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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艺术和历史的关系的阐述所凭借的尺度一般都是真实性。日常的看法一般认为历史比艺术真实，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诗比历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虽然在艺术方面具有创造性的看法，但他对历史的看法却完全基于一种日常的观点。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理性自身演绎的历史，具有必然性，所以历史跟艺术是同一的，但他终究还是认为艺术比历史真实。
关键词：艺术 历史 真实
当我们把艺术和历史用一个“和”字连接起来时，我们已经把它们置于一个视域和尺度之下了。其实唯有凭借于此，我们才能将两者联系起来，由此揭示它们的关联，进而展开比较，勾划它们各自的边界。
对艺术和历史的关系的理论一般都是将二者纳入精神领域来探讨的，在此范围内对两者进行比较。它们所凭借的尺度一般是真实性，因为历史记载的一个基本和首要的要求就是保证记载的真实性，这无疑是所有历史撰写者和史学家的一个共识。即使他们对真实和真实的程度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就这一点而言，是谁都不会否认的，甚至也是他们所努力致力于的。他们反对掺杂个人感情、思想和当代意识等因素，主张编撰者在历史事实面前自行消隐，让事实本身在文本中说话，做到准确、客观地再现历史或还原历史。与此相反，艺术却一般被置入情感、感性、想象等因素的领域，它容许扭曲、夸张甚至虚构；同时，我们还认为艺术是表现性、独造性的，在艺术领域，表现个体性是最为我们所推崇的了。如此看来，在讲究客观、真实方面，艺术和历史之间可谓泾渭分明，天壤之别。但我们也经常提及克罗齐的一句话：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啊！历史书都是以当代为视角并为当代需要而编写的，它不可避免地折射着当代的主流意识；同时，编撰者也是具有一定情感、先见，甚至偏见和成见的，在撰写历史时，他不可避免会掺杂一些个人因素，所以人们常说，有多少个编撰者就有多少部历史，历史似乎是一种个人史。那么，是不是又可以说，就客观、真实方面而言，历史和艺术没什么本质区别呢？有一点常识的人恐怕都会反对这种看法。编撰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受到当代主流意识和编撰者个人因素的影响，但这是有一定限度的。因为不管怎样，历史的记载都是为了凸显事实并受制于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已发生的事情。但正是作为已发生的事情，历史挫败了时间之神，处于永不变易的存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惟有过去是完整的，是真正实在的。①虽然人们也认为艺术是对事实的反映，并非是艺术家随意任性的结果，不管它怎样扭曲、夸张和虚构，它仍受制于客观现实。但相对于历史来说，艺术中的主观因素似乎显得有点无度，毫无牵绊，可以天马行空。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历史比艺术具有更高的真实性。
而亚里士多德在遥远的古希腊就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反驳，并提出一种迥然相异的看法：诗比历史更真实。这种看法的影响是深远的，以致于人们在探讨艺术的真实性的时候，往往将它作为金科玉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艺术是对现实的摹仿，各类型艺术的差别源于摹仿所采用的媒介、方式和摹仿对象的不同。这种看法可以上溯到柏拉图。两者的不同在于：柏拉图基于理念世界，否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摹仿，是前者的影子，而艺术就是对摹仿的摹仿，是影子的影子，由此否定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亚里士多德却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并将此作为推出艺术的真实性的一个理由。
亚里士多德把艺术的模仿对象分为三种：（一）过去或当今的事；（二）传说或设想中的事；（三）应该是这样或那样的事。但可以断定，他相信艺术的模仿最为稳妥的选择是第三种，即使是选择前两种中的一种，也必须保证它们同时满足第三个条件，也就是说，第三个是首要且必需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所以他才会说“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②但历史记载却不同，它记载的对象仅是过去或当今的事，至于是否符合第三个条件，则完全有赖于事情自身而定，那是完全不能强求的事情。谁能对历史表示强求呢？我们只能接受。所以艺术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历史记载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可能发生的事情和已经发生的事各有什么特点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艺术模仿的对象进一步具体化。在艺术模仿方面，亚里士多德重视的不是对物和人的简单临摹，力图做到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他重视的是情节，而情节摹仿的对象是一个单一、完整的动作。“一个完整的事物由起始、中段和结尾组成。起始指不必承继它者，但要接受其它存在或后来者的出于自然之承继的部分。与之相反，结尾指本身自然地承继它者，但不再接受承继的部分，它的承继或是因为出于必须，或是因为符合多数的情况。中段指自然地承上启下的部分”。③在此，他其实强调的是情节的展开要自然、合情合理，这具体体现在要么“出于必须”，即符合必然的原则，要么“符合多数的情况”，即符合可然的原则。而历史却不同，因为“历史必须记载的不是一个行动，而是发生在某一个时期内、涉及一个或一些人的所有事件——尽管一个事件和其它事件之间只有偶然的关联。”④由此可见，“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⑥诗比历史更真实。
