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紫荆花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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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之际,幼儿教育杂志社邀请我撰文共贺盛事。推之不却,唯有应允。不过,掩卷沉思之后,我发觉自己原来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笔者当年正是为了见证香港回归这一百年盛事从北京南下香港,而回归的十年也正是本人在港从事幼教研究的黄金十年。十年来,香港幼教发展迅速,而本人也从一个幼教新丁成长为具有一定国际视野的“香港学者”。在这十年中,我个人的专业成长和香港幼教的发展交织在一起,不分彼此。在这篇小文里,笔者试图透过在三个时间片段里发生的故事,侧面记录回归十年来香港幼教改革与发展的巨大成就。
  
  1997~2000年:求学香港大学
  
  1997年4月30日,我从北京来到香港大学求学,拜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刘丽薇(Nirmala Rao)教授为师,揭开了人生履历上崭新的一页。6月30日晚,天降滂沱大雨,末代港督彭定康泪飞如雨,哀怨离去。7月1日,天清气朗,烟花映红维港两岸,鼓乐响彻香江一片。英国人走了,但是他们留下的烂摊子等着新的特区政府去收拾。幼儿教育就是其中一个棘手的问题。当时香港幼教与内地幼教水平差距较大,属于整个港英殖民教育体系中“被人遗忘的灰姑娘”,政府既不投入也不监管,任凭私人老板投资开学店,实行填鸭式小学教学法,幼稚园教师是出了名的“三低”﹕低工资﹑低学历﹑低素质,连中英文不及格的初中生都可以担任幼稚园教师。幼教事业,百废待兴。
  良好的英式高等教育体系成为港英政府留下的最重要的优质教育资产。尤其是香港大学这所百年老校,向以拥有孙中山先生这样的校友而自豪,校园里立有他的铜像,还有孙逸仙台阶广场,以示纪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回归以后,香港大学逐渐肩负起为内地培养高端研究人才的历史使命,由1997年每年培养十几人发展到现在每年培养上千人。当初来港读博士的内地学者凤毛麟角,其中一些人甚至已经在内地任教授﹑带博士,来这里是为了接受英式博士课程扎实的学术训练。作为全球十大教育学院之一,香港回归后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陆续下设的中国教育研究中心﹑中文教育研究中心等都成为目前全球领先的学术机构。十年来,这些由特区政府用百万港币培养出来的幼教博士,有的留下为香港作贡献,有的已经成为内地学术带头人,为两地学术交流架起了金桥。当年和我们一起读博士的外国同学也很多,他们现都已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大学任教,还时常回母校探望,令香港大学进一步成为国际教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交流基地和中转站。
  
  2000~2005年:任教香港教育学院
  
  2000年从香港大学毕业以后,笔者开始在香港教育学院幼儿教育学院担任讲师,为提升香港幼儿园教师素质尽绵薄之力。香港教育学院是香港八所大学中唯一的师范院校,其历史可追溯至1939年成立的罗富国师范学院。1994年,港英当局依照《教育统筹委员会第五号报告书》的建议,合并四所师训机构和语文教育学院,成立香港教育学院,作为香港唯一的师范院校。1996年年底,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 Committee,HKSAR)开始资助香港教育学院,每年行政拨款维持在8亿元港币左右。香港回归以后,香港教育学院正式迁入耗资26亿元港币兴建的大埔新校园,并先后在2001年﹑2002年成立香港教育学院汇丰幼儿发展中心、香港教育学院赛马会小学等附属机构,为约8000名职前及在职学员提供师训。
  香港教育学院下设一所幼儿教育学院(2005年更名为幼儿教育学系),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全职幼教专家共计60余人,成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学前教育学系,每年培训上千名各类幼师,目前开设有大专﹑本科和硕士等系列学位课程。在这里,笔者除了任教以外,每年还要用两个月的时间到各个幼儿园进行教学视导(teaching supervision),指导和评估职前或在职幼师的教学实践工作。五年里,笔者走遍了香港十八区的上百个幼教机构,亲眼见证了香港幼教从无到有﹑从全盘西化到自主创新的发展历程。
  正是由于香港教育学院及其他相关师训院校的不断努力,香港特区政府才能大幅提高幼师入职条件,由1995年幼稚园教师的最低入职学历要求为中三(即初中肄业)逐步提升到2007年的大专水平,十年间连续实现三个大的飞跃。为配合师训院校的飞跃式发展,回归以来香港特区政府每年大幅度递增幼师培训经费,2007年单是学券制一项就将为全港幼师送上5亿元港币的培训资助。在2006年以前香港共由四所高等教育机构——香港教育学院、香港理工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持续教育学院及香港专业教育学院李惠利分校负责幼师培训,开办幼儿教育证书和学位课程,让有志进修的幼师入读。在教统局资助下,从2007年开始,香港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也全面开办学前教育专业,提供学士﹑学位教师证书﹑硕士﹑教育博士、哲学博士等系列专业课程,提升幼师的专业形象和层次,香港幼师培训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在香港教育学院任教期间,在黄艾珍教授带领下,我们成功申请了一系列优质教育基金(Quality Education Fund)项目,获得政府近500万元港币的资助,以推动与《表现指标(学前机构适用)》有关的各项研究工作。1998年,第一届特区政府从当年财政收入中一下子拿出50亿元港币作为基金滚存孳息,以资助教育界所提出的各种有意义的研究计划和推广项目,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及特殊教育中各项值得推行的非营利创新计划。从此,香港的幼儿教育研究得到了充裕的财政支持,幼教实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朝着科学化﹑本土化和园本化方向发展。截至2005年度,优质教育基金共拨款资助580个幼教研究计划,合计批出7500万元港币,平均每个项目资助约14万元港币。而基金本身因投资回报理想,钱盈于库,近来已改为全年随时申请,不再限时限人。
  
