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白色的纸幡挂在坟头的枝丫上，捋了捋纸幡，纸幡便在风中飘荡起来。
　　我来龙台山祭奠亡灵，作为一个过了花甲的人，悼念一个未满花甲的人。远处，传来斑鸠的春鸣，“咕咕——咕咕——”脚边的丝茅草，从寒冬里熬过来，叶片半截枯黄，泛白，茎秆却透着暗红。那些黄里泛白的叶子，在风里唰唰唰响。丝茅草足有半人高，围着坟墓四周生长，只有墓碑前边一小块，被我割除了，那是旧历年前，我来上坟烧纸，为避免引发山火，一刀一刀割除的。墓碑是一块裸碑，没有镶边箍顶，一块普通的石板而已。养父三周年忌日时，我自己书写了碑文，请人凿好，抬上山，立在坟头，那些字，日晒雨淋，已然模糊。
　　我在坟前张望，满眼都是鲜艳的油画。龙台山山嘴朝东，山下是一河清清的流水。右边山下是强家湾，一湾油菜花涂抹出一湾金黄。左边山下，是高村乡街，法堂坝、街背后、沙包上、何家坪、过街楼、水桶坝、任家坝，尽收眼底，油菜花的金黄是主色调，小麦的油绿穿插其间，灰瓦白墙的民居房屋，散落在磨刀河两岸。我想，养父躺在这里，几十年来，也在欣赏这幅美丽的图画吗？
　　养父的一生具有传奇色彩。1949年以前，住在罐子沟深处，他的父亲和他的媳妇贫病早亡，他守着老母亲住在半边岩窝里度日，赤贫如洗。1950年，他居然当上了新政府的第一任乡长。到1962年，因为扫盲班的文化底子，可能无法适应工作，他毅然辞去职务，去公社兽医站当了医生。那时候，医疗管理不严，兽医站医生医治猪牛，劁猪骟牛，却也给人看病拿药，打针输液。这样的工作，直到去世。我一直在想，他那么低的文化，咋学会医疗技术的呢？因为当干部，离开了罐子沟，搬到乡街上，却没有分配到土改的财产，比如房子。他先在街上租房住，后来养母在公社敬老院工作，又随敬老院搬到乡下，在茅坝里住了几年，在观音寺住了十几年。他当干部当医生，都在各个村奔忙，很少时间在家里陪他的老母亲和他的养子——我。
　　養父出生在一个黑暗的年代，成长在一个贫病的岁月，连他的姓氏，都属于待考证。1950年初，剑阁专署下派的工作队到罐子沟登记人口。姓啥？姓Jiang。人家便写了一个“江”字。1972年，我去百里之外拜访他的堂亲们，见人家写的是“姜”字——当然，他的那些亲戚里也没有文化人，那个“姜”字，也属于待考证的。姓氏存在真伪待考，应该是他个人和他的家族的一大不幸吧。
　　1979年12月，格外寒冷。从县城回家，有公路，但没有汽车，等我从70里外赶回去时，养父已经在单位里一张门板上躺了近20个小时了。那时候，到处搞农田基本建设，抬田改土垒大寨田，坟墓常常被挖开，白骨常常被迁移。我记得他说过，龙台山顶上是不会被挖的，死后埋在那里保险。我遵从他的愿望，把墓地选在了山顶。出殡时，罐子沟的乡亲们正在强家湾干河滩上造田，哗啦啦来了两百多个劳力，几百米陡坡，不歇一口气，棺椁就上了山顶。表叔们说，他们都记得江乡长的好，也没有忘记江先生给他们看过病。
　　今天不冷。此时，阳世间的一个63岁的老人，坐在一堆石头前边，悼念阴间的一个59岁的老人。一个养子，在心里默念他的养父。
　　山顶其实是一块不大的平地，左边和后边还埋了几座坟。有的已经挂上了纸幡。养父坟头的纸幡在春风里“哗啦、哗啦”飘响，和着丝茅草的声响，像是在合奏着什么曲调。坟后边前些年生长的那株冬青，已经枯死了。那些墨绿的云朵状的枝叶，被几根枯枝替代。枯枝高高地举着，像举着没有了旗帜的旗杆，好像要表达什么。坟背上，新长出一株铜针刺，就是熬颜料“黄连粉”的那种，半人高，正盛开着满树的黄色小花，鹅黄色的，跟枯黄的丝茅草形成鲜明的对比，跟山下远处金黄的油菜花遥相呼应。坟前是一丛黄刺，网在几株马桑树上。一只火燕鸟从马桑树枝、r间，扑棱棱地飞走了，我眼前闪过一道红光，是这大山的精灵留给我美丽的一瞥。黄刺藤蔓上长出了嫩苔，灰绿，嫩叶尖上又透着红艳，似乎又还有一些细细的茸毛，泛着阳光。马桑树主干上长出了许多苔子，我们叫它“马桑虹子”，青绿色，没有茸毛，光溜，嫩实。
　　墓碑前边，被我割除过的茅草，冒出了新苗，锥子一般坚硬。柔弱的生命，从干硬的黄泥里钻出来，具有钢铁一般的坚强。坚硬的叶锥努力向上，直指苍天，向我昭示：龙台山顶的坟墓里，安葬的是死亡，可坟墓外面的春风中，却到处是新生！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廖静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