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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加权成绩和激烈的班级排名竞争,表彰优等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一道政策上的难题。
几十年来,在美国高中毕业典礼上有一个传统,班级里成绩最高的那名学生将作为告别演说者向一起毕业的同学发表一个告别演说,而这些毕业生只能戴着帽子穿着礼服静静地听。
这是很久以前的学校。
现在,高中毕业典礼上有一打或更多的告别演说者,或者根本没有的情况都很常见。在一些学校,成绩优异的学生排着队要在讲台上讲几句话并短暂地“秀”一下他们的奖品。而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他们中没有人会被给予特别的关注。
这不是公共教育中最重大的问题,但一所高中如何表彰优等生以及是否公布班级排名,对当今的学校董事会来说,却常常出人意料地成为重大问题。事实上,每隔几年,优等生的遴选标准都会在某个地方引发争议甚至闹上法院。
为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这件看似平常的事是怎样成为政策上的难题的,其实不难解释。首先是大学入学和奖学金存在激烈竞争。其次是学生成绩的“膨胀”导致很多学生考试拿到全A。
最后,归咎于学术上为严格分类的“加权成绩”的使用,它能将传统的平均成绩(Grade Point Average,GPA)4.0分“加权”偏离至高达6.0。当学生的成绩相差只有0.1分甚至不足0.01分而导致班级排名不同时,问题就真的产生了,尤其是当计分的准确性、客观性或公平性存在争议的时候。
这就是几年前发生在新泽西州穆尔斯敦的事。在那里,一名高中毕业生在学校官员试图任命多名告别演说者后提起了诉讼,并在诉讼中获得6万美元的和解金。这起争议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可追溯到学校董事会通过的一项政策:允许有多名告别演说者。支持这项政策的学生及家长抱怨之前那名告别演说者曾因健康问题受到不公平的膳宿待遇。
幸运的是,这类情景并不多见。大多数学校董事会只对政策进行微调以解决一些细小的和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2009年,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郊外的卢瑟福县立学校(Rutherford County Schools),在它的7所高中产生了57个告别演说者之后,筛选政策才强硬起来。
根据新政策,要获得奖励,学生必须获得多项荣誉或选修大学先修课程,学区发言人James Evans说。学区希望这种改变“能激励最好的和最聪明的学生参加那些最具挑战性的课程。”
“很多人认为我们有这么多告别演说者,这似乎不正常,”Evans说,“结果证明, 一些学生避免选修具有挑战性的课程就为了确保他们的4.0分。”
前进一步,后退一步
现在很多政策改变的背后都有与卢瑟福县立学校同样的想法。虽然许多高中对每个毕业班仍然只任命一名告别演说者,但其他学校很久以前就选择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方法(任命多名告别演说者),然后事态逐渐失去了控制。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Hesperia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当地高中2009年共任命了37 名告别演说者。当地官员说,2013年他们将会采取一个全新的更加严格的政策,这项政策将大大减少每个班级告别演说者的数目。
在修订筛选标准时,教育工作者们说目标不仅仅是要缩减令人尴尬的告别演说者的数目。一些教育工作者担心,为了赢得最高荣誉,学生将尽可能地选修加权比重有利的大学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AP),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IB)或荣誉课程(Honors Course),以提高他们的平均成绩。该战略往往意味着学生不愿意学习像艺术、戏曲、摄影或者音乐这样丰富和富有创造性的课程。
这种担心正是芝加哥郊区的橡木公园高中和河森林高中(Oak Park and River Forest High Schools)的学校官员规定学生选修GPA加权比重高的课程数目上限的原因之一,学区女发言人Katherine Foran说。
“我们希望他们觉得自己即使选修那些非荣誉课程……那些精彩的给人乐趣的课程,仍然可以达到这个最高目标。”Foran说。
另一个削弱最高荣誉竞争的策略是去年做出的放弃每学期告别演说者的决定,她说。现在最成功的学生被称为奖学金获得者俱乐部成员(Scholarship Club Recipients)。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一个银制奖杯上,另外作为对他们学术努力的肯定,他们将走在毕业典礼队列的前面。
太广泛?
