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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述神话”项目的发起，旨在带来一次“重温”那久违的经典，使人们在现代烦嚣的社会里找寻心灵的依托，是一次“寻根”之旅。但就中国呈现的几部文本来说，人们似乎并没有从中找到心灵的依托。“重述神话”的背后存在着古今思维方式的差异性、文化传承性的隐忧。面对这隐忧，作家到底该如何重述，这是参与“重述神话”的作家和读者所要认真思考的。
关键词：“重述神话” 文化盛宴 隐忧
“重述神话”项目，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2005年发起，该项目邀请世界各国著名作家进行基于神话题材的小说创作，它不是对神话传统进行学术研究，也不是简单的改写和再现，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想象和风格创作，并赋予神话新的意义。配合这场行动的中国作家作品有苏童《碧奴》、叶兆言《后羿》、李锐《人间》、阿来《格萨尔王》。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重述神话”的出现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心理学家荣格有观点认为：“神话不仅代表而且确实是原始民族的心理生活。原始民族失去了它的神话遗产，就会像一个失去了灵魂的人那样立刻粉碎灭亡。一个民族的神话是这个民族的活的宗教，失掉了神话，无论在哪里，即使在文明社会中，也总是一场道德灾难。”{1}任何时代都离不开神话带给我们心理上的冲击与回应。用现代人的眼光来“重述”神话，必将会带来新的体验。有学者认为，此次的“重述神话”是一次“具有文化意味的‘寻根’运动”，人们想借此找寻精神的皈依，让人们在现代喧嚣的社会里寻找精神的“原始性”。
但是，对于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具有文化意味的‘寻根’运动”，在其重述的过程中，作家的精神旨归、创作态度是怎样的，“重述神话”将面临“合理化”的问题。“重述神话”到底该如何“重述”是值得深思的。我们在探寻“重述神话”流行的当下，在人们对之趋之若鹜的同时，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它所带来的隐忧。
一、古今思维方式的差异性
古代的神话故事已经流传近千年，至今仍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与古代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在古代，科技水平不高，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多用感性认知，对于出现的一些未知事件，古人就用想象来构思自己的认识，想象成为最重要的思维特征，用荣格的观点来说，早期的思维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
隨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理性思维不断取代了感性思维，人们更多地凭借科学知识来认识世界。对于现今的“重述神话”的作家而言，他们是在现代科学教育的影响下长大的，他们已经对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有了一个科学的了解，他们的思维更加理性。相对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而言，现代思维所呈现的是一种“有意识”行为。古人对于神灵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拜，并且是相信有的，所以在创作神话的时候，古人是带着一种虔诚的敬畏思想。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芒在接受采访时说：“作家重述神话，需要一种虔诚的姿态，需要丰富的学养和文化的洞察力。”{2}而现代作家对于神灵则有以下看法：“神灵对现代的重述者而言，也许只是一种外在、客观的物象，是被隔离在与心灵沟通的世界之外的，这样就会直接影响到创作者的心态，他们也许很难体会到原始人的生存心态，尤其是对自然力的感觉状态。”{3}思维方式的不同，价值立场的不同以及信仰的不同这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神性”缺失，而缺失“神性”的神话已不再是神话。
就《人间》《碧奴》《后裔》三部作品而言，似乎都缺少对神灵的崇拜与敬畏，里面的神灵（或者神性意象）被消解，《人间》里面的白蛇一心想做人，可是最终做不成，却被人间的人性所害，小青也死在她的意中人的剑下。《后羿》里的英雄后羿被小刀手吴刚阉割，后又成为一个会尿床的孩子，在登上帝位后又成为淫乱、昏庸的人。尽管苏童的《碧奴》似乎更贴近民间思维，可是对于“神”的这一意象也体现得较为薄弱。这几部作品对神话的“神性”进行了消解，理性思维占据着高位。所以，尽管他们写出了他们认为的重述神话的作品，可是对于作品里的神话因素却处于一种缺失状态。
二、对于文化传承性的忧虑
