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8日，打开凤凰网首页，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容——沈从文。这是他年轻时的半身相，戴着圆框眼镜，穿着长袍，温文尔雅地笑着。旁边三行字：第一行为标题：“太阳下的风景”，下面的文字是：“纪念沈从文诞辰110周年：他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他用沉默对待粗暴。”这让我想到，今天正是沈从文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
　　我该写点什么，纪念前贤，并借前贤的思想和经历为当下提供借鉴。然后，我的思路很快便联想到我自己的《低学历的五大师》一书，书中所写的“五大师”中即有沈从文。因为沈从文只读过小学，但他却成了举世瞩目的文学家和文物学家，他的经历可以激励和启发许多正在自学的人，他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做出的成绩可以为现在的教育提供另一种借鉴，当然也可以给唯学历论者迎头一击，让我们的决策者以及人才录用单位不要只重学历而忽视了比学历更重要的能力，从而给整个社会一个正确的导向……这当然只是我自己的想法。为了增强说服力，我还写了梁漱溟、钱穆、华罗庚、金克木。尤其是华罗庚，他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数学家。这样看来，自学成才者既可以是文科方面的，也可以是理科方面的，更可以延伸到方方面面。
　　从沈从文，我又很快联想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中国人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大家总在说：“沈从文是最接近诺贝尔奖的文学家。”如今，莫言成为获得诺奖的中国第一人。
　　有意思的是，沈从文小学刚毕业就进入社会，而莫言小学未毕业就辍学了。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领奖演说时专门提到：“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
　　1931年的时候，沈从文写过一本《从文自传》。他非常坦诚地说：“（《自传》）前一部分主要写我在私塾、小学时一段顽童生活。用世俗眼光说来，主要只是学会了逃学，别无意义。”逃学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但我们要看看沈从文为什么要逃学。《从文自传》中这样写：“六岁时我已单独上了私塾。如一般风气，凡是老塾师在私塾中给予小孩子的虐待，我照样也得到了一份。”现在我们普遍认为，老师是心灵工程师，要呵护引导学生，怎么可以打孩子呢？但在当时，用板子打学生却是学校里常见的。不仅打，还要罚，不顾及孩子的尊严，乃至于到了虐待。既然如此，学生怎么会喜欢上学？沈从文本来有强烈的求知欲，而老师对沈从文的求知欲不屑一顾，只要求学生学会书本中的枯燥文句，以应对以后的科举考试。在这种情况下，偏巧周围的大部分学生都有逃学的经历，于是沈从文便到自然界和社会上去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他说：
　　生活中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要我说来虽当时无法用言语去形容，要我辨别却十分容易。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插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塍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拨刺的微声，全因到耳边时分量不同，我也记得那么清清楚楚。因此回到家中时，夜间我便做出无数希奇古怪的梦。经常是梦向天上飞去，一直到金光闪烁中，终于大叫而醒。这些梦直到将近二十年后的如今，还经常使我在半夜里无法安眠，既把我带回到那个“过去”的空虚里去，也把我带往空幻的宇宙里去……结果能逃学时我逃学，不能逃学我就只好做梦。（《从文自传》）
　　莫言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更多从他小学辍学后开始。他在诺贝尔奖获奖感言中说：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在很小的时候，沈从文与莫言都对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与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无意中为他们未来的文学之路奠定了最好的基础。沈从文回忆：“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对我自己总以为读书太容易了一点，把认得的字记记那不算什么希奇。最希奇处，应当是另外那些人，在他那份习惯下所做的一切事情。为什么骡子推磨时得把眼睛遮上？为什么刀烧红时在盐水里一淬方能坚硬？为什么雕佛像的会把木头雕成人形，所贴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作成？为什么小铜匠会在一块铜板上钻那么一个圆眼，刻花时刻得整整齐齐？这些古怪事情实在太多了。”莫言也说：“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
　　我们可以断言，沈从文如果不是后来到北京求学，学习书本知识，在写作过程中向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家学习，如果没有徐志摩、胡适等人的欣赏与帮助，他肯定不会成为文学家的。莫言也一样，他要成为文学家也需要后来的书本学习和名师指点，正如他所讲：“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然而，故乡及小时候的生活是他们创作的根本源泉。沈从文最好的小说是写湘西。莫言的根在高密：“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这样，具有讽刺意味地得出一个结论：他们的成功与他们小时候摆脱学校约束有很大的关系。摆脱学校意味着摆脱正常的教育。难道说，学校教育不应该提倡？当然不是！不应该提倡的只是当时枯燥刻板的教育。
　　由沈从文和莫言的经历，我们自然也会联想到现在的教育。我们不妨想一些问题：我们的教育是不是仍然很大程度上是应试教育和填鸭式教育？是不是仍然灌输很多与现实脱节的书本知识、注重教学生知识及考试技巧，而忽视更为根本的做人方面的教育？是不是多用简单机械式的统一教育，缺少活泼的与学生个性发展相适应的素质教育……如果是这样，学生的兴趣能有多少？学生的创造力能有多少？对学生未来的发展能有多少好处？
　　在获悉有沈从文、莫言乃至梁漱溟、钱穆、华罗庚、陈景润、启功、金克木等自学成才者之后，我也不妨再强调一个问题：就是选用人才问题。
　　选用人才时究竟应该以能力为根本呢，还是应该以学历为根本？我的回答是：当然应该以能力为根本，学历只是体现能力的重要参考，“唯学历”则完全本末倒置。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然而，现在有些地方竟然将“唯学历论”发展到只用重点院校的学生，而且只用硕士生、博士生，甚至于已经是博士了还要面临“查三代”的难关，就是你的本科也必须是名校。如果这些不合格，你能力再高也进不了门槛。这些现象真是让人奇怪。我想知道，这样的用人方式，其源头在哪里？而有了这样的用人方式，再加上普遍的应试制度，我们的教育会有什么危机？整个社会的发展会面临怎样的困难？
　　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就要从源头抓起。这一系列的问题该到了解决的时候了。
　　（本文编辑 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