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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曾经是个好词。好词是不能反对的，也没人反对。
当“改革”还是个嫩芽时，我们曾天真地以为，贪腐的存在是因为“改革”不彻底，但当如此之多的蛀虫不断以“改革”的名义侵蚀这个国家，甚至把“改革”当贪腐的别名时，这个词已不再神圣。
现在，盖房修路，领导最上心，口号是“大拆促大建，大建促大变”。
有一回，中文系通知我，要我参加学校的规划会。我说，好，那我就去听听吧。
我听到什么了？有人说，某些楼年头太久，早就应该拆；有人说，某些楼楼龄太短，想拆不能拆；有人说，没关系，我可以从国外买一种涂料，把这些难看的楼重新捯饬一下。至于盖什么，这馆那院，各家有各家的建议，就算把未名湖填了，也未必摆得开、搁得下。还有，北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很多计划的障碍。有人说，凭什么动不动就搬文物法，哪有那么多文物……
他们七嘴八舌，难以归纳。但有件事我明白了，北大太小，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
最近，北大人文学苑落成，文史哲三系从静园二院、五院、六院搬出，每个老师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但房子盖好，怎么分配，拖了很长时间，这是为什么？
我听几位系领导说，有个海外请来的国际大师发话了，他的研究院，一个楼不够用，一定要占这个人文学苑的中心，如果学校非让咱们把房子让出来，那咱们就争取把静园的老院子保下来。
他们说的国际大师，负责文明对话，志在重张儒学，建立世界宗教。我记得，他刚到北大，有人负责召集，让我们跟他讨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重要问题呀？他说，他要把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投到北大，你们最好讨论一下，咱们是叫哈佛北大燕京学社好呀，还是叫北大哈佛燕京学社好。就这么个问题，他要讨论一整天，大家受不了，中午就散了。后来学校给我发信，要我配合他的研究。我当然不配合啦。
当时谁也不知道校领导拿静园派何用场，现在才明白，草坪和草坪旁边的六个院子是用来建燕京学堂，北大校中校，中国学校里的洋学堂，打造“国际一流”的试验田。
这组建筑，不当不正，恰好选在北大的心脏地带，好像在天安门广场盖白宫，引来骂声一片。
我是一九八五年调进北大，明年九月满三十年。这么多年，我目睹了北大的千变万化：从没钱到有钱，从创收自救到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可把领导和群众都忙坏了。
这些年，我们都已充分领教，资本的力量有多大，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我真希望有人能把这三十年好好写一下，让历史说话，见证一下中国的改革在中国的高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教改方案的设计者，他们的改革理念到底是什么，知识分子都扮演什么角色。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儒林外史》的开头吧。王冕对洪武年间礼部议定的八股取士之法怎么说？他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小说描写，时当初夏，天色渐晚，皓月当空，水银泻地，王冕望着满天星斗，拿手一指：“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狂风大作，风声略定，但见一百几十颗星星往东南坠。王冕说：“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这是我此刻的心情。
我忘不了，当年我们已故的一位副校长曾问一位领导，你让我们自谋生路，难道化学系的出路就是做肥皂吗？领导丢下一句冰冷的话：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我忘不了，当年开会学习，大家怎么哭穷，连大包小包倒衣服的馊主意都端出来。因为穷，我们的兄妹开荒、生产自救是敞开校园、面向市场，推倒南墙办商店。
一九九五年，有几个研究西哲的哲学家开了一家叫风入松的书店。书店刚开门，我买了本《汉语大字典》，表示祝贺。后来怎么样，二零零一年，南墙又恢复了；二零零五年，书店的创办者王炜去世了；二零一一年，风入松关张了。一切好像都没发生。
有位中文系的老主任回忆说，就咱们中文系骨头硬，愣是扛住了这股谁都扛不住的商品经济大潮。真是这样吗？
