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谖客孟尝君》出于《战国策》，该书记载了春秋《左传》以后至楚、汉统一245年间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其中包含《左传》《国语》所未见的史料，在刘向（前77—前6年）将之编撰成书以前，不少就為司马迁（前145—？）所征用。然而，许多史料是不确切的，更多是策士们的夸张甚至虚构，就是司马迁有时也难免上当。《汉书·艺文志》将《战国策》列为史，有学者不认为是史，将之归入子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应该将其作为史书，子书为一家之言，《战国策》综合诸家，非一人之作，刘向“以杂编之书为一人之书”并不妥当。此类争执在性质上属于目录学，文本解读的关键在于内容和写法。
　　一
　　《战国策》在《国语》之后。《国语》明显属于史类，跨西周中期到春秋战国约500年;在写法上虽为史，但与《左传》不同。第一，非编年体，事情大都不相连属。第二，不像《左传》既记事，又记言，《国语》基本是记言。据清人浦起龙的疏释，“《国语》家”乃“国别家也”。虽然号称史，实际上并不是系统的史著，而是按国别分类的言论的汇编。有学人认为《国语》的性质其实并非History，而是Discourse，事实上国外译本就是“Discourses on the States”。而《战国策》则兼记言记事，一些学人认为“长于叙事”，此论可能不确。《战国策》记载先秦。纵横家策士之言，即使是叙述故事，也皆以现场对话展开。其时纸还未发明，传播大抵为口头，书面传播比较困难，对国君的游说或相互之间的论辩，主要是现场的，故记言为主干。《古文观止》选《战国策》十四篇。其中《邹忌讽齐王纳谏》《苏秦以连横说秦》《颜斶说齐王》《庄辛论幸臣》《触龙说赵太后》《唐雎说信陵君》《唐雎不辱使命》《赵威问齐使》等，皆以现场机敏之言取胜。《文心雕龙》总结游说以巧喻取胜，所谓“喻巧理至”“飞文敏以济词”。故《战国策》在文体上，具体表现为以机敏之言为主。
　　《冯谖客孟尝君》故事曲折。《史记·孟尝君列传》载有类似的故事，如下：
　　孟尝君相齐。其舍人魏子为孟尝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尝君问之，对曰：“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孟尝君怒而退魏子。居数年，人或毁孟尝君于齐湣王曰：“孟尝君将为乱。”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疑孟尝君，孟尝君乃奔。魏子所与粟贤者闻之，乃上书言孟尝君不作乱，请以身为盟，遂自刭宫门以明孟尝君。湣王乃惊，而踪迹验问，孟尝君果无反谋，乃复召孟尝君。孟尝君因谢病，归老于薛。湣王许之。
　　其中，对话只有“有贤者窃，假与之，以故不致入”“孟尝君将为乱”两句，十八字。这是史家以叙事为主的笔法。
　　《冯谖客孟尝君》虽故事曲折，然主要在对话中展开，其叙述仅起交代作用。如介绍主角冯谖：“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没有面貌、表情、动作、场景描写，所提及者，皆与下文有关，每一个字都不能删节。“齐人”，当时游说之士，往往周游列国，而孟尝君是齐国大臣，冯谖为本国人，与游说列国者不同。“贫乏不能自存”，穷到什么程度？不能维持生命。这仅仅是交代。“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过程并不简单，怎么介绍成功的，怎么入门的，怎么寒暄的，什么打扮，什么动作，有何表情，本可略作交代，但全都省略，因为于下文故事发展的逻辑无关。他有什么特长吗？这比较关键，所以不用简练的叙述，而是用对话展开。孟尝君直截了当地问他有什么本事，他答得很干脆，没有。精彩在于，孟尝君居然“笑而受之”。这样简练的叙述，充分表现了史家笔法用字之精练。史传体一般是不写表情的，这里却用了一个“笑”字，内涵很丰富。第一，孟尝君觉得这个家伙有点可笑;第二，孟尝君不计较，大锅饭里不少他一碗，表现了孟尝君的宽容。
