中，这其中包倬写出的是生活的真实，一种荒诞、惨烈却又接“地气”的生活真实。
值得注意的是，这群年轻的80后少数民族作家与那些极具市场号召力的同龄作家相比又显得格外不同，在自己的文字中以不同的姿态来思考，这是他们共通的姿态。艾多斯·阿曼泰的人生经验可以说是比较独特的，身为哈萨克族，却又在远离哈萨克故乡的北京长大，所以我们可以在他身上窥见文化多元性的别样呈现，《失败者》就着力讲述这样一位在母体文化和汉文化之间痛苦寻觅的“失败者”的迷惘与反省，在这样深情的倾诉中又带着年青一代的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传统、身份认同的深刻思考。
这些80后们大都有着与艾多斯·阿曼泰类似的人生经验，因此在他们的文字世界中，始终都有着一个无穷尽的远方：故乡，不论是以“背叛泥土”的决绝姿态闯出了鄂西大地的“带刀少年”向迅，还是一直偏居于滇西小城中并执着地用诗语捕捉风的温度的佤族诗人张伟锋，关于“故乡”的书写从未停止过。挣扎于纸面上的，是这些年青一代的努力：“……拾起这个迁徙之辞/拾起那些丧失的苦痛和寒冷/返回故乡”。向迅在《斯卡布罗集市》中历数那些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各个时空，镇街、双土地、向家大院……这些熟悉又遥远的名字随着他温情的倾诉渐渐在纸面上凝结成形，蕴含于其中的还有着对厚重历史的思考；张伟锋的《迁徙之辞》则把诗的思考抛向了渐渐遥远的佤寨，回荡在耳边的是“魂兮，回来。魄兮，回来”那长久不息的“叫魂经”。迁徙，是对迁出地的逃避，也是对迁入地的向往，这一迁徙在诗人那里却又呈现为循环式的矛盾，与常人相异，诗人要迁入的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遗落在岁月的悠远尘埃中的故乡山寨，这样挣扎中的“迁徙”无疑显得格外沉郁。
长久以来，80后作家的写作给人的印象大都是青春式的，这的确是事实，80后作家的市场号召力也部分源于此，这也使得他们被贴上了缺乏深度的标签。如果说更具有关注热度的那些80后作家们靠着近似于流水线制作的青春流行元素打开了市场的大门，那么另外一部分的80后少数民族作家则在文学的角落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的青春。李达伟的《暗世界》在回溯曾经客居的“潞江坝”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怀恋，反倒用近乎偏执的真挚思考书写着这个堪称自己精神故乡的“潞江坝”或隐秘或明亮的各个角落。借助着文字，他重新抚摸着这块充盈着神秘光影的滇西一隅，看到的是足以吞没自我的“辽阔”，进入这个世界的方式则是思考，无处不在的思考。传统与现代、族群与历史、个体与神巫、存在与消失……这是作者在世界的另一面所遇见的，在这些驳杂却又厚重的背后，他给我们展示的是回归大地之后的生命丰盈。同样是对精神故乡的雕镂，羌人六的《食鼠之家》展现的是他面朝“断裂带”的呼喊，以及对那些似水年华中或苦涩或甜蜜的时光片段的打捞。
他们的这种书写显然是不同于时下流行的青春怀旧风的，从这些80后少数民族作家身上，凸显着“向内”与“向外”两个维度上的思考，如秋古墨的《锦上花》、马海子秋的《环山的星》、晶达的《塔斯格有一只小狍子》、朝颜的《天空下的麥菜岭》以及加撒古浪的《把月亮种在村庄》，有的在尝试追寻传统所在，在极具边疆风情的风俗描绘中展示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风貌；有的把目光投向故乡，写出的是泥土滋味与草木情缘。这些80后年轻作家思考内心的同时又关切外在，既有着民族性的独到，又同时在努力实现着更为广阔的跨越。
鲍曼将我们身处的世界称之为一个“液态的现代世界”，因为一切都“像所有流体一样，它无法停下来并保持长久不变……这个世界中的一切，差不多一切，都是变动不居的”，[4]面对这众声喧哗，本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整体上呈现出了对当下时代进行立体书写的努力。诚然，这其中也还存在着不少局限与不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其中一群80后少数民族作家的涌现和始终坚守文学理想的独立出版，他们的成熟与对文学的坚守，都可谓是最为亮眼之处，也是未来值得我们持续关注的少数民族文学新兴力量。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80后少数民族作家群研究（15CZW051）”、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计划项目“80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研究（J15WD23）”、山东理工大学“青年教师发展支持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施战军：《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中短篇小说扫描》，《文学教育》2009年第10期。
[2][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14页。
[3]马金莲：《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199页。
[4][英]齐格蒙·鲍曼：《来自液态现代世界的44封信》，鲍磊译，漓江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