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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瑞典研究这个国家的生育自由政策。在这里，每个公民都拥有480天带薪产假，每年有6周带薪假期，并且我听说政府还会给那些可能初次发生性行为的年轻人邮寄生日卡片和避孕套。我想要仔细了解一下他们的家庭政策。
我在美国是一位助产士，离开美国之前，我一直致力于推进女性自主、生育自由和家庭健康理念。美国有关堕胎、性和家庭价值观的争论日趋疯狂。我想，离开这个国家去别处看看，可能会给我全新的视角。
作为一位母亲和助产士，我来到瑞典后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对家庭有着特别的关照。上下楼梯和出入门之间的平行轨道上，有支持婴儿车的设计。这里到处都有婴儿车和轮椅，整个公共空间对他们来说无比便捷、温暖（远超最低限度的便捷设施覆盖率）。每一个城市居民社区都有百货商店。根据法律，百货商店出售的食物，严格控制抗生素、激素、玉米糖浆或有可能干扰内分泌的物质的使用量。每一个居民社区都有社区诊所和青年中心。
这里看不到禁枪告示，因为瑞典人不随身带枪（除非一个公民有法定理由带枪，比如去狩猎或者参加射击比赛，不然随身带枪就是违法的）。供路人休息的长凳随处可见。自行车专用车道也四通八达。我很惊讶，在这里任何一个十字路口，汽车都会主动停下来避让行人和自行车，这太令人感动了。在美国，我看见过太多汽车撞倒行人和自行车的惨剧。最近，就在我儿子上学的那条路上，有一个11岁的小男孩死于交通事故（因为这件事，我和邻居已经抗议好多年了）。帮助邻居一起抗议，可不是街坊情谊那么简单，这是泪和血的教训，是我们作为纳税人为自己争取人道设施和生活质量的举动。我之所以用了“争取”这个词，是因为民主有的时候华而不实，让人头晕目眩。
我第一天把孩子送到瑞典的公立学校时，就体会到了瑞典人的做事方式。
我儿子的老师说，小朋友除了休息好，吃好早饭，带上一颗好奇心，其他的什么也不用带。学校会满足他在校期间的所有需求，比如会给他提供一个平板电脑，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饭。我儿子在瑞典学校的第一顿午饭，整整吃了一个小时。在一间照明充足、墙上挂满画作的餐厅内，他坐在实木的椅子上，吃着撒满浓郁奶油汁的烤三文鱼、莳萝土豆、蒸花椰菜、沙拉面包、黄油和有机牛奶。这些都以自助形式供应。这里的厨房三成以上的食材都是有机食品，而且尽量本地生产。我的孩子上学第一天迷路了，但是周围的大人都热心和蔼，他丝毫没感到恐惧或是无助。这里的学校也从来不封闭。（我儿子在美国就读的珊迪·虎克学校每天早上都要封校，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大声背诵校训。）
学校开学3周后，我儿子班上的老师、家长和学生都以姓名为序，和校长一起做派对游戏。托斯顿和克斯顿两位副校长向我们播放了一个短片，展示年轻人处于大脑发育时是如何对朋友关系、荧幕内容、食物、饮品、锻炼和睡觉做出反应的。他们仔细地跟我们讲这里绝对不允许校园欺压行为和涂鸦行为，也不允许孩子饮用功能饮料。一旦出现意外状况，孩子们可以向值班的成年人求助。这一整晚，老师们的谈话中没有出现任何诋毁青春期的用词，大人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疲态或是不耐烦。回家的路上我感觉到自己被这个社会所接纳，感觉自己在这个环境里充满活力。
对于我儿子能够开开心心地入学，并且被这个学校所接纳，我无比地开心。我可以放心地去上班了，可以好好阅读两本书，安排几次采访了。
一本生动有趣的自传体漫画书《他也在生长：有关堕胎的故事》和一位年轻社工讲的小故事《秘密》清晰地向我展示了瑞典的性教育、避孕和堕胎。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去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独自与一位咨询师或者产科医生谈谈任何个人问题或者个人需要，包括怀孕，对话是严格保密的。而瑞典人一般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学校的出游活动中参观过卫生中心了。
