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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灯，贾平凹，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无疑，对于2013年来说，贾平凹又是最大的赢家。其长篇小说《带灯》先在《收获》连载，接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而后《当代作家评论》推出“贾平凹专号”，并与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联合举办了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还接连斩获了“《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奖”等奖项。可以说，《带灯》在各方面所受到的待遇之高、赞誉之高，俨然有文学新经典诞生的恢宏气象。但是，《带灯》所实际具有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是否真的与之名实相副？在其耀眼光晕之下，是否也存在未曾照亮的，需要警醒和疑虑的盲区、误区？
一、“主要的真实”去哪了？
应该说，在一般评论家和读者那里，《带灯》是那种直面现实、批评时政的文学作品。小说以樱镇社会事务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带灯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为聚焦点，为我们提供了当前中国社会基层权力运作和农民生存状况的庞杂繁复的超量信息，重大者如大工厂建设、旱涝灾害、恶性家族械斗，细微者如家长里短，柴米油盐，鸡毛蒜皮，一言以蔽之，堪称是一幅在艰难而剧烈的嬗变中的中国乡村世界的“浮世绘”。而这里面，尤其又以对农民“上访”和政府“维稳”的矛盾和冲突的集中表现，最引人瞩目，也最为人称道。可以说，贾平凹在处理这一敏感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勇气和力度。他追慕效法史迁的品格， “用意真白，下笔肯定，以真确震撼，以尖锐敲击”，细笔描摹与“维稳”工作有涉的上上下下和方方面面，对基层权力工作方式的蛮横和粗暴，同样也能秉笔直书。以马副镇长为首的一帮镇政府工作人员，使用种种暴虐手段，逼使王后生交出上访人员名单的“折磨”一节，堪称典型。这不只在贾平凹自己的创作，也包括在同类题材的当前文学中，也算难得。
然而，贾平凹的勇气固然可嘉，思想的识力却惜乎不逮。他可以对基层权力在维稳时出现的各种不人道、反人权的现象予以大胆的揭露，却在农民上访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和书写上，呈现出些许迷乱和偏差。一个突出的表征，就是在《带灯》里，几乎所有被作为重点防控对象的上访农民，都是“刁民”形象。他们之所以要闹访、缠访、反复上访，其深层动机并不在于要维护和伸张自己的正当权益，而只不过是以此为条件或方式，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王随风、张小岔、王后生等，莫不如此。只有朱召财夫妇似乎是个例外，他们是因为儿子蒙受不白之冤被判无期徒刑，才走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然而，在朱召财死后，带灯出于同情送去慰问金时，小说里却出现了如此的描述，“老婆子并没推让，极快地收了，揭起黑布褂子襟，把钱装在里边的衬衣口袋，又拉展了黑布褂子襟，这一连串动作快捷得只有几秒”，寥寥几笔，又活画出一个鄙吝的爱财者形象。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贾平凹笔下的上访农民，大都是刁民形象呢？首先，这应该与他获取故事素材的渠道有很大关系。贾平凹自称“我是农民”，尽管进城已有三十几年，但他对故乡商州，可谓魂牵梦绕，无时或忘，始终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因此，他认为“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贾平凹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要说到他对现实的农村和农村的现实，是否有真正深入到位的理解，则需要画一个问号。的确，贾平凹常常回农村实地采风，但是，贵为功成名就的大作家，他的身份、心态以及实际生存状况等，已经和农民有了太大的差异和距离。这使他的“深入生活”，往往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成为浮光掠影的观摩，而无法真正跻身到现实的湍流之中，对农民真实的困苦和梦想，疼痛和挣扎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要知道，“耳闻目睹”与“感同身受”，那可是在不同量级的两种经验。