　　这个“笑”字，对孟尝君来说，是越出常规，对读者来说，是一个惊异，构成悬念。文章的精彩全在这个越出常规的悬念之中展开。游说之士往往是现场性的一次巧言取胜，这里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多场次的，悬念层层推进。
　　这个“笑”字，在故事的发展中变成了原因，引出一个结果：管事的人，以为孟尝君的笑是瞧不起他，差不多是叫花子的家伙，干吗要养呢？于是就马马虎虎给他开饭。
　　这个结果接下来变成原因，引出了一个新的结果。此人居然堂而皇之地敲着剑唱起来：“吃饭没有鱼啊，咱们回家吧。”这是第二次把人物打出常规，悬念进入第二层次。你本来就穷得没有饭吃，你走就走罢。孟尝君却相反，答应他的要求，给他与拥有一技之长的门客一样的待遇。这就显示出本文悬念的特点：强度是层层加码的。一个个悬念引出一个个结果，其意味也随之层层深化。
　　这不仅表现了孟尝君的宽容和忍耐，而且表现了他养士的策略，就是对没什么本事的人，也照样礼遇，有本事的人当然就会来了。战国燕昭王为郭隗那样一个并不杰出的人物筑黄金台，显示诚意，招揽天下贤才的传统在这里有所体现。这可能是当时统治者争取人才、奇才、奇谋的普遍策略，具有时代特征。苏轼《六国论》说当时“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可能有些夸张，但也可见出时代风尚。
　　文章的第三层次是悬念再度强化，此人又弹剑唱曰“出无车”。管事的都笑了。出行用车是很高的规格。大国不过拥千乘，孟尝君家的车是有限的，竟然给他“门下车客”的待遇。侧面说明孟尝君养的士是有档次的。这个待遇比一般的门客要高。给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人这么高的待遇，真是太怪异了。其意义在于表现孟尝君养士的策略，即使一时无用，也要备不时之需。孟尝君人才投资的特点是不计风险。
　　文章的第四个悬念是第四度强化，冯谖还不满足，又弹剑而歌曰“无以为家”。这个层次的悬念强化引起的惊异，用管事的人的态度来反衬。此前的“左右皆笑之”变成了此番的“左右皆恶之”，而具体到心理上，则是“以为贪而不知足”。孟尝君又把他的老母接来，无条件地满足他几乎一切无理的要求，即使是骗子，也不计较。从悬念上来说，这已经是强化到极端，孟尝君对于人才的包容性也强化到极端。 　　二
　　从悬念的建构来说，这是临界点了，同样的歌再唱下去，就几近荒谬，意义也难以深化，文脉也无以为继了。故事的要害就在这无以复加的临界点突然来一个大转折。用亚里士多德在《詩学》中的话来说就是“对转”，让这个绝对无用之人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按通常的预期是，最无用、最无理转化为最有用、最有理，表现孟尝君最有远见。
　　孟尝君要收债，问什么人能够胜任。这里并没有让孟尝君直接交给冯谖，而是来一点曲折，冯谖毛遂自荐。文章很精彩的一笔是“孟尝君怪之”，经过那么多事，居然不认识他，感到很怪异。左右的人说，这就是那个唱长剑归来的。这里又发生了一个对转，孟尝君居然又“笑”了。这个笑和前面那个“笑”很不相同。这个“笑”带出的是真心的道歉：你有这样的本事，我真是很对不起（“吾负之”）。“未尝见也”，这个“见”用得很奇怪。明明是见过，而且问过话。这里的“见”应该有双重的意义：一是发现的意思，二是正式接见。“约而见之”，约定了日期，以非常正规化的礼仪接见，委托，并且很诚恳地检讨，说自己“文倦于事，愦于忧，而性懧愚，沉于国家之事，开罪于先生”。这里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全面检讨，客观上忙于国事，主观上懦弱愚昧，表现孟尝君的虚怀若谷，襟怀大度;二是表扬冯谖大度，毫不见怪。
