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晚生后辈，得识先生时间不长。早在上世纪80年代，余先生与业师金景芳先生及吕绍刚师就有密切的学术联系，最近我还在网上看到余先生任职南京大学时写给金老的讨论易学的书信。金老和绍刚师对余先生的学问人品赞扬有加，我在吉林大学时，对此亦颇有耳闻，虽未谋面，已隐然对先生有一分内心的景慕。来北京工作后，我开始在一些学术会议、博士生论文答辩一类的场合，得以当面向余先生请益，也曾有幸得到过几次与先生一起开怀畅饮的机会。自己与余先生交往虽不多，但却受到很多教益，在情感上也与余先生颇相契合，感到很亲近。
　　于我而言，余先生在学问上是师辈，年岁上也是父辈，但自己与先生接触，却从未觉得有代沟和距离感。先生特别奖掖后进，对我们这些晚生后辈从不拿架子，常以开玩笑的方式引出严肃的话题，循循善诱，如春风化雨，寓教于无形。
　　记得2010年12月某日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姜日天教授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答辩会，会后席间，余先生跟我开玩笑说：李景林，你是“禽兽之乡”来的人呐。我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因问先生何以如此说。余先生解释说：你们南阳最早出名的人是谁？是范蠡，做了西施老公的那个人。范蠡有一句高明的话：“吾犹禽兽也”（《国语·越语下》）。禽兽不是骂人，禽兽就是真人、真自由。范蠡是道家的始祖。孔子是道德的典范，老子是智慧的典范。我崇尚智慧的人生，是死不悔改的乐天派。苏东坡就是死不悔改的乐天派。他一生倒了不少霉，但还做出东坡肉，来享受人生。由此又谈及儒、释、道三教。余先生用“提得起，放得下，看得开”三句话来概括儒、释、道三教的精神。他说，儒家是提得起，道家是放得下，佛家是看得开。搞学术的人，就应有这三种精神。
　　这是一种典型的余敦康式话语方式。余先生常用这种论学的方式，纵谈哲学、政治、宇宙、人生，亦庄亦谐，耐人寻味，真能达到一种寓教于乐的效果。
　　余敦康先生喜酒，时与学者把酒放言，纵论今古。他曾开玩笑说，不喝酒的人，不配研究魏晋玄学。一般人喝酒，往往借酒纵情，“始乎治常卒乎乱”。余先生则不同，他喝酒，是越喝越清楚，严肃的话题常在酒意正浓时提出。饮酒开始时，他谈笑风生，指挥倜傥；酒酣脑热时，必又是慷慨激昂，指点江山，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溢于言表。余先生研究魏晋玄学，似乎有名士之风，但他骨子里其实是儒家，内心充满着深切的现实关怀。魏晋人喜欢品评人物，我由此想到一句对余先生的品題，叫作“名士为表，儒士为里”。我以此品题质诸先生，得到他的回答：“知我者，景林也。”
　　对余先生的思想学术，我没有研究。有关余先生思想学术的论评，要听他的亲学生来讲。在这一方面，我只能谈一点个人的感受。我听余先生论学，读余先生的文字，在内心深处总会引发一种感奋、一种激动。我想，这大概是根源于余先生做学问的态度和精神。
　　说余先生是“名士为表，儒士为里”，这是我对先生为人为学的一种亲切体会，并非酒桌上一句随便的玩笑话。非常珍贵的是，这一品题，得到了先生的当面印可。余先生率真谐趣，其言谈文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此其表；但他又常于嬉戏谐趣中见出严肃，透显一种道义担当的精神，此其里。这个担当的精神，就是体现在其对中国文化学术的一种“文化理念、价值关怀”，一种对学术人生“自我”的追寻。这种文化理念和价值关怀及其对“自我”的追寻，运行在其言谈与论著里，使他所做的工作，超越了时下一般纯学术甚而技术性意义上的所谓著述与学问。
　　听余先生论学，一方面，可以感受到他有很强的学术自信；另一方面，他又经常表现出对自己的不满和困惑。近些年，他回顾自己的学术道路，常讲到自己一辈子总是在“画逗号”，而总没能画上一个“句号”，只是在做哲学史家、思想史家的事，而没有成为一个哲学家、思想家，认为这是一个悲哀。从中可以感受到余先生对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事业，有非常高的自我期许和要求。
　　余先生把诠释学看作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唯一进路。在他看来，中国思想文化本有自身的诠释传统，接续这个传统，就是要通过与经典的对话，重新找回中国当下的文化“自我”或主体性。在《诠释学是哲学和哲学史的唯一的进路》（《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2期）一文中，他指出：
　　解释就是对话，就是理解……一个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她必有自己的经典，而经典的形成也就是那个文化的形成……经学就是中华民族从远古一直到近代的精神现象学、精神发展史，精神由开辟、发展，到壮大，支持着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这是精神的支柱。