瑞典的青年活动中心会向年轻人免费发放避孕套和验孕棒，也会为他们免费治疗衣原体感染或者其他疾病，也有紧急流产治疗。意外怀孕的年轻人会得到很好的心理疏导，但是不会被鼓励生育。任何女性都可以得到医疗顾问或者精神医生的服务。孕期在18周以内的流产，都是免费或者费用极低的。流产之前，必须做超声检查，如果是在怀孕3个月内流产，女性可以选择真空抽提流产或者药物流产这两种方式，如果选择药物流产，在家里面就可以完成。
只要怀孕时间在22周之内，都可以进行流产，但是18周以后的流产，必须要有专门医疗指导，并且要有精神科医生介入。所有接受流产的女性都可以带亲密的人来陪伴自己。具有专门医疗和保健知识的产科医生，支持女性亲友全程陪伴女性完成分娩或者流产过程，并对需要流产的女性，提出专业建议。
长时间的实践证明，女性在应对意外怀孕的时候，希望保持隐私，采取自己能够控制的手段，并且有能信任的家人或朋友陪伴。即使医疗中心能够提供流产手术，很多女性也倾向于独自在家完成流产。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研究成果说明在家中流产已经变得安全又有效了。家庭流产现在已经在全瑞典流行起来。
美国却不这样，对美国女性来说，政府的药物管制政策、费用、性教育缺失，都让家庭流产无法推行下去。
我离开美国的那一周，为女性生育自由权利而不懈奋斗的英雄安妮·盖洛离世了。她是一位伟大的梦想家。在流产成为女性的一项权利被写入法律之前，她帮助了上千名女性安全地流产。她一开始只是在电话里安慰、指导那些意外怀孕的女性，并且向她们介绍纽约市里能提供流产服务的机构。后来，她慢慢组建起了美国第一家私人捐赠基金来帮助女性进行流产。后来，安妮也在宗教自由活动上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现在，美国反流产主义者仍然在宣扬反流产观念，并且用越来越精细的手段来隔断女性与生育医疗机构。要不是安妮·盖洛基金会下的志愿者不懈努力，我的家乡威斯康辛州的女性可能还无法获得流产的权利。安妮说过：“如果没有流产的自由，女性就不是自由的。”
我在威斯康辛州从事了长达20年的助产工作，一开始是在医院里，后来我开始推行家庭分娩。有女性向我咨询有关在家里流产的事。我能帮助她们终结一场她们根本不想要的妊娠吗？答案是肯定的。 所有的助产士，都可以得到米索前列醇。这是流产所需要的两种药中的一种，我买一片只需要98美分。但是很多州，包括威斯康辛州的法律，都规定这种药必须由医生出具处方才能购买。在威斯康辛州，在流产24小时之前，产科的外科医生必须向接受流产的女性宣读州政府起草的有关文件，并向该女性展示胎儿的超声检测图。这些都是强制程序。女性必须书面确认，流产活动没有违背任何法律。
我能不能去计划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美国的一家非盈利组织，为女性提供身体检查、避孕和堕胎），在那里陪着需要帮助的女性，完成流产呢？计划生育组织说，出于安全原因，这里拒绝陪同。在这里，安全是个大问题。一位护士朋友告诉我，她至今都还在回想那次事故，人们尖叫着“他手里有枪！他手里有枪！”（那个年代，流产仍然是一件不能被接受的事。）后来一位男性就在停车场里吞弹自尽了。因为那天他的前女友刚在这里做了流产手术。
在另一家威斯康辛的诊所里，一个无处不在的纠察员诅咒每一个出入这家诊所的人。很多诊所的员工甚至要伪装身份，甚至是穿防弹衣来上班。他们只开租来的车。有些诊所员工为了不暴露家庭住址，都不去投选票了。我的流产外科医生同事，在每次纠察员造访她之后，都要给我打个电话报平安。美国的恶劣情形在过去40年中一直在持续。这对于瑞典人来说完全不可想象。
“在瑞典，任何在公共场合抗议流产的人，都会被当做歇斯底里的疯子。就连基督教徒都不会这么做。”艾拉说。她现年28岁，在一家医院做妇科护士，她还打算继续学习，成为一名助产士。
艾拉现在居住在澳大利亚，她喜欢旅游，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她是斯德哥尔摩本地人，还没结婚，但是她有一个交往很长时间的男朋友。或者说是“sarbo”，意为没有结婚，分开居住的伴侣。这个词与“sanbo”不同，它是指不结婚，但是住在一起的情侣。艾拉觉得如果遇到了对的人，就结婚。
