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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研究，散文一直是一个弱项，而行记研究又是宋文研究的一大冷门。已有成果多是对张舜民、陆游、范成大等名家名作的分析，整体把握不够。宋人行记为宋代文学的重要品种，和宋人的行旅生活靠得较近，是南北宋时代的剪影，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大力投入研究。目前可以考见的多达三百多种，数量如此之多，其内部是有着不同的渊源体制的。体制不同，内容价值就不同。因而体制研究是宋代行记研究的起点，察其渊源，辨其流别，已经成为宋代行记研究的当务之急。本文作意即在于此。
我国行记经过先秦两汉的萌芽期，魏晋隋唐的初成期，进入宋代，发展明显加快。一则受文学内部因素的影响和相邻著述的渗透，二则受宋代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环境的影响，宋人行记撰述更加纷繁，在内容和写法上也差异较大，内部进一步分化，产生出诸多变种，撰述也公私并举，各有背景，各具体例，情况变得十分复杂，需要区别体制，审慎对待。这也增强了宋代行记体制流别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鉴于此，我们可以以文献学的功夫开路，在查明、掌握了大部分宋人行记的撰述情况以后，可以发现，宋人行记按照写法的不同，分化为传记体、笔记体、游记体、行程录体、语录体、杂史体等六种体裁样式，有此六个不同的作品系列。相互之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下面根据重要性程度，依次论述。每种类型均指出其体制，辨明其渊源，列举其代表作，说明其与其他类别行记在内容和体式上的不同。
第一种类别是传记体行记，即用传统的传记体裁写成的旅行记。此种类型在宋代各体行记中和文学靠得最近，体裁也最正，容易得到文学研究者认可，地位最高，居于首要。其写作特点是以人物及其旅行活动为中心，以人物为主干，事件为主体，有一个中心事件，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等叙述要素齐备。跟一般的传记不同点在于，它不像一般传记平面介绍一个人生平事迹，而只讲述人物某次出门远行事迹，重在记道里，载见闻，较少发议论，文风平实，甚至连写景也较少。因是以人物事迹为中心的，故可视为传记体。判断标准，可依据古代目录学著作或其他典籍提供的线索。如路振《乘轺录》，记其大中祥符元年使契丹，用日记体记行，《直斋书录解题》卷七列入“传记类”，《宋史》编入《艺文志二》“传记类”，可知其为旅行传记。《郡斋读书志》见其只写外国之事，而不及本朝，遂将其列入卷七“伪史类”，这是从内容和国别着眼，若是转而从体裁着眼，肯定也会放置到传记类。陆游《入蜀记》，写他出任夔州通判的旅途见闻，内容虽广，但纪行主线是分明的，因而《四库全书总目》编入卷五八“传记类二”。也是根据同样的道理，《宋史·艺文志二》“传记类”著录范成大“《骖鸾录》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著录好几种宋人旅行传记，其标准也是看体制。
但本文所说的传记体，与古人所说的传记在内涵上并不完全吻合，古人给古书分类看重内容，今人则注重文体形式和著述要素。如唐代赵憬《北征杂记》，实际上是一部旅行笔记，与今人理解的传记有较大距离，但《直斋书录解题》将其置于卷七“传记类”，像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可见由于文化观念的古今差异，即使同样称为传记，在著述体制上也不一定相符。再加上前人编撰目录，对于同一部古书，尽可以根据其内容的某个侧面，做出不同的归类，未尝不可，更不能以为不对，而宋代行记的内容恰恰是多侧面的，即使从传统目录学眼光看，也是兼跨多个学科，具有多种著作性质，可以放置在地理、传记、杂史、伪史、游记等文献类别中，因而从整体上看，唐宋以下目录对各体行记的归类，并不完全适合今天对行记开展文体研究的需求，只能提供基础研究的文献依据，作为判断文体属性和文献类型的某种参考。所以，古代目录学或其他典籍的记载与归类，并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具体的辨认和归类还得看作品本身，借助其他文献提供的进一步的线索，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张舜民《甲戌使辽录》，载其宋哲宗元祐九年甲戌岁出使辽国的行程经见，以干支为序，排日记事，于往返地理、民情风俗、言语应对、出入礼节记录较详，本是一部日记体的纪行著作。