事实上，据他自述，贾平凹在《带灯》里所表现的农民上访问题，基本依赖的都是某乡镇女干部所提供的资料和信息。因此，几乎不可避免地潜进了她作为基层官员的特定视角和景别。这在小说里，通过主人公带灯或其他乡镇干部之口，有着更为直接的表现，比如，“就拿樱镇来说，也是地处偏远，经济落后，人贫困了容易凶残，使强用狠，铤而走险”，“樱镇是苦焦地方，人穷了志气就短，也同时做事使强用狠”，又如“有的抱怨还是咱樱镇穷呀，人穷了心思多，眼窝浅，做事使强用狠，人就刁钻好讼”等。这些言论大同而小异，它的主要逻辑就是：因为“人穷”，所以“志短”，所以“使强用狠”，所以恶意上访和恶性上访。一言以蔽之，“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不正是不折不扣的权力话语或霸权逻辑！
令人遗憾的是，贾平凹会认同这种权力话语或逻辑。在创作之前，他没有对材料提供者有可能携带的身份视角，予以审慎的甄别和辨识。而在创作之中，他又没有对这种特定视角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时时保持清醒的检点和反思。但是，无论如何为贾平凹曲意辩护，这铁的事实已经铸成不可挽回。读者所能面对的只是文本，而实有文本则使人看到，对上访农民形象的刻画竟然可以充满着如此偏见和歪曲，对农民上访问题的理解竟然可以存在着如此有毒的逻辑。不错，贾平凹在小说里并非没有论及导致农民上访不断的各种原因，比如体制的问题，村干部的素质问题，传统文化（如宗法文化、宗教文化、乡绅文化）崩解的问题等等，但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表现，是如此的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实在不足以弥补挽救他在大写特写的上访农民问题上，所实际显现的思想的淆乱和书写的偏差。
不难设想，多年以后，——如果《带灯》有足够的生命力的话——当后来者希望通过它来了解本时期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现实，他们会受到何种程度的遮蔽和误导。而那些真正有思想识见的人，则不免会对这位声名赫赫的标杆性的作家大失所望，因为他的这种文学书写，尽管提供了如此细密的繁多的现实，但正像索尔仁尼琴所批评的，“却绝口不谈主要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诚然，在当前农民上访群体中并不排除有纯粹的追逐私利者，但由此认为，这就是上访群体的主流以及上访问题的主因，却是明显的思想误区和书写误区。要知道，当前中国农村矛盾之所以层出不穷，农民上访之所以源源不断，根本性的原因和症结在于，在急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无法有效保障自己的合理权益；而现有的体制框架，又无法为他们的受损害的权益提供有效的修复路径和机制。面对这些问题和诉求，强有力所做的往往不是正视而是回避，不是解决而是搁置，不是疏导而是管控和弹压，以维持“和谐”和“稳定”。而这种“和谐”与“稳定”只具有表象性，它所极力抑制（也是积聚）的各种矛盾一旦反弹，将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机。——只有深入到这些本质层面，对农民上访的文学叙述庶几能真正抵达深刻有力的层面。 二、“好人政治”与“民族精英”想象
讨论《带灯》，自然也绕不开它的主人公带灯。这是贾平凹倾心塑造的一个正面形象，承载着他的主要审美理想。带灯原名“萤”，因为不喜欢“萤虫生腐草”的典故而改现名，取“夜行自带了一盏小灯”之意。的确，带灯在她所生存的类似“腐草”或暗夜的整体环境中，像是一盏超然其上的明灯，优雅，美丽，清高自傲，洁身自好。她不只是一个“能人”，工作能力强，工作方法灵活多变，工作作风细腻温和，善于走群众路线，在农民中有良好的人缘；更重要的是，她还是一个“好人”，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常常访贫问苦，扶危济困。在对待上访者的态度上，也不同于侯干事、吴干事之流的粗暴和酷虐，而有着一定的脉脉温情。在小说后记里，贾平凹对之有专门的礼赞，“所以，我才觉得带灯可敬可亲，她是高贵的，智慧的，环境的逼仄才使她的想象无涯啊！我们可恨着那些贪官污吏，但又想，房子是砖瓦土坯所建，必有大梁和柱子，这些人天生为天下而生，为天下而想，自然不会去为自己的私欲而积财盗名好色和轻薄敷衍，这些人就是江山社稷的脊梁，就是民族的精英。”“大梁”“柱子”“江山社稷的脊梁”“民族的精英”，在这一系列连珠一般而出的美好词语里，不难发现贾平凹的乡村政治愿景，在底子里不过是一种好人政治、清官逻辑。在他看来，带灯或带灯式的基层干部，俨然就是现实里的土地神、地藏菩萨，一方面，不高高在上，接地气，可亲可近；另一方面，又有着悲悯的大情怀，以及坚韧务实的能力。总之，乡土社会的良性秩序，端赖于这些柱石的支撑。