　　从故事的结构来说，这既是对强化的悬念一定程度的解答，又是再一次打出常规，引出新的悬念。孟尝君越是这样无条件地信任他，前面无理要求的荒谬性越是减弱。但是，口头上的承诺并不绝对可靠，悬念只是暗暗地保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强化，而是弱化。特别是冯谖问收了债买什么东西回来，孟尝君随便说我家缺什么就买什么（“视吾家所寡有者”）。这好像是顺带的闲笔，从故事来说好像是尾声，是顺利收债以后的事，可从结构上来说，这是伏笔，是弱得不能再弱的悬念。但是，这个极弱的悬念将成为故事最后戏剧性的强化转折的关键。
　　从这里不难看出，这个故事之所以具有经典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两度波澜起伏，以极端强化和极端弱化的悬念为基础，为最后戏剧性大转化准备了条件，让一系列的怪异悬念得到新的、深邃的解释。
　　作者把“所寡有者”弱化的闲笔作为原因，引出的结果却是极端强化的：冯谖到了薛这个地方，把债户都召集起来，不是要讨债，而是把债券统统烧了，引来了一片“万岁”的欢呼。这个结果又变成了本文最大的、最强烈的悬念。因为是与孟尝君对他的厚遇和信任，他对孟尝君的自荐和承诺完全背道而驰的。更强烈的悬念产生了：这种无端的任性可能造成严重的危机，他如何向孟尝君交账？他居然立马就回来了。孟尝君奇怪他的高效率，“衣冠而见之”。债收完了？收完了。买了什么东西回来啊？冯谖说，给你买了“义”回来。本来按照一般人的共识，要买的应该是具体实物，而冯谖说的“义”是抽象的概念。从逻辑上说，这是偷换概念，但是从故事来说，这是利用概念错位机智地解释。这个解释是故事的灵魂，是层层推进的悬念的深邃意义所在。没有这样机智的解释，故事就破碎了，人物就失败了，主题也就没有意义了。故事的全部生命就在这里：
　　君之“视吾家所寡有者”。臣窃计，君宫中积珍宝，狗马实外厩，美人充下陈。君家所寡有者以义耳！窃以为君市义。
　　这个解释强化了故事，也强化了主题。孟尝君说，这个“义”有什么重要性？冯谖说，薛这个地方是你的封地，很小，你却不把百姓当自己的家人看待，反而做生意，赚人家的钱，我把债券烧了。孟尝君听不懂，说：“好了，你算了吧！”（休矣，有译者译为“你别说了”，似乎不确）
　　虽然《战国策》长于表现口舌敏捷（有时是诡辩），所谓以三寸之舌抵百万之师，但是本文的特点不完全以雄辩（甚至诡辩）现场取胜。难能可贵的是，冯谖在口头上失败了，而是让实践来证明。过了一年，孟尝君被齐王贬到他的封地薛去了。从国都下放薛，孟尝君有点狼狈、落魄、丢脸。没有想到“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据《史记·孟尝君列传》，薛这个地方有十万户。可以想象，万人空巷，场面是十分盛大的。本文最大的特点乃是，不以“巧喻理至”“飞文敏以济词”，而以实践让孟尝君顿悟，把看不见摸不着的“义”变成具体感觉，孟尝君对冯谖说“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三
　　文章写到这里，就故事而言是完整了，就主题而言，在一般游说之作中也完成了。