  2005年至今:重返香港大学
  
  2005年,笔者重返香港大学,在教育学院筹备崭新的幼儿教育学位教师教育课程(Postgraduate Diploma in Education(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简称PGDE),如今已成为该课程的统筹主任。或许是因为政策空前利好,今年报读我们新开的幼教课程的人特别多,有在职教统局人员﹑空中小姐﹑电脑工程师和中学教师等,有的甚至已经在英美名校拿了硕士学位。面试的时候,我问他们为什么要读幼师课程,他们大多回答说﹕因为政府大笔投资幼教,市场需要高素质人才,就业前景诱人。
  在港大任教期间,或许因为地利之便,笔者和香港教统局来往频繁,知道他们正在为全面提升香港幼教质量而努力,也正在找寻合适的幼教资助模式。笔者认为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资助模式,并向有关官员推荐相关研究报告。经过近一年的内部调研﹑讨论和准备,香港教统局成功游说第二届特首曾荫权先生接受了幼儿教育学券制(education voucher scheme),并将此作为其2006年年底施政报告的重要内容。幼儿教育成为一个政府施政报告中最核心的话题﹑最重要的施政任务,这在香港历史上是首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是值得所有香港幼教工作者额首相庆的。根据学券制,政府每年为每个3~6岁儿童提供最多1.3万元港币学费资助,其中1万元港币用来交学费,3000元港币给班上教师用来接受在职培训和学历教育。到2011/2012学年,政府对每名幼儿的资助额将达1.6万元港币。所有本地非营利幼稚园只要每人收费不超过2.4万元港币(全日制不超过4.8万元港币),都可以按实际收生人数向政府兑现学券。从2007年开始,香港特区政府每年幼儿教育经费投入将超过30亿元港币,这是一河之隔的深圳市全年5000万元幼教经费的60倍。预计全港90%的幼儿和80%以上的幼稚园都将直接受惠于此计划。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香港的幼儿园教育虽然体现了明显的西方主流文化观念,但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因此香港幼儿园中出现了中国传统观念和西方关于儿童学习的认识交织的局面。香港目前正经历着幼儿教育课程与教学法方面的变革,正在朝着自主创新﹑园本发展的方向发展。而在笔者看来,十年来香港幼教最大的变化就是从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理论和课程模式的失败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开始走上有香港特色的自主创新的幼教改革之路。
  简而言之,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以后,特区政府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大力投资幼教及幼师培训,努力建构一整套适合香港社会的幼教管治模式和架构,大手笔设立教育研究基金,全面资助幼儿园开展园本研究,推出富有香港特色的幼儿教育学券制,为将来实施免费幼儿教育作好准备,从而令香港幼教事业迅速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值得骄傲的是,特区政府从过去对幼教的“三不政策”(不支持﹑不介入﹑不投入)转变为从人﹑财﹑物三个方面对幼教积极支持﹑全面介入和大力投入。我们为香港幼教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欣喜,并期待它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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