只是，贾平凹这一美好动人的政治文化理想，却不过是一种美丽而虚幻的镜像。他为此所赋予带灯的那些“精英”品质，在当前乡村政治建设中，实际于事无补。就其实质而言，带灯充其量只是一种浪漫主义和温情主义的混合体。而具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对一种不理想的整体环境的改善，它真正需要的不是边边角角的维修工，而是有着觉醒的思想意识和积极的行动力量的改造者。的确，带灯常常表现出对体制的疏离，但她疏离的原因，并不是来自对体制和权力的明晰认知以及自觉批判，而仅仅是一种清高的不同流俗的文人气质使然。她不能接受的只是体制生存的庸俗、沉闷、无聊、无趣，而不是体制本身；一如她所反感的只是权力的粗暴，却看不到这恰恰是权力的本性。这也最终决定了，带灯说到底不过是体制百衲衣的一个缝穷人。她虽然有着突出的工作能力，但实际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是查缺补漏，修修补补。
此外，也应注意到，作为体制中人，带灯在有意无意之间，与权力也往往共享着同样的观念和态度。比如，对于农民的理解，在她的视角里，大体只有两种类型的农民，一种是可怜的，而另一种是可恶的。前者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对于自身的苦难，由于本分、柔弱或者愚昧，只能默默地承受。而后者之所以“可恶”，是因为他们一次次地上访，给政府也给自己制造了无穷的麻烦，至于他们的上访是否是在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则并不具有考虑的优先性。概而言之，对权力秩序是否造成威胁，成为带灯们甄别农民品质优劣与否的基本指南。前者因其柔顺和无害性，往往赢得带灯的肯定、同情，并尽其所能地提供人道援助，比如送钱送物，代13个矽肺病人维权，等等。但这里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前提或界限，即无论农民处于何等被损害的状态，想要维权，都必须经由代表权力的她的监理乃至代理，才是被允许和可接受的。而一旦绕过她，就变成了可恶的刁民，需要严加防范，围追堵截，必要时甚至并不反对予以一定的暴力惩戒。对于这种农民观，评论家张延国概括得极为精辟，即“哀其不幸，惧其抗争”。这里面，其实渗透着浓厚的权力色彩。蹊跷的是，作家不只没有对之抉隐发微，见风曝光，反而不吝赞美之词，誉之为“江山社稷的脊梁”“民族的精英”，真是不知伊于胡底。
要说的还有，带灯尽管与其他樱镇干部有所不同，但在“维稳”“截访”中也有时粗暴，至少在对上访者的惩戒问题上，仍然提倡尽可能保持在温和的范围内。这大概就是一个好人、一个温情主义者所能做到的最上限。而事实上，这种温情主义，对现实生存环境所能施加的影响微乎其微，正如她向她的副手竹子所慨叹的：“咱们无法躲避邪恶，但咱们还是要善，善对那些可怜的农民，善对那些可恶的上访者，善或许得不到回报，但可以找到安慰。”的确，它不只对现实之恶的横行无忌（比如马副镇长等人对王后生的“折磨”，再如，元家与薛家的恶性家族械斗）无能为力，对那些贫苦无告的弱者的悲惨处境（如范库荣之死），同样也是爱莫能助。因此，带灯所能坚持和凭靠的，只有（也只能是）这一点良知和善意，从中获得一些道德满足，或者缓释一些道德焦虑。而最后，在这整体的恶的现实之中，她本人也成为牺牲品，身心创巨痛深，夜夜在樱镇徘徊游荡，恍若幽灵。这种“江山社稷的脊梁”“民族的精英”终至崩溃的悲剧结局，难免不令人心生一种悲情，于是，一厢情愿和不明真相的评论界、普通读者因贾平凹这种富于正义、道德和勇于承担的社会批评而感动、折服，这大概也是《带灯》大热、大卖的原因所在。
但是我们要问：贾平凹是否真的有意识、有能力承担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良心角色，还是他深谙中国大陆的评论家、读者和图书市场的口味与需求？何以上访、维稳等这样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在贾平凹笔下，竟然如此风平浪静、轻飘飘地滑了过去，仿佛现实中国的上访、维稳事实原来也不过如此。是我们耳濡目染的令人惊悚的现实不是事实，还是小说家们太善于讲故事？为何文学艺术明明在描写现实而结果却远离甚至背离了现实？小说家们究竟是应该站在底层关怀的角度还是要扮演粉饰现实、小骂大帮忙的帮忙、帮闲角色？
三、琐细美学的神话，或者迷思
多年以来，除了对乡土中国的持续书写，贾平凹在叙事艺术上也一直惨淡经营，求新图变，成绩蔚然可观。《带灯》同样如此。比如在整体框架上，小说共分“山野”“星空”“幽灵”三部，效法的正是传统文论所讲究的“凤头”“猪肚”“豹尾”的经典布局。再如，“萤火虫”“虱子”等核心意象的设置，对于主题的深化和意境的提升，以及简劲质实与优美柔媚兼具的语言风格等，可以说，这些都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 但是也应看到，《带灯》同样存在着明显的艺术缺陷或缺憾。这尤其集中体现于小说的主体部分（“星空”）。自始至终，它由两条主要叙事线索缠绕而成，一条是工笔细绘樱镇社会的方方面面（它的肌理和筋络、矛盾和冲突），另一条则是带灯给她的精神偶像元天亮所发的短信。贾平凹的苦心孤诣，我们不难明白，即他希望通过这种组构方式，既能宏观地展现樱镇社会（也是当前中国乡土社会）丰富驳杂的全息图景，也能内外结合、丰满立体地塑造出主人公的精神性格。然而，“怎么写”是一回事，“写成怎样”却是另一回事，良好的艺术动机，并不能替代我们对艺术效果的最后判断。而令人沮丧的实际结果则是，由于贾平凹对带灯的短信毫无节制地频繁插入，他几乎毁掉了这部小说。