但前人并不从日记体着眼，而从内容入手。《郡斋读书志》以其多叙契丹之事，而编入卷七“伪史类”。《宋史》以其多载故事，而编入《艺文志二》“故事类”，书名改作《使边录》。《遂初堂书目》采用双重标准，先是编入“本朝故事”类，作“张芸斋（叟）《使辽录》”;后又载入“地理类”，作“张浮休《使辽录》”，而不知其为同书异名，总之都不视为传记。然而从著述体例及叙事要素来看，却不妨碍其为旅行传记，从张舜民《投进使辽录长城赋札子》中，可以确定无疑地知道此书为日记体旅行传记，内容详悉丰赡。以张舜民的过人文笔，其行记写得文采斐然。可见凡是以人物事件为中心，以行程为线索，叙事要重于纪行的，都被古人视为传记体行记，这也构成我们辨认体裁的主要标志。
第二种是笔记体，其体制特点是忽略游踪，专写见闻，内容零散，没有中心，一事一条，分条立目，因为是使用不拘体例的随笔文体记录的，故可谓之笔记体。唐宋文人，特别喜欢编撰笔记，记载珍闻轶事，往往随笔记录，自由发挥，并无一定的著述体例，跟史书、笺注的各自有体，各自成例并不一样。受此影响，地理异闻类著作中亦有此类，一般撰于旅途之中或是旅行结束之后不久，将旅途见闻编织成一条条的独立文字，有时每个条文的前面還各有条目名称，或者出于作者本人所加，或者出于后人所加，来源不一，但可以分辨。纪行之书方面，较早的著作是唐赵憬《北征杂记》，载其贞元四年护送咸安公主下降回纥所见地理山川，一事一条，不相连属，故曰杂记。入宋以后，出使外国之事更频繁。人数一多，写法亦异，因而在一般的传记体、语录体之外，也有人采用笔记体纪行。有名的是洪皓《松漠纪闻》，记其使辽经历见闻，是典型的旅行笔记，今有多种传本。体裁方面较典型的是孙穆《鸡林类事》，专记鸡林国史，以类编次，属于类书体裁的行记，《宋史·艺文志三》“地理类”、《遂初堂书目·地理类》、《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著录。《玉海》卷一六《崇宁鸡林志》条：“《鸡林类事》三卷，崇宁初孙穆撰，叙土风、朝制、方言，附口宣、刻石等文。”知其资料编排为类书体例，分门立目，单独成条，用的是随笔记录的笔记文体。同类著述又有沈立《奉使二浙杂记》一卷，作于嘉祐三年出为两浙都转运使期间，《宋史·艺文志二》“传记类”、《浙江通志》卷二五四《经籍·杂记》著录，为作者奉使期间杂记使途闻见。因为不是采用行记体纪行，而是以笔记体杂记见闻感受，故曰杂记，书名显示了笔记体裁。李罕《使辽见闻录》二卷，载其宋徽宗朝出使辽国见闻，而以笔记文体成书。程大昌《北边备对》六卷，《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地理类”著录，以笔记形式单独成条，叙述其地理山川紧要事项，以备廷对。《宋史》载入《艺文志二》“故事类”。后下传到明代，陆楫《古今说海》从此六卷本中摘录二十一条，编入卷一《说选十·偏记七》。所辑条目，记事范围不出秦汉隋唐北疆山川、地理、种族。卷首为作者《自序》，下接四海、汉缘边九郡、秦汉河南、北边名号、契丹、贺兰山等二十一条，都与守边御敌有关，说明其书之撰，确有寓意。但文字和纯文学距离较远，偏于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然而亦为宋人创立的纪行著述之一体，应当给予其地位。如果是从体裁着眼，而不是从内容着眼，则仍属于行记这一大家族的亚种。 第三种是游记体，其体裁特点是重视写景，夹带叙事，以铺叙景物，表现江山风物之美为主，实为单篇游记散文，相当于今人熟悉的写游踪见闻的记叙文。标题一般作“游某某山（水）记”或“某山游记”，书名常带有记（纪）、游（行）两个关键词，以游踪为线索行文，但游踪仅是叙述的线索，见闻和观感才是主体，叙述连贯，文体整密，内容紧凑，但亦穿插抒情，议论，笔触灵活，篇幅较短，为数日出游的短程经历，甚至只是一天的游踪，仅有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归庐陵日记》两种游记篇幅较长，为特例。在宋代行记六体中，唯有此体是正宗的山水文学，在士林传播广泛，写作较多，北宋中叶以下文人文集中常可见到。形式上或为记游短文的集合，相当于一部散文集。北宋初年李用和《游蜀记》，就是他奉使蜀中，游历诸山的记录;北宋佚名的《武夷诸山记》，亦其武夷诸山游历见闻的汇录。大体以一二名山为一记，最后汇编成书，所以是游记文集。但总的来说此种类型在宋代数量较少。但宋以前就有，起源于南朝，刘宋初谢灵运《游名山志》，南齐宗测《衡山庐山记》、萧幾《新安山水记》为首批作品。唐元结《湘中诸山记》亦属此类。