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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诗词是具有高度审美性的一种文学形式，其内容、形式、音韵三方面的特色融合成独特的魅力，经过翻译的中国古诗词也必须具备其原有的艺术美感，本文通过对古诗词翻译的问题提出和古诗词特点分析，比较全面的对中国古诗词英语翻译做了一个总结。
关键词：中国古诗词；英语翻译；研究综述
一、中国古诗词翻译问题提出
动静结合、意境顿生便是古诗词的一大美学特色，对这一特色的再现在翻译中的意义以及如何实现等问题尚需有全面、系统的研究。翻译活动充满复杂性，而中国古代诗歌这一特殊的文学形式更为翻译增添了困难障碍。针对中国古诗词业已存在的翻译文本是对诗歌可译性的有效证明，但由于诗歌本身的独特性造成的翻译的变形使得译作总是无法让人十分满意。中国古诗词歌曲是古诗词与音乐的结合，它的歌词源于古典诗词和近代以来的古体诗词，文词优美、声韵和谐是它独有的艺术特点。翻译作为沟通英汉两种语言的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文化的交流是沟通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粹更是文学翻译领域的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中国古诗词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作品中包含了对话成分，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话语统称为引述部分，它们对增添诗词的真实性和生动性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然而，目前针对这一部分的翻译研究却并不多见。
二、古代诗词特点
中国古代诗词每句都字数相等，两句一组，其中常常嵌入对仗的组句。对仗是中国古代诗词的一大形式特征，上下两句对应的字或词在意义、词性和结构上都严格对称。对仗不仅使句子看起来更加平衡，也让诗词更加朗朗上口，并能上下呼应，起到强调的作用。我国古代诗词中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的感受性语义特征都具有模糊性，具有“主观的”感受性语义特征。模糊语言的不确定性带来了无限性、灵活性和多样性，提供了联想想象的充分条件，提供了审美的广阔空间。模糊语言的审美特征集中体现了精确美、含蓄美、幽默美以及形象美，价值无限。不同的人对这些词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诠释或感受。比如，英文home表示一个人的“家”，但不同的人对它却有不同的“个别的”和“内涵的”感受，大多数人看到这个词都有安全舒适的感觉。可见，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感受性语义特征方面同样具有较强的模糊性。作为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诗词具有极强的文学模糊性，主要体现在意象模糊、句法模糊和语用模糊。
三、中国古诗词国外研究综述
如果从1871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ague）的《诗经》英译本问市算起，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已经走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程。诗歌翻译较之其他文学形式的翻译显得更为困难。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经说过，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的东西”（poem is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更有德国诗人摩根斯泰恩（ChristianMorgenstem）说，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两种”。在十九世纪末，著名英国学者Herbert Giles将唐诗翻译成英译本获得了巨大成就。美国著名诗人庞德（Ezra Pound）在20世纪初接触到中国古诗时，虽不识汉字但仍被中国古诗深深吸引。庞德从反浪漫主义的期待视野出发，在中国古诗中挖掘出了很丰富的材料，借以掀起了意象派诗歌运动，为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9世纪中叶，在某位中国学者帮助下，理雅各（JameSLegge，1914-1997）始译《诗经》，先逐字直译，再译成诗体。直至1896年，赫伯特·A·翟理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才翻译出《诗经》之外的中国诗阿瑟·韦利（ArthurWaley，1889-1966）则称道翟理斯：“将韵律和字义统一的手法极巧。”