应该说，带灯中的这些短信，如果用得适量和节制，无疑是能起到良好的叙事功能的，比如，传递叙事信息，推动情节发展，调解文气和节奏，以及充分细致地呈露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等。问题在于，因为贾平凹对这些短信的堆积罗列，这一切最终都走向了我们的艺术期待的反面。姑且不论在物理的层面，那些动辄成千上万的文字篇幅，现有手机能否提供技术支持？也不说在人情的层面，面对如此海量的短信，这得需要接收者具有多么强大的耐心？只就这些铺天盖地的短信所造成的艺术灾难而言，也至少包括如下几方面：一、信息的重复和稀薄。我们不否认这些短信携带着一定的叙事信息量，对于理解人物和故事，有时产生一定的帮助。然而，这些叙事信息量与短信文字量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性，致使它显得非常稀薄化。它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带灯反反复复絮絮叨叨地对元天亮的倾慕和爱恋。二、审美的疲劳和厌烦。这是上述结果必然带来的次生结果，即读者从这些重复化和稀薄化的叙事信息里，因为得不到更丰富更具价值的东西，却要不断承受它五次三番连篇累牍的叙述侵犯，最终造成心理上的厌倦和不耐烦。三、更何况，就那些少得可怜的信息本身而言，不仅常常文字上冗长芜杂，充斥着矫情煽情乃至滥情的色彩，尤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还赤裸裸地折射出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迷梦和幻觉——而这作为贾平凹小说中的一个精神文化痼疾，几乎也是一种公识了。
在小说后记里，贾平凹表示，《带灯》要从委婉华丽的“明清韵致”，向着“海风山骨”的“西汉品格”转移。揆诸《带灯》的创作实际，为了追求浩大的气象与刚正的内质兼具的文学境界（“海风山骨”），它有所变化，但也有所不变。而总的来看，仍以不变者居多，只是中间又确有小变。它的叙事方式，大体还是从《高老庄》肇始，而在《秦腔》《古炉》中趋于极致的那种“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的生活流复现法，那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只不过，在《带灯》里，贾平凹开始学着有所收敛，叙事不再像此前那样琐碎细密到令人不堪卒读，而是有意识地动用各种手段和形式——比如上面所提到的，中心人物的设置，双重叙事线索的组织，“凤头猪肚豹尾”的传统章法等——将浑茫无序的生活流纳入一定的秩序，使细节的描绘和情节的整体运行得到一定程度的结合。贾平凹的这种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如果深入小说的叙事肌体做深入的考察，在分寸上，显然他还是有些过了。在《带灯》之中，还是存在着大量明显的游离性叙事，宛如鸡肋，弃之可惜（因为作者文笔的漂亮），又食之无味（因为它的存在价值实在可疑）。尽管贾平凹采用灵活机动的小标题的方式，力图对这些散碎的叙事断片编辑组合，但仍不足以消除小说在整体上芜杂冗余的阅读感受。
可以理解的是，贾平凹的这种写法，是意在像大树的根须紧紧地抓住土地一样，紧紧地抓住生活本身，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些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但实际却不过是一种神话，或曰“迷思（myth）”。因为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从来不是完全的同构关系。现实世界之进入文学世界，必须经过作家这一心灵中转站。是他们作为创作主体，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最终赋予纷繁缭乱的现实以艺术的秩序。即便是在琐细美学上比《带灯》走得更远的《秦腔》《古炉》，它们所呈现的日常生活，也不是完全原生形态的生活，这中间，同样经过了贾平凹殚精竭虑的审美转化。这一点，他本人大概不能不承认。——更何况，现实本身之丰富复杂，超逾文学想象又何止千倍万倍，任何文学占有现实的抱负，到头来都不过是徒然的春梦一场。