其余的常态就是记游短文，北宋有名的有巩廷均《钱唐湖山游览记》等，南宋较好的有洪炎《信州岩洞记》等。金元好问《东游略记》《两山行记》亦属此类，且是南宋金代文人游山记中写得最好的两篇，足以代表宋金游记的水平。地理范围比较集中，以江浙、江西、安徽、福建一带最多，少数作品涉及四川、湖南、两广。游踪普遍交代得清晰，但文笔简短，不是主体，主要篇幅都放在见闻和观感上。单看游踪部分，会觉得是行记;再看写见闻观感的部分，则可确认其为游记，地理纪行并不是书中的精华，仅是叙事框架。如周煇《庐山纪游》，就是一篇简短的游山记，记其乾道中游历庐山的见闻感受。吕祖谦《入越录》，记其淳熙元年秋自金华往游会稽的行程经见，虽然也写山水，记游踪，但不过简单几笔，文风古淡，与周必大、陆游、范成大等同人之详赡细密文风迥异，代表了宋人游记的一种做派与路数，具有独特的文章学价值和散文史研究意义。
第四种是行程录体，特点是记述地理驿程、道路行程，故曰行程录，又名驿程记、驿路记、驿道记、道里记。根据体制要素和叙述内容的不同，具体又有两种不同的写法。其中较常见的一种写法，是将地理见闻和驿路行程相结合，以行程为经，见闻为纬，见闻要穿插到各个行程里面，书中暗含有一种纵向的叙事框架，其结构不是扁平的，而是立体的。像这样的书，名为行程录，实乃见闻记，行程录不过是个名义或简称，当理解为行程见闻之录，行程只是其中的少部分，多数还是见闻，读者万不可望文生义，当成道路里程的记录。较早的著述是刘宋丘渊之《征齐道里记》，单看书名，会以为是征伐齐国的道里之记，但从佚文看，实乃道里闻见之记，记道里的文字没有多少，这启示我们，古书书名往往只是一个权宜之称，甚至不能提示内容要点，研究问题不能望文生义。此后，陈代江德藻有《聘北道里记》，隋初姚察有《西聘道里记》、隋炀帝时学士诸葛颖有《幸江都道里记》，程士章有《西域道里记》，皆朝廷官员奉使从征道途所记，记述的对象主要都不在道里，而是见闻，道里仅是叙事的线索，写作的提纲。
以上作品均为亡书，佚文稀见。保存较好的是五代后晋平居诲《于阗国行程录》，名为书，实乃一篇长文，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有引用。从蕃汉边境灵州一直写到于阗国都，此时，去后晋京师汴京已有万里之遥，但篇幅却只有千余字，文笔之简古，可以想见。《遂初堂书目》“地理类”著录的《高丽行程录》亦属此类，为宋朝官员出使高丽的行程见闻之录，也是一种简单古朴风范，大概早的道里记、风俗记等都是如此，聊备遗忘，不事修饰，是一种古老原始形态，但这也为宋人创造发挥留下了余地。
更著名的则是宋人使辽的早期行记名著——王曾《上契丹事》，《宋史·艺文志三》“地理类”著录，作“王曾《契丹志》一卷”，书名质朴，意思就是聊记其实，不烦词费，故取此名。文笔也简古，《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各有引录，存文近千字。看起来不少，但使辽往返数月经历见闻，仅千字篇幅，则叙述仍然偏简，仍是一种早期道里记的古朴面貌。书中记事，直接自宋辽边境的雄州白沟驿始，宋朝境内的行程都被略去。以驿程为单位，逐程记录，直到辽国中京大定府为止，路程之外，简略记录契丹跟中国不同的部分，行文格式往往作“从某地几十里至某州”。中间夹以对沿途地名、山川、地势、城镇、人物、道路、馆驿、种族、居民、物产、民俗的简要记述。最后地点是契丹中京大定府，使用近二百字的篇幅，对其城市面貌进行简述。其中一些契丹地理、驿程、风俗、民情的记述仅见于此书，宋元以后屡见征引。北宋末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也是如此写法，但记载要翔实得多。从文风和叙事来看，是一种十足的宋代面貌，标准的宋人风范，非宋前古朴样貌。此书系其宣和七年使金行记，排日记录其使金行程及沿途经见，扼要交代其在金国境内各项活動，多语金国人事，内容详赡，价值颇高。宋元书志并无著录，《辽史拾遗》《靖康稗史》《满洲源流考》等各有征引。《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引有《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的主体。采用标准的行程录之体，记载使程却不以日期为单位，逐日记录，也不是以路段为单位，逐程铺写，而是以驿程为单位。为了叙述简便，同时也是遵守唐五代北宋以来的行文旧规，不写本国行程，专记外国，将宋朝境内二十二程全部略去，直接从宋辽边境的雄州白沟契丹旧界起笔，以出境为第一程，到达目的地为最后一程，三千一百二十里，三十九程，每程为一段，叙事清晰，半数以上行程涉及外国见闻，而不仅限于路程记述。因系亲身经历，尽管文笔不美，但叙事能得其实，因而历史地理研究价值极高。像这样的著作，有名的还有郑刚中《西征道里记》等。
