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神论是中国古代画论中的一对重要哲学范畴，其所论述的是画者的情感、气质、人格思想与绘画客体，即所描述的景物或人物之间的关系。“形”是指对象的造型特征，而“神”表达是作者本人所发掘到的客体的内在精神世界；形是形式，神是内容；神是绘画的意义所在，绘形是传神的具体手段，绘画的最高境界则是达到形与神和谐完美的统一。
　　当今的艺术论坛中，对于“形”“神”观点的阐述仍是个不过时的课题。通过学习历朝各代对于“形”“神”的阐述，纵观古今，也使我对当代中国水墨画的现状和发展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古代人物画论中的形神关系
　　一、韩非子之“画鬼易”说
　　纵观古今，意象造型在中国传统绘画中贯穿始终。最早对于“形”的论述是先秦的韩非子，他通过一则寓言故事说明了“画鬼易”的问题：客有为齐王画者，齐王问曰：“画孰最难者？”曰：“犬马最难。”“孰者易？”曰：“鬼魅最易。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罄于前，故易之也。”
　　这个观点对中国古代画论影响颇深。韩非子认为，鬼魅是没有具体存在的形体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随意发挥，而不必考虑画出来的形象与是否符合实际，但犬马是实际存在的，并且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画者所画出的形象稍有与实际不符，人们就能够发现。这个论述旨在提醒画家作画时应有所参照，要注重形似。韩非子并没有注意到“神”的问题，更没有更深一步的论述形神关系。但欧阳修曾经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善画者多云鬼神易为工，以位画以形似为难。鬼神人不见也，然至其阴戚惨淡，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使人见辄惊绝，及徐而定视，则千状万态，笔简而意足，是不亦为难哉？” 这种思想也是很有见地的，提出画鬼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和变化多端的造型，提出了“画鬼也难”的观点。
　　二、顾恺之的“以形写神”
　　魏晋南北朝，尤其是东晋，是中国古代的绘画艺术开始走向兴盛的时代。物画占据了画坛的主流，山水在画中多作为人物的背景出现。而说到这一时期的人物画，自然不得不提六朝四大家之一，有着“画绝”之称的顾恺之。顾氏是当时的名士者流，言谈举止，“痴黠各半”，“好矜夸”、“率直通脱”，被时人称作“三绝”（画绝、才绝、痴绝）。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精神上所依归的是魏晋之际“自我超越”的审美文化题旨。他提出“迁想妙得” “以形写神”等论点，认为绘画重在“传神”、“写神”，神应以形为依据，若仅是形似，则不能反映绘画对象的特有气质，画面必须同时表现出对象的性格和精神特点。对于人物的描绘，他非常注重刻划对象的内心活动与表情、动态的一致性。这些理论使他成为中国绘画美学史上对形神关系阐述的发轫者。相较于韩非子对于绘画对象难易的评述，顾氏曾说：“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论画》）这是他出于对表现人物的神态，精神状态等考虑所作出的论断。
　　三、谢赫六法之“气韵生动”
　　南朝谢赫在他的《古画品录》中提出了“气韵生动”的说法，这和顾恺之提出的“神”是一致的。相较于顾恺之重“神”轻“形”，他认为作画“虽不备形似，也可妙有气韵”。谢赫在评画时多是这种观点，所谓“虽略于形色，颇得神气”，他提出的“画之六法”中，“气韵生动”占据了首要的位置。然而“六法”之“应物象形”和“随类赋采”也是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所着重强调的，要求绘画描写物象时要提炼现实，在造型与着色过程中不忘对照客观对象，再现现实。其实质上是强调了以形为本，主张只有把形画好，才能达到“气韵生动”的传神境界。
　　四、李公麟之“自在之心”
　　唐代的人物画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时代风格。无论是表现宫廷政治题材的阎立本，还是仕女主题的张萱，周昉，都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观察方法和绘画风格。而鞍马画家李公麟关于人物画的论断，虽是只言片语，却很精深，独到。
　　《宣和画谱》中所记：李公麟画观音，跏趺合爪，而具自在之相。曰：世人以破坐为自在，自在在心不在相也。”可见李公麟所追求的是精神的自在，而不仅仅是表面的形似。观李公麟的《维摩诘像》就可得知，画中人物的神态自在，心理描写丰富，十分具有含蓄而又深远的艺术效果。
　　五、苏轼之“传神论”
　　即顾恺之以后，论人物写真传神，则是首推苏轼。宋苏轼在《传神记》中发挥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论，指出必须描写好“得其意思之所在”的形，方能传神.也就是说：只有抓住最能表现对象神态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同一般的特殊的“形”，并将它真实，生动的描绘出来，才能够达到“传神写照”的效果。
　　苏轼还提出要表现人物的自然神情和如何达到这一目标，这是他传神论中的独到见解。他在《传神记》中写道：欲得其人之天，法当于众中阴察之。“人之天”即是人的自然神情，需从群众活动中默默观察而获得。这样画出的人物形象则不会呆板无神，从而表现出对象的真实面貌。
　　继承与开拓 借古开今
　　对于“形”、“神”关系问题，历朝各代在理论上大多主张“以形写神”，实践中却提倡“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神”包含在内在规律之中，并通过外在“形”体现出来，并尽所能的达到“形神兼备”。写“形”是基础，写“神”才是目的，应从精确地描绘形象的基础上达到生动地传神，从而将二者统一于艺术创作之中。
　　而近现代的100多年来，时代的变革，西方绘画的引入，使中国的人物绘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也为新的绘画形式和语言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文化与审美多元化的今天，传统笔墨与审美与现代文化对接，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画家。徐悲鸿，蒋兆和，周思聪等正是在这样一个脉络之中。他们都秉承了中国传统绘画的优良传统，主张现代人物画仍应重视人物形象，坚持中国绘画的意象造型，通过对人物形象本质典型的形进行准确的刻画来达到传神的目标。他们没有照搬西方绘画的写实套路，把“以形写神”美学观与当下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在现实生活中提炼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同时从外来文化传统中吸收对自己创作有利的营养，丰富和扩展了当代中国人物画的内涵，是中西相融又不失中国传统脉络的优秀典范。
　　而当今中国人物画坛的弊病也不在少数：美展上的主题绘画作品，尺寸越来越大，造型语言却是照片参半的结果。缺少绘画语言丰富性的作品比比皆是。更甚者则是流水线作业，日成数张，画面却千篇一律，缺乏创造，实在有失中国传统绘画“形神兼备”的造型准则。
　　在我看来，绘画并非只是描绘物质，其旨在创造深刻的视觉艺术形象。绘画作品应该表现物质的内在精神和风采气韵，应该“意中有象，象中有意”。首先，以形写神是以形似为基础。形似是绘画艺术普世的基本要求，在绘画中要求审物切、描写细，追求艺术形象的逼真。其次，以形写神是以传神为目的。艺术作品只有深刻描绘出画外之境，达到“传神”的效果，让观者产生共鸣，才能获得了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才能称其为艺术作品。否则机械的照抄对象，过度使用照片和电脑技术，与生产印刷无异的批量制作，降低了绘画艺术的可识别性和含金量，画中“神韵”大打折扣。如此这般，只能将自身的绘画创作推入无所发展的死胡同。
　　所以说，“以形写神”传统在中国人物画中，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作用，外来文化的涌入和科技的发展都代替不了本民族优秀的绘画传统。因此，中国人物画创作乃至整个中国画创作，仍应立足本民族绘画传统，古为今用，借古以开今，使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站稳脚跟，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