戳破通过琐细的叙事美学仿真生活本身的写作神话，当然并不是完全否定贾平凹的这种艺术实验的价值，同样也不是主张回复到那种过于戏剧化的情节叙事，而是希望提请作家们注意，文学有自身潜在的纪律，它不见得异常严苛，以致不可越雷池一步，但也不是毫无法度，可以随心所欲任性妄为。显然，如何在庞杂的现实与文学审美、积极的创造与必要的纪律这两极的钢索之间，既能保持平衡，又能移步换形走出自己的独异和精彩，这不只对于贾平凹，也包括对当前的中国作家而言，都还需要付出加倍艰巨的精神劳动。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 魏建宇）
无疑，对于2013年来说，贾平凹又是最大的赢家。其长篇小说《带灯》先在《收获》连载，接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而后《当代作家评论》推出“贾平凹专号”，并与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联合举办了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还接连斩获了“《当代》长篇小说年度最佳奖”“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奖”等奖项。可以说，《带灯》在各方面所受到的待遇之高、赞誉之高，俨然有文学新经典诞生的恢宏气象。但是，《带灯》所实际具有的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是否真的与之名实相副？在其耀眼光晕之下，是否也存在未曾照亮的，需要警醒和疑虑的盲区、误区？
一、“主要的真实”去哪了？
应该说，在一般评论家和读者那里，《带灯》是那种直面现实、批评时政的文学作品。小说以樱镇社会事务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带灯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为聚焦点，为我们提供了当前中国社会基层权力运作和农民生存状况的庞杂繁复的超量信息，重大者如大工厂建设、旱涝灾害、恶性家族械斗，细微者如家长里短，柴米油盐，鸡毛蒜皮，一言以蔽之，堪称是一幅在艰难而剧烈的嬗变中的中国乡村世界的“浮世绘”。而这里面，尤其又以对农民“上访”和政府“维稳”的矛盾和冲突的集中表现，最引人瞩目，也最为人称道。可以说，贾平凹在处理这一敏感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勇气和力度。他追慕效法史迁的品格， “用意真白，下笔肯定，以真确震撼，以尖锐敲击”，细笔描摹与“维稳”工作有涉的上上下下和方方面面，对基层权力工作方式的蛮横和粗暴，同样也能秉笔直书。以马副镇长为首的一帮镇政府工作人员，使用种种暴虐手段，逼使王后生交出上访人员名单的“折磨”一节，堪称典型。这不只在贾平凹自己的创作，也包括在同类题材的当前文学中，也算难得。
然而，贾平凹的勇气固然可嘉，思想的识力却惜乎不逮。他可以对基层权力在维稳时出现的各种不人道、反人权的现象予以大胆的揭露，却在农民上访这一重大问题的理解和书写上，呈现出些许迷乱和偏差。一个突出的表征，就是在《带灯》里，几乎所有被作为重点防控对象的上访农民，都是“刁民”形象。他们之所以要闹访、缠访、反复上访，其深层动机并不在于要维护和伸张自己的正当权益，而只不过是以此为条件或方式，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王随风、张小岔、王后生等，莫不如此。只有朱召财夫妇似乎是个例外，他们是因为儿子蒙受不白之冤被判无期徒刑，才走上了漫漫的上访之路。然而，在朱召财死后，带灯出于同情送去慰问金时，小说里却出现了如此的描述，“老婆子并没推让，极快地收了，揭起黑布褂子襟，把钱装在里边的衬衣口袋，又拉展了黑布褂子襟，这一连串动作快捷得只有几秒”，寥寥几笔，又活画出一个鄙吝的爱财者形象。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贾平凹笔下的上访农民，大都是刁民形象呢？首先，这应该与他获取故事素材的渠道有很大关系。贾平凹自称“我是农民”，尽管进城已有三十几年，但他对故乡商州，可谓魂牵梦绕，无时或忘，始终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因此，他认为“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贾平凹对农村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要说到他对现实的农村和农村的现实，是否有真正深入到位的理解，则需要画一个问号。的确，贾平凹常常回农村实地采风，但是，贵为功成名就的大作家，他的身份、心态以及实际生存状况等，已经和农民有了太大的差异和距离。这使他的“深入生活”，往往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成为浮光掠影的观摩，而无法真正跻身到现实的湍流之中，对农民真实的困苦和梦想，疼痛和挣扎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要知道，“耳闻目睹”与“感同身受”，那可是在不同量级的两种经验。