这一观点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必然结果。亚里士多德将人的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诗意（或创造理性）。与此对应，他将科学分为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创造的科学；其中，创造的科学又包括机械生产和艺术创造两方面。所以，诗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属于科学的范畴，能够洞见真理。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历史纳入科学的范围，他似乎认为历史仅仅是对事实的描述，因而不能达到真正的知识。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知识不在于描述事实，而在于认识它们背后的原因、理由或根据。而这又是基于他对事物本质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虽然肯定了经验事物的真实性，但他又认为，惟有事物的形式才真正构成它们的本质。惟有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解开这样一个迷惑：表面上看起来，艺术和历史都是对现实的描绘，但为什么唯独艺术能够表现真实。
但是，把历史仅当成对过去事情的记载或表面描述，恐怕并不能让人感到满意，对那些从事历史编撰和研究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种观点简直会让他们无法忍受。在他们看来，把他们的著作仅当着对过去事实的记录，那无疑是对他们工作的轻视和侮辱。恐怕没有比这更让他们生气的事情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历史的任务并非仅是再现或还原历史真实图景，更在于揭示事情之间的因果联系和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历史学，它最本己的任务就在于后者。而因果关联、规律一般又被当着是可重复、具普遍性甚至必然性的东西。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将艺术表现普遍性的事情作为推导出艺术比历史具有更高真实性这一观点的理由似乎就显得不够充分。
这一怀疑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亚里士多德虽然在艺术方面具有创造性的看法，但他对历史的看法却完全基于一种日常的观点，即认为历史不过是对过往之事的表面记录，而这些过往之事不过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串联。这里把他的历史观划入一种日常的历史观并不包含任何贬损和责难的意思。这并不能归咎为他的错误和浅薄。他就生活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所有人都将这种历史观视为当然。在按照这种方式编写的历史书中，也不乏伟大的杰作。
但这种怀疑也只可能在近代及其以后才能发生。这一方面缘于对历史事实的看法的转变，一方面缘于对历史学科的看法的转变，特别是将历史纳入科学的范围。两种转变的发生应该是同步的，一旦前者出现，后者就随之出现。
其实，当我们提出这一质疑时，我们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历史发展具有普遍规律。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关于普遍性的讨论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甚至在哲学的开端处，哲学家们就认为在事物之中，或在事物之后，存在着一贯穿始终的基质。哲学也一度被当着对那种最终统一性的执着追求。甚至整个形而上学就是关于原因、根据的追问。同时，认为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观点也是由来已久。赫拉克利特就已经坚持这种观点了。再者，目的论的观点也是出现甚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是典型；在中世纪，目的论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流传、多数人都视为理所当然的观点了。但人们对于历史发展的看法并没有因此而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古希腊将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历史的发展归结为命运，而中世纪却将这归结为上帝的安排。⑦甚至在霍布斯那里，历史还只是被当成经验性的。基本上直到启蒙时期，人们在去魅化的同时伸张人类理性精神，才开始对历史进行重新考察。其中主要是对历史作唯理的解释，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理性的产物，历史也不例外。
而在这种转变中，黑格尔无疑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黑格尔在近代的终结处，第一次对长期以来的日常和理论的历史观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首先批判了最早的、其实也就是我们日常的历史观。他将这种历史观称为“原始的历史”。这种历史不过是“原始历史家把他们熟知的各种行动、事变和情况，改变为一种观念的作品。”⑧在这里，作家的精神和他记述的那些动作的精神是一致，他就生活在他的体裁的精神中间，不能超出这种精神。“他所绘画的只是短促的时期，人物和事变个别的形态，单独的、无反省的各种特点。”⑨其次，他批判了“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的范围是不限于它所叙述的那个时期，相反的，它的精神是超越时代的”。⑩这类历史可以分为四类。其一是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精神进行史料整理，考察历史的梗概。鉴于每个作家所依据的原则不同，作品所呈现的风貌也不同。其二是实验的历史。这种看法认为：“历史上的事变个个不同，但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联系只有一个。这使发生的史迹不属于‘过去’而属于‘现在’。”{11}所以，这种历史方法能让历史具有现代气息，能为当代提供各种经验、教训。其三是批评的历史。它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它最糟糕的结果是导致主观幻想代替历史纪录。其四是局部的历史。它是分化的，其观点是普遍的，是一种概念历史，所以可以成为向哲学的世界历史的一种过渡。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反思的历史”主要立足于史学家的主观，是抽象的观念的产物。如果说“原始的历史”拘泥于具体事实的话，那么，这种“反思的历史”却刚好走到它的反面，观念性的东西逐步成为主宰了。