　　此文在已经完成的主题上又进一步深化。冯谖提出，这只是解脱迫在眉睫的危机，并未能够防患于未然，于是提出“狡兔三窟”的理论，还得经营两窟才能保证永远的安宁。他带着孟尝君给他的豪华车队（五十乘）、多得惊人的钱财（五百金）跑到魏国去，说齐国不用孟尝君就等于把他送给诸侯各国，谁先用他，谁就国富兵强。于是魏惠王派了盛大的仪仗队（车百乘，比冯谖的仪仗队大一倍）、黄金千金去请孟尝君，冯谖带去的“金”在那时是铜，而这回惠王送来的是黄金，价值要高得多了。这么高的规格，来使三请，冯谖都让孟尝君不答应。齐王当然得到情报，上上下下都害怕了（君臣恐惧）。马上派高级官员带着黄金千斤，豪华的驷（四匹马拉的车），以浩大的声势去迎接孟尝君。还写了检讨书（寡人不祥，被于宗庙之祟，沉于谄谀之臣，开罪于君。寡人不足为也;愿君顾先王之宗庙，姑反国统万人乎！）。检讨虽然把错误推给了“宗庙之祟”“谄谀之臣”，但是自己相信了，也是错误。请孟尝君看在先王宗庙的分上（孟尝君和齐滑王是堂兄弟），还是回来吧，毕竟齐国比魏国要大得多了。这里表现的是战国游说之士策略上的胜利：挟外以自重，化被动为主动。
　　一切都按冯谖的预见实现，冯谖和孟尝君都证明了自己。按理说，大功告成，皆大欢喜，但是冯谖又提出以“先王之祭器，立宗庙于薛”。为什么呢？薛这个地方是先王也就是滑王的父亲封给孟尝君的父亲的，把先王谨告天地的祭器放在宗庙里，有双重的权威。第一，先王天地的权威;第二，宗庙的权威。这不但是孟尝君的，而且是齐湣王的。国有大事，得先来祭知先祖;以后有什么变故，得先来薛地请示祖先。而薛地是孟尝君的封地（根据地），又有冯谖为他打下的群众基础。惠王要为难他，就有三难：一是他已恢复了权力（相位），二是薛地百姓的拥戴，三是宗庙天地的神圣仪式。这就是冯谖说的“三窟”，“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战国策》在《汉书-艺文志》和《史记》《四库全书》中，均列入史类，后世有另列入“纵横家”者，如《文献通考》将其作为子书。然其思想倾向与儒家正统思想相悖，受到历代学者的贬斥，被斥为“邪说”“离经叛道之书”。
　　如果不拘泥于儒家正统的历史观，就文章论文章，本文的成就是很高的。第一，几度打出常规，把层层强悬念与弱悬念结合起来，引出两度戏剧性的对转。第二，在思想上，在焚券市义故事的基础上，提升主题，定位于“狡兔三窟”，这很有历史的深刻性。对于位高权重的大臣，君王有功高震主之忌，这在当时甚至后来是普遍的规律。为重臣者（父子均为相），如果不像商鞅那样作法自毙，又不像范蠡那样功成身退，当居安思危，不能被动等待兔死狗烹之可能，智者当为“狡兔”，经营“三窟”。
　　从历史的角度看，其中的因果性有许多不足之处。如魏惠王凭冯谖“孟尝君到哪国哪国就强盛”这么一席耸人听闻的话，就草率地作出决策，无条件地派出使者，声势还那么浩大。其实魏惠王也不是等闲之辈，也曾小小地称霸了一回。内政上施惠于民，把泽地分给百姓，外交上结好赵国和韩国，缓和与秦国的矛盾，把强大的齐国当作主要对手。怎么可能齐国一个宰相来投，就一点警惕也没有，一点权谋诡诈之心都没有？这样的文章，太不像历史了。但是，作为故事，说得更学术一点，当作小说，《冯谖客孟尝君》是很精彩的。
　　同样的故事还出现在司马迁的《孟尝君列传》中，对于烧券的前因后果写得比较实际。
　　首先，冯谖弹剑唱歌说无以为家，孟尝君没有理他。其次，孟尝君让冯谖出山，并不是收可有可无的债，而是出于紧迫的经济危机。“孟尝君时相齐，封万户于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乃在薛地放债，年底收不到利息。接受了任务的冯谖，到薛后并不是马上烧债券，而是收了十万，把所有的债户召集起来，杀牛置酒，大吃大喝，宣布还得起利息的延期归还，还不起的把债券烧掉。孟尝君很是愤怒，责问他。《史记》没有让孟尝君说声你算了吧就完事，而是让冯谖说：不多具牛酒，人家就不会来，无法弄清还得起、还不起的;来了，对于那些还得起的，给他延期，还不起的，就是逼他十年，利上加利，他还是还不起，逼得太紧，他干脆逃亡了，还不如把这种空头支票烧了，免得上面说你好利，不爱百姓，下面又怪违背仁德，烧了可使百姓对你感恩戴德。这么一说，孟尝君才“拊手而谢之”。