1915年，埃兹拉·庞德（EzraPound，1885-1972）发表了他著名的《华夏集》——薄薄的一本根据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译释注记编造出来的自由体英译中国诗集。这种体式风靡一时，此后许多译者如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和弗洛伦丝·埃斯库（Florence Ayscough）等纷纷效仿。稍后，阿瑟·韦利阐述了用一种有节奏的散文体翻译中国诗的方法。有人评论道：“他的译笔自然得像口语。”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第三位引人瞩目的自由诗体翻译家维特·宾纳（Witter Bynner）他发现中国诗人“神异地将奇美与常识融为一体”，并预言：“未来的西方诗人将从学于唐代大师。”他也有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与之合作。20世纪30年代两位中国翻译家，芝加哥的蔡鼎甘（Tsai Ting-kan）和剑桥的朱大告（Chu Ta-kao）分别显示了各自对英语的熟谙。此后，中国内外涌现出大量的中国翻译家，其中在英语世界里获得高度评价者亦不乏其人。
四、中国古诗词翻译国内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本土的翻译家大多数忙于西方的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的译人工作，对中国古詩词英译的实践没有形成规模，理论也几乎为空白。改革开放后，随着东西文化交流和中西文化主体意识增强，开始投入到中国古诗词翻译研究，人们的古诗词英译理论意识开始觉醒。中国古诗词翻译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单一形式到百家争鸣。翻译家们以弘扬中国古典文化为己任，借鉴各种翻译流派理论，力求将中国古典文化被世界上更多的读者理解和欣赏，并逐步构建一个多元互补的古诗词翻译理论体系。栾颖（2014）基于Lakoff和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通过回顾隐喻由修辞工具与语言装饰到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的演变过程，突出了隐喻的认知本质和功能。根据Lakoff和Johnson对概念隐喻的分类，论述了隐喻对于中国古诗词的重要性，采取对不同译文进行对比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古诗词中概念隐喻的识别、理解和翻译。李晶晶、顾正阳（2011）提出在中国古诗词中，水文化意象的翻译必须传递其负载的深厚文化内容与审美情致，中国古诗词中水文化意象的翻译应结合文化翻译的目的以及古诗词本身的审美特征综合进行，通过对水文化意象文化内涵的分析，从技巧层面深入探讨中国古诗词中水文化意象的翻译能够推动中国古诗词中文化意象的翻译研究。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古诗被翻译成英语。其中许多首诗都不止有一个英译本。从而使得我们有机会享受到拿它们相互做比较的乐趣。本文将随意援引一些译本加以仔细考察，以讨论中国古诗英译中的措词、句法、韵律、体式、典故等几大方面问题。
关键词：中国古诗词；英语翻译；研究综述
一、中国古诗词翻译问题提出
动静结合、意境顿生便是古诗词的一大美学特色，对这一特色的再现在翻译中的意义以及如何实现等问题尚需有全面、系统的研究。翻译活动充满复杂性，而中国古代诗歌这一特殊的文学形式更为翻译增添了困难障碍。针对中国古诗词业已存在的翻译文本是对诗歌可译性的有效证明，但由于诗歌本身的独特性造成的翻译的变形使得译作总是无法让人十分满意。中国古诗词歌曲是古诗词与音乐的结合，它的歌词源于古典诗词和近代以来的古体诗词，文词优美、声韵和谐是它独有的艺术特点。翻译作为沟通英汉两种语言的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文化的交流是沟通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古诗词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粹更是文学翻译领域的重中之重。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中国古诗词中有很大的一部分作品中包含了对话成分，这些直接或间接的话语统称为引述部分，它们对增添诗词的真实性和生动性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然而，目前针对这一部分的翻译研究却并不多见。
二、古代诗词特点
中国古代诗词每句都字数相等，两句一组，其中常常嵌入对仗的组句。对仗是中国古代诗词的一大形式特征，上下两句对应的字或词在意义、词性和结构上都严格对称。对仗不仅使句子看起来更加平衡，也让诗词更加朗朗上口，并能上下呼应，起到强调的作用。我国古代诗词中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的感受性语义特征都具有模糊性，具有“主观的”感受性语义特征。模糊语言的不确定性带来了无限性、灵活性和多样性，提供了联想想象的充分条件，提供了审美的广阔空间。模糊语言的审美特征集中体现了精确美、含蓄美、幽默美以及形象美，价值无限。不同的人对这些词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诠释或感受。比如，英文home表示一个人的“家”，但不同的人对它却有不同的“个别的”和“内涵的”感受，大多数人看到这个词都有安全舒适的感觉。可见，语言本身具有模糊性，感受性语义特征方面同样具有较强的模糊性。作为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作品，中国古代诗词具有极强的文学模糊性，主要体现在意象模糊、句法模糊和语用模糊。
