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画坛第一才女，潘玉良与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齐名，但更传奇的是她的曲折身世——本是青楼女子，却遇到了真正懂她惜她的潘赞化，从此开启逆袭之路。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她正式步入画坛是因为陈独秀，他们也是一对难得的知已。
　　陈独秀与潘赞化的关系可不一般，他们曾在安庆一起组织“青年励志社”，宣传革命理念。后来，为躲避清政府的缉捕，他们结伴东渡日本，并在日本组织了“青年会”，回国后又在安庆发起“藏书楼演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后，潘赞化应邀在1915年第一卷上发表文章。长期携手并进，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当潘赞化顶着世俗压力为潘玉良赎身并与之结婚时，陈独秀始终表示理解和支持，作为唯一的来宾和证婚人出席了他们的婚礼。婚后，潘赞化夫妇住在上海市渔阳里，那正是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地方。
　　潘赞化为养家糊口而四处奔波，潘玉良则一心一意地做起家庭主妇。当时渔阳里还住了一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洪野，洪野在院里作画时，潘玉良趴在自家窗口就能瞧得清楚，常为画境如痴如醉。后来她索性跟着涂鸦，随心画上几笔，并没太当回事。
　　陈独秀第一个发现潘玉良的画，并为她的绘画天赋激动不已，于是一边鼓励她，一边积极地怂恿潘赞化送她出去学画。面对他们的犹疑，陈独秀斩钉截铁地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早就死去了，如果尽心栽培她，说不定她将来会在艺术方面有些出息呢！”就这样，潘玉良正式拜洪野为师。一段时间过后，她的画技果然突飞猛进，陈独秀又建议她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她也很争气，一考而过。
　　陈独秀不仅是革命家，还是著名的书法家，拥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他时刻关注潘玉良的绘画成就，不时为她写些美术评论文章，或在她的画上题跋。起初，他以探讨的口气在潘玉良的一幅画上题跋道：“以欧洲油画雕塑之神味人中国之白描，余称之日‘新白描’，玉良以为然乎？”随着时间推移，潘玉良的画技已入佳境，陈独秀在另一幅画的题跋中不容置疑地推崇道：“余识玉良女士二十年矣，日见其进，未见其止，近所作油画已入纵横自如之境，非复以运笔配色见长矣，今见此新白描体知其进犹未己也。”
　　陈独秀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后，很快又着手发动美术革命，写实主义作为科学精神在美术方面的表现，成为他倡导美术革命的武器。他常说：“改良国画绝不能忽视洋画的写实精神，画家必须学习写实主義才能充分发挥天赋，从而不落窠臼。”以前潘玉良喜欢听陈独秀讲革命故事，并对革命前景充满向往，如今她的绘画风格恰好符合陈独秀的主张，客观上充当了陈独秀美术革命的旗手。
　　对于陈独秀的知遇之恩，潘玉良始终感激在心。陈独秀被反动派关押在南京监狱时，已成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的潘玉良既愤怒又悲伤，一直利用各种渠道关照他的生活。陈独秀曾以绝食斗争换得亲友探监的机会，潘玉良数次前去抚慰，并绘制《陈独秀肖像》参加自己在国内的最后一次画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