久旱逢甘霖，现在不同啦。好消息，好消息，中国有钱啦。大钱霈然而降，从校到系到人，层层承包、层层考核、层层验收，填不完的表。校办公司、孵化器（incubator），那是杀出重围的一路大军，直奔商道。另一路大军则坚守校园，文化办班。领袖班、总裁班，各种各样的班，面向政府，面向企业，面向和尚道士，面向文物收藏者和古董商，大横幅挂满校园，轰轰烈烈。每个系有每个系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奔头。
中国是个教育大市场，商机无限。就连咱们的榜样，世界一流大学，他们都眼红了，你瞅我，我瞅你，赶紧到中国抢占市场。各种国际化的班、国际化的校、国际化的研究中心纷纷进驻中国大学。咱们的班也不甘落后，轮到上层次、上规模了。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中国的教育改革又上一层楼。
如今的大学，“国际化”的大潮席卷一切，我在一篇讲北大校史的文章中说，“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谁是“弄潮儿”？
你说巧不巧，海外人士查建英写了本《弄潮儿》。此书原载《纽约客》，用英文写，中文本有香港牛津版。上篇“知识人”，讲她哥，讲王蒙，讲北大。下篇“企业家”，讲“中国好大亨”。两组文章，相映成趣，可以反映她心目中的改革潮流。她讲北大，是讲二零零三年的北大改革。她把上面两句话当全书的题词。
查建英说，这场改革，真正的“弄潮儿”是前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前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是他的幕后支持者。还有一位是在《读书》编辑部跟我们讨论的李强，他也是改革方案的起草者。
查建英介绍，这三位都有海归出身、经济头脑和国际视野，他们都是“出身海归”的蔡元培校长的正宗嫡脉，都是“不被理解的改革派”。她很遗憾，这场改革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最后“被上头牺牲掉”了。
她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她说，中文系几乎一边倒，全都反对这场坚持“逻辑”和“效率”的改革。 谁是“保守派”？张鸣是，我当然更是。其实，就连她十分欣赏、主张稳健改革的“温和自由派”陈平原，还有拿蔡元培当上帝、北大当情人，因北大“只剩躯壳”而去了清华的刘东，也是闵张改革的批评者。
查建英转述，李强认为，“有些方案批评者是言辞高蹈却用意卑鄙”。“他们说学校不是养鸡场”，“但我说大学也不是养老院”，李强愤愤然。
她说的潮，“国际化”也好，“海龟”代“土鳖”的大换血和裁人下岗也好，课题制下的核心期刊统计和量化管理也好，没错，的确是大潮，跟整个社会上的改革一模一样。但反对的声音很大，同样不容忽视。
闵张改革真的流产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我的印象是：这场改革一直在进行。譬如眼下的燕京学堂和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国际评审、非升即走的进人新制）就是它的继续。该书结尾，查建英预言，“经过一段调整、积淀、思考之后，人们将会再次听到那个只属于他的声音”。她说的是张维迎的声音。
她说对了。
“985工程”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大百年校庆提出的。“211计划”是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华百年校庆提出的。每次庆祝，都把国家领导人请来。
二零一四年五月四日是北大校庆一百一十六周年，同样有国家领导人祝贺。燕京学堂开张特意选在第二天。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吧。
中国的大学改革，其实只是一滴水。校园跟社会并无不同。很多人的改革思维可以两句话概括：要钱不要命，顾头不顾腚。钱是科研经费，命是学术生命，不是钱为人服务，而是人为钱服务，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人乎！头是国际，头是领导，办学不是为咱们的孩子办，而是为各种有头有脸的面子工程办，好大喜功，好洋喜功，好古喜功。总之一句话，浮夸风。
第一，咱们中国，政府强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要想办，没有办不成的事，这是中国特色。但是不是所有事儿，煎饼越摊越大就一定好，未必。现在，社会有企业兼并，强强联合，开店设厂，全国连锁。大学合并是同一思路。学校越办越大对某些领导者来说是个“升官图”，“升官图”的背后是什么？是资本集中的优势在作怪。有人以为，投资砸钱，关键是让领导看得见，巧立名目、大干快上就是最好的政绩，此即所谓“好大喜功”。