瑞典的大学教育免费，托儿所和学前教育有补贴。瑞典儿童在16岁之前，都会收到政府发放的每月125美元的助学金。艾拉从来没有流过产，也没使用任何子宫内避孕装置。“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除非相互之间已经非常熟悉了，或者打算长期经营这段感情，一般大家还是会选择使用避孕套。”她说，“我觉得瑞典人的生育年龄越来越大，家庭规模越来越小。”
艾拉告诉我，在瑞典，任何医疗人员不得拒绝为他人提供流产或者避孕方面的咨询或帮助。“最近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助产士不想为别人开具流产药的处方，她向基督教民主党求助。但是官方规定，根据她的职业描述，她必须适当履行自己的工作义务。”
规则就是规则啊。
有关美国的那些针对流产活动的纠察员、恐吓行为和破坏行为，艾拉一无所知。她说：“如果瑞典出了这种事，那么这些新闻一定会在报纸头条上待一整周。”当我问索尼娅和雅尼莉同样的问题时，她们也在摇头。索尼娅说：“不可能，瑞典的女性绝对不会在生育自由上让步这么多，这太疯狂了。”
索尼娅现年41岁了，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单身女性。她来自基纳律。基纳律在瑞典北部，是一个矿业小镇。雅尼莉56岁，是个作家，她有3个孩子，都成年了。最近，雅尼莉刚做了奶奶，她幸福极了。雅尼莉说：“流产在瑞典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因为绝大多数瑞典人的宗教信仰都不反对流产。”
我问雅尼莉和索尼娅，如何看待药物流产（美国的反流产组织正在极力反对药物流产）。雅尼莉说，她的两个孩子都曾经做过药物流产。“药物流产在家就可以进行，女性的身体要经历流产，太痛苦了，但是能在家做，就很有意义，很多人都选择在家流产，除非已经怀孕太久了。”她女儿的男友在流产这件事上给了她女儿很大的支持和鼓励，雅尼莉很欣赏这一点。在她心中，那位年轻人已经在这件事中通过了测试，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人生伴侣，一位合格的家长。雅尼莉自己也做过真空抽提流产手术，她说：“流产除了表示我在接受医生给我提供的医疗服务以外，没有其他特殊含义。”
作为一个家庭分娩的助产士和一个推进女权运动的人，我觉得雅尼莉的观点太有冲击力了。
索尼娅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流产，但是别人不应当阻止一个女孩去流产。并没有任何人把流产当成是控制生育的一种手段，只不过，我刚刚做了爱，一不小心怀孕了，然后我才去流产。在不合适的时候怀孕，对任何人都不好。”我觉得她可能还有别的故事，只不过还没决定要不要告诉我。索尼亚接着说：“对我来说，不使用安全套，就不进行性爱。一旦得了艾滋病，人生就毁了。现在所有人都要用安全套了。”
当然，安全套也有破裂的时候。即使是瑞典人，也有坏了规矩的时候。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瑞典政府就给年轻人邮寄避孕套。从2004年到2014年，斯德哥尔摩郡每个年满23岁的年轻人都会收到个人信件，里面包含了一些性健康宣传册和避孕套。现在，邮寄活动已经停止了，但是安全套免费发放机到处都是：教堂里、百货商店里，机场里……
有一次，瑞典的基督教堂在男性同性恋游行活动中分发安全套。这成了举国关注的新闻。教堂发言人安妮卡·诺德奎特说：“使用安全套意味着我们重视生命，但绝不意味着我们支持滥交。”教堂里每一个彩虹色包装的安全套上面都写着“最重要的，是爱”。
雅尼莉说，在瑞典的公立学校，有护士专门讲授两性健康和避孕知识，非常细致。她说她儿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卫生中心的参观活动，仪式感非常强。“参观完健康中心回家后，他获得了一只避孕套，为此，他特别骄傲，还拿给我看，然后小心翼翼地藏到抽屉里。”雅尼莉和索尼娅说，她们小时候还没法对自己的父母这么开放。
瑞典并不是乌托邦，它的观念和政策进化了很久，现在还在不断变化。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感觉自己看到了希望。