另一种写法较为单纯，单线直下，仅记路程。其中有驿路的，以驿程为单位。没有驿路的改以路程为单位。一般以两个驿站或客馆间的道路为一程。写得简单的如北宋佚名《六路水陆地里记》，仅记北宋诸路地理驿程。尽管属于地理书，但却是当时之人实际驿程测量的汇录，仍是行记体例。稍微详细的如北宋佚名《蒲甘国行程略》，仅一卷，记载之简，可想而知。此《行程略》或为北宋真宗、徽宗朝某位蒲甘国使臣来华朝贡之行程的简略记录。因为仅是略记行程，简述地理，故题其书曰“行程略”。又《松漠纪闻》卷二引洪皓《使金行程记》，载自辽上京南行至燕京之行程，方向与《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所载者相反，但路线一致，当系洪皓自金南归之行程自述，亦为此类。今有《历代小史》本、《四库全书》本等，存文500余字，主要记录驿程，文字简古，乃纯正的古驿程记、道里记写法。此类文字古籍中常见，那些记录道途里程的文字，各有来历，部分出于前人旅行实录，亦古行记之一体，故加编列，以为宋人行记之一体。 第五种是语录体，其体裁特点是以行记的体例载语录，是语录体行记和行记式语录。文体特征是多载宋代文人和辽金元外交官所操本国口语，而未加修饰，保留了对话的原始面貌，以存其真。读之不仅可以感受到当时双方政治斗争的激烈，还可以感知到不同民族语言的特点和宋辽金元口语的独特魅力，富有语言学史价值，可以看成汉语史和契丹、女真、蒙古少数民族语料库。如陈襄《神宗即位使辽语录》，即以日记为文体，语录为内容，里面记录有不少宋代口语和契丹民族口语，和惯见的宋代散文文风不同。作者事先建立了一个纪行叙事框架，按照日期纪事，看上去像是旅行日记。又因多载外交官的出使言语，而常被人目为外交语录，实际上是行记为体裁，语录为内容。大概因为外交语录都产生于重要外交场合，都是因事而起，互相争执，各有其发生的时间地点，如果不载明，那么记下来的语录就会是一团乱麻，没有归属，不好理解。故多数语录都不只记言语，而兼载行程，那种仅由对话组成的宋代外交语录极为少见，应当没有。韩元吉《金国生辰语录》就是记行程，载言语的，是南宋语录体行记代表作，载其宋孝宗乾道八九年出使金国、祝贺金主生辰之事，重点选录与对方与馆伴使及金廷君臣的对话。《宋史·艺文志二》“故事类”著录，《日下旧闻考》卷三七亦提及，与张棣《讲和事迹》、姚宪《乾道奉行录》相连，指出均为宋人纪行之书而多轶不传者。韩元吉为南渡名家，清人谓“其诗文雅健，具有北宋典型，南渡以后，可與晦翁、攻媿并称”（《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南涧甲乙稿》），则其行记之叙事行文，必甚有可观。
第六种是杂史体，特点是杂史体裁融入纪行内容，实为杂史体裁，是宋代文学和史学的杂交，同时受行记和杂史两大的影响。行记本来就在史部，杂史亦属史部，二者性质本来有相近处，文献类型上又为相邻著述，故容易受其影响，发生横向渗透。唯一不同的是，它是一种纪行之书，不是一般杂史，其形式特点是以行记的叙事框架，纳进杂史的内容，专写一时一地之事，对象专一。如张棣《金虏图经》，“记金国事颇详”，乃作者自金入宋之后自述金国地理见闻，属于外国地理杂著而带行记特色。《中兴小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大金国志》等引用或提到此书二十八处。书目方面，唯有《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伪史类”著录两条，《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卷五二《杂史类·存目一》。《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引用此书一段长文，题《金虏图经》，似为张棣此书之节本。又马扩《奉使录》、李若水《山西军前奉使录》亦属此类。马扩《奉使录》，记徽宗末年宋、金海上之盟，《东都事略》卷一二四《附录二》、卷一二五《附录三》各有大段引文，把马政、马扩父子取海道出使金国的始末完整呈现出来。又《三朝北盟会编》卷一至卷一四另有标为马政的使金文字二十余条，记叙十分详尽，所记之事时间地点人物与上文全同，当亦为马扩行记中文。李若水《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叙其宋钦宗靖康元年出使金国之事，以日记体排日记事，内容甚详。《三朝北盟会编》列入卷首《引用书目》，后面的正文或隐或显，多有节录。从内容看，主要是杂史，但兼具行记体例。对于这样的书，我们可以放宽收录标准，视为行记，未尝不可。