第二，查建英说，“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是北大发明，现在是国家政策，“一个预定在大约二十五年内达到的官方目标”。她说的口号是北大百年校庆提出的。据说再过九年，这个目标就一定要实现。但“世界一流”，标准是什么？是不是中国高薪聘请，找点退休过气的洋教授作点缀，或把国外找不到合适工作拿中国垫底的留学生recycle一下，就叫“国际化”？是不是把中国老师送到海外大学评职称，或用英语授课或培养洋学生就叫“国际化”？出国这事，早就不是前两年，不值得大惊小怪。我纳闷，很多过来人，怎么反而不自信，就连为中国办学还是为外国办学都分不清，此即所谓“好洋喜功”。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如火如荼，跟大国形象有关，跟两岸统一有关，跟打造中国软实力有关，领导最爱听。有人说，传统文化都在台湾，同样不自信。我们的很多口号都是从台湾趸来的，让我想起蒋介石提倡的文化复兴运动、道德重整运动。中国大学，属哲学系热闹，新儒家的宣传如日中天，这是如今的帝王术和生意经。过去，我讲过一句心里话，要讲传统，考古最重要，研究传统，资源在大陆，很多人就是听不进去。他们以为，扎扎实实的材料，扎扎实实的研究，没劲，远不如虚头巴脑的宣传，更能来钱，更能来势，此即所谓“好古喜功”。
现在，很多人理解的“国际化”是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横扫一切。很多有经济头脑的聪明人以为，什么不是买卖—大学也是买卖。多年来，我校的文科是归经济学家领导，但从前的北大，真正享誉世界的北大，就我所知，绝不是这样。我不认为，光华模式就是北大改革的方向。
我心中的北大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造就天下英才的北大，无论有用之学，还是无用之学，都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它是以人文精神而见称于世的。我知道的北大人，无论负笈海外、取经回国，还是坚守本土、埋头苦干，他们都是在为中国的进步而效力，既有出生入死的革命家，也有博大精深的学问家，一切靠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
钱在账上，不能不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今之世，一切为钱造事，一切为钱造势，还有人拿教育当教育来办吗？老老实实办教育，踏踏实实做学问，真的就那么难吗？
我们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
当“改革”还是个嫩芽时，我们曾天真地以为，贪腐的存在是因为“改革”不彻底，但当如此之多的蛀虫不断以“改革”的名义侵蚀这个国家，甚至把“改革”当贪腐的别名时，这个词已不再神圣。
现在，盖房修路，领导最上心，口号是“大拆促大建，大建促大变”。
有一回，中文系通知我，要我参加学校的规划会。我说，好，那我就去听听吧。
我听到什么了？有人说，某些楼年头太久，早就应该拆；有人说，某些楼楼龄太短，想拆不能拆；有人说，没关系，我可以从国外买一种涂料，把这些难看的楼重新捯饬一下。至于盖什么，这馆那院，各家有各家的建议，就算把未名湖填了，也未必摆得开、搁得下。还有，北大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很多计划的障碍。有人说，凭什么动不动就搬文物法，哪有那么多文物……
他们七嘴八舌，难以归纳。但有件事我明白了，北大太小，一斤瓶子装不下二斤醋。
最近，北大人文学苑落成，文史哲三系从静园二院、五院、六院搬出，每个老师终于有了自己的办公室。但房子盖好，怎么分配，拖了很长时间，这是为什么？
我听几位系领导说，有个海外请来的国际大师发话了，他的研究院，一个楼不够用，一定要占这个人文学苑的中心，如果学校非让咱们把房子让出来，那咱们就争取把静园的老院子保下来。
他们说的国际大师，负责文明对话，志在重张儒学，建立世界宗教。我记得，他刚到北大，有人负责召集，让我们跟他讨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重要问题呀？他说，他要把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投到北大，你们最好讨论一下，咱们是叫哈佛北大燕京学社好呀，还是叫北大哈佛燕京学社好。就这么个问题，他要讨论一整天，大家受不了，中午就散了。后来学校给我发信，要我配合他的研究。我当然不配合啦。
