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恩格尔指数”来自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他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越贫穷，家庭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在战火纷飞的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老师，物质生活十分清贫，平日“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时候也不得不搞点兼职：刻图章的刻图章（闻一多），卖茶叶的卖茶叶（罗隆基），而他们搞兼职的原因只有一个：吃！
　　谈到西南联大的吃饭问题，1939年入学的李宗渠曾回忆道：“整个女生食堂一顿饭大概开20桌，烧菜只用10两油（相当于现在的半斤多）。烧饭用的水是井水，米汤酸得跟醋一样，所以要找食堂很容易，哪里有股酸味就往哪里去。”而政府供给的“公米”是多年的陈米，非常粗糙，且米饭里还有沙石、老鼠屎和糠屑，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
　　要吃饱饭，只能自己想办法。最有名的当属闻一多，除了人们熟知的刻图章补贴家用，他们家还是西南联大的种菜大户。闻一多家一开始住在昆华中学（今昆明一中），后来在西仓坡教授宿舍分了房，闻夫人还舍不得昆华中学的那块菜地，时不时回去薅上两把小青菜。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吴宓则非常讨厌教授们的种菜行为，经济系系主任陈岱孙在北门街宿舍外面开了两块地种菜，“自晨至夕，皆在宓窗外伏地种菜，宓殊厌恨之”。
　　吴宓到西南联大，乃是刚刚离婚，光棍一条，日子自然比那些拖家带口的好很多。吴宓的收入，似乎也比其他教授要多。查联大档案史料，教授们的工资都很低，一般不过三位数，即使在1944年集体调整了工资，最高的闻一多、朱自清也只有590元。但吴宓日记（1944年2月23日）里说，每月的总收入是6000，这是学校工资和校外创收的总和，大概因为吴宓当时还经常去做家教和演讲的缘故。不过，他似乎把绝大多数的薪水，都用在了吃上。
　　吴宓从来不在公共食堂吃饭，除了有一个时期在叶公超和周珏良两家搭伙之外，几乎天天下馆子。吴宓日记里的下馆子记录十分详细丰富，不但有餐馆名，客人名，偶尔还附有座次图表。吃过的餐馆，海棠春、冠生园、共和春、东月楼这些昆明知名餐馆一家不少，连小一点的中档餐厅，稍微有点名气的，吳宓也去过不止一次。他也爱去西餐馆和咖啡厅，比如花山南路的麦克利、花山西路的卡尔登、护国路的日新等等。
　　因为单身，吴宓便常常约女朋友出去吃饭，有时候还能带三名同时在暧昧中的女士一起出去吃“联谊餐”，吃得洋洋得意，回来还评价“诸女亦皆坦爽”。与之相对的，是吴宓在衣着方面的毫不在意。只要吃得饱，穿戴问题相对次要，吴宓的衣服，总是托人缝补，缝补人选，大多是他约出去吃饭的女友。
　　西南联大的诸位教授里，若论“恩格尔指数”，收入颇丰的吴宓教授肯定能排名第一，而同为教授的沈从文，买起当地陶器来毫不手软，却只舍得请学生汪曾祺下馆子吃一碗米线；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号称中文系收入最高的朱自清，他在饮食方面不但花钱不算多，还常常去别人家吃饭吃撑，比如“戴太太午饭给我们吃馒头，一共吃了七个”，最高兴的是去沈从文家，因为张兆和会做酒酿鸡蛋，对朱自清来说，那简直是最新鲜美味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