一部经典神话，能从千年乃至更久远的时期流传至今，这其中所体现的思想、文化、宗教等因素是值得我们考量的。它的流传不是偶然性的，它必定符合人们的某种文化认同。民间文学具有传承性，神话更具有这种特性，关于传承性，有这样的解释，“传承性又称‘传统性’，在发展过程中，民间文学一方面在不断变化，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系列相对稳定的因素，这些相对稳定的因素经千万民众世代传袭下来，逐渐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传统”{4}。对于神话的传承，它在流传中还不断地变异，不断融入时代的元素，但这种变异也不是随意的，“民间文学的变异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胡编乱造，而是有规律可循，它万变不离其宗，总是沿着广大民众的心态轨迹发展，总是循着民间艺术传统演变，在传承中变异，在变异中传承”{5}。“民众的心态轨迹”“民间艺术传统”等是神话得以流传的重要基础，因为神话一开始本就是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民间形态也是其重要的特征，经典神话的传承，更多的是尊崇了民间的想象，在民间这样一块丰富的土壤下，在民众的不断滋养下，神话在民间得以开出最绚烂的花朵。
新世纪的“重述神话”，知识作家似乎本身就已脱离了民间，在写作过程中也失去了民间想象。失去了民间想象的神话，就不能算是神话。就三部作品来说，笔者认为，除了苏童的《碧奴》还保留了较多民间想象外，《人间》《后羿》在民间想象上是缺位的。《人间》主要讲述的是白蛇遭遇“人性”的迫害，可以说“人性”在小说中占据着主体地位，与原经典的白蛇对爱情的坚贞与追求，对专制的反抗的主题是大相径庭的，对“人性”的过度贬谪也是不符合当下人们的价值追求的。《后羿》小说里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位英雄的成长史，在登上帝位后，作者对他的描述不落窠臼地陷入了“后宫”荒淫的情节里，后羿陷入了爱情与阴谋、性欲与背叛的场域里，这与民众所期待的神话叙述是背离的。现今为何要重述神话，叶舒宪说：“当理性走到极端之后，人对理性的统治有一种反叛和抵触的情绪，因此需要大量非理性的东西来重新滋养，这大多是无意识的，后现代社会对理性彻底绝望了。那时候怎么办？又没有东西来替换，因此人们能去虚幻的世界里，寻找依托。”{6}此外，张光芒教授还说道：“神话在中国历史上受到双重压迫，一是上层儒家文化的挤压，神话往往被歪曲或束之高阁；一是民间文化接受中的世俗化倾向。‘重述神话’首先应该拂去历史的尘埃，完成‘还原’的任务，挖掘神话的民族‘文化符码’。其次要关注社会现实，寻找当下民族精神的缺失，然后在两者之间寻找连接点，打通文化‘流脉’。”{7}张光芒教授的观点无疑是对“重述神话”作家所提出的一个总体性的规训任务，可是在小说里人们找到的并不是依托，没有精神“还乡”，而是黑暗、无奈，是“人性”的恶，只看到人们的阴谋，没有看到美好的事物，没有看到向上的追求。对于这样的“重述神话”作品，不免有一般的故事“穿上神话的外衣”的嫌疑。 三、结语
如叶舒宪所说，“重述神话”旨在“虚幻的世界里，寻找依托”。这样一场写作的宗旨是好的，能让人们产生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国家意识，可是在作家写作的作品里，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有学者论述“重述神话”至少要满足两个基本要求：“第一，要想保持神话的内核不变，也就是这个神话在解构之后还可以被‘认出来’，必须保留神话主角的完整性和事迹的完整性，因为当这两者发生了大的改变时，这个神话的构成要素便不复存在；第二，神话故事的‘仙气’必须保留，这些故事不能在解构之后演变成普通人的故事，仍然要高于一般人，或是作为一般人的代表。”{8}就几部中国作品来说都极大地体现了“人话”的一面，作品里的“内核”已然发生改变，而且“仙气”也明显不足，“神话”（或“神性”）在作品里显得薄弱，这似乎已不再是“神话”作品了。
对于重述神话的作家而言，他们的写作不仅仅是完成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写下一部“神话史”，要“挖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把民族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精神呈现出来，这是神话重述的艺术创造关键。挖掘民族的精神遗产，把民族的文化内涵开发出来，应该是‘重述神话’的核心”{9}。作家的“重述神话”作品，应要体现一种民族荣誉感，用神话来展示文化的内涵和民族的精神。“重述神话”必将还会有更多作家加入，那么对于仍在考虑加入这场文化盛宴的作家，对他们的要求将会更高，切勿走向那种仅仅是一般的故事“穿上神话的外衣”的窠臼。只有这样，“重述神话”项目才有可能成功，人类的民族精神才会得到弘扬和发展，人们才能更好地重温那场久违的经典，找寻那精神的依托。
{1} 〔瑞〕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2}{7} 贾梦雨：《重述神话：商业文化中的精神還乡》，《新华日报》2007年2月7日，第D03版。
{3}{9} 苏桂宁：《“重述神话”的可能性》，《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4}{5} 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 谢迪南：《解读“新神话主义”》，《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10月8日，第B05版。