这种淡化优等生竞争的尝试有其优势,一些教育工作者说。有时最后一个学期的成绩直到毕业典礼的前几天才能拿到,这就促使学校只能在参考之前7个学期的成绩的基础上选择一个告别演说者。
只要评选标准被清楚地公布出来,这也不是什么问题,但当最后一个学期的成绩改变了班级排名时,仍然会引起一些不满。
有些学校采用大学采用的模式,设法避免这类问题,根据学生具体的GPA成绩将毕业生分为优等毕业生(cum laude),最优等毕业生(magna cum laude),和享有最高荣誉毕业生(summa cum laude),并授予相应的荣誉,肯塔基大学的教育心理学教授Thomas Guskey说。
鉴于全国各地采取政策的多样性,一些学校选择重新回归旧传统便毫不奇怪。从2011年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科罗纳-诺科联合学区(Corona-Norc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的各高中学校每个班级将只有一个告别演说者,这意味着曾在2009年导致一个本地高中任命了50名告别演说者的旧制度的结束。
新标准要求每所学校将GPA成绩最高的学生任命为告别演说者(只有在成绩相同时才可以任命多名学生)。所有与告别演说者得分相差不超过0.1分的其他学生,将被命名为致辞毕业生(salutatorian)。
“我们的学校社区认为,可能是我们目前遴选告别演说者的程序过于宽泛,”学区分管中等教育的行政主任Bob Taylor说。此外,他补充说,“筛选出‘这么多’学生减少了这项荣誉的含金量。”
称号意义的减弱
所有的争论都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多年来,告别演说者和致辞毕业生这两个称号已经失去很多与大学招生办公室的相关性。尽管一些大学还根据这项荣誉授予奖学金,“许多大学首先将其视为学校的内部称号,”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个学校顾问Jim Jump说,他同时也是全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会长。
Guskey2007年对大学大一新生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说法,该研究发现,杜克大学拒绝了58%学校告别演说者提出的入学申请,而哈佛大学拒绝了90%。
而且,Jim Jump说,这种有声望的学校确实更容易吸引优秀学生的申请,但如此高的拒绝率表明“学校也在研究(学生)学业规划的严苛程度”:“你学习了多少荣誉课程、AP课程、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
有专家指出,对所有高校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学生的班级排名。“班级排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学生的学业背景,”Jump说,“如果你有一个平均分是4.0的学生,但你看他的班级排名却排在半数之后,由此可以看出学校评分政策方面的一些信息。”
班级排名还有其他实际意义。在得克萨斯州,排名在前10%的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州立大学,这项政策是为了使在贫困区学校或市中心的学校就读的学生也能升入大学。
2010年春天,州立法委员们希望缩减该计划。与此同时,Guskey说一些家长先让他们的孩子就读学业质量较高的学校,然后在高班级时再将他们转入到不太成功的学校。随着转学,学生的平均成绩使他们在新学校的班级排名迅速跃升。
“无论你使用什么样的规则,人们总是有办法破坏制度”,他说。“但是那些在‘学业质量比较差的’学校长大的孩子,他们被挤出了竞争”而不能直接升入大学。
除了这些问题外,对学校董事会来说,有个好消息,那就是大部分有关毕业奖励和班级排名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其中有些需要偶尔的审查和修订。但真正需要注意的,Jump说,是学校的领导者应该了解他们采取的政策传递给学生和社会的内在信息。
“是作为‘最好的’奖励唯一的一名学生有意义,还是奖励多名学生的学术成就更有意义?”他问。“学校领导者需要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这样做试图传达什么。”