“这些年来，改变太多了，而这些改变令人难以置信，却又振奋人心。”索尼娅说，“我长大的那个城市，在偏远的北方，小时候那里的人还仇视同性恋，在不久前我回去的时候，我已经不认识那里了，我都不敢相信我是在那里长大的。冰球队的人穿上了彩虹色的衣服，来支持同性恋运动，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在整个欧洲，这一类的权利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今早，离我住的地方向南几个小时车程远的地方，一架飞机从德国起飞，越过奥德河，飞向波兰的斯拉柏斯。这不是一架军用无人机，也不是谷歌公司的无人机。这是被一群高瞻远瞩，有自由思想的女性放飞的。他们与荷兰的民间组织“海浪上的女性”合作，无人机上运载着避孕药，横跨欧洲。她们想要在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为女性争取权利。
在波兰，流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违法的，性教育极其缺乏，避孕行为也被严格限制。虽然流产违法，但是波兰的流产人数一直很多。富裕的波兰女性可以选择去维也纳或者伦敦流产。有权利的女性也会采取迂回策略，举起生存权的大旗，在波兰流产。今天，这架无人机是想要提醒那些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工薪阶层波兰女性，她们也有为自己斗争的权利。
雅尼莉现在正在研究她祖母的人生故事，故事里充满了时代的悲苦和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宗教统治、内部分化和疾病让女性的身心经受了巨大折磨。所有的母亲和孩子，应该站起来，对抗这种恐惧，并且每一个人都应当得到无差别的爱。
我最近偶然间发现了一枚古老的瑞士邮票。它象征着人们保护孩子、妇女和生活质量的决心。这张邮票发行于1980年。
邮票上印着奥斯特·詹森。她生于1886年，卒于1973年。同安妮·盖洛一样，她是一位为了生育自由奋斗终生的战士。她直面现实，运用各种方式，在报纸上、法庭上、舞台上，捍卫人们身体和内心的自由。她建立了一家帮助女性流产的志愿组织。邮票上的奥斯特·詹森，目光深邃而谦虚。邮票的引言是安妮写的：
我们希望有一天，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承载着快乐。男性与女性有着相同的权利。而性爱，则是对亲密、快乐和柔情的表达。
[译自美国《前进》]
我在美国是一位助产士，离开美国之前，我一直致力于推进女性自主、生育自由和家庭健康理念。美国有关堕胎、性和家庭价值观的争论日趋疯狂。我想，离开这个国家去别处看看，可能会给我全新的视角。
作为一位母亲和助产士，我来到瑞典后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对家庭有着特别的关照。上下楼梯和出入门之间的平行轨道上，有支持婴儿车的设计。这里到处都有婴儿车和轮椅，整个公共空间对他们来说无比便捷、温暖（远超最低限度的便捷设施覆盖率）。每一个城市居民社区都有百货商店。根据法律，百货商店出售的食物，严格控制抗生素、激素、玉米糖浆或有可能干扰内分泌的物质的使用量。每一个居民社区都有社区诊所和青年中心。
这里看不到禁枪告示，因为瑞典人不随身带枪（除非一个公民有法定理由带枪，比如去狩猎或者参加射击比赛，不然随身带枪就是违法的）。供路人休息的长凳随处可见。自行车专用车道也四通八达。我很惊讶，在这里任何一个十字路口，汽车都会主动停下来避让行人和自行车，这太令人感动了。在美国，我看见过太多汽车撞倒行人和自行车的惨剧。最近，就在我儿子上学的那条路上，有一个11岁的小男孩死于交通事故（因为这件事，我和邻居已经抗议好多年了）。帮助邻居一起抗议，可不是街坊情谊那么简单，这是泪和血的教训，是我们作为纳税人为自己争取人道设施和生活质量的举动。我之所以用了“争取”这个词，是因为民主有的时候华而不实，让人头晕目眩。
我第一天把孩子送到瑞典的公立学校时，就体会到了瑞典人的做事方式。