{8} 郭佳音：《论叶兆言、苏童等作家的“重述神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0期。
作 者：夏燕清，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思想文化。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重述神话” 文化盛宴 隐忧
“重述神话”项目，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著名出版人杰米·拜恩2005年发起，该项目邀请世界各国著名作家进行基于神话题材的小说创作，它不是对神话传统进行学术研究，也不是简单的改写和再现，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想象和风格创作，并赋予神话新的意义。配合这场行动的中国作家作品有苏童《碧奴》、叶兆言《后羿》、李锐《人间》、阿来《格萨尔王》。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重述神话”的出现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心理学家荣格有观点认为：“神话不仅代表而且确实是原始民族的心理生活。原始民族失去了它的神话遗产，就会像一个失去了灵魂的人那样立刻粉碎灭亡。一个民族的神话是这个民族的活的宗教，失掉了神话，无论在哪里，即使在文明社会中，也总是一场道德灾难。”{1}任何时代都离不开神话带给我们心理上的冲击与回应。用现代人的眼光来“重述”神话，必将会带来新的体验。有学者认为，此次的“重述神话”是一次“具有文化意味的‘寻根’运动”，人们想借此找寻精神的皈依，让人们在现代喧嚣的社会里寻找精神的“原始性”。
但是，对于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具有文化意味的‘寻根’运动”，在其重述的过程中，作家的精神旨归、创作态度是怎样的，“重述神话”将面临“合理化”的问题。“重述神话”到底该如何“重述”是值得深思的。我们在探寻“重述神话”流行的当下，在人们对之趋之若鹜的同时，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它所带来的隐忧。
一、古今思维方式的差异性
古代的神话故事已经流传近千年，至今仍有非常大的影响，这与古代人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在古代，科技水平不高，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多用感性认知，对于出现的一些未知事件，古人就用想象来构思自己的认识，想象成为最重要的思维特征，用荣格的观点来说，早期的思维就是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
隨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理性思维不断取代了感性思维，人们更多地凭借科学知识来认识世界。对于现今的“重述神话”的作家而言，他们是在现代科学教育的影响下长大的，他们已经对这个世界的各种现象有了一个科学的了解，他们的思维更加理性。相对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而言，现代思维所呈现的是一种“有意识”行为。古人对于神灵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崇拜，并且是相信有的，所以在创作神话的时候，古人是带着一种虔诚的敬畏思想。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光芒在接受采访时说：“作家重述神话，需要一种虔诚的姿态，需要丰富的学养和文化的洞察力。”{2}而现代作家对于神灵则有以下看法：“神灵对现代的重述者而言，也许只是一种外在、客观的物象，是被隔离在与心灵沟通的世界之外的，这样就会直接影响到创作者的心态，他们也许很难体会到原始人的生存心态，尤其是对自然力的感觉状态。”{3}思维方式的不同，价值立场的不同以及信仰的不同这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神性”缺失，而缺失“神性”的神话已不再是神话。
就《人间》《碧奴》《后裔》三部作品而言，似乎都缺少对神灵的崇拜与敬畏，里面的神灵（或者神性意象）被消解，《人间》里面的白蛇一心想做人，可是最终做不成，却被人间的人性所害，小青也死在她的意中人的剑下。《后羿》里的英雄后羿被小刀手吴刚阉割，后又成为一个会尿床的孩子，在登上帝位后又成为淫乱、昏庸的人。尽管苏童的《碧奴》似乎更贴近民间思维，可是对于“神”的这一意象也体现得较为薄弱。这几部作品对神话的“神性”进行了消解，理性思维占据着高位。所以，尽管他们写出了他们认为的重述神话的作品，可是对于作品里的神话因素却处于一种缺失状态。
二、对于文化传承性的忧虑
