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科举:以《聊斋志异》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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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科举是男权社会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但女性作为社会的一部分受到科举社会这个大环境的熏染,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其关系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古代女性的价值观和生存状态。在科举社会中女性由被动的状态到女性与科举相互影响,再到女性主体意识价值观大幅提升,这表明了在两者的关系中,女性自我价值观的逐渐显现发展,这是长久受到约束女性的解放自我的诉求,是封建社会衰落和新社会新时期萌芽发展的象征性现象。
  关键词:《聊斋志异》 科举 女性 价值观
  一.科举背景下女性的社会地位
  科举是封建社会的独特产物,它涉及到各个方面,对整个社会无论是文化素养的提高、教育的普及还是思想的钳制、社会的管理的影响都是不言而喻的。因科举是父系社会的产物,其目的在于维护男权统治,以致于女性在整个社会中的长期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受到男权社会的压制束缚,失去了展示自己的个性才能的平等机会。
  首先,从科举考试的制度要求而言,“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即使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也没有资格应试,中举做官只是男人的事。”,为维护男权统治的稳定,科举制度规定科举考试只允许男性参与,剥夺了女性参加的权利,造成了男女的不平等,降低了女性的地位的重要性,因而她们所做的诸多事情都是围绕士子举业,只是士子科举路上的附属角色处于一种从属地位,似乎可有可无。
  其次,从科举考试的内容而言,每个朝代都有其各自特点,但是究其主要而言离不开《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它所提倡的是包括男女差异的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科考的内容越来越死板,唐有武举、诗赋,明清实行八股,鲜有自己的见解,这为封建伦理思想提供了更好的发展环境。莘莘学子勤学苦读考試的内容,在耳濡目染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并深化这种男女差异、伦理道德的思想,践行到生活中就会使女性的地位低于男性,逐渐成为被公认的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使得女性丧失了追求平等的机会。
  最后,从社会思想价值理念而言,科举被看成是中下层阶级进入上层集团的一条相对公平、公正的途径,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沟通的重要渠道。在男权社会,统治集团是男性构成的,由男性通过科举进入管理阶层,而女性则是被统治的对象,她们需要做的就是遵守三从四德,这是一条公认的、约定俗成的价值观。自古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使得女性接受教育学习的机会远远少于男性,有才之女更是屈指可数,即使想要参加科举也不可得,本就地位低下的女性也因此地位更加地下受到更加严重的约束。
  二.《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与科举
  《聊斋志异》作为清代反对科举制度的经典作品之一,由于塑造了诸多的花妖狐媚的女性形象而独具特色,在科举的描写中注入了女性这一角色,更是集中表现出时代变迁下女性与科举的密切联系。
  (一)女性对科举的作用
  在《聊斋志异》蒲松龄描写了许多女性与科举脍炙人口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女性对科举的态度还是她们参与的方式,都对科举持有一种积极的态度并产生了积极影响,正是这种支持的态度推动着女性的所作所为为科举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动力及支撑。
  从女性的角色来看,在这写短篇小说中大致有三种,表现出在整个社会中不同身份、地位的女性对科举这种毫无保留的支持与帮助。首先是妻助夫的角色,《连城》中的史举人嫌弃乔生太贫穷,可是连城逢人就称赞乔生,并送给他一些银子资助他读书科考。其次是母助子的角色,《细柳》中的细柳作为一个继母面对不肯读书的继子长富对他进行了严加管教,经过多次的努力,最后长富从师读书取得了极好的成绩。再次是旁助士的角色,即与士子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对士子的登科及第有着重要的影响,《封三娘》中的封三娘扮演着红娘的角色不但为范十一娘和孟安仁牵线搭桥,后又用仙药将二人救活,后来孟安仁乡试会试连试皆捷。
  从女性的行为方式来看,一种是实际行动,即解决士子的后顾之忧全心全意的科考,《阿宝》中的孙子楚是一个书呆子,只知道读书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知包括家务农活,阿宝就包揽所有的家务,什么事都不来麻烦他让其专心致志备考。二是精神支持,即用话语或其他方式在精神上去激励他勉励他,《镜听》中的二儿媳经常对丈夫说“同样是男子汉,你为什么就不能为老婆挣口气?”老二感动而发奋,决定努力学习,而后乡试考中了。