我儿子的老师说，小朋友除了休息好，吃好早饭，带上一颗好奇心，其他的什么也不用带。学校会满足他在校期间的所有需求，比如会给他提供一个平板电脑，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饭。我儿子在瑞典学校的第一顿午饭，整整吃了一个小时。在一间照明充足、墙上挂满画作的餐厅内，他坐在实木的椅子上，吃着撒满浓郁奶油汁的烤三文鱼、莳萝土豆、蒸花椰菜、沙拉面包、黄油和有机牛奶。这些都以自助形式供应。这里的厨房三成以上的食材都是有机食品，而且尽量本地生产。我的孩子上学第一天迷路了，但是周围的大人都热心和蔼，他丝毫没感到恐惧或是无助。这里的学校也从来不封闭。（我儿子在美国就读的珊迪·虎克学校每天早上都要封校，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大声背诵校训。）
学校开学3周后，我儿子班上的老师、家长和学生都以姓名为序，和校长一起做派对游戏。托斯顿和克斯顿两位副校长向我们播放了一个短片，展示年轻人处于大脑发育时是如何对朋友关系、荧幕内容、食物、饮品、锻炼和睡觉做出反应的。他们仔细地跟我们讲这里绝对不允许校园欺压行为和涂鸦行为，也不允许孩子饮用功能饮料。一旦出现意外状况，孩子们可以向值班的成年人求助。这一整晚，老师们的谈话中没有出现任何诋毁青春期的用词，大人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疲态或是不耐烦。回家的路上我感觉到自己被这个社会所接纳，感觉自己在这个环境里充满活力。
对于我儿子能够开开心心地入学，并且被这个学校所接纳，我无比地开心。我可以放心地去上班了，可以好好阅读两本书，安排几次采访了。
一本生动有趣的自传体漫画书《他也在生长：有关堕胎的故事》和一位年轻社工讲的小故事《秘密》清晰地向我展示了瑞典的性教育、避孕和堕胎。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去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独自与一位咨询师或者产科医生谈谈任何个人问题或者个人需要，包括怀孕，对话是严格保密的。而瑞典人一般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学校的出游活动中参观过卫生中心了。
瑞典的青年活动中心会向年轻人免费发放避孕套和验孕棒，也会为他们免费治疗衣原体感染或者其他疾病，也有紧急流产治疗。意外怀孕的年轻人会得到很好的心理疏导，但是不会被鼓励生育。任何女性都可以得到医疗顾问或者精神医生的服务。孕期在18周以内的流产，都是免费或者费用极低的。流产之前，必须做超声检查，如果是在怀孕3个月内流产，女性可以选择真空抽提流产或者药物流产这两种方式，如果选择药物流产，在家里面就可以完成。
只要怀孕时间在22周之内，都可以进行流产，但是18周以后的流产，必须要有专门医疗指导，并且要有精神科医生介入。所有接受流产的女性都可以带亲密的人来陪伴自己。具有专门医疗和保健知识的产科医生，支持女性亲友全程陪伴女性完成分娩或者流产过程，并对需要流产的女性，提出专业建议。
长时间的实践证明，女性在应对意外怀孕的时候，希望保持隐私，采取自己能够控制的手段，并且有能信任的家人或朋友陪伴。即使医疗中心能够提供流产手术，很多女性也倾向于独自在家完成流产。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研究成果说明在家中流产已经变得安全又有效了。家庭流产现在已经在全瑞典流行起来。
美国却不这样，对美国女性来说，政府的药物管制政策、费用、性教育缺失，都让家庭流产无法推行下去。
我离开美国的那一周，为女性生育自由权利而不懈奋斗的英雄安妮·盖洛离世了。她是一位伟大的梦想家。在流产成为女性的一项权利被写入法律之前，她帮助了上千名女性安全地流产。她一开始只是在电话里安慰、指导那些意外怀孕的女性，并且向她们介绍纽约市里能提供流产服务的机构。后来，她慢慢组建起了美国第一家私人捐赠基金来帮助女性进行流产。后来，安妮也在宗教自由活动上出了自己的一份力。
现在，美国反流产主义者仍然在宣扬反流产观念，并且用越来越精细的手段来隔断女性与生育医疗机构。要不是安妮·盖洛基金会下的志愿者不懈努力，我的家乡威斯康辛州的女性可能还无法获得流产的权利。安妮说过：“如果没有流产的自由，女性就不是自由的。”