宋以后，中国重新成为大一统王朝，出使外国不再需要撰写语录呈交有司，语录体行记失去了继续编撰的基础，而归于消亡。其余五类则仍各有述作，其中传记体和游记体甚至还大增，但在体例上并无新创，文学性上亦无超越。就此意义上说，宋代确是古行记的巅峰时代。经由宋人努力，古行记终结了唐以前的古典形态，开启了宋以后的近世形态，因而宋代是古行记史上的分水岭，具有文体史的分界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古代文学制度研究”（17ZDA238）成果、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基地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我国行记经过先秦两汉的萌芽期，魏晋隋唐的初成期，进入宋代，发展明显加快。一则受文学内部因素的影响和相邻著述的渗透，二则受宋代政治军事文化外交环境的影响，宋人行记撰述更加纷繁，在内容和写法上也差异较大，内部进一步分化，产生出诸多变种，撰述也公私并举，各有背景，各具体例，情况变得十分复杂，需要区别体制，审慎对待。这也增强了宋代行记体制流别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鉴于此，我们可以以文献学的功夫开路，在查明、掌握了大部分宋人行记的撰述情况以后，可以发现，宋人行记按照写法的不同，分化为传记体、笔记体、游记体、行程录体、语录体、杂史体等六种体裁样式，有此六个不同的作品系列。相互之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下面根据重要性程度，依次论述。每种类型均指出其体制，辨明其渊源，列举其代表作，说明其与其他类别行记在内容和体式上的不同。
第一种类别是传记体行记，即用传统的传记体裁写成的旅行记。此种类型在宋代各体行记中和文学靠得最近，体裁也最正，容易得到文学研究者认可，地位最高，居于首要。其写作特点是以人物及其旅行活动为中心，以人物为主干，事件为主体，有一个中心事件，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等叙述要素齐备。跟一般的传记不同点在于，它不像一般传记平面介绍一个人生平事迹，而只讲述人物某次出门远行事迹，重在记道里，载见闻，较少发议论，文风平实，甚至连写景也较少。因是以人物事迹为中心的，故可视为传记体。判断标准，可依据古代目录学著作或其他典籍提供的线索。如路振《乘轺录》，记其大中祥符元年使契丹，用日记体记行，《直斋书录解题》卷七列入“传记类”，《宋史》编入《艺文志二》“传记类”，可知其为旅行传记。《郡斋读书志》见其只写外国之事，而不及本朝，遂将其列入卷七“伪史类”，这是从内容和国别着眼，若是转而从体裁着眼，肯定也会放置到传记类。陆游《入蜀记》，写他出任夔州通判的旅途见闻，内容虽广，但纪行主线是分明的，因而《四库全书总目》编入卷五八“传记类二”。也是根据同样的道理，《宋史·艺文志二》“传记类”著录范成大“《骖鸾录》一卷”。《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著录好几种宋人旅行传记，其标准也是看体制。
但本文所说的传记体，与古人所说的传记在内涵上并不完全吻合，古人给古书分类看重内容，今人则注重文体形式和著述要素。如唐代赵憬《北征杂记》，实际上是一部旅行笔记，与今人理解的传记有较大距离，但《直斋书录解题》将其置于卷七“传记类”，像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可见由于文化观念的古今差异，即使同样称为传记，在著述体制上也不一定相符。再加上前人编撰目录，对于同一部古书，尽可以根据其内容的某个侧面，做出不同的归类，未尝不可，更不能以为不对，而宋代行记的内容恰恰是多侧面的，即使从传统目录学眼光看，也是兼跨多个学科，具有多种著作性质，可以放置在地理、传记、杂史、伪史、游记等文献类别中，因而从整体上看，唐宋以下目录对各体行记的归类，并不完全适合今天对行记开展文体研究的需求，只能提供基础研究的文献依据，作为判断文体属性和文献类型的某种参考。所以，古代目录学或其他典籍的记载与归类，并不是唯一的判断标准，具体的辨认和归类还得看作品本身，借助其他文献提供的进一步的线索，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张舜民《甲戌使辽录》，载其宋哲宗元祐九年甲戌岁出使辽国的行程经见，以干支为序，排日记事，于往返地理、民情风俗、言语应对、出入礼节记录较详，本是一部日记体的纪行著作。但前人并不从日记体着眼，而从内容入手。《郡斋读书志》以其多叙契丹之事，而编入卷七“伪史类”。《宋史》以其多载故事，而编入《艺文志二》“故事类”，书名改作《使边录》。《遂初堂书目》采用双重标准，先是编入“本朝故事”类，作“张芸斋（叟）《使辽录》”;后又载入“地理类”，作“张浮休《使辽录》”，而不知其为同书异名，总之都不视为传记。然而从著述体例及叙事要素来看，却不妨碍其为旅行传记，从张舜民《投进使辽录长城赋札子》中，可以确定无疑地知道此书为日记体旅行传记，内容详悉丰赡。以张舜民的过人文笔，其行记写得文采斐然。可见凡是以人物事件为中心，以行程为线索，叙事要重于纪行的，都被古人视为传记体行记，这也构成我们辨认体裁的主要标志。