然而黑格尔真正所推崇的却是“哲学的历史”，这指的是对历史的思想的考察，而“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12}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同时也是宇宙无限的权力，而它自己却是“它自己的生存的唯一基础和它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的目标，同时它又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力的权力”。{13}它无所依赖，无所凭借，也无所旁涉，它只为了它自己。它既展开于“自然宇宙”中，也展开于“精神宇宙”中，亦即世界历史的现象中。而精神就是自我意识，它的本性就是自由，“它是自己的本性的判断，同时它又是一种自己回到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自己造就自己，在本身潜伏的东西的一种活动。依照这个抽象的定义，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做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14}所以，世界历史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发展。当然，这一阶段的精神还是抽象的，只存在于主观思想之中，还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它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潜伏性，但是还没有从它的内在达到‘生存’”。{15}为了实现确定性，它必须结合“意志”，亦即人类的需要、本能、兴趣和热情。只有两者结合，精神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即自由。由此可见，世界历史不过是理性自身演绎的历史，因而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合理的进程。
作为如此的历史跟艺术是同一的。因为艺术、宗教和哲学都是绝对精神的显现，只不过艺术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初级阶段。原因在于，艺术的形式是直观，宗教的形式是表象，而哲学的形式却是概念。
但黑格尔在肯定它们具同一性的同时，还是认为它们具有程度的差别。一方面，他认为艺术比起日常的外在的现象世界和内在的感性世界具有更高的实在。因为后两者虽然体现那自在自为的东西，是理念的外在化或异化，但它们由于自身的局限性，都是带有偶然性的东西。而艺术则不同，“艺术的功用就是使现象的真实意蕴从这种虚幻世界的外形和幻相之中解脱出来，使现象具有更高的由心灵产生的实在”。{16}另一方面，他认为艺术的描绘比起历史著作的描绘更能体现客观实在。因为历史著作的内容仍不能摆脱日常现实世界以及其中事态、纠纷和个别事物等等的偶然性。而艺术“给我们却是在历史中统治着的永恒力量，抛开了直接感性现实的附赘悬瘤以及它的飘浮不定的显现（外形）”。{17}在这里，我们仍能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影子。
综上所述，日常的看法将真实理解为与经验事实的符合，由此得出历史比艺术更真实的结论；而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看法却以理性为尺度来探讨艺术和历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的，从而把真实性理解为与理性的符合，由此得出艺术比历史更真实的结论。其实，后两种看法不过是前一种看法的颠倒。从某种角度说，这些理论的看法延续了日常的看法。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都没有将艺术和历史的真正关联揭示出来。它们更多关心的是两者的差异。黑格尔虽然肯定了艺术和历史在理念那里的统一性，但基于对绝对精神的强调，他最终还是认为艺术比历史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把艺术和历史看着两个不同的东西，都是基于存在者来探讨艺术和历史的。与他们不同，海德格尔基于存在而不是存在者来探讨艺术和历史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敞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他认为艺术是存在的真理的发生，历史是存在的历史，艺术是本性意义上的历史{18}，由此，艺术和历史实现了真正的同一。
注释：
①罗素著：《论历史》，何兆武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0页。
②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0页。
③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5页。
④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3页。
⑤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页。
⑥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页。
⑦邓晓芒著：《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及下页。
⑧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⑨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⑩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1}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12}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13}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14}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5}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16}黑格尔著：《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页。
