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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有诗人一样,灰娃也有诗人必备的条件之一,那就是诗人气质和禀赋。她敏感,富于幻想,向往美好的世界。有时我想,倘若灰娃没有随表姐去延安而留在国统区,那她的命运会是怎样?当然,已逝岁月作为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我猜测:她极有可能还是一位诗人,就像当时活跃在国统区内的“七月派”和“九叶派”诗人一样。我之所以作这样的假设,是因为我觉得对有的诗人来说,客观环境的变化并不能改变其诗人气质和禀赋。读了《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述》后,我觉得灰娃就是这样的诗人。甚至可以这样说,灰娃的诗人气质和禀赋是与生俱来的。书中写道灰娃在九岁和十岁时在国文课上写作文,都受到老师的赞扬,并在全班宣读。其中一位老师还在她的作文本上写着:“你是未来的作家。”灰娃写道:“那时心中连‘诗’为何物,一点儿也不知道,可是为什么会写成一行一行?完全下意识的,顺着心中那时轻松欢乐的节奏,把它用文字记录下来。……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诗’这种文学样式。之后,我才体验领悟了:生命及生命精神自有其内在的节奏韵律,自有其音乐性的感应。”一个未受多少教育的孩子,已有如此诗的内心体验,这说明灰娃从小就具备诗的禀赋。灰娃到了延安后,参加了儿童艺术学园,受到“文抗”的作家、艺术家的艺术教育,又经常进行演出,还读了不少经典名著,艺术感受力肯定有所提高。只是由于当时处于战争时期的根据地,以“为工农兵服务”作为文艺方针和准则,强调文艺作品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宣传战斗作用,张扬“大我”,摈弃“小我”,因此,灰娃带有浓厚的“小我”个性色彩的诗人气质和禀赋无从表现和宣泄,处于沉睡状态。直到给亿万人民的噩梦“文革”结束后,灰娃的诗人气质和禀赋在噩梦中苏醒了!她终于从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蜕变为一名杰出的诗人。
对灰娃来说,诗人气质和禀赋无疑是重要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她内心深处拥有一个理想的王国,这也是她的美丽的精神家园。这个美丽的精神家园在她童年时就形成了。她与生俱来就具有善良、单纯的本性,她胸无城府,人们说她“光长个儿不长心”。她热爱自然,热爱艺术,向往一切美好的事物,向往幸福的生活。她坚定地相信生活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总是美好的,人与人之间总是充满着关爱、信任、温馨。伏尔泰曾说:“个性与幻想、命运、生命交织在一起,表达出生命的意义,这时,就要求想象去把这个特别的世界——这个压根儿就不是现存的世界作为一个在独特的关联中建立起来的世界构造出来。”很明显,灰娃的充满个性幻想色彩的精神家园“压根儿就不是现存的世界”,带有乌托邦性质,只能存在于诗中。所以。当外界环境和她心目中的美丽的精神家园相对和谐时,她就会感到幸福和快乐。为什么她对在延安度过的童年时光分外留恋难忘?那是因为她生活在一个革命的大家庭中,在这个大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官兵、上下级都是平等的,互相尊重,互相关爱,互相帮助,充满团结友爱的氛围。特别是因为她最小,被称为“八路军的公主”,得到更多的关怀和呵护。灰娃后来回忆这段时光时,充满感情地说:“往事往昔种种,虽已遥远,但依然温暖地活在心上,抚慰着我的生命,散发出人情人性之美,诗意地照临着我的内心世界。”当时她的内心世界是充满诗意的;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灰娃的美丽的精神家园和现存世界是不可能达到完全和谐的,所以当外界环境和她心目中的美丽的精神家园变得格格不入和冲突时,她便会感到困惑和痛苦。即便在延安这样的温馨的革命大家庭中,竟然也会有粗暴、冷酷和自相残杀的事情发生。所谓的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就是散布互不信任的空气、制造无数冤案、草菅人命的恶行坏事。这个运动连小孩也不放过,康生派来的人居然找灰娃谈话,要她交代特务的问题,真是荒谬可笑之极!只是由于灰娃的机智应列,总算逃过一劫。灰娃在书中是这样描述当时整人的情景的:
当一个人被诱逼到极度,超出忍耐力时,为
了解脱,就承认自己是特务,说的实际是瞎编
的,而且还必须咬出几个人才行。如此这般,一
个接一个,许多人就都成了特务,真是惊心动
魄,太可怕了。那情状,与我幼年时见过城隍庙
墙壁上画的十八层地狱,以及后来十年“文革”
的造反,差不多一个样。