三、中国古诗词国外研究综述
如果从1871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ague）的《诗经》英译本问市算起，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已经走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历程。诗歌翻译较之其他文学形式的翻译显得更为困难。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经说过，诗就是“在翻译中丧失的东西”（poem iswhat gets lost in translation），更有德国诗人摩根斯泰恩（ChristianMorgenstem）说，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两种”。在十九世纪末，著名英国学者Herbert Giles将唐诗翻译成英译本获得了巨大成就。美国著名诗人庞德（Ezra Pound）在20世纪初接触到中国古诗时，虽不识汉字但仍被中国古诗深深吸引。庞德从反浪漫主义的期待视野出发，在中国古诗中挖掘出了很丰富的材料，借以掀起了意象派诗歌运动，为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19世纪中叶，在某位中国学者帮助下，理雅各（JameSLegge，1914-1997）始译《诗经》，先逐字直译，再译成诗体。直至1896年，赫伯特·A·翟理斯（Herbert A.Giles，1845-1935）才翻译出《诗经》之外的中国诗阿瑟·韦利（ArthurWaley，1889-1966）则称道翟理斯：“将韵律和字义统一的手法极巧。”1915年，埃兹拉·庞德（EzraPound，1885-1972）发表了他著名的《华夏集》——薄薄的一本根据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译释注记编造出来的自由体英译中国诗集。这种体式风靡一时，此后许多译者如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和弗洛伦丝·埃斯库（Florence Ayscough）等纷纷效仿。稍后，阿瑟·韦利阐述了用一种有节奏的散文体翻译中国诗的方法。有人评论道：“他的译笔自然得像口语。”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第三位引人瞩目的自由诗体翻译家维特·宾纳（Witter Bynner）他发现中国诗人“神异地将奇美与常识融为一体”，并预言：“未来的西方诗人将从学于唐代大师。”他也有一位优秀的中国学者与之合作。20世纪30年代两位中国翻译家，芝加哥的蔡鼎甘（Tsai Ting-kan）和剑桥的朱大告（Chu Ta-kao）分别显示了各自对英语的熟谙。此后，中国内外涌现出大量的中国翻译家，其中在英语世界里获得高度评价者亦不乏其人。
四、中国古诗词翻译国内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本土的翻译家大多数忙于西方的诗歌和其他文学作品的译人工作，对中国古詩词英译的实践没有形成规模，理论也几乎为空白。改革开放后，随着东西文化交流和中西文化主体意识增强，开始投入到中国古诗词翻译研究，人们的古诗词英译理论意识开始觉醒。中国古诗词翻译理论研究从无到有，从单一形式到百家争鸣。翻译家们以弘扬中国古典文化为己任，借鉴各种翻译流派理论，力求将中国古典文化被世界上更多的读者理解和欣赏，并逐步构建一个多元互补的古诗词翻译理论体系。栾颖（2014）基于Lakoff和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通过回顾隐喻由修辞工具与语言装饰到认知手段和思维方式的演变过程，突出了隐喻的认知本质和功能。根据Lakoff和Johnson对概念隐喻的分类，论述了隐喻对于中国古诗词的重要性，采取对不同译文进行对比分析的方法，研究了古诗词中概念隐喻的识别、理解和翻译。李晶晶、顾正阳（2011）提出在中国古诗词中，水文化意象的翻译必须传递其负载的深厚文化内容与审美情致，中国古诗词中水文化意象的翻译应结合文化翻译的目的以及古诗词本身的审美特征综合进行，通过对水文化意象文化内涵的分析，从技巧层面深入探讨中国古诗词中水文化意象的翻译能够推动中国古诗词中文化意象的翻译研究。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国古诗被翻译成英语。其中许多首诗都不止有一个英译本。从而使得我们有机会享受到拿它们相互做比较的乐趣。本文将随意援引一些译本加以仔细考察，以讨论中国古诗英译中的措词、句法、韵律、体式、典故等几大方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