第二种是笔记体，其体制特点是忽略游踪，专写见闻，内容零散，没有中心，一事一条，分条立目，因为是使用不拘体例的随笔文体记录的，故可谓之笔记体。唐宋文人，特别喜欢编撰笔记，记载珍闻轶事，往往随笔记录，自由发挥，并无一定的著述体例，跟史书、笺注的各自有体，各自成例并不一样。受此影响，地理异闻类著作中亦有此类，一般撰于旅途之中或是旅行结束之后不久，将旅途见闻编织成一条条的独立文字，有时每个条文的前面還各有条目名称，或者出于作者本人所加，或者出于后人所加，来源不一，但可以分辨。纪行之书方面，较早的著作是唐赵憬《北征杂记》，载其贞元四年护送咸安公主下降回纥所见地理山川，一事一条，不相连属，故曰杂记。入宋以后，出使外国之事更频繁。人数一多，写法亦异，因而在一般的传记体、语录体之外，也有人采用笔记体纪行。有名的是洪皓《松漠纪闻》，记其使辽经历见闻，是典型的旅行笔记，今有多种传本。体裁方面较典型的是孙穆《鸡林类事》，专记鸡林国史，以类编次，属于类书体裁的行记，《宋史·艺文志三》“地理类”、《遂初堂书目·地理类》、《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著录。《玉海》卷一六《崇宁鸡林志》条：“《鸡林类事》三卷，崇宁初孙穆撰，叙土风、朝制、方言，附口宣、刻石等文。”知其资料编排为类书体例，分门立目，单独成条，用的是随笔记录的笔记文体。同类著述又有沈立《奉使二浙杂记》一卷，作于嘉祐三年出为两浙都转运使期间，《宋史·艺文志二》“传记类”、《浙江通志》卷二五四《经籍·杂记》著录，为作者奉使期间杂记使途闻见。因为不是采用行记体纪行，而是以笔记体杂记见闻感受，故曰杂记，书名显示了笔记体裁。李罕《使辽见闻录》二卷，载其宋徽宗朝出使辽国见闻，而以笔记文体成书。程大昌《北边备对》六卷，《直斋书录解题》卷八“地理类”著录，以笔记形式单独成条，叙述其地理山川紧要事项，以备廷对。《宋史》载入《艺文志二》“故事类”。后下传到明代，陆楫《古今说海》从此六卷本中摘录二十一条，编入卷一《说选十·偏记七》。所辑条目，记事范围不出秦汉隋唐北疆山川、地理、种族。卷首为作者《自序》，下接四海、汉缘边九郡、秦汉河南、北边名号、契丹、贺兰山等二十一条，都与守边御敌有关，说明其书之撰，确有寓意。但文字和纯文学距离较远，偏于社会文化、历史地理。然而亦为宋人创立的纪行著述之一体，应当给予其地位。如果是从体裁着眼，而不是从内容着眼，则仍属于行记这一大家族的亚种。 第三种是游记体，其体裁特点是重视写景，夹带叙事，以铺叙景物，表现江山风物之美为主，实为单篇游记散文，相当于今人熟悉的写游踪见闻的记叙文。标题一般作“游某某山（水）记”或“某山游记”，书名常带有记（纪）、游（行）两个关键词，以游踪为线索行文，但游踪仅是叙述的线索，见闻和观感才是主体，叙述连贯，文体整密，内容紧凑，但亦穿插抒情，议论，笔触灵活，篇幅较短，为数日出游的短程经历，甚至只是一天的游踪，仅有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归庐陵日记》两种游记篇幅较长，为特例。在宋代行记六体中，唯有此体是正宗的山水文学，在士林传播广泛，写作较多，北宋中叶以下文人文集中常可见到。形式上或为记游短文的集合，相当于一部散文集。北宋初年李用和《游蜀记》，就是他奉使蜀中，游历诸山的记录;北宋佚名的《武夷诸山记》，亦其武夷诸山游历见闻的汇录。大体以一二名山为一记，最后汇编成书，所以是游记文集。但总的来说此种类型在宋代数量较少。但宋以前就有，起源于南朝，刘宋初谢灵运《游名山志》，南齐宗测《衡山庐山记》、萧幾《新安山水记》为首批作品。唐元结《湘中诸山记》亦属此类。其余的常态就是记游短文，北宋有名的有巩廷均《钱唐湖山游览记》等，南宋较好的有洪炎《信州岩洞记》等。金元好问《东游略记》《两山行记》亦属此类，且是南宋金代文人游山记中写得最好的两篇，足以代表宋金游记的水平。地理范围比较集中，以江浙、江西、安徽、福建一带最多，少数作品涉及四川、湖南、两广。游踪普遍交代得清晰，但文笔简短，不是主体，主要篇幅都放在见闻和观感上。单看游踪部分，会觉得是行记;再看写见闻观感的部分，则可确认其为游记，地理纪行并不是书中的精华，仅是叙事框架。如周煇《庐山纪游》，就是一篇简短的游山记，记其乾道中游历庐山的见闻感受。吕祖谦《入越录》，记其淳熙元年秋自金华往游会稽的行程经见，虽然也写山水，记游踪，但不过简单几笔，文风古淡，与周必大、陆游、范成大等同人之详赡细密文风迥异，代表了宋人游记的一种做派与路数，具有独特的文章学价值和散文史研究意义。