一部经典神话，能从千年乃至更久远的时期流传至今，这其中所体现的思想、文化、宗教等因素是值得我们考量的。它的流传不是偶然性的，它必定符合人们的某种文化认同。民间文学具有传承性，神话更具有这种特性，关于传承性，有这样的解释，“传承性又称‘传统性’，在发展过程中，民间文学一方面在不断变化，另一方面又存在着一系列相对稳定的因素，这些相对稳定的因素经千万民众世代传袭下来，逐渐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传统”{4}。对于神话的传承，它在流传中还不断地变异，不断融入时代的元素，但这种变异也不是随意的，“民间文学的变异并不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地胡编乱造，而是有规律可循，它万变不离其宗，总是沿着广大民众的心态轨迹发展，总是循着民间艺术传统演变，在传承中变异，在变异中传承”{5}。“民众的心态轨迹”“民间艺术传统”等是神话得以流传的重要基础，因为神话一开始本就是在民间口耳相传的，民间形态也是其重要的特征，经典神话的传承，更多的是尊崇了民间的想象，在民间这样一块丰富的土壤下，在民众的不断滋养下，神话在民间得以开出最绚烂的花朵。
新世纪的“重述神话”，知识作家似乎本身就已脱离了民间，在写作过程中也失去了民间想象。失去了民间想象的神话，就不能算是神话。就三部作品来说，笔者认为，除了苏童的《碧奴》还保留了较多民间想象外，《人间》《后羿》在民间想象上是缺位的。《人间》主要讲述的是白蛇遭遇“人性”的迫害，可以说“人性”在小说中占据着主体地位，与原经典的白蛇对爱情的坚贞与追求，对专制的反抗的主题是大相径庭的，对“人性”的过度贬谪也是不符合当下人们的价值追求的。《后羿》小说里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位英雄的成长史，在登上帝位后，作者对他的描述不落窠臼地陷入了“后宫”荒淫的情节里，后羿陷入了爱情与阴谋、性欲与背叛的场域里，这与民众所期待的神话叙述是背离的。现今为何要重述神话，叶舒宪说：“当理性走到极端之后，人对理性的统治有一种反叛和抵触的情绪，因此需要大量非理性的东西来重新滋养，这大多是无意识的，后现代社会对理性彻底绝望了。那时候怎么办？又没有东西来替换，因此人们能去虚幻的世界里，寻找依托。”{6}此外，张光芒教授还说道：“神话在中国历史上受到双重压迫，一是上层儒家文化的挤压，神话往往被歪曲或束之高阁；一是民间文化接受中的世俗化倾向。‘重述神话’首先应该拂去历史的尘埃，完成‘还原’的任务，挖掘神话的民族‘文化符码’。其次要关注社会现实，寻找当下民族精神的缺失，然后在两者之间寻找连接点，打通文化‘流脉’。”{7}张光芒教授的观点无疑是对“重述神话”作家所提出的一个总体性的规训任务，可是在小说里人们找到的并不是依托，没有精神“还乡”，而是黑暗、无奈，是“人性”的恶，只看到人们的阴谋，没有看到美好的事物，没有看到向上的追求。对于这样的“重述神话”作品，不免有一般的故事“穿上神话的外衣”的嫌疑。 三、结语
如叶舒宪所说，“重述神话”旨在“虚幻的世界里，寻找依托”。这样一场写作的宗旨是好的，能让人们产生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国家意识，可是在作家写作的作品里，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好。有学者论述“重述神话”至少要满足两个基本要求：“第一，要想保持神话的内核不变，也就是这个神话在解构之后还可以被‘认出来’，必须保留神话主角的完整性和事迹的完整性，因为当这两者发生了大的改变时，这个神话的构成要素便不复存在；第二，神话故事的‘仙气’必须保留，这些故事不能在解构之后演变成普通人的故事，仍然要高于一般人，或是作为一般人的代表。”{8}就几部中国作品来说都极大地体现了“人话”的一面，作品里的“内核”已然发生改变，而且“仙气”也明显不足，“神话”（或“神性”）在作品里显得薄弱，这似乎已不再是“神话”作品了。
对于重述神话的作家而言，他们的写作不仅仅是完成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写下一部“神话史”，要“挖掘出民族的内在精神，把民族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积淀的精神呈现出来，这是神话重述的艺术创造关键。挖掘民族的精神遗产，把民族的文化内涵开发出来，应该是‘重述神话’的核心”{9}。作家的“重述神话”作品，应要体现一种民族荣誉感，用神话来展示文化的内涵和民族的精神。“重述神话”必将还会有更多作家加入，那么对于仍在考虑加入这场文化盛宴的作家，对他们的要求将会更高，切勿走向那种仅仅是一般的故事“穿上神话的外衣”的窠臼。只有这样，“重述神话”项目才有可能成功，人类的民族精神才会得到弘扬和发展，人们才能更好地重温那场久违的经典，找寻那精神的依托。
{1} 〔瑞〕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2}{7} 贾梦雨：《重述神话：商业文化中的精神還乡》，《新华日报》2007年2月7日，第D03版。
{3}{9} 苏桂宁：《“重述神话”的可能性》，《黑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4}{5} 刘守华，陈建宪：《民间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 谢迪南：《解读“新神话主义”》，《中国图书商报》2004年10月8日，第B05版。
{8} 郭佳音：《论叶兆言、苏童等作家的“重述神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10期。
作 者：夏燕清，西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现代思想文化。
编 辑：康慧 E-mail：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