(责任编辑 王永丽)
几十年来,在美国高中毕业典礼上有一个传统,班级里成绩最高的那名学生将作为告别演说者向一起毕业的同学发表一个告别演说,而这些毕业生只能戴着帽子穿着礼服静静地听。
这是很久以前的学校。
现在,高中毕业典礼上有一打或更多的告别演说者,或者根本没有的情况都很常见。在一些学校,成绩优异的学生排着队要在讲台上讲几句话并短暂地“秀”一下他们的奖品。而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他们中没有人会被给予特别的关注。
这不是公共教育中最重大的问题,但一所高中如何表彰优等生以及是否公布班级排名,对当今的学校董事会来说,却常常出人意料地成为重大问题。事实上,每隔几年,优等生的遴选标准都会在某个地方引发争议甚至闹上法院。
为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这件看似平常的事是怎样成为政策上的难题的,其实不难解释。首先是大学入学和奖学金存在激烈竞争。其次是学生成绩的“膨胀”导致很多学生考试拿到全A。
最后,归咎于学术上为严格分类的“加权成绩”的使用,它能将传统的平均成绩(Grade Point Average,GPA)4.0分“加权”偏离至高达6.0。当学生的成绩相差只有0.1分甚至不足0.01分而导致班级排名不同时,问题就真的产生了,尤其是当计分的准确性、客观性或公平性存在争议的时候。
这就是几年前发生在新泽西州穆尔斯敦的事。在那里,一名高中毕业生在学校官员试图任命多名告别演说者后提起了诉讼,并在诉讼中获得6万美元的和解金。这起争议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可追溯到学校董事会通过的一项政策:允许有多名告别演说者。支持这项政策的学生及家长抱怨之前那名告别演说者曾因健康问题受到不公平的膳宿待遇。
幸运的是,这类情景并不多见。大多数学校董事会只对政策进行微调以解决一些细小的和意想不到的问题。例如2009年,田纳西州首府纳什维尔郊外的卢瑟福县立学校(Rutherford County Schools),在它的7所高中产生了57个告别演说者之后,筛选政策才强硬起来。
根据新政策,要获得奖励,学生必须获得多项荣誉或选修大学先修课程,学区发言人James Evans说。学区希望这种改变“能激励最好的和最聪明的学生参加那些最具挑战性的课程。”
“很多人认为我们有这么多告别演说者,这似乎不正常,”Evans说,“结果证明, 一些学生避免选修具有挑战性的课程就为了确保他们的4.0分。”
前进一步,后退一步
现在很多政策改变的背后都有与卢瑟福县立学校同样的想法。虽然许多高中对每个毕业班仍然只任命一名告别演说者,但其他学校很久以前就选择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方法(任命多名告别演说者),然后事态逐渐失去了控制。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Hesperia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当地高中2009年共任命了37 名告别演说者。当地官员说,2013年他们将会采取一个全新的更加严格的政策,这项政策将大大减少每个班级告别演说者的数目。
在修订筛选标准时,教育工作者们说目标不仅仅是要缩减令人尴尬的告别演说者的数目。一些教育工作者担心,为了赢得最高荣誉,学生将尽可能地选修加权比重有利的大学先修课程(Advanced Placement ,AP),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IB)或荣誉课程(Honors Course),以提高他们的平均成绩。该战略往往意味着学生不愿意学习像艺术、戏曲、摄影或者音乐这样丰富和富有创造性的课程。
这种担心正是芝加哥郊区的橡木公园高中和河森林高中(Oak Park and River Forest High Schools)的学校官员规定学生选修GPA加权比重高的课程数目上限的原因之一,学区女发言人Katherine Foran说。
“我们希望他们觉得自己即使选修那些非荣誉课程……那些精彩的给人乐趣的课程,仍然可以达到这个最高目标。”Foran说。
另一个削弱最高荣誉竞争的策略是去年做出的放弃每学期告别演说者的决定,她说。现在最成功的学生被称为奖学金获得者俱乐部成员(Scholarship Club Recipients)。他们的名字被刻在一个银制奖杯上,另外作为对他们学术努力的肯定,他们将走在毕业典礼队列的前面。
太广泛?