{17}黑格尔著：《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页。
{18}Heidegger，Martin，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
参考文献：
［１］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２］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３］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４］邓晓芒著.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５］罗素著.何兆武等译.论历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６］Heidegger，Martin，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
关键词：艺术 历史 真实
当我们把艺术和历史用一个“和”字连接起来时，我们已经把它们置于一个视域和尺度之下了。其实唯有凭借于此，我们才能将两者联系起来，由此揭示它们的关联，进而展开比较，勾划它们各自的边界。
对艺术和历史的关系的理论一般都是将二者纳入精神领域来探讨的，在此范围内对两者进行比较。它们所凭借的尺度一般是真实性，因为历史记载的一个基本和首要的要求就是保证记载的真实性，这无疑是所有历史撰写者和史学家的一个共识。即使他们对真实和真实的程度有着不同的理解，但就这一点而言，是谁都不会否认的，甚至也是他们所努力致力于的。他们反对掺杂个人感情、思想和当代意识等因素，主张编撰者在历史事实面前自行消隐，让事实本身在文本中说话，做到准确、客观地再现历史或还原历史。与此相反，艺术却一般被置入情感、感性、想象等因素的领域，它容许扭曲、夸张甚至虚构；同时，我们还认为艺术是表现性、独造性的，在艺术领域，表现个体性是最为我们所推崇的了。如此看来，在讲究客观、真实方面，艺术和历史之间可谓泾渭分明，天壤之别。但我们也经常提及克罗齐的一句话：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啊！历史书都是以当代为视角并为当代需要而编写的，它不可避免地折射着当代的主流意识；同时，编撰者也是具有一定情感、先见，甚至偏见和成见的，在撰写历史时，他不可避免会掺杂一些个人因素，所以人们常说，有多少个编撰者就有多少部历史，历史似乎是一种个人史。那么，是不是又可以说，就客观、真实方面而言，历史和艺术没什么本质区别呢？有一点常识的人恐怕都会反对这种看法。编撰历史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受到当代主流意识和编撰者个人因素的影响，但这是有一定限度的。因为不管怎样，历史的记载都是为了凸显事实并受制于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已发生的事情。但正是作为已发生的事情，历史挫败了时间之神，处于永不变易的存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惟有过去是完整的，是真正实在的。①虽然人们也认为艺术是对事实的反映，并非是艺术家随意任性的结果，不管它怎样扭曲、夸张和虚构，它仍受制于客观现实。但相对于历史来说，艺术中的主观因素似乎显得有点无度，毫无牵绊，可以天马行空。所以人们通常认为，历史比艺术具有更高的真实性。
而亚里士多德在遥远的古希腊就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反驳，并提出一种迥然相异的看法：诗比历史更真实。这种看法的影响是深远的，以致于人们在探讨艺术的真实性的时候，往往将它作为金科玉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艺术是对现实的摹仿，各类型艺术的差别源于摹仿所采用的媒介、方式和摹仿对象的不同。这种看法可以上溯到柏拉图。两者的不同在于：柏拉图基于理念世界，否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认为后者是对前者的摹仿，是前者的影子，而艺术就是对摹仿的摹仿，是影子的影子，由此否定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亚里士多德却肯定了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并将此作为推出艺术的真实性的一个理由。
亚里士多德把艺术的模仿对象分为三种：（一）过去或当今的事；（二）传说或设想中的事；（三）应该是这样或那样的事。但可以断定，他相信艺术的模仿最为稳妥的选择是第三种，即使是选择前两种中的一种，也必须保证它们同时满足第三个条件，也就是说，第三个是首要且必需的，起决定性作用的。所以他才会说“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比可能发生但却不可信的事更为可取”。②但历史记载却不同，它记载的对象仅是过去或当今的事，至于是否符合第三个条件，则完全有赖于事情自身而定，那是完全不能强求的事情。谁能对历史表示强求呢？我们只能接受。所以艺术描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历史记载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可能发生的事情和已经发生的事各有什么特点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将艺术模仿的对象进一步具体化。在艺术模仿方面，亚里士多德重视的不是对物和人的简单临摹，力图做到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他重视的是情节，而情节摹仿的对象是一个单一、完整的动作。“一个完整的事物由起始、中段和结尾组成。起始指不必承继它者，但要接受其它存在或后来者的出于自然之承继的部分。与之相反，结尾指本身自然地承继它者，但不再接受承继的部分，它的承继或是因为出于必须，或是因为符合多数的情况。中段指自然地承上启下的部分”。③在此，他其实强调的是情节的展开要自然、合情合理，这具体体现在要么“出于必须”，即符合必然的原则，要么“符合多数的情况”，即符合可然的原则。而历史却不同，因为“历史必须记载的不是一个行动，而是发生在某一个时期内、涉及一个或一些人的所有事件——尽管一个事件和其它事件之间只有偶然的关联。”④由此可见，“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⑥诗比历史更真实。
