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七世纪上半叶，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人在其杰出首领松赞干布的统治下，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并与唐王朝建立了友好关系。松赞干布去世后，唐蕃边境虽然时有摩擦，但总体处于和平状态。天宝十四年（765年）安禄山叛乱，攻陷洛阳、长安，唐军驻守陇右、河西、北庭、安西等地的精锐东调平乱，致使西北边境防御力量削弱，吐蕃军队乘虚而入，进占陇右，阻断河西，先后攻占唐陇右、河西诸州。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经过30年的攻伐，吐蕃军队攻陷唐王朝西北最后一个据点——沙州，完全占领了陇右、河西。
　　吐蕃占领陇右、河西地区后，为了维护统治，在实行军政合一的部落制和强制性吐蕃化政策的同时，推崇佛教，扶持宗教势力，使甘肃境内自唐初以来建立起来的地方教育体系遭到极大破坏，州县官学基本销声匿迹，传统教育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趋势，取而代之的是宗教色彩浓厚的寺院办学。
　　寺学在以敦煌为中心的河西地区快速兴起，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唐朝初期，受内地及印度、西域的影响，河西地区的佛教势力已深入民间，特别是武则天时期，为了政治的需要，“升佛教于道教之上”，大造佛寺，广度僧尼，推动了河西地区佛教的快速发展。吐蕃势力掌控河西后，佛教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吐蕃统治河西期间，仅敦煌一地就有净土寺、莲台寺、灵图寺、金光明寺、三界寺、龙兴寺、永安寺、大云寺、乾明寺和显德寺等17处，僧尼人数达上千人。随着佛教及其寺院的蓬勃发展，为宣传佛教，培养僧尼，寺学的兴起及发展成为必然。与此同时，在州县官学由于遭到战争破坏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广大吐蕃子弟和汉族世家子弟为满足学习的要求，进入寺院接受教育也成为必然的选择。世俗子弟进入寺院学习，扩大了寺学教育的内涵，寺学也成为吐蕃统治时期社会教育的主要机构。
　　依据佛教寺院的规矩，寺院一般设有讲授佛教《经》《律》《论》的三学院，学习内容尽管有藏文拼音、文法及汉字识读等基础知识，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宗教方面。然而随着世俗教育的进入，寺学的教学内容和范围逐步扩大，除了有专对僧尼进行佛教经典教育的内容外，还有对世俗弟子进行教育的藏汉文字识写、生活常识、历史知识、儒家基本经典以及医学知识等内容。进入寺学学习的学生，自称“学士郎”或 “学郎”，其中既有吐蕃贵族子弟，也有当地汉族大姓子弟。
　　据现存敦煌写本反映，当时河西地区寺学世俗教育所使用的识字蒙书类教材主要有《千字文》《杂抄》《开蒙要训》《九九歌》《上大夫》等。《千字文》是中国古代流传最为久远、使用最为广泛的童蒙识字教材，以其朗读上口、通俗易懂和内容丰富著称。《杂抄》采用问答形式，汇集常识典故，涉及为人处世、接人待物、进退应对、关系处理等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文风古朴，文义亲切，是古代教育学童如何做人的经典教材。《九九歌》即九九乘法口诀表，是孩童学习算术必须掌握的基本常识，与今天不同的是当时的《九九歌》顺序由大到小排列。《上大夫》全文仅25个字，包含了汉字的基本笔画与结构，简单易学，是传统的写字教材。儒家经典类教材主要是经过增删或修订的《尚书》《春秋》等。
　　作为藏汉两种文化体系交流和渗透的桥头堡，吐蕃时期的寺学在语文教育上采用藏、汉双语教学方式，不仅将汉族传统经史诗文和童蒙教材翻译成藏文供吐蕃学生进行学习，而且还将一些童蒙教材编成藏汉对译本供汉族学生学习藏文。双语教学最具代表性的教材有《汉藏对译佛教词汇集》《藏汉对照词语表》和《藏汉对译词汇集》等。
　　吐蕃统治时期寺学的存在和发展，在甘肃教育史和藏汉民族文化交流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重要影响。一方面，在原有教育体系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寺学作为承担社会教育的主要机构，是原有学校教育的延续，不仅为当时的吐蕃奴隶主政权培养了所需人才，而且对藏汉民族的相互了解、相互学习和相互融合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对后来的藏传佛教区寺院办学起到了前导作用。另一方面，寺学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寺学内占重要位置的是宗教经典讲解，不可能像州县学一样更好地发挥社会教育的职能，导致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淡忘和摒弃，直接导致河陇地区文化发展滞后，拉开了与中原地区的差距。
　　编辑：马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