面对这种恐怖的运动,灰娃感到非常困惑不解,她说:“使我害怕又心急”,“那种痛苦和无奈,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人何以如此不堪呢!”这种令人不堪的运动到建国后更加变本加厉,灰娃在持续不断的极左荒谬的运动中,“内心却非常抵触”,她说:“我个人在种种运动中,总是受到批判,……由于心灵受到打击、挤压,渐渐地我有了被虐待狂的征候。”而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文革”降临后,她目睹种种灭绝人性、践踏尊严、毁灭文明的暴行,身受粗暴的冲击和羞辱。那时的中国乱象丛生,民生凋敝,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哪里还是她在延安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多少次梦见的幸福美好的新中国呢?她在书中写道:“‘文革’中的黑暗、荒谬、恐怖和残暴,是我所从未经历过的,而且那一切都冠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看到这个真相,使我的精神大受刺激,原本已患有的轻度精神分裂,便加重升级了,表现为对一切极度不解,对外界极度恐惧。”那时,她的美丽的精神家园,也是她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灰娃的精神终于崩溃了,她从被虐狂发展成精神分裂症。
当然,有些像灰娃一样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革命、老干部,长期以来习惯于服从组织原则,养成了“小我”服从“大我”的思维定势,习惯于对上级的意旨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他们心中没有“小我”的个人理想,认为这是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只有所谓“大我”的宏伟理想。因此他们虽然在“文革”中受尽迫害,但却没有进行反思,反而以“要正确对待”来告诫自己,甚至表现得更左。而对于某些适应性很强的人来说,即使像“文革”这样的浩劫,他们只要见风使鸵,趋炎附势,改变操守,照样可以左右逢源,活得很滋润。灰娃与上述的这两种人划然而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许,她未尝不知她的守望是无望的,但是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依然执著地坚守自己的理想王国,那诗化了的精神家园;她备加呵护,绝不放弃,她为此付出了精神分裂的代价。这是何等啦悲壮!灰娃也因此成为老革命、老干部中的另类。
就在灰娃痛不欲生的时候,是诗拯救了她。人的感性只有由艺术和诗来救护。因为只有艺术和诗永恒地祝福人类的激情、爱恋、痛苦,并创造出一个与现实世界对立的诗化世界。灰娃在书中叙述了她写诗的起因:“我一直没有也不可能有写作的想法。直到‘文革’,残酷的事实教育了我,让我看清了一些人和事,引发了我的思想大解放,于是才有在个人的欢笑、痛苦、眼泪和思考之后的自我拯救。”灰娃开始写诗是富有传奇性的,殆有神助,且听她道来:
一九七二年,在家里头脑就这样地继续思
绪纷繁,忽然不由地拿起了笔,随便拿到什么
纸,便乱写乱画。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一段
文字,随意地写下当下纷乱思绪的一些碎片,像
采下一片片花冠,零乱而不完整。写时心绪似乎
宁静了片刻。
诗到不得不写时,才是真诗。她在写诗时感到心绪宁静,正是诗抚慰了灰娃。她在谈到写诗的体会时说:“我体会,诗是主动的,我乃被动者。是诗从心中催我把它表述出来,写出的文字是我心灵的载体。这感受是幸福的、奇妙的、迷人的,是我在这人世间的最高的享受。”这是灰娃对诗的真情流露。她用诗宣泄了长期以来郁结在心中的积愤,又在诗中营造了诗化的世界。而灰娃在诗中所创造的诗化世界,正是她在现存世界中无法实现的内心中诗化精神家园的外化。是诗使她摆脱了精神分裂症的梦魇。这是灰娃创造的奇迹,这是诗的奇迹。 有一种说法,灰娃因祸得福,是精神分裂症使她成为诗人。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抽象意识,他们的体验只能降低到具体形象的水平。我们知道,真正的诗是离不开抽象意识的。
(灰娃:《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对灰娃来说,诗人气质和禀赋无疑是重要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在她内心深处拥有一个理想的王国,这也是她的美丽的精神家园。这个美丽的精神家园在她童年时就形成了。她与生俱来就具有善良、单纯的本性,她胸无城府,人们说她“光长个儿不长心”。她热爱自然,热爱艺术,向往一切美好的事物,向往幸福的生活。她坚定地相信生活像她所希望的那样总是美好的,人与人之间总是充满着关爱、信任、温馨。伏尔泰曾说:“个性与幻想、命运、生命交织在一起,表达出生命的意义,这时,就要求想象去把这个特别的世界——这个压根儿就不是现存的世界作为一个在独特的关联中建立起来的世界构造出来。”很明显,灰娃的充满个性幻想色彩的精神家园“压根儿就不是现存的世界”,带有乌托邦性质,只能存在于诗中。所以。当外界环境和她心目中的美丽的精神家园相对和谐时,她就会感到幸福和快乐。为什么她对在延安度过的童年时光分外留恋难忘?那是因为她生活在一个革命的大家庭中,在这个大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官兵、上下级都是平等的,互相尊重,互相关爱,互相帮助,充满团结友爱的氛围。特别是因为她最小,被称为“八路军的公主”,得到更多的关怀和呵护。灰娃后来回忆这段时光时,充满感情地说:“往事往昔种种,虽已遥远,但依然温暖地活在心上,抚慰着我的生命,散发出人情人性之美,诗意地照临着我的内心世界。”当时她的内心世界是充满诗意的;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灰娃的美丽的精神家园和现存世界是不可能达到完全和谐的,所以当外界环境和她心目中的美丽的精神家园变得格格不入和冲突时,她便会感到困惑和痛苦。即便在延安这样的温馨的革命大家庭中,竟然也会有粗暴、冷酷和自相残杀的事情发生。所谓的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就是散布互不信任的空气、制造无数冤案、草菅人命的恶行坏事。这个运动连小孩也不放过,康生派来的人居然找灰娃谈话,要她交代特务的问题,真是荒谬可笑之极!只是由于灰娃的机智应列,总算逃过一劫。灰娃在书中是这样描述当时整人的情景的:
