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的金融危机迫使欧美国家理论界及政府高层人士开始对资本主义再认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再认识并不彻底。欧美国家大规模救市计划仍是继续为金融市场担保，而非使金融市场服从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西方国家调整的“有计划的自由放任”思路，仍是通过所谓的“治国术”而把市场逻辑及其所伴随的风险强加给普通大众。
　　[关键词]欧美　资本主义　再认识　局限
　　
　　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的一些人认为这意味着西方民主自由制度的最后胜利，认为历史将终结于当前的资本主义政治、社会制度形态。该思潮迎合了冷战后世界西方大国的扩张意志和西方文化优越论，曾经风行一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的膨胀心态却难以维持下去。新兴大国的群起效应首先从战略上和心理上挑战了西方中心论，迫使他们开始思考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合理性；当前的金融危机更是暴露了资本主义自身难以克服的痼疾，促使欧美国家理论界及政府高层人士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然而，迄今为止，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复杂考量，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并不彻底。“震中效应”是促使欧美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根本原因
　　当前，全球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急剧缩减，银行、企业纷纷倒闭，失业率提高。随着危机的不断蔓延，人们甚至担心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可能带来世界范围的政治动荡。身处金融危机“震中”尴尬的欧美国家，此时再也不能藉由指责他国的“错误”来遮掩资本主义的弊端，其宣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亦同时宣告破产。
　　虽然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是过去几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政府对金融业缺乏监督，金融业运作缺乏法律上的制约。但是仅仅简单地控诉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指责货币投机者，显然不能解释为何资本主义不能避免频繁发生的周期性危机，而且所有的危机几乎如出一辙的事实。面对日趋严酷的经济现实，欧美理论界和政府高层人士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念开始发生动摇。
　　从亚当·斯密开始到现在的200多年来，西方保守的经济学家一直宣称，没有中央计划、政府基本上不干预供求力量的自由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和最可靠的经济制度。上世纪30和4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作为一种经济政策上的主张，它要求给予个人以尽可能大的经济活动自由，实际上是要求实行最大限度的自由的私营企业制度，要求最大限度地在自由的市场竞争中发展私有制企业。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了挽救英、美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撒切尔和里根彻底抛弃了凯恩斯主义，全盘接受并积极推行了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政策，对英、美的经济社会进行了重大的结构调整和改革。美国从“里根革命”开始，“小政府”、“无约制资本主义”的思想长期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主导地位。在政策上(相对于员工或消费者)向企业倾斜，给予税收上的优惠，不断削弱甚至取消对企业的监督和制约。该政策的一个后果就是取消上世纪大萧条后建立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之间的“防火墙”，让商业银行不受限制地进入高风险投资，同时放宽对金融业的限制，推进金融自由化和所谓的金融创新。这被公认是导致目前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之一。
　　然而，在华盛顿共识的引导和国际经济组织的推动下，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未顺利走上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国家接受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提出的“休克疗法”，实行快速市场化、私有化和以紧缩货币为主的经济稳定化政策，但结果却令人失望。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按照IMF的要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销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致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勒令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导致失业率骤升，并造成社会动荡；允许包括水利、电信及电力等行业实现私有化，让金融市场大门洞开，使政府失去了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在非洲，高负债国家听从华盛顿共识的要求，实施经济自由化，放开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结果政府因收入减少而陷入新的危机。
　　
　　担忧主导世界的地位下降是促使欧美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重要因素
　　
　　在欧美国家政府高层人士对资本主义再认识转变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们开始担心这场金融危机的后果可能会严重削弱他们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金融危机导致“意识形态霸权”的衰落，欧美开始担忧改革和重建国际金融秩序危机的主导权可能旁落。金融危机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的严重缺陷，例如缺乏有效的国际合作与国际金融监控机制，缺乏区域金融风险防范救助制度安排。因此，建立一种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与国家政策协调、监控机制势在必行。
　　近20年来，美国等西方大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推行华盛顿共识，一直牢牢掌握着世界经济秩序的主导权。美国赖以主导世界经济秩序的最根本思想和途径，就是低税收、少调控、小政府这样“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和在世界范围内对这种形式资本主义的倡导。然而，在发生了此次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金融危机之后，该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死胡同。
　　其次，新兴大国的群起效应从战略上和心理上挑战了西方中心论，迫使他们开始思考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合理性。近年来，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一批新兴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并在国内生產总值方面开始逐步缩小和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这一现象已成为当今世界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新兴国家的兴起及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极大地冲击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对此，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撰文说，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地缘政治变革，世界的权力格局正在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二次大战以来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时代已经结束。”
　　在新兴国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中国不仅保持了30年的高速增长，而且走出一条迥异于西方发展模式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成功地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中国的经验表明，西方的发展模式不是唯一的，中国的发展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凭借后发优势尽快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对西方国家不单单是个挑战，如果西方国家能够正确认识中国道路的全球意义，并将之转化为自我改善的动力，将不失为是医治当前资本主义痼疾的一剂良药。西方国家对资本主义再认识的局限性
　　目前，我们正处于回归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学说之最贴切的历史性过程之中。金融危机笼罩全球，危机的全球性已是大势所趋。在欧美的一些国家又流行起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精辟分析的内容。马克思总结性地概括资本主义的弊病所在——规律性的贪婪和无止境的扩张最终导致自取灭亡。即使有朝一日金融危机最终结束，但马克思预示资本主义危机倾向的幽灵依然回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在于它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而这也正是从 根本上对于马克思主义应当做出的评定与判断。
　　然而，虽然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马克思所预言的“金融资本统治的世界”进行反思，通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这一思潮不仅在欧美学术界扩散，而且还包括法国总统萨科齐、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等政界人士。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欧美国家对马克思的追捧并不是为了彻底抛弃资本主义，而是试图从中寻求医治当前危机的药方。 不可否认的是，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一种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形态，都是在逐渐地完善，不断地发展。事实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普遍地推行了资本主义的计划化，作为干预和调节国民经济的一些综合形式。这些举措使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得以在矛盾和危机中稳定下来，以致有的西方左派学者评论说“没有这些改革措施，很难想像资本主义社会还能继续存在”。然而，所有这一切又都不意味着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社会主义的措施。这首先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为了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资本主义国家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是一种立足于自我改进、自我完善所采取的举措，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根本性质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
　　不过，马克思主义持久的重要性却在于它为我们贡献了一个理解与分析国内与国际社会发展变革的全面框架。虽然在过去的1 60年间资本主义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理解仍然具有其实足的价值。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带来人类进步的同时，也导致了人类存在的异化。这早已为事实所验证。而卡尔·波兰尼所论证的资本主义本质是使社会从属于市场，也在今天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欧美国家大规模救市计划仍是继续为金融市场担保，而非使金融市场服从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西方国家调整的“有计划的自由放任”思路，仍是通过所谓的“治国术”而把市场逻辑及其所伴随的风险强加给普通大众。正如他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所指出的：“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并且这种角色要求政治决策；它不能被化约为某种类型的技术或行政功能。”而就这些方面而言，欧美国家当前对资本主义再认识是不可能如此彻底的，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资本主义寻找那些“劣质的螺丝钉”，如果找到了，并且更换了，在报废之前，它还是可以继续风光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