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自1979年以来,中国民族器乐作品创作发展进入自主选择和多元探索阶段.不少新作品以反传统观念突破传统创作模式,涌现出大量“新潮”作品.随着越来越多专业作曲家参与民族器乐作品创作,很多作品在借鉴或运用西方现代技法基础上,从民族民间音乐中汲取养分,形成新时期逐步回归传统的“反朴”特点.本文认为,新时期中国民族器乐创作进一步发展,应以继承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石,坚守民族精神与多元汇聚的道路.
【机 构】
：
中国音乐学院 附中,北京 10010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1979年以来,中国民族器乐作品创作发展进入自主选择和多元探索阶段.不少新作品以反传统观念突破传统创作模式,涌现出大量“新潮”作品.随着越来越多专业作曲家参与民族器乐作品创作,很多作品在借鉴或运用西方现代技法基础上,从民族民间音乐中汲取养分,形成新时期逐步回归传统的“反朴”特点.本文认为,新时期中国民族器乐创作进一步发展,应以继承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石,坚守民族精神与多元汇聚的道路.
其他文献
贝多芬交响乐创作中的铜管乐器配器手法,是一种开拓性的音乐语言,其中,特别是对长号的使用,更是明显摆脱了古典主义时期“弦乐四重奏”等形式束缚;与此同时,出于对启蒙思想中“个性”的追求,相关作曲家凭借“标题音乐”及贝多芬“遗产”登上了一个醒目的历史舞台,并以此沿着贝多芬为后人所引导的交响乐创作发展路径大踏步前进.然而,伴随贝多芬的谢世,浪漫主义者们因为“保守”与“进步”的不同思想观念和创作方法,通过不同的创作实践,展现出一道又一道亮丽的音乐风景,其音乐特质与历史意义,至今值得人们深思.
尖坡苗语量词“nau33(个)”可与果蔬、器具、身体器官和处所等类名词组配,表示“个、只、颗、根、座、把、栋”等语义形式.基于凸显认知理论,我们发现具有[+圆][+容器][+可食]语义特征的物体是“nau33(个)”的范畴中心.“nau33(个)”的范畴化是由范畴中心逐步向外扩展的,范畴化过程为:母体物＞近似物＞整体物＞时间物＞抽象物.在量词“nau33(个)”的范畴化过程中,隐喻和转喻是主要动因.
本文通过对新平苦聪话差比标记在苦聪话中分布的考察,以及比较拉祜语方言内部的共时表现,论证拉祜语差比标记是由方位名词语法化而来,语法化路径为方位名词＞方位词＞差比标记(后置词).语法化机制为隐喻、语义漂白和重新分析三种手法.
单音动词“过”做补语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造成可能式,本文称为“过”可能式,讨论了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普通动作动词做第一动词,“过”作为结果补语表示“超过”的语法意义,在此前提下,“过”可能式常见两个产生途径:一个是简单式加“得”和“不”,另一个是自主生成,由此造成的“过”可能式,其语法功能都与第一动词一致.第二种是心理动词做第一动词——事实上只见“信”这一个心理动词有资格做第一动词,加之“过”作为结果补语表示“通过”和“可通过的”两种语法意义,由此造成的“信得过”和“信不过”两个“过”可能式,兼具动词和形容词双
技术性训练与音乐性培养,是任何学习视唱练耳者都无法避免的课题,二者之间既是相互依存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两者虽然在理论上可以进行分辨,但实践中往往存在相互转化,交织融汇在一起,技术性训练达到一定程度,可能会闪现音乐性的光芒,音乐性经验的累积有时也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技术性能力,两者的关系微妙而又辩证.
“宏观与微观”作为与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研究课题规模相关的一对二元关系及重要的理论概念范畴,涉及观念空间与对象空间二元互补层面.在中国传统音乐的“微观+宏观”对象视域里,如今包含着由歌(乐)种、歌(乐)群落、区域音乐文化板块、传统音乐文化圈到当代节庆仪式音乐群落组成的梯层格局,音乐文化研究者的目光便无法一直定向、困守于个案课题,而必须把自己的学术须角伸展开来,去逐渐展开三个方面研究:其一,坚持定点个案的跟踪研究,尤其是强调追踪现状,注重变迁的“再研究”.其二,密切注视定点个案研究对象在当代开放社会中的横
俗语词“掉”“绰”“哨腿”的确切含义是什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考明“掉”“绰”“哨”同出一源,都是风吹的意思,本字为捎.“哨腿”的直接含义是风吹着裸露的腿,前人的种种解释都不可靠.文中还阐释了岗哨之哨、口哨之哨、焯水之焯等词的来源.
本文采用问卷形式对大连市区当地居民方言和普通话的习得与掌握、选择与使用进行调查.调查发现,大连话仍是当地市民习得的第一语言;把普通话当作第一语言习得的人口呈低龄化趋势;年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是语言选择与使用的影响因素;普通话使用集中在低龄人群、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较高人群;当地大连方言的使用出现不同程度萎缩,这种态势表明大连方言虽不会在短时期内消失,但将有可能逐渐为普通话所取代.
佛教东汉末年传人中土,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经译词是颇具代表性的语言接触的产物.佛经翻译在与汉语词汇的接触和融合中,需克服文化间的差异,在语言上符合汉语的习惯,因而使译词彰显出“汉语特色”.小说《西游记》中的佛教词汇,反映译词“汉化”过程中的三个特色:反映并助推汉语双音化进程、借用汉语造词法、服从汉语构词法.
本文对上博六《平王问郑寿》篇两处筒文提出新的释读意见:一、简5“及”字旧训为“至”,本文改训为“(因自己的所作所为)殃及自身”,进而对该字所在的简文语句做了重新断读;二、简6“多”字重文,旧训“多多”为“益多”,本文认为首个“多”字当换读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