当一个人被诱逼到极度,超出忍耐力时,为
了解脱,就承认自己是特务,说的实际是瞎编
的,而且还必须咬出几个人才行。如此这般,一
个接一个,许多人就都成了特务,真是惊心动
魄,太可怕了。那情状,与我幼年时见过城隍庙
墙壁上画的十八层地狱,以及后来十年“文革”
的造反,差不多一个样。
面对这种恐怖的运动,灰娃感到非常困惑不解,她说:“使我害怕又心急”,“那种痛苦和无奈,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人何以如此不堪呢!”这种令人不堪的运动到建国后更加变本加厉,灰娃在持续不断的极左荒谬的运动中,“内心却非常抵触”,她说:“我个人在种种运动中,总是受到批判,……由于心灵受到打击、挤压,渐渐地我有了被虐待狂的征候。”而到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文革”降临后,她目睹种种灭绝人性、践踏尊严、毁灭文明的暴行,身受粗暴的冲击和羞辱。那时的中国乱象丛生,民生凋敝,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哪里还是她在延安艰苦的战争岁月里,多少次梦见的幸福美好的新中国呢?她在书中写道:“‘文革’中的黑暗、荒谬、恐怖和残暴,是我所从未经历过的,而且那一切都冠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看到这个真相,使我的精神大受刺激,原本已患有的轻度精神分裂,便加重升级了,表现为对一切极度不解,对外界极度恐惧。”那时,她的美丽的精神家园,也是她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灰娃的精神终于崩溃了,她从被虐狂发展成精神分裂症。
当然,有些像灰娃一样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革命、老干部,长期以来习惯于服从组织原则,养成了“小我”服从“大我”的思维定势,习惯于对上级的意旨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他们心中没有“小我”的个人理想,认为这是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只有所谓“大我”的宏伟理想。因此他们虽然在“文革”中受尽迫害,但却没有进行反思,反而以“要正确对待”来告诫自己,甚至表现得更左。而对于某些适应性很强的人来说,即使像“文革”这样的浩劫,他们只要见风使鸵,趋炎附势,改变操守,照样可以左右逢源,活得很滋润。灰娃与上述的这两种人划然而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许,她未尝不知她的守望是无望的,但是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依然执著地坚守自己的理想王国,那诗化了的精神家园;她备加呵护,绝不放弃,她为此付出了精神分裂的代价。这是何等啦悲壮!灰娃也因此成为老革命、老干部中的另类。
就在灰娃痛不欲生的时候,是诗拯救了她。人的感性只有由艺术和诗来救护。因为只有艺术和诗永恒地祝福人类的激情、爱恋、痛苦,并创造出一个与现实世界对立的诗化世界。灰娃在书中叙述了她写诗的起因:“我一直没有也不可能有写作的想法。直到‘文革’,残酷的事实教育了我,让我看清了一些人和事,引发了我的思想大解放,于是才有在个人的欢笑、痛苦、眼泪和思考之后的自我拯救。”灰娃开始写诗是富有传奇性的,殆有神助,且听她道来:
一九七二年,在家里头脑就这样地继续思
绪纷繁,忽然不由地拿起了笔,随便拿到什么
纸,便乱写乱画。一句话,一个词。一个字,一段
文字,随意地写下当下纷乱思绪的一些碎片,像
采下一片片花冠,零乱而不完整。写时心绪似乎
宁静了片刻。
诗到不得不写时,才是真诗。她在写诗时感到心绪宁静,正是诗抚慰了灰娃。她在谈到写诗的体会时说:“我体会,诗是主动的,我乃被动者。是诗从心中催我把它表述出来,写出的文字是我心灵的载体。这感受是幸福的、奇妙的、迷人的,是我在这人世间的最高的享受。”这是灰娃对诗的真情流露。她用诗宣泄了长期以来郁结在心中的积愤,又在诗中营造了诗化的世界。而灰娃在诗中所创造的诗化世界,正是她在现存世界中无法实现的内心中诗化精神家园的外化。是诗使她摆脱了精神分裂症的梦魇。这是灰娃创造的奇迹,这是诗的奇迹。 有一种说法,灰娃因祸得福,是精神分裂症使她成为诗人。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因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没有抽象意识,他们的体验只能降低到具体形象的水平。我们知道,真正的诗是离不开抽象意识的。
(灰娃:《我额头青枝绿叶灰娃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