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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月，沈阳博宇有色金属连锁贸易集团董事长于博听到有人敲门，以为又是亲朋好友过来拜年，没想到一开门见到一位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站在门外。
“您是于先生吗？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通过司法专递送达的判决书，法院判决您一审败诉。”
于博拿着这一纸判决，无奈地笑了笑。
三万七买张白纸
于博在和清华大学结缘前，已经身价千万。
1996年，于博的公司开业了。在随后的经营过程中，他常常感到知识欠缺。为了充实自己，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学习。2001年，于博甚至把公司交给别人打理，自己背起书包到沈阳的一所大学学习。
一次偶然的机会，于博在北京大学听了一次讲座，深深感受到了本地大学与国内顶尖大学之间的差距。他幻想着有一天能去深造一下，却又为自己的高中学历苦恼不已，不曾想，机会来了。
于博从各网站上发现清华大学的“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项目”的“总裁班”很不错，因为他们承诺能够聘请林毅夫、郎咸平等12位著名的专家学者主讲授课，采取小班授课。虽然于博觉得3.7万元的学费有点贵，但有著名专家讲课能够学到真正的知识，他也觉得值了。
然而，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顺利。
2008年1月17日，于博去上课。接待的老师说：“28期班还没有开班，先跟27期班听吧。”那天是一位院长助理授课，一进教室他就说：“今天没什么准备，因你们原定的上课老师没来，我客串一下。”于博感觉上课的质量还行。
3月份，总裁班开始正式上课，清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晚上又组织了丰盛的聚餐晚会。开学后，清华大学聘请了一个咨询公司的老总来上课，但他大讲他的公司业务，有招揽客户之嫌。
5月15日，总裁班又上课了。当天的授课老师讲了半天的中国股市历史故事。中午，于博跟他说能否调整一下，讲点创业板方面的知识，这也是学员急需了解的，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此时，教学时间已快过半，清华大学承诺的专家学者却一个也没有来，原本承诺的小班授课“增肥”到170多人。课堂的音响设备不好，所聘请的老师教学水平低，学员们怨声载道，有的学员甚至要求退费退学。
于博觉得自己来前是张白纸，花了3.7万元后还是一张白纸，于是，2008年10月10日，他以个人名义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清华大学“按照招生广告承诺安排教学内容，在媒体公开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费10万元”。12月1日下午，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于博起诉清华大学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
上总裁班的总裁多如牛毛，但真的拿起法律武器向总裁班说“不”的人，于博可谓拔了头筹。
被“贱卖”的核心业务
当初于博和清华大学交涉时，清华给了一个很“雷”的答案：这个班早已“外包”给了清华教师张某个人，这是他个人的项目，他自己“攒人”招生开班，为了节省开支，他自然不会请价高的名师了。
原来，清华大学就这样被贱卖了！其实，这样的“贱卖”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原北大医学部在职教育培训中心的“特聘教授”张家麟，也遇到过这样的事。他说：“是北大培训中心主动联系到我的，让我搞个项目，利用我自身的资源好招生。”
张家麟只招到了27名学员，每名学生的学费是3.28万元，北大培训中心实收学员学费的72％，张家麟获得剩余28％。这样，北大培训中心拿走了63万余元，张家麟分得24万余元。“我设想的这个班很高端，不愿降低师资水准，所以自己亏损了一些钱。如果我像其他高级研修班中间供应商一样，为了赚钱，师资、课件等都得不到保证，就有可能出现于博起诉清华大学这样的事件。”
已在高校继续教育领域从业5年的张家麟自称很了解这块市场。“就那么几天课，你收人家几万元，来授课的老师也不是傻子，要价自然也高。优质的老师有限，他们的身价在业内基本上是公开的，一流院校的博导每天的报酬1.5万元到3万元，上过电视的更贵一些，于丹6万，张维迎8万，郎咸平10万，易中天12万。”
据我所知，“有的学员一天课也没上，也拿到了结业证书。在整个过程中，培训中心只干了两件事：盖章和收钱。”
混乱后的法律缺失
在“于博起诉清华大学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中担任清华大学代理人的陈建民教授说：“实事求是地讲，现在大学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继续教育的义务，对继续教育应该怎样管理，是整个教育界要思考的问题。”
北京京银律师事务所律师邓云林说，与越办越多的培训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继续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存在缺失问题。尽管我国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劳动法中都有关于公民参与职业培训的规定，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三条也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办学条件，承担实施继续教育的工作。但这些都是原则性的规定，目前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针对继续教育的法律，特别是对于高校举办的继续教育项目，在法人结构、组织形式、运行原则等方面都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