这一观点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必然结果。亚里士多德将人的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诗意（或创造理性）。与此对应，他将科学分为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创造的科学；其中，创造的科学又包括机械生产和艺术创造两方面。所以，诗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属于科学的范畴，能够洞见真理。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历史纳入科学的范围，他似乎认为历史仅仅是对事实的描述，因而不能达到真正的知识。因为在他看来，真正的知识不在于描述事实，而在于认识它们背后的原因、理由或根据。而这又是基于他对事物本质的看法。亚里士多德虽然肯定了经验事物的真实性，但他又认为，惟有事物的形式才真正构成它们的本质。惟有弄清楚这一点，我们才能解开这样一个迷惑：表面上看起来，艺术和历史都是对现实的描绘，但为什么唯独艺术能够表现真实。
但是，把历史仅当成对过去事情的记载或表面描述，恐怕并不能让人感到满意，对那些从事历史编撰和研究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这种观点简直会让他们无法忍受。在他们看来，把他们的著作仅当着对过去事实的记录，那无疑是对他们工作的轻视和侮辱。恐怕没有比这更让他们生气的事情了。因为对他们来说，历史的任务并非仅是再现或还原历史真实图景，更在于揭示事情之间的因果联系和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历史学，它最本己的任务就在于后者。而因果关联、规律一般又被当着是可重复、具普遍性甚至必然性的东西。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将艺术表现普遍性的事情作为推导出艺术比历史具有更高真实性这一观点的理由似乎就显得不够充分。
这一怀疑的产生是必然的。因为亚里士多德虽然在艺术方面具有创造性的看法，但他对历史的看法却完全基于一种日常的观点，即认为历史不过是对过往之事的表面记录，而这些过往之事不过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串联。这里把他的历史观划入一种日常的历史观并不包含任何贬损和责难的意思。这并不能归咎为他的错误和浅薄。他就生活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所有人都将这种历史观视为当然。在按照这种方式编写的历史书中，也不乏伟大的杰作。
但这种怀疑也只可能在近代及其以后才能发生。这一方面缘于对历史事实的看法的转变，一方面缘于对历史学科的看法的转变，特别是将历史纳入科学的范围。两种转变的发生应该是同步的，一旦前者出现，后者就随之出现。
其实，当我们提出这一质疑时，我们已经预设了一个前提：历史发展具有普遍规律。在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关于普遍性的讨论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甚至在哲学的开端处，哲学家们就认为在事物之中，或在事物之后，存在着一贯穿始终的基质。哲学也一度被当着对那种最终统一性的执着追求。甚至整个形而上学就是关于原因、根据的追问。同时，认为事物是变化、发展的观点也是由来已久。赫拉克利特就已经坚持这种观点了。再者，目的论的观点也是出现甚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是典型；在中世纪，目的论已经成为一种广为流传、多数人都视为理所当然的观点了。但人们对于历史发展的看法并没有因此而出现根本性的转变。古希腊将个人的生命历程和历史的发展归结为命运，而中世纪却将这归结为上帝的安排。⑦甚至在霍布斯那里，历史还只是被当成经验性的。基本上直到启蒙时期，人们在去魅化的同时伸张人类理性精神，才开始对历史进行重新考察。其中主要是对历史作唯理的解释，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理性的产物，历史也不例外。
而在这种转变中，黑格尔无疑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黑格尔在近代的终结处，第一次对长期以来的日常和理论的历史观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首先批判了最早的、其实也就是我们日常的历史观。他将这种历史观称为“原始的历史”。这种历史不过是“原始历史家把他们熟知的各种行动、事变和情况，改变为一种观念的作品。”⑧在这里，作家的精神和他记述的那些动作的精神是一致，他就生活在他的体裁的精神中间，不能超出这种精神。“他所绘画的只是短促的时期，人物和事变个别的形态，单独的、无反省的各种特点。”⑨其次，他批判了“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的范围是不限于它所叙述的那个时期，相反的，它的精神是超越时代的”。⑩这类历史可以分为四类。其一是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精神进行史料整理，考察历史的梗概。鉴于每个作家所依据的原则不同，作品所呈现的风貌也不同。其二是实验的历史。这种看法认为：“历史上的事变个个不同，但是普遍的、内在的东西和事变的联系只有一个。这使发生的史迹不属于‘过去’而属于‘现在’。”{11}所以，这种历史方法能让历史具有现代气息，能为当代提供各种经验、教训。其三是批评的历史。它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一种历史的历史。它最糟糕的结果是导致主观幻想代替历史纪录。其四是局部的历史。它是分化的，其观点是普遍的，是一种概念历史，所以可以成为向哲学的世界历史的一种过渡。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反思的历史”主要立足于史学家的主观，是抽象的观念的产物。如果说“原始的历史”拘泥于具体事实的话，那么，这种“反思的历史”却刚好走到它的反面，观念性的东西逐步成为主宰了。