  (二)科举于女性的意义
  处于这个集体社会中,任何事物都是相呼应相联系相互影响的,这样社会才能正常有效的运转前进才会焕发出生机力量。同样的,女性是社会中的一部分,既然她对科举影响,那么科举对她们也应当有不可磨灭的的意义。
  一是自身价值的实现途径。朝廷设有置科举目的在于选拔才能之士为国效力,而科举成名所带的光荣和物质利益具有极大的诱惑力,这种诱惑不仅是对士子本身,更是对整个家庭,因而科举成名被认为是当下社会风行的实现价值的准则。深居闺中的女性,面对这极大的诱惑力,却不能亲自参加科举,只能将目标转向男性,在其背后支持帮助男性科考成功,以男性的举业成功间接的实现自身的价值。
  二是思想性格、行为方式的规范与束缚。强有力的科举之风以其强有力的渗透力影响着女性,铸造了她们的思想性格,规范着她们的行为方式。四书五经作为科考的主要内容,其不乏伦理纲常,这种伦理纲常对女性的行为有着极大的约束力,女性的一切都围绕着男性,在一定程度使她们思想性格都是屈从于男性的需要的,在《聊斋志异》中女鬼多只在晚上出现,虽然她们不在现实之中但现实那中纲常伦理思维观念对她们的思想行为仍有极大的约束性。
  女性与科举的关系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在二者的关系之中女性之于科举的作用积极而又隐秘,科举对女性的影响则是外在的展露出来,这是一种不平衡的双向性,这表明清初科举社会的大环境下,女性意识的发展有突破但是需要进一步强化发展,科举对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弊端难以一时消除。
  三.科举与清代女性价值观的变化   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科举也经历了萌芽、发展、高潮及衰落各个阶段。到明清时期,科举的发展深入到读书士子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深入影响女性价值观的演变,这是一种社会矛盾激化逐渐到达顶端逐渐外露时伴随而来的女性意识极大变化。
  科举是一个综合体,其内部各成分的变化引起了整体的变化。无论是官方制度上还是是考试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在提高公平性的同时也加紧了对社会的思想控制。同时社会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女性价值观的演变,在传统的思想观念中出现了一些新质,表明封建社会的没落,新的时代的萌芽。面对这一变化,在《聊斋志异》中虽然作者批判了科举的弊端,但是仍有维护科举的心理,而从《红楼梦》可知,作者则更多是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突出的是二者女性价值观的不同。
  从作者的人生经历来看,蒲松龄生活在清朝繁华的初期,对科举社会仍然抱有很大的期望,从他一生致力于科举可以看出,有拥护男权统治的心理,女性意识多处于一个萌芽的初期阶段。相对而言,曹雪芹生活在清晚期,男权社会统治进入末期,加上他的从富贵到穷途末路的人生经历,加深了对男权社会的痛恨进而将视角转向了代表美好的女性,这种转变更加的彻底,女性价值观发展的更加深入。
  從人物的的命名看,这两部作品中人物的名字与人物的命运性格等都有着密切联系。《聊斋志异》中有部分男性作者是喜爱的,因而给予了美好的名字,但是在《红楼梦》中作者说“女儿是水做的,男儿是泥做的”,透露出男性没有一个是好的,即使是正面的男性,他们的名字却带有女性色彩如贾兰,可见作者对男权社会给予了全盘的否定,表现出的是女性的美好,并将这种思想表现到了一个高于《聊斋志异》的高度。
  从女性的管理才能看,在《聊斋志异》中的书生大多是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形象,相反,他们的妻子多是极具管理才能,如《细柳》中的细柳在丈夫死后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对继子严加管教使之成材。其与《红楼梦》中王熙凤虽然都是“杀伐决断,拒绝妇人之仁”,表现出少有的甚至有超过男性的气概,但是细柳是小家小户,她所联系的社会生活的广度于深度远不及豪门奶奶,可以看出女性意识觉醒或是发展的波及面不断地扩大,对社会的影响也在逐渐加深。
  从作品的重点视角来看,《聊斋志异》中作者着重表现的是美好的结局幸福的一面,作品中的女性在经过磨难之后大多获得了幸福,满腔控诉被结局的幸福所替代,回归了伦理纲常即娶妻生子等,对科举社会仍然寄托着无限的希望。而《红楼梦》描写的是封建社会下女性的不幸与苦闷,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是对男权社会彻底绝望包括依附于男权社会的科举制度,对女性美的无限追求,即使不能得到这种美也不愿回归,对于科举社会了解与认识更透彻。
  相比于蒲松龄的最终的回归,曹雪芹的彻底决裂所体现出的女性意识更为强大,由《聊斋志异》到《红楼梦》,由蒲松龄到曹雪芹,由清初到清末,可以感受到女性意识的萌发价值观念的进步,要求人格独立力图挣脱束缚展示自己的价值追求,这是在科举社会发展过程中孕育的,是人类思想意识进步的突出表现,是时代的必然。
  综上所述,在科举社会中女性的地位由最初低下完全被动的状态到女性与科举相互影响着,女性逐渐发挥自主意识,再到科举社会末期女性主体意识价值观念大幅提升,这表明了在女性与科举两者的关系中,女性自我价值观念的逐渐显现发展,这是长久受到约束女性的解放自我的诉求,是封建社会衰落和新社会新时期萌芽发展的象征性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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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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