不少法律专家认为，出台相应的、有配套实施细则的法规，是根治这种现象的最有效办法，尽管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办到的。
摘自《齐鲁周刊》2009.7
“您是于先生吗？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法院通过司法专递送达的判决书，法院判决您一审败诉。”
于博拿着这一纸判决，无奈地笑了笑。
三万七买张白纸
于博在和清华大学结缘前，已经身价千万。
1996年，于博的公司开业了。在随后的经营过程中，他常常感到知识欠缺。为了充实自己，他一直利用业余时间学习。2001年，于博甚至把公司交给别人打理，自己背起书包到沈阳的一所大学学习。
一次偶然的机会，于博在北京大学听了一次讲座，深深感受到了本地大学与国内顶尖大学之间的差距。他幻想着有一天能去深造一下，却又为自己的高中学历苦恼不已，不曾想，机会来了。
于博从各网站上发现清华大学的“公司治理与资本运作项目”的“总裁班”很不错，因为他们承诺能够聘请林毅夫、郎咸平等12位著名的专家学者主讲授课，采取小班授课。虽然于博觉得3.7万元的学费有点贵，但有著名专家讲课能够学到真正的知识，他也觉得值了。
然而，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顺利。
2008年1月17日，于博去上课。接待的老师说：“28期班还没有开班，先跟27期班听吧。”那天是一位院长助理授课，一进教室他就说：“今天没什么准备，因你们原定的上课老师没来，我客串一下。”于博感觉上课的质量还行。
3月份，总裁班开始正式上课，清华大学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晚上又组织了丰盛的聚餐晚会。开学后，清华大学聘请了一个咨询公司的老总来上课，但他大讲他的公司业务，有招揽客户之嫌。
5月15日，总裁班又上课了。当天的授课老师讲了半天的中国股市历史故事。中午，于博跟他说能否调整一下，讲点创业板方面的知识，这也是学员急需了解的，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此时，教学时间已快过半，清华大学承诺的专家学者却一个也没有来，原本承诺的小班授课“增肥”到170多人。课堂的音响设备不好，所聘请的老师教学水平低，学员们怨声载道，有的学员甚至要求退费退学。
于博觉得自己来前是张白纸，花了3.7万元后还是一张白纸，于是，2008年10月10日，他以个人名义向海淀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清华大学“按照招生广告承诺安排教学内容，在媒体公开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精神损失费10万元”。12月1日下午，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了“于博起诉清华大学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
上总裁班的总裁多如牛毛，但真的拿起法律武器向总裁班说“不”的人，于博可谓拔了头筹。
被“贱卖”的核心业务
当初于博和清华大学交涉时，清华给了一个很“雷”的答案：这个班早已“外包”给了清华教师张某个人，这是他个人的项目，他自己“攒人”招生开班，为了节省开支，他自然不会请价高的名师了。
原来，清华大学就这样被贱卖了！其实，这样的“贱卖”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原北大医学部在职教育培训中心的“特聘教授”张家麟，也遇到过这样的事。他说：“是北大培训中心主动联系到我的，让我搞个项目，利用我自身的资源好招生。”
张家麟只招到了27名学员，每名学生的学费是3.28万元，北大培训中心实收学员学费的72％，张家麟获得剩余28％。这样，北大培训中心拿走了63万余元，张家麟分得24万余元。“我设想的这个班很高端，不愿降低师资水准，所以自己亏损了一些钱。如果我像其他高级研修班中间供应商一样，为了赚钱，师资、课件等都得不到保证，就有可能出现于博起诉清华大学这样的事件。”
已在高校继续教育领域从业5年的张家麟自称很了解这块市场。“就那么几天课，你收人家几万元，来授课的老师也不是傻子，要价自然也高。优质的老师有限，他们的身价在业内基本上是公开的，一流院校的博导每天的报酬1.5万元到3万元，上过电视的更贵一些，于丹6万，张维迎8万，郎咸平10万，易中天12万。”
据我所知，“有的学员一天课也没上，也拿到了结业证书。在整个过程中，培训中心只干了两件事：盖章和收钱。”
混乱后的法律缺失
在“于博起诉清华大学教育培训合同纠纷案”中担任清华大学代理人的陈建民教授说：“实事求是地讲，现在大学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承担继续教育的义务，对继续教育应该怎样管理，是整个教育界要思考的问题。”
北京京银律师事务所律师邓云林说，与越办越多的培训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继续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存在缺失问题。尽管我国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劳动法中都有关于公民参与职业培训的规定，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三条也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办学条件，承担实施继续教育的工作。但这些都是原则性的规定，目前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专门针对继续教育的法律，特别是对于高校举办的继续教育项目，在法人结构、组织形式、运行原则等方面都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
不少法律专家认为，出台相应的、有配套实施细则的法规，是根治这种现象的最有效办法，尽管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办到的。
摘自《齐鲁周刊》2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