然而黑格尔真正所推崇的却是“哲学的历史”，这指的是对历史的思想的考察，而“哲学用以观察历史的唯一的‘思想’便是理性这个简单的概念”。{12}理性是宇宙的实体，同时也是宇宙无限的权力，而它自己却是“它自己的生存的唯一基础和它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的目标，同时它又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有力的权力”。{13}它无所依赖，无所凭借，也无所旁涉，它只为了它自己。它既展开于“自然宇宙”中，也展开于“精神宇宙”中，亦即世界历史的现象中。而精神就是自我意识，它的本性就是自由，“它是自己的本性的判断，同时它又是一种自己回到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自己造就自己，在本身潜伏的东西的一种活动。依照这个抽象的定义，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做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的表现”。{14}所以，世界历史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发展。当然，这一阶段的精神还是抽象的，只存在于主观思想之中，还不存在于现实之中。“它只是一种可能性，一种潜伏性，但是还没有从它的内在达到‘生存’”。{15}为了实现确定性，它必须结合“意志”，亦即人类的需要、本能、兴趣和热情。只有两者结合，精神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即自由。由此可见，世界历史不过是理性自身演绎的历史，因而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一个合理的进程。
作为如此的历史跟艺术是同一的。因为艺术、宗教和哲学都是绝对精神的显现，只不过艺术是绝对精神发展的初级阶段。原因在于，艺术的形式是直观，宗教的形式是表象，而哲学的形式却是概念。
但黑格尔在肯定它们具同一性的同时，还是认为它们具有程度的差别。一方面，他认为艺术比起日常的外在的现象世界和内在的感性世界具有更高的实在。因为后两者虽然体现那自在自为的东西，是理念的外在化或异化，但它们由于自身的局限性，都是带有偶然性的东西。而艺术则不同，“艺术的功用就是使现象的真实意蕴从这种虚幻世界的外形和幻相之中解脱出来，使现象具有更高的由心灵产生的实在”。{16}另一方面，他认为艺术的描绘比起历史著作的描绘更能体现客观实在。因为历史著作的内容仍不能摆脱日常现实世界以及其中事态、纠纷和个别事物等等的偶然性。而艺术“给我们却是在历史中统治着的永恒力量，抛开了直接感性现实的附赘悬瘤以及它的飘浮不定的显现（外形）”。{17}在这里，我们仍能发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影子。
综上所述，日常的看法将真实理解为与经验事实的符合，由此得出历史比艺术更真实的结论；而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看法却以理性为尺度来探讨艺术和历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的，从而把真实性理解为与理性的符合，由此得出艺术比历史更真实的结论。其实，后两种看法不过是前一种看法的颠倒。从某种角度说，这些理论的看法延续了日常的看法。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都没有将艺术和历史的真正关联揭示出来。它们更多关心的是两者的差异。黑格尔虽然肯定了艺术和历史在理念那里的统一性，但基于对绝对精神的强调，他最终还是认为艺术比历史具有更高的真实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把艺术和历史看着两个不同的东西，都是基于存在者来探讨艺术和历史的。与他们不同，海德格尔基于存在而不是存在者来探讨艺术和历史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敞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他认为艺术是存在的真理的发生，历史是存在的历史，艺术是本性意义上的历史{18}，由此，艺术和历史实现了真正的同一。
注释：
①罗素著：《论历史》，何兆武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10页。
②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70页。
③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5页。
④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3页。
⑤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页。
⑥亚里士多德著：《诗学》，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1页。
⑦邓晓芒著：《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及下页。
⑧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⑨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⑩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11}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12}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13}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14}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15}黑格尔著：《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16}黑格尔著：《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页。
{17}黑格尔著：《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2页。
{18}Heidegger，Martin，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
参考文献：
［１］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２］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３］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４］邓晓芒著.黑格尔辩证法讲演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５］罗素著.何兆武等译.论历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６］Heidegger，Martin，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