事实上，据他自述，贾平凹在《带灯》里所表现的农民上访问题，基本依赖的都是某乡镇女干部所提供的资料和信息。因此，几乎不可避免地潜进了她作为基层官员的特定视角和景别。这在小说里，通过主人公带灯或其他乡镇干部之口，有着更为直接的表现，比如，“就拿樱镇来说，也是地处偏远，经济落后，人贫困了容易凶残，使强用狠，铤而走险”，“樱镇是苦焦地方，人穷了志气就短，也同时做事使强用狠”，又如“有的抱怨还是咱樱镇穷呀，人穷了心思多，眼窝浅，做事使强用狠，人就刁钻好讼”等。这些言论大同而小异，它的主要逻辑就是：因为“人穷”，所以“志短”，所以“使强用狠”，所以恶意上访和恶性上访。一言以蔽之，“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不正是不折不扣的权力话语或霸权逻辑！
令人遗憾的是，贾平凹会认同这种权力话语或逻辑。在创作之前，他没有对材料提供者有可能携带的身份视角，予以审慎的甄别和辨识。而在创作之中，他又没有对这种特定视角有可能造成的后果，时时保持清醒的检点和反思。但是，无论如何为贾平凹曲意辩护，这铁的事实已经铸成不可挽回。读者所能面对的只是文本，而实有文本则使人看到，对上访农民形象的刻画竟然可以充满着如此偏见和歪曲，对农民上访问题的理解竟然可以存在着如此有毒的逻辑。不错，贾平凹在小说里并非没有论及导致农民上访不断的各种原因，比如体制的问题，村干部的素质问题，传统文化（如宗法文化、宗教文化、乡绅文化）崩解的问题等等，但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表现，是如此的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实在不足以弥补挽救他在大写特写的上访农民问题上，所实际显现的思想的淆乱和书写的偏差。
不难设想，多年以后，——如果《带灯》有足够的生命力的话——当后来者希望通过它来了解本时期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现实，他们会受到何种程度的遮蔽和误导。而那些真正有思想识见的人，则不免会对这位声名赫赫的标杆性的作家大失所望，因为他的这种文学书写，尽管提供了如此细密的繁多的现实，但正像索尔仁尼琴所批评的，“却绝口不谈主要的真实，而这种真实，即使没有文学，人们也早已洞若观火。”诚然，在当前农民上访群体中并不排除有纯粹的追逐私利者，但由此认为，这就是上访群体的主流以及上访问题的主因，却是明显的思想误区和书写误区。要知道，当前中国农村矛盾之所以层出不穷，农民上访之所以源源不断，根本性的原因和症结在于，在急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无法有效保障自己的合理权益；而现有的体制框架，又无法为他们的受损害的权益提供有效的修复路径和机制。面对这些问题和诉求，强有力所做的往往不是正视而是回避，不是解决而是搁置，不是疏导而是管控和弹压，以维持“和谐”和“稳定”。而这种“和谐”与“稳定”只具有表象性，它所极力抑制（也是积聚）的各种矛盾一旦反弹，将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机。——只有深入到这些本质层面，对农民上访的文学叙述庶几能真正抵达深刻有力的层面。 二、“好人政治”与“民族精英”想象
讨论《带灯》，自然也绕不开它的主人公带灯。这是贾平凹倾心塑造的一个正面形象，承载着他的主要审美理想。带灯原名“萤”，因为不喜欢“萤虫生腐草”的典故而改现名，取“夜行自带了一盏小灯”之意。的确，带灯在她所生存的类似“腐草”或暗夜的整体环境中，像是一盏超然其上的明灯，优雅，美丽，清高自傲，洁身自好。她不只是一个“能人”，工作能力强，工作方法灵活多变，工作作风细腻温和，善于走群众路线，在农民中有良好的人缘；更重要的是，她还是一个“好人”，有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常常访贫问苦，扶危济困。在对待上访者的态度上，也不同于侯干事、吴干事之流的粗暴和酷虐，而有着一定的脉脉温情。在小说后记里，贾平凹对之有专门的礼赞，“所以，我才觉得带灯可敬可亲，她是高贵的，智慧的，环境的逼仄才使她的想象无涯啊！我们可恨着那些贪官污吏，但又想，房子是砖瓦土坯所建，必有大梁和柱子，这些人天生为天下而生，为天下而想，自然不会去为自己的私欲而积财盗名好色和轻薄敷衍，这些人就是江山社稷的脊梁，就是民族的精英。”“大梁”“柱子”“江山社稷的脊梁”“民族的精英”，在这一系列连珠一般而出的美好词语里，不难发现贾平凹的乡村政治愿景，在底子里不过是一种好人政治、清官逻辑。在他看来，带灯或带灯式的基层干部，俨然就是现实里的土地神、地藏菩萨，一方面，不高高在上，接地气，可亲可近；另一方面，又有着悲悯的大情怀，以及坚韧务实的能力。总之，乡土社会的良性秩序，端赖于这些柱石的支撑。
