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煜的《史记论稿》收集二十二篇论文，对司马迁其人与《史记》其书进行了综合研究。
　　司马迁与董仲舒在学术上有无师承关系？《史记》与公羊学又有什么关系？前贤似未明确提出过，更无人回答过。作者指出：董仲舒对于孔子作《春秋》的动机的解释，直接启发了司马迁，成为他著《史记》的指导思想之一。作者将《太史公自序》所引董生语与董仲舒《春秋繁露》有关言论相对照，字句和意思相同或基本一致，从而证明司马迁从董仲舒受学，并在学术上存在师承关系。作者进一步指出，司马迁对待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的态度是：既有吸收，又有所突破；既能择其长，又能弃其短。
　　《史记论稿》有八篇论文比较具体地总结了司马迁的传记文学创作经验，并从多种角度进行了总结。传记文学要再现自己或他人的比较完整的或某一阶段的生活历程，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作适当的艺术加工。但如何做到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如何进行适当的必要的艺术加工？传记文学如何发挥艺术想象？如何塑造典型形象？这些问题在当代的传记文学创作中从理论或实践上说都并未完全解决。吴著在总结司马迁的成功经验中，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看法。他在《论史记散文的艺术美》一文指出：《史记》中的人物除少数带有传说性质以外，绝大多数是历史上实有的真人。司马迁叙述他们的行事，描写他们的性格，必须严格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不能背离客观历史实际，但是这些历史人物的闪电式的心理活动，瞬间的表情变化，即兴式的言谈，下意识的举止，……就不能不借助于艺术加工和艺术想象来补充出这一切。作者在同一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史记》中的神态描写、心理描写多数是司马迁虚拟的。这种虚拟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实”作为基础，不妨称为据实补虚。如果说，《史记》中的历史性、真实性主要得之于“实”的话，那末，《史记》中的艺术性、生动性就主要得之于“虚”了。
　　此外，《史记论稿》对《史记》史学方面的几个老问题作了新的探讨。如对司马迁的生年、李陵之祸、《史记》断限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魏国徒都大梁时间考辨》一文尤见新意。作者从前人七种文献记载中归纳出四种不同的说法，经过反复考辨，留下魏惠王六年说，否定其余三说。又发现《竹书纪年》所记魏惠王六年说，原文应为十八年。这是在长期传抄过程中，误把“十八”两字合并成一个“六”字造成的。从而得出了确案。
　　收入这本集子的论文并非一时写成，前后偶有重复，或出现矛盾。各篇论文质量不等，大致文学方面论文论证分析充实有力，史学方面论文较弱。
　　
　　(《史记论稿》，吴汝煜著，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五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