　　近年颇有学者强调经学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地位，这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动向。不过，一些学者却主张，我们当代只需要经学史，而不需要经学，认为经学是过时的东西。余先生对经学研究的理解却正与此相反。他强调经学的研究重点不在经学史。经学史其实就是每一代的经学所构筑的历史。所以，我们今天研究的对象，都是经学家，而非经学史家。经学家所关注的并非是所谓经典的“本义”，他有现实的关怀，常常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通过经典的解释，与经典的对话，将经典融入自己的生命存在，从而发现和挺立起“自我”，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我们今天来研究经典，诠释经典，就要接续这个传统，“通过经典的解释做一个经学家”，必须要有做经学家的气魄，而非只做经学史。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学者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强烈的担当意识。强调哲学史和思想学术的研究要贯穿“自己的价值关怀和文化理念”，要有自己的“自我”或主体性，这是余先生中国哲学研究所秉持的一贯的思想宗旨和学术精神。他之研究玄学、《周易》，并非只是在做哲学史、经学史，而是通过经典的诠释，去建立那个“自我”，去画那个“句号”。在《魏晋玄学史》的后记中，他对自己的这一学术宗旨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精到的说明：
　　由于历史的偶然的因素，50年代以后，北大的传统和北大的学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几乎是荡然无存了。我也被迫中断了学业，离开了北大，到社会的底层去承受生存的考验。在这个漫长的时段，关于玄学的基本性质，关于玄学的抽象思辨，关于郭象是否剽窃了向秀的《庄子注》，这些纯粹属于高深学术的问题与我的生存困境毫无关联，值不得去用心细想了，但是对于玄学之所以为玄学的文化底蕴，对于“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玄学家们的悲惨的命运，对于阮籍、嵇康诗文中所表现的深沉的时代忧患感以及痛苦矛盾彷徨无依的心态，却有着一种切身的感受和强烈的共鸣。金岳霖先生有一句名言：“知识论底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底裁判者是整个的人。”汤用彤先生把玄学的方法论的原则归结为“得意忘言”。“言”是属于知识论层面的理智分析，玄学家普遍认为，如果不能忘言，仅仅停留于知识论的表层，就不能得意。而“意”则是把整个的人投身于其中的主客合一的对象，是玄学家在承受着生存困境和悲惨命运的情况下仍然苦心孤诣去进行探索的天人新义，这才是玄学的本质所在。这么说来，我被打入另册作为一个时代的弃儿，凭借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获得的特殊的历史经验，竟然意想不到地发现了我作为整个的人的本体性的存在，找到了一条不从知识论入手而以整个的人为裁判者来解读玄学的新途径，对金岳霖、汤用彤先生的那些早年的论述增添了一层新的体会，这也许是一件不幸中的幸事。
　　贫贱忧戚，玉汝于成。余先生带着他对自身所亲历的痛苦人生和生存困境的深刻反思，以一种生存整体性全身心投入的方式，尚友古圣先贤，与经典相遇和对话，达到一种面对当下的视界的融合，由此而成就了他的一家之言。
　　有了这个学术的态度、精神和识度，我们作哲学“史”，也就是在作“哲学”。在这里，哲学史与哲学、思想史与思想、经学史与经学，乃构成为思想学术整体的一体之两面。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其实是寓述以为作。孔子所开创的这个不作之作，或以述为作的立言方式和思想传统，凸显了一种历史连续性与现实关怀相统一的文化精神。余先生的学术，不正是这种文化精神和学术传统的当代体现吗？近年常听先生说，自己只是“一个哲学工作者”，而不是哲学家，他也隐隐地引此以为憾事。不过，余先生同时又说过，他自己对于刻意地去建立一个人为的体系，“非不能也，不为也”。因为缺乏这个精神，这个识度，尽管你在刻意地作一种“体系”，那也不过是无根的过眼烟云。余先生对于那种单纯技术性而无“整个的人”全身心投入的功利之事，是不屑于去做的。
　　我们要继承的，正应是余先生这种学术的精神。
　　（作者系哲学学士、硕士，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