只是，贾平凹这一美好动人的政治文化理想，却不过是一种美丽而虚幻的镜像。他为此所赋予带灯的那些“精英”品质，在当前乡村政治建设中，实际于事无补。就其实质而言，带灯充其量只是一种浪漫主义和温情主义的混合体。而具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对一种不理想的整体环境的改善，它真正需要的不是边边角角的维修工，而是有着觉醒的思想意识和积极的行动力量的改造者。的确，带灯常常表现出对体制的疏离，但她疏离的原因，并不是来自对体制和权力的明晰认知以及自觉批判，而仅仅是一种清高的不同流俗的文人气质使然。她不能接受的只是体制生存的庸俗、沉闷、无聊、无趣，而不是体制本身；一如她所反感的只是权力的粗暴，却看不到这恰恰是权力的本性。这也最终决定了，带灯说到底不过是体制百衲衣的一个缝穷人。她虽然有着突出的工作能力，但实际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是查缺补漏，修修补补。
此外，也应注意到，作为体制中人，带灯在有意无意之间，与权力也往往共享着同样的观念和态度。比如，对于农民的理解，在她的视角里，大体只有两种类型的农民，一种是可怜的，而另一种是可恶的。前者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对于自身的苦难，由于本分、柔弱或者愚昧，只能默默地承受。而后者之所以“可恶”，是因为他们一次次地上访，给政府也给自己制造了无穷的麻烦，至于他们的上访是否是在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则并不具有考虑的优先性。概而言之，对权力秩序是否造成威胁，成为带灯们甄别农民品质优劣与否的基本指南。前者因其柔顺和无害性，往往赢得带灯的肯定、同情，并尽其所能地提供人道援助，比如送钱送物，代13个矽肺病人维权，等等。但这里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前提或界限，即无论农民处于何等被损害的状态，想要维权，都必须经由代表权力的她的监理乃至代理，才是被允许和可接受的。而一旦绕过她，就变成了可恶的刁民，需要严加防范，围追堵截，必要时甚至并不反对予以一定的暴力惩戒。对于这种农民观，评论家张延国概括得极为精辟，即“哀其不幸，惧其抗争”。这里面，其实渗透着浓厚的权力色彩。蹊跷的是，作家不只没有对之抉隐发微，见风曝光，反而不吝赞美之词，誉之为“江山社稷的脊梁”“民族的精英”，真是不知伊于胡底。
要说的还有，带灯尽管与其他樱镇干部有所不同，但在“维稳”“截访”中也有时粗暴，至少在对上访者的惩戒问题上，仍然提倡尽可能保持在温和的范围内。这大概就是一个好人、一个温情主义者所能做到的最上限。而事实上，这种温情主义，对现实生存环境所能施加的影响微乎其微，正如她向她的副手竹子所慨叹的：“咱们无法躲避邪恶，但咱们还是要善，善对那些可怜的农民，善对那些可恶的上访者，善或许得不到回报，但可以找到安慰。”的确，它不只对现实之恶的横行无忌（比如马副镇长等人对王后生的“折磨”，再如，元家与薛家的恶性家族械斗）无能为力，对那些贫苦无告的弱者的悲惨处境（如范库荣之死），同样也是爱莫能助。因此，带灯所能坚持和凭靠的，只有（也只能是）这一点良知和善意，从中获得一些道德满足，或者缓释一些道德焦虑。而最后，在这整体的恶的现实之中，她本人也成为牺牲品，身心创巨痛深，夜夜在樱镇徘徊游荡，恍若幽灵。这种“江山社稷的脊梁”“民族的精英”终至崩溃的悲剧结局，难免不令人心生一种悲情，于是，一厢情愿和不明真相的评论界、普通读者因贾平凹这种富于正义、道德和勇于承担的社会批评而感动、折服，这大概也是《带灯》大热、大卖的原因所在。
但是我们要问：贾平凹是否真的有意识、有能力承担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良心角色，还是他深谙中国大陆的评论家、读者和图书市场的口味与需求？何以上访、维稳等这样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在贾平凹笔下，竟然如此风平浪静、轻飘飘地滑了过去，仿佛现实中国的上访、维稳事实原来也不过如此。是我们耳濡目染的令人惊悚的现实不是事实，还是小说家们太善于讲故事？为何文学艺术明明在描写现实而结果却远离甚至背离了现实？小说家们究竟是应该站在底层关怀的角度还是要扮演粉饰现实、小骂大帮忙的帮忙、帮闲角色？
三、琐细美学的神话，或者迷思
多年以来，除了对乡土中国的持续书写，贾平凹在叙事艺术上也一直惨淡经营，求新图变，成绩蔚然可观。《带灯》同样如此。比如在整体框架上，小说共分“山野”“星空”“幽灵”三部，效法的正是传统文论所讲究的“凤头”“猪肚”“豹尾”的经典布局。再如，“萤火虫”“虱子”等核心意象的设置，对于主题的深化和意境的提升，以及简劲质实与优美柔媚兼具的语言风格等，可以说，这些都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 但是也应看到，《带灯》同样存在着明显的艺术缺陷或缺憾。这尤其集中体现于小说的主体部分（“星空”）。自始至终，它由两条主要叙事线索缠绕而成，一条是工笔细绘樱镇社会的方方面面（它的肌理和筋络、矛盾和冲突），另一条则是带灯给她的精神偶像元天亮所发的短信。贾平凹的苦心孤诣，我们不难明白，即他希望通过这种组构方式，既能宏观地展现樱镇社会（也是当前中国乡土社会）丰富驳杂的全息图景，也能内外结合、丰满立体地塑造出主人公的精神性格。然而，“怎么写”是一回事，“写成怎样”却是另一回事，良好的艺术动机，并不能替代我们对艺术效果的最后判断。而令人沮丧的实际结果则是，由于贾平凹对带灯的短信毫无节制地频繁插入，他几乎毁掉了这部小说。