我在威斯康辛州从事了长达20年的助产工作，一开始是在医院里，后来我开始推行家庭分娩。有女性向我咨询有关在家里流产的事。我能帮助她们终结一场她们根本不想要的妊娠吗？答案是肯定的。 所有的助产士，都可以得到米索前列醇。这是流产所需要的两种药中的一种，我买一片只需要98美分。但是很多州，包括威斯康辛州的法律，都规定这种药必须由医生出具处方才能购买。在威斯康辛州，在流产24小时之前，产科的外科医生必须向接受流产的女性宣读州政府起草的有关文件，并向该女性展示胎儿的超声检测图。这些都是强制程序。女性必须书面确认，流产活动没有违背任何法律。
我能不能去计划生育组织（Planned Parenthood，美国的一家非盈利组织，为女性提供身体检查、避孕和堕胎），在那里陪着需要帮助的女性，完成流产呢？计划生育组织说，出于安全原因，这里拒绝陪同。在这里，安全是个大问题。一位护士朋友告诉我，她至今都还在回想那次事故，人们尖叫着“他手里有枪！他手里有枪！”（那个年代，流产仍然是一件不能被接受的事。）后来一位男性就在停车场里吞弹自尽了。因为那天他的前女友刚在这里做了流产手术。
在另一家威斯康辛的诊所里，一个无处不在的纠察员诅咒每一个出入这家诊所的人。很多诊所的员工甚至要伪装身份，甚至是穿防弹衣来上班。他们只开租来的车。有些诊所员工为了不暴露家庭住址，都不去投选票了。我的流产外科医生同事，在每次纠察员造访她之后，都要给我打个电话报平安。美国的恶劣情形在过去40年中一直在持续。这对于瑞典人来说完全不可想象。
“在瑞典，任何在公共场合抗议流产的人，都会被当做歇斯底里的疯子。就连基督教徒都不会这么做。”艾拉说。她现年28岁，在一家医院做妇科护士，她还打算继续学习，成为一名助产士。
艾拉现在居住在澳大利亚，她喜欢旅游，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她是斯德哥尔摩本地人，还没结婚，但是她有一个交往很长时间的男朋友。或者说是“sarbo”，意为没有结婚，分开居住的伴侣。这个词与“sanbo”不同，它是指不结婚，但是住在一起的情侣。艾拉觉得如果遇到了对的人，就结婚。
瑞典的大学教育免费，托儿所和学前教育有补贴。瑞典儿童在16岁之前，都会收到政府发放的每月125美元的助学金。艾拉从来没有流过产，也没使用任何子宫内避孕装置。“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除非相互之间已经非常熟悉了，或者打算长期经营这段感情，一般大家还是会选择使用避孕套。”她说，“我觉得瑞典人的生育年龄越来越大，家庭规模越来越小。”
艾拉告诉我，在瑞典，任何医疗人员不得拒绝为他人提供流产或者避孕方面的咨询或帮助。“最近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助产士不想为别人开具流产药的处方，她向基督教民主党求助。但是官方规定，根据她的职业描述，她必须适当履行自己的工作义务。”
规则就是规则啊。
有关美国的那些针对流产活动的纠察员、恐吓行为和破坏行为，艾拉一无所知。她说：“如果瑞典出了这种事，那么这些新闻一定会在报纸头条上待一整周。”当我问索尼娅和雅尼莉同样的问题时，她们也在摇头。索尼娅说：“不可能，瑞典的女性绝对不会在生育自由上让步这么多，这太疯狂了。”
索尼娅现年41岁了，是一位充满活力的单身女性。她来自基纳律。基纳律在瑞典北部，是一个矿业小镇。雅尼莉56岁，是个作家，她有3个孩子，都成年了。最近，雅尼莉刚做了奶奶，她幸福极了。雅尼莉说：“流产在瑞典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因为绝大多数瑞典人的宗教信仰都不反对流产。”
我问雅尼莉和索尼娅，如何看待药物流产（美国的反流产组织正在极力反对药物流产）。雅尼莉说，她的两个孩子都曾经做过药物流产。“药物流产在家就可以进行，女性的身体要经历流产，太痛苦了，但是能在家做，就很有意义，很多人都选择在家流产，除非已经怀孕太久了。”她女儿的男友在流产这件事上给了她女儿很大的支持和鼓励，雅尼莉很欣赏这一点。在她心中，那位年轻人已经在这件事中通过了测试，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人生伴侣，一位合格的家长。雅尼莉自己也做过真空抽提流产手术，她说：“流产除了表示我在接受医生给我提供的医疗服务以外，没有其他特殊含义。”
作为一个家庭分娩的助产士和一个推进女权运动的人，我觉得雅尼莉的观点太有冲击力了。