第四种是行程录体，特点是记述地理驿程、道路行程，故曰行程录，又名驿程记、驿路记、驿道记、道里记。根据体制要素和叙述内容的不同，具体又有两种不同的写法。其中较常见的一种写法，是将地理见闻和驿路行程相结合，以行程为经，见闻为纬，见闻要穿插到各个行程里面，书中暗含有一种纵向的叙事框架，其结构不是扁平的，而是立体的。像这样的书，名为行程录，实乃见闻记，行程录不过是个名义或简称，当理解为行程见闻之录，行程只是其中的少部分，多数还是见闻，读者万不可望文生义，当成道路里程的记录。较早的著述是刘宋丘渊之《征齐道里记》，单看书名，会以为是征伐齐国的道里之记，但从佚文看，实乃道里闻见之记，记道里的文字没有多少，这启示我们，古书书名往往只是一个权宜之称，甚至不能提示内容要点，研究问题不能望文生义。此后，陈代江德藻有《聘北道里记》，隋初姚察有《西聘道里记》、隋炀帝时学士诸葛颖有《幸江都道里记》，程士章有《西域道里记》，皆朝廷官员奉使从征道途所记，记述的对象主要都不在道里，而是见闻，道里仅是叙事的线索，写作的提纲。
以上作品均为亡书，佚文稀见。保存较好的是五代后晋平居诲《于阗国行程录》，名为书，实乃一篇长文，欧阳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三》有引用。从蕃汉边境灵州一直写到于阗国都，此时，去后晋京师汴京已有万里之遥，但篇幅却只有千余字，文笔之简古，可以想见。《遂初堂书目》“地理类”著录的《高丽行程录》亦属此类，为宋朝官员出使高丽的行程见闻之录，也是一种简单古朴风范，大概早的道里记、风俗记等都是如此，聊备遗忘，不事修饰，是一种古老原始形态，但这也为宋人创造发挥留下了余地。
更著名的则是宋人使辽的早期行记名著——王曾《上契丹事》，《宋史·艺文志三》“地理类”著录，作“王曾《契丹志》一卷”，书名质朴，意思就是聊记其实，不烦词费，故取此名。文笔也简古，《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各有引录，存文近千字。看起来不少，但使辽往返数月经历见闻，仅千字篇幅，则叙述仍然偏简，仍是一种早期道里记的古朴面貌。书中记事，直接自宋辽边境的雄州白沟驿始，宋朝境内的行程都被略去。以驿程为单位，逐程记录，直到辽国中京大定府为止，路程之外，简略记录契丹跟中国不同的部分，行文格式往往作“从某地几十里至某州”。中间夹以对沿途地名、山川、地势、城镇、人物、道路、馆驿、种族、居民、物产、民俗的简要记述。最后地点是契丹中京大定府，使用近二百字的篇幅，对其城市面貌进行简述。其中一些契丹地理、驿程、风俗、民情的记述仅见于此书，宋元以后屡见征引。北宋末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也是如此写法，但记载要翔实得多。从文风和叙事来看，是一种十足的宋代面貌，标准的宋人风范，非宋前古朴样貌。此书系其宣和七年使金行记，排日记录其使金行程及沿途经见，扼要交代其在金国境内各项活動，多语金国人事，内容详赡，价值颇高。宋元书志并无著录，《辽史拾遗》《靖康稗史》《满洲源流考》等各有征引。《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引有《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的主体。采用标准的行程录之体，记载使程却不以日期为单位，逐日记录，也不是以路段为单位，逐程铺写，而是以驿程为单位。为了叙述简便，同时也是遵守唐五代北宋以来的行文旧规，不写本国行程，专记外国，将宋朝境内二十二程全部略去，直接从宋辽边境的雄州白沟契丹旧界起笔，以出境为第一程，到达目的地为最后一程，三千一百二十里，三十九程，每程为一段，叙事清晰，半数以上行程涉及外国见闻，而不仅限于路程记述。因系亲身经历，尽管文笔不美，但叙事能得其实，因而历史地理研究价值极高。像这样的著作，有名的还有郑刚中《西征道里记》等。