应该说，带灯中的这些短信，如果用得适量和节制，无疑是能起到良好的叙事功能的，比如，传递叙事信息，推动情节发展，调解文气和节奏，以及充分细致地呈露人物的内在精神世界等。问题在于，因为贾平凹对这些短信的堆积罗列，这一切最终都走向了我们的艺术期待的反面。姑且不论在物理的层面，那些动辄成千上万的文字篇幅，现有手机能否提供技术支持？也不说在人情的层面，面对如此海量的短信，这得需要接收者具有多么强大的耐心？只就这些铺天盖地的短信所造成的艺术灾难而言，也至少包括如下几方面：一、信息的重复和稀薄。我们不否认这些短信携带着一定的叙事信息量，对于理解人物和故事，有时产生一定的帮助。然而，这些叙事信息量与短信文字量存在着严重的不对等性，致使它显得非常稀薄化。它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带灯反反复复絮絮叨叨地对元天亮的倾慕和爱恋。二、审美的疲劳和厌烦。这是上述结果必然带来的次生结果，即读者从这些重复化和稀薄化的叙事信息里，因为得不到更丰富更具价值的东西，却要不断承受它五次三番连篇累牍的叙述侵犯，最终造成心理上的厌倦和不耐烦。三、更何况，就那些少得可怜的信息本身而言，不仅常常文字上冗长芜杂，充斥着矫情煽情乃至滥情的色彩，尤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还赤裸裸地折射出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迷梦和幻觉——而这作为贾平凹小说中的一个精神文化痼疾，几乎也是一种公识了。
在小说后记里，贾平凹表示，《带灯》要从委婉华丽的“明清韵致”，向着“海风山骨”的“西汉品格”转移。揆诸《带灯》的创作实际，为了追求浩大的气象与刚正的内质兼具的文学境界（“海风山骨”），它有所变化，但也有所不变。而总的来看，仍以不变者居多，只是中间又确有小变。它的叙事方式，大体还是从《高老庄》肇始，而在《秦腔》《古炉》中趋于极致的那种“汤汤水水又黏黏糊糊”的生活流复现法，那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只不过，在《带灯》里，贾平凹开始学着有所收敛，叙事不再像此前那样琐碎细密到令人不堪卒读，而是有意识地动用各种手段和形式——比如上面所提到的，中心人物的设置，双重叙事线索的组织，“凤头猪肚豹尾”的传统章法等——将浑茫无序的生活流纳入一定的秩序，使细节的描绘和情节的整体运行得到一定程度的结合。贾平凹的这种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如果深入小说的叙事肌体做深入的考察，在分寸上，显然他还是有些过了。在《带灯》之中，还是存在着大量明显的游离性叙事，宛如鸡肋，弃之可惜（因为作者文笔的漂亮），又食之无味（因为它的存在价值实在可疑）。尽管贾平凹采用灵活机动的小标题的方式，力图对这些散碎的叙事断片编辑组合，但仍不足以消除小说在整体上芜杂冗余的阅读感受。
可以理解的是，贾平凹的这种写法，是意在像大树的根须紧紧地抓住土地一样，紧紧地抓住生活本身，因为生活本身就是“一些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但实际却不过是一种神话，或曰“迷思（myth）”。因为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从来不是完全的同构关系。现实世界之进入文学世界，必须经过作家这一心灵中转站。是他们作为创作主体，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最终赋予纷繁缭乱的现实以艺术的秩序。即便是在琐细美学上比《带灯》走得更远的《秦腔》《古炉》，它们所呈现的日常生活，也不是完全原生形态的生活，这中间，同样经过了贾平凹殚精竭虑的审美转化。这一点，他本人大概不能不承认。——更何况，现实本身之丰富复杂，超逾文学想象又何止千倍万倍，任何文学占有现实的抱负，到头来都不过是徒然的春梦一场。
戳破通过琐细的叙事美学仿真生活本身的写作神话，当然并不是完全否定贾平凹的这种艺术实验的价值，同样也不是主张回复到那种过于戏剧化的情节叙事，而是希望提请作家们注意，文学有自身潜在的纪律，它不见得异常严苛，以致不可越雷池一步，但也不是毫无法度，可以随心所欲任性妄为。显然，如何在庞杂的现实与文学审美、积极的创造与必要的纪律这两极的钢索之间，既能保持平衡，又能移步换形走出自己的独异和精彩，这不只对于贾平凹，也包括对当前的中国作家而言，都还需要付出加倍艰巨的精神劳动。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 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