当时谁也不知道校领导拿静园派何用场，现在才明白，草坪和草坪旁边的六个院子是用来建燕京学堂，北大校中校，中国学校里的洋学堂，打造“国际一流”的试验田。
这组建筑，不当不正，恰好选在北大的心脏地带，好像在天安门广场盖白宫，引来骂声一片。
我是一九八五年调进北大，明年九月满三十年。这么多年，我目睹了北大的千变万化：从没钱到有钱，从创收自救到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可把领导和群众都忙坏了。
这些年，我们都已充分领教，资本的力量有多大，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我真希望有人能把这三十年好好写一下，让历史说话，见证一下中国的改革在中国的高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国教改方案的设计者，他们的改革理念到底是什么，知识分子都扮演什么角色。
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儒林外史》的开头吧。王冕对洪武年间礼部议定的八股取士之法怎么说？他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小说描写，时当初夏，天色渐晚，皓月当空，水银泻地，王冕望着满天星斗，拿手一指：“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话犹未了，狂风大作，风声略定，但见一百几十颗星星往东南坠。王冕说：“天可怜见，降下这一伙星君去维持文运，我们是不及见了。”
这是我此刻的心情。
我忘不了，当年我们已故的一位副校长曾问一位领导，你让我们自谋生路，难道化学系的出路就是做肥皂吗？领导丢下一句冰冷的话：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我忘不了，当年开会学习，大家怎么哭穷，连大包小包倒衣服的馊主意都端出来。因为穷，我们的兄妹开荒、生产自救是敞开校园、面向市场，推倒南墙办商店。
一九九五年，有几个研究西哲的哲学家开了一家叫风入松的书店。书店刚开门，我买了本《汉语大字典》，表示祝贺。后来怎么样，二零零一年，南墙又恢复了；二零零五年，书店的创办者王炜去世了；二零一一年，风入松关张了。一切好像都没发生。
有位中文系的老主任回忆说，就咱们中文系骨头硬，愣是扛住了这股谁都扛不住的商品经济大潮。真是这样吗？
久旱逢甘霖，现在不同啦。好消息，好消息，中国有钱啦。大钱霈然而降，从校到系到人，层层承包、层层考核、层层验收，填不完的表。校办公司、孵化器（incubator），那是杀出重围的一路大军，直奔商道。另一路大军则坚守校园，文化办班。领袖班、总裁班，各种各样的班，面向政府，面向企业，面向和尚道士，面向文物收藏者和古董商，大横幅挂满校园，轰轰烈烈。每个系有每个系的活法，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奔头。
中国是个教育大市场，商机无限。就连咱们的榜样，世界一流大学，他们都眼红了，你瞅我，我瞅你，赶紧到中国抢占市场。各种国际化的班、国际化的校、国际化的研究中心纷纷进驻中国大学。咱们的班也不甘落后，轮到上层次、上规模了。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中国的教育改革又上一层楼。
如今的大学，“国际化”的大潮席卷一切，我在一篇讲北大校史的文章中说，“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谁是“弄潮儿”？
你说巧不巧，海外人士查建英写了本《弄潮儿》。此书原载《纽约客》，用英文写，中文本有香港牛津版。上篇“知识人”，讲她哥，讲王蒙，讲北大。下篇“企业家”，讲“中国好大亨”。两组文章，相映成趣，可以反映她心目中的改革潮流。她讲北大，是讲二零零三年的北大改革。她把上面两句话当全书的题词。
查建英说，这场改革，真正的“弄潮儿”是前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前北大党委书记闵维方是他的幕后支持者。还有一位是在《读书》编辑部跟我们讨论的李强，他也是改革方案的起草者。
查建英介绍，这三位都有海归出身、经济头脑和国际视野，他们都是“出身海归”的蔡元培校长的正宗嫡脉，都是“不被理解的改革派”。她很遗憾，这场改革遭到“保守派”强烈反对，最后“被上头牺牲掉”了。
她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她说，中文系几乎一边倒，全都反对这场坚持“逻辑”和“效率”的改革。 谁是“保守派”？张鸣是，我当然更是。其实，就连她十分欣赏、主张稳健改革的“温和自由派”陈平原，还有拿蔡元培当上帝、北大当情人，因北大“只剩躯壳”而去了清华的刘东，也是闵张改革的批评者。