另一种写法较为单纯，单线直下，仅记路程。其中有驿路的，以驿程为单位。没有驿路的改以路程为单位。一般以两个驿站或客馆间的道路为一程。写得简单的如北宋佚名《六路水陆地里记》，仅记北宋诸路地理驿程。尽管属于地理书，但却是当时之人实际驿程测量的汇录，仍是行记体例。稍微详细的如北宋佚名《蒲甘国行程略》，仅一卷，记载之简，可想而知。此《行程略》或为北宋真宗、徽宗朝某位蒲甘国使臣来华朝贡之行程的简略记录。因为仅是略记行程，简述地理，故题其书曰“行程略”。又《松漠纪闻》卷二引洪皓《使金行程记》，载自辽上京南行至燕京之行程，方向与《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所载者相反，但路线一致，当系洪皓自金南归之行程自述，亦为此类。今有《历代小史》本、《四库全书》本等，存文500余字，主要记录驿程，文字简古，乃纯正的古驿程记、道里记写法。此类文字古籍中常见，那些记录道途里程的文字，各有来历，部分出于前人旅行实录，亦古行记之一体，故加编列，以为宋人行记之一体。 第五种是语录体，其体裁特点是以行记的体例载语录，是语录体行记和行记式语录。文体特征是多载宋代文人和辽金元外交官所操本国口语，而未加修饰，保留了对话的原始面貌，以存其真。读之不仅可以感受到当时双方政治斗争的激烈，还可以感知到不同民族语言的特点和宋辽金元口语的独特魅力，富有语言学史价值，可以看成汉语史和契丹、女真、蒙古少数民族语料库。如陈襄《神宗即位使辽语录》，即以日记为文体，语录为内容，里面记录有不少宋代口语和契丹民族口语，和惯见的宋代散文文风不同。作者事先建立了一个纪行叙事框架，按照日期纪事，看上去像是旅行日记。又因多载外交官的出使言语，而常被人目为外交语录，实际上是行记为体裁，语录为内容。大概因为外交语录都产生于重要外交场合，都是因事而起，互相争执，各有其发生的时间地点，如果不载明，那么记下来的语录就会是一团乱麻，没有归属，不好理解。故多数语录都不只记言语，而兼载行程，那种仅由对话组成的宋代外交语录极为少见，应当没有。韩元吉《金国生辰语录》就是记行程，载言语的，是南宋语录体行记代表作，载其宋孝宗乾道八九年出使金国、祝贺金主生辰之事，重点选录与对方与馆伴使及金廷君臣的对话。《宋史·艺文志二》“故事类”著录，《日下旧闻考》卷三七亦提及，与张棣《讲和事迹》、姚宪《乾道奉行录》相连，指出均为宋人纪行之书而多轶不传者。韩元吉为南渡名家，清人谓“其诗文雅健，具有北宋典型，南渡以后，可與晦翁、攻媿并称”（《越缦堂读书记》八《文学·南涧甲乙稿》），则其行记之叙事行文，必甚有可观。
第六种是杂史体，特点是杂史体裁融入纪行内容，实为杂史体裁，是宋代文学和史学的杂交，同时受行记和杂史两大的影响。行记本来就在史部，杂史亦属史部，二者性质本来有相近处，文献类型上又为相邻著述，故容易受其影响，发生横向渗透。唯一不同的是，它是一种纪行之书，不是一般杂史，其形式特点是以行记的叙事框架，纳进杂史的内容，专写一时一地之事，对象专一。如张棣《金虏图经》，“记金国事颇详”，乃作者自金入宋之后自述金国地理见闻，属于外国地理杂著而带行记特色。《中兴小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大金国志》等引用或提到此书二十八处。书目方面，唯有《直斋书录解题》卷五“伪史类”著录两条，《四库全书总目》列入卷五二《杂史类·存目一》。《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引用此书一段长文，题《金虏图经》，似为张棣此书之节本。又马扩《奉使录》、李若水《山西军前奉使录》亦属此类。马扩《奉使录》，记徽宗末年宋、金海上之盟，《东都事略》卷一二四《附录二》、卷一二五《附录三》各有大段引文，把马政、马扩父子取海道出使金国的始末完整呈现出来。又《三朝北盟会编》卷一至卷一四另有标为马政的使金文字二十余条，记叙十分详尽，所记之事时间地点人物与上文全同，当亦为马扩行记中文。李若水《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叙其宋钦宗靖康元年出使金国之事，以日记体排日记事，内容甚详。《三朝北盟会编》列入卷首《引用书目》，后面的正文或隐或显，多有节录。从内容看，主要是杂史，但兼具行记体例。对于这样的书，我们可以放宽收录标准，视为行记，未尝不可。
宋以后，中国重新成为大一统王朝，出使外国不再需要撰写语录呈交有司，语录体行记失去了继续编撰的基础，而归于消亡。其余五类则仍各有述作，其中传记体和游记体甚至还大增，但在体例上并无新创，文学性上亦无超越。就此意义上说，宋代确是古行记的巅峰时代。经由宋人努力，古行记终结了唐以前的古典形态，开启了宋以后的近世形态，因而宋代是古行记史上的分水岭，具有文体史的分界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古代文学制度研究”（17ZDA238）成果、湖南科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文化基地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