这种淡化优等生竞争的尝试有其优势,一些教育工作者说。有时最后一个学期的成绩直到毕业典礼的前几天才能拿到,这就促使学校只能在参考之前7个学期的成绩的基础上选择一个告别演说者。
只要评选标准被清楚地公布出来,这也不是什么问题,但当最后一个学期的成绩改变了班级排名时,仍然会引起一些不满。
有些学校采用大学采用的模式,设法避免这类问题,根据学生具体的GPA成绩将毕业生分为优等毕业生(cum laude),最优等毕业生(magna cum laude),和享有最高荣誉毕业生(summa cum laude),并授予相应的荣誉,肯塔基大学的教育心理学教授Thomas Guskey说。
鉴于全国各地采取政策的多样性,一些学校选择重新回归旧传统便毫不奇怪。从2011年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科罗纳-诺科联合学区(Corona-Norco Unified School District)的各高中学校每个班级将只有一个告别演说者,这意味着曾在2009年导致一个本地高中任命了50名告别演说者的旧制度的结束。
新标准要求每所学校将GPA成绩最高的学生任命为告别演说者(只有在成绩相同时才可以任命多名学生)。所有与告别演说者得分相差不超过0.1分的其他学生,将被命名为致辞毕业生(salutatorian)。
“我们的学校社区认为,可能是我们目前遴选告别演说者的程序过于宽泛,”学区分管中等教育的行政主任Bob Taylor说。此外,他补充说,“筛选出‘这么多’学生减少了这项荣誉的含金量。”
称号意义的减弱
所有的争论都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多年来,告别演说者和致辞毕业生这两个称号已经失去很多与大学招生办公室的相关性。尽管一些大学还根据这项荣誉授予奖学金,“许多大学首先将其视为学校的内部称号,”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个学校顾问Jim Jump说,他同时也是全国大学招生咨询协会会长。
Guskey2007年对大学大一新生的研究证实了这一说法,该研究发现,杜克大学拒绝了58%学校告别演说者提出的入学申请,而哈佛大学拒绝了90%。
而且,Jim Jump说,这种有声望的学校确实更容易吸引优秀学生的申请,但如此高的拒绝率表明“学校也在研究(学生)学业规划的严苛程度”:“你学习了多少荣誉课程、AP课程、国际文凭大学预科课程?”
有专家指出,对所有高校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学生的班级排名。“班级排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提供了学生的学业背景,”Jump说,“如果你有一个平均分是4.0的学生,但你看他的班级排名却排在半数之后,由此可以看出学校评分政策方面的一些信息。”
班级排名还有其他实际意义。在得克萨斯州,排名在前10%的毕业生可以直接升入州立大学,这项政策是为了使在贫困区学校或市中心的学校就读的学生也能升入大学。
2010年春天,州立法委员们希望缩减该计划。与此同时,Guskey说一些家长先让他们的孩子就读学业质量较高的学校,然后在高班级时再将他们转入到不太成功的学校。随着转学,学生的平均成绩使他们在新学校的班级排名迅速跃升。
“无论你使用什么样的规则,人们总是有办法破坏制度”,他说。“但是那些在‘学业质量比较差的’学校长大的孩子,他们被挤出了竞争”而不能直接升入大学。
除了这些问题外,对学校董事会来说,有个好消息,那就是大部分有关毕业奖励和班级排名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其中有些需要偶尔的审查和修订。但真正需要注意的,Jump说,是学校的领导者应该了解他们采取的政策传递给学生和社会的内在信息。
“是作为‘最好的’奖励唯一的一名学生有意义,还是奖励多名学生的学术成就更有意义?”他问。“学校领导者需要想一想,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这样做试图传达什么。”
(责任编辑 王永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