查建英转述，李强认为，“有些方案批评者是言辞高蹈却用意卑鄙”。“他们说学校不是养鸡场”，“但我说大学也不是养老院”，李强愤愤然。
她说的潮，“国际化”也好，“海龟”代“土鳖”的大换血和裁人下岗也好，课题制下的核心期刊统计和量化管理也好，没错，的确是大潮，跟整个社会上的改革一模一样。但反对的声音很大，同样不容忽视。
闵张改革真的流产了吗？我不这么认为。我的印象是：这场改革一直在进行。譬如眼下的燕京学堂和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国际评审、非升即走的进人新制）就是它的继续。该书结尾，查建英预言，“经过一段调整、积淀、思考之后，人们将会再次听到那个只属于他的声音”。她说的是张维迎的声音。
她说对了。
“985工程”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四日北大百年校庆提出的。“211计划”是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华百年校庆提出的。每次庆祝，都把国家领导人请来。
二零一四年五月四日是北大校庆一百一十六周年，同样有国家领导人祝贺。燕京学堂开张特意选在第二天。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吧。
中国的大学改革，其实只是一滴水。校园跟社会并无不同。很多人的改革思维可以两句话概括：要钱不要命，顾头不顾腚。钱是科研经费，命是学术生命，不是钱为人服务，而是人为钱服务，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人乎！头是国际，头是领导，办学不是为咱们的孩子办，而是为各种有头有脸的面子工程办，好大喜功，好洋喜功，好古喜功。总之一句话，浮夸风。
第一，咱们中国，政府强势，集中力量办大事，只要想办，没有办不成的事，这是中国特色。但是不是所有事儿，煎饼越摊越大就一定好，未必。现在，社会有企业兼并，强强联合，开店设厂，全国连锁。大学合并是同一思路。学校越办越大对某些领导者来说是个“升官图”，“升官图”的背后是什么？是资本集中的优势在作怪。有人以为，投资砸钱，关键是让领导看得见，巧立名目、大干快上就是最好的政绩，此即所谓“好大喜功”。
第二，查建英说，“打造世界一流大学”是北大发明，现在是国家政策，“一个预定在大约二十五年内达到的官方目标”。她说的口号是北大百年校庆提出的。据说再过九年，这个目标就一定要实现。但“世界一流”，标准是什么？是不是中国高薪聘请，找点退休过气的洋教授作点缀，或把国外找不到合适工作拿中国垫底的留学生recycle一下，就叫“国际化”？是不是把中国老师送到海外大学评职称，或用英语授课或培养洋学生就叫“国际化”？出国这事，早就不是前两年，不值得大惊小怪。我纳闷，很多过来人，怎么反而不自信，就连为中国办学还是为外国办学都分不清，此即所谓“好洋喜功”。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现在如火如荼，跟大国形象有关，跟两岸统一有关，跟打造中国软实力有关，领导最爱听。有人说，传统文化都在台湾，同样不自信。我们的很多口号都是从台湾趸来的，让我想起蒋介石提倡的文化复兴运动、道德重整运动。中国大学，属哲学系热闹，新儒家的宣传如日中天，这是如今的帝王术和生意经。过去，我讲过一句心里话，要讲传统，考古最重要，研究传统，资源在大陆，很多人就是听不进去。他们以为，扎扎实实的材料，扎扎实实的研究，没劲，远不如虚头巴脑的宣传，更能来钱，更能来势，此即所谓“好古喜功”。
现在，很多人理解的“国际化”是资本的全球化，是资本横扫一切。很多有经济头脑的聪明人以为，什么不是买卖—大学也是买卖。多年来，我校的文科是归经济学家领导，但从前的北大，真正享誉世界的北大，就我所知，绝不是这样。我不认为，光华模式就是北大改革的方向。
我心中的北大是学术自由，兼容并包，造就天下英才的北大，无论有用之学，还是无用之学，都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它是以人文精神而见称于世的。我知道的北大人，无论负笈海外、取经回国，还是坚守本土、埋头苦干，他们都是在为中国的进步而效力，既有出生入死的革命家，也有博大精深的学问家，一切靠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
钱在账上，不能不花，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当今之世，一切为钱造事，一切为钱造势，还有人拿教育当教育来办吗？老老实实办教育，踏踏实实做学问，真的就那么难吗？
我们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