　　《史记》的深刻还在于把这个故事放到战国的政治大环境中分析。孟尝君被剥夺了相权，回到薛地，受到热烈欢迎，门下食客尽去，只有冯谖留下为孟尝君从政治上分析：天下就是齐和秦的强弱决胜，强齐则弱秦，反之亦然。《史记》中冯谖游说的是秦国，而不是《战国策》中的魏国，相比起来秦国强大多了，魏国很小，对齐国威胁性不大。故说动孟尝君让他声势浩大地游说秦王，把孟尝君请来，齐国就在囊中了，齐国才上下恐惧。冯谖又去吓唬齐王，说秦强则齐弱，秦王正在迎接孟尝君，得赶快在秦使到达之前恢复他的相位，他成了齐国的宰相，秦国就不可能来迎接他了。《史记》写孟尝君恢复权力比之《冯谖客孟尝君》不但复杂多了，而且提高到大国政治战略上，更有历史的可信度。
　　司马迁写历史人物，不重在策士的“喻巧理至”“飞文敏以济词”，而是人物的现实性。《战国策》最后写冯谖“狡兔三窟”之计，是理性的保全，而《史记》写孟尝君作为政治人物的心理修养。他复职后对冯谖说，那些门客见我失势就都跑了，如果再来，“必唾其面而大辱之”。世态炎凉，一朝复职，有点激愤，这是普通人的常情，但孟尝君是政治人物，冯谖就提醒他“失言”了：“富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他打了一个比方，好像赶集，早上挤得很，到了傍晚就没人了，这不是人们厌恶傍晚，而是因为晚间没有东西可买。你这样怨愤的后果是“徒绝宾客之路”，“愿君遇客如故”。孟尝君拜曰“敬从命矣”。
　　四
　　回到开头争论的《战国策》是史书还是子书的问题上来，不可讳言，《战国策》出于多人之手，有虚构成分，经刘向整理，也有不符历史之处。《冯谖客孟尝君》，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虚构得很精彩。就文章论文章，可以说是一篇很好的小说。
　　司马迁写史更严谨一些，但是，司马迁后于刘向一百余年，二手资料用得更多，耳食之言，道听途说，虚构想象，实际上与小说也有相通之处。故钱锺书日“六经皆诗”：历史记言，记事，现场感十足，其实，不可能是现场记录，而是作者“代言”，或者“拟言”。钱锺书认为六经中的记言都带有文学性质：“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他以《左传》为例，指出“史蕴诗心、文心”，特别指出：
　　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
　　其实，司马迁生活在孟尝君一个多世纪之后，怎么可能把当时冯谖与孟尝君的对话记录得那么准确。其实，他也就是大体上为人物“代言”“拟言”。在这一点上，历史家和小说家有共通之处，不过历史家尽可能遵循他所认定的“史实”，小说家则有意虚构，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但是，史家所写百年前之事，据有限的见闻和资源，也难免有问题。如司马迁让冯谖设计相秦，而不是如《战国策》相魏。其实，孟尝君曾经相秦，遭遇猜忌，秦王欲害之，孟尝君乃潜逃，幸借鸡鸣狗盗之徒得以脱險。怎么可能又去相秦？秦王还无条件地欢迎？
　　正是因为这样，中国古代文史很难分家。
　　《冯谖客孟尝君》是史还是文人之文，并不重要。《战国策》本来的书名就有《国事》《短长》《国策》《事语》《长书》，似并不刻意为史。刘向在整理编辑的过程中，将其定名为《战国策》，就让后人认为其为历史了。《冯谖客孟尝君》即使有所虚构，如果把它当作历史小说，可能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空前的杰作。可惜的是，此后几百年，甚至到了《世说新语》，都未有意识地继承其有意无意的虚构，以虚为实，结构成完整的、层层推进的悬念和强烈的对转，而满足于片段的话语和轶事。
　　阅读《冯谖客孟尝君》当以文本第一性为原则，史家的正统观念可对照，而不可拘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