索尼娅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流产，但是别人不应当阻止一个女孩去流产。并没有任何人把流产当成是控制生育的一种手段，只不过，我刚刚做了爱，一不小心怀孕了，然后我才去流产。在不合适的时候怀孕，对任何人都不好。”我觉得她可能还有别的故事，只不过还没决定要不要告诉我。索尼亚接着说：“对我来说，不使用安全套，就不进行性爱。一旦得了艾滋病，人生就毁了。现在所有人都要用安全套了。”
当然，安全套也有破裂的时候。即使是瑞典人，也有坏了规矩的时候。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瑞典政府就给年轻人邮寄避孕套。从2004年到2014年，斯德哥尔摩郡每个年满23岁的年轻人都会收到个人信件，里面包含了一些性健康宣传册和避孕套。现在，邮寄活动已经停止了，但是安全套免费发放机到处都是：教堂里、百货商店里，机场里……
有一次，瑞典的基督教堂在男性同性恋游行活动中分发安全套。这成了举国关注的新闻。教堂发言人安妮卡·诺德奎特说：“使用安全套意味着我们重视生命，但绝不意味着我们支持滥交。”教堂里每一个彩虹色包装的安全套上面都写着“最重要的，是爱”。
雅尼莉说，在瑞典的公立学校，有护士专门讲授两性健康和避孕知识，非常细致。她说她儿子参加学校组织的卫生中心的参观活动，仪式感非常强。“参观完健康中心回家后，他获得了一只避孕套，为此，他特别骄傲，还拿给我看，然后小心翼翼地藏到抽屉里。”雅尼莉和索尼娅说，她们小时候还没法对自己的父母这么开放。
瑞典并不是乌托邦，它的观念和政策进化了很久，现在还在不断变化。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感觉自己看到了希望。
“这些年来，改变太多了，而这些改变令人难以置信，却又振奋人心。”索尼娅说，“我长大的那个城市，在偏远的北方，小时候那里的人还仇视同性恋，在不久前我回去的时候，我已经不认识那里了，我都不敢相信我是在那里长大的。冰球队的人穿上了彩虹色的衣服，来支持同性恋运动，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
在整个欧洲，这一类的权利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今早，离我住的地方向南几个小时车程远的地方，一架飞机从德国起飞，越过奥德河，飞向波兰的斯拉柏斯。这不是一架军用无人机，也不是谷歌公司的无人机。这是被一群高瞻远瞩，有自由思想的女性放飞的。他们与荷兰的民间组织“海浪上的女性”合作，无人机上运载着避孕药，横跨欧洲。她们想要在政治、经济和宗教领域，为女性争取权利。
在波兰，流产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违法的，性教育极其缺乏，避孕行为也被严格限制。虽然流产违法，但是波兰的流产人数一直很多。富裕的波兰女性可以选择去维也纳或者伦敦流产。有权利的女性也会采取迂回策略，举起生存权的大旗，在波兰流产。今天，这架无人机是想要提醒那些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工薪阶层波兰女性，她们也有为自己斗争的权利。
雅尼莉现在正在研究她祖母的人生故事，故事里充满了时代的悲苦和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宗教统治、内部分化和疾病让女性的身心经受了巨大折磨。所有的母亲和孩子，应该站起来，对抗这种恐惧，并且每一个人都应当得到无差别的爱。
我最近偶然间发现了一枚古老的瑞士邮票。它象征着人们保护孩子、妇女和生活质量的决心。这张邮票发行于1980年。
邮票上印着奥斯特·詹森。她生于1886年，卒于1973年。同安妮·盖洛一样，她是一位为了生育自由奋斗终生的战士。她直面现实，运用各种方式，在报纸上、法庭上、舞台上，捍卫人们身体和内心的自由。她建立了一家帮助女性流产的志愿组织。邮票上的奥斯特·詹森，目光深邃而谦虚。邮票的引言是安妮写的：
我们希望有一天，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承载着快乐。男性与女性有着相同的权利。而性爱，则是对亲密、快乐和柔情的表达。
[译自美国《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