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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0月,中央电视台鉴于首部外国引进电视剧《大西洋底的来客》的巨大成功,决定再播出一部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在经历了三十年的造神运动和“高大全”的英雄形象熏染后,《加里森敢死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非政治因素的偶像,成为了那个时代一个无法回避的标识。
令这部电视剧被禁的一个原因是,大量刀具泛滥于中小学生中。受该剧的影响,一时间满校园里“飞刀又见飞刀”,还经常出现伤人事件。此时,山东又发生了8个保险箱被盗的案件,而各地陆续出现的一些治安和刑事案件也被归于受到《加里森敢死队》的蛊惑。中央电视台在播出第16集《利用摩擦》后,停止播映,代之以朝鲜电视剧《无名英雄》。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日本电影《望乡》(又名《山打根八号妓院》)在中国上映,片中出现的裸露镜头在中国引起了极大争论。
随后电影《追捕》进入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杜丘”和“真由美”在中国无人不知。一个70年代生人这样回忆他记忆里的《追捕》:“1980年,我小学五年级,日本电影《追捕》风靡全中国。当杜丘在真由美的帮助下逃到了原野之上,当马儿扬鬣奔腾撕开雾气,音乐响起,一个忧郁的男中音开始哼唱:‘啦呀啦,啦呀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呀啦——’抽紧的心舒展开来,黑黢黢的电影院里,竟像是有了阳光。”
中国曾经紧闭的文化大门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一直受到海外影视作品浪潮地冲击。《姿三四郎》、《血疑》、《排球女将》;《女奴》、《卞卡》、《诽谤》;《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苦难的历程》;《鹰冠庄园》、《神探亨特》以及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的烦恼》,越来越多的海外影视剧进入中国。
(整理:郑行)
黄皮书 灰皮书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国内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政治、历史、哲学、文学著作,一律以灰色、黄色、蓝色、白色、绿色等单一色调作书衣,时人称为“灰皮书”、“黄皮书”等。
“皮书”的出版史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科学著作,是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所以“皮书”的出版是一项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重要政治任务。
“灰皮书”以政治、哲学著作为主,其中有德国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等五六种,考茨基的名著《无产阶级专政》及《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陷于绝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等近十种。
“黄皮书”中,当年对青年一代影响最大的是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其他如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和《解冻》、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最后一个夏天》、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邦达列夫的《热的雪》和《岸》等等,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如萨特的《厌恶》、加缪的《局外人》等,也对“文革”中觉醒的一代青年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皮书”虽然是”内部读物”,但除了小部分严格控制发行范围(如《新阶级》等),大多数都通过各种渠道在普通读者中传阅,特别是“苏修小说”一类的“皮书”,流传的范围更广,给当时饱受禁书之苦的青年群体,少许安慰。
(资讯来源:《新闻午报》)
令这部电视剧被禁的一个原因是,大量刀具泛滥于中小学生中。受该剧的影响,一时间满校园里“飞刀又见飞刀”,还经常出现伤人事件。此时,山东又发生了8个保险箱被盗的案件,而各地陆续出现的一些治安和刑事案件也被归于受到《加里森敢死队》的蛊惑。中央电视台在播出第16集《利用摩擦》后,停止播映,代之以朝鲜电视剧《无名英雄》。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日本电影《望乡》(又名《山打根八号妓院》)在中国上映,片中出现的裸露镜头在中国引起了极大争论。
随后电影《追捕》进入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杜丘”和“真由美”在中国无人不知。一个70年代生人这样回忆他记忆里的《追捕》:“1980年,我小学五年级,日本电影《追捕》风靡全中国。当杜丘在真由美的帮助下逃到了原野之上,当马儿扬鬣奔腾撕开雾气,音乐响起,一个忧郁的男中音开始哼唱:‘啦呀啦,啦呀啦呀啦,啦呀啦,啦呀啦呀啦——’抽紧的心舒展开来,黑黢黢的电影院里,竟像是有了阳光。”
中国曾经紧闭的文化大门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一直受到海外影视作品浪潮地冲击。《姿三四郎》、《血疑》、《排球女将》;《女奴》、《卞卡》、《诽谤》;《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苦难的历程》;《鹰冠庄园》、《神探亨特》以及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的烦恼》,越来越多的海外影视剧进入中国。
(整理:郑行)
黄皮书 灰皮书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初,国内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政治、历史、哲学、文学著作,一律以灰色、黄色、蓝色、白色、绿色等单一色调作书衣,时人称为“灰皮书”、“黄皮书”等。
“皮书”的出版史大约从20世纪6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科学著作,是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所以“皮书”的出版是一项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重要政治任务。
“灰皮书”以政治、哲学著作为主,其中有德国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等五六种,考茨基的名著《无产阶级专政》及《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陷于绝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等近十种。
“黄皮书”中,当年对青年一代影响最大的是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其他如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和《解冻》、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和《最后一个夏天》、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邦达列夫的《热的雪》和《岸》等等,以及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如萨特的《厌恶》、加缪的《局外人》等,也对“文革”中觉醒的一代青年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皮书”虽然是”内部读物”,但除了小部分严格控制发行范围(如《新阶级》等),大多数都通过各种渠道在普通读者中传阅,特别是“苏修小说”一类的“皮书”,流传的范围更广,给当时饱受禁书之苦的青年群体,少许安慰。
(资讯来源:《新闻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