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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难发生后，他们获救，又迅速失踪，接着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导演Jones和他的搭档始终不相信“他们就那样消失了”，也不相信那段历史所呈现的面貌。
泰坦尼克号正在沉没，一如电影中Jack为Rose所做的那样，26岁的船员Fang Lang用最后的意识将自己捆绑在一块木板上，大西洋冰冷的海水冲刷着他的身体，Fang Lang很快便昏迷过去。不久后，巨型的泰坦尼克号完全沉入大西洋。
再次醒来时，Fang Lang发现自己身在一艘全是白人的船上。那是Harold Lowe的14号救生艇经过时，看见漂浮的木板上隐约有个人影，于是下令将他解救上来。
五分钟后，Fang Lang恢复了体力。他接过因劳累而几近晕倒的船员手中的船桨，奋力划了起来，救生艇这才得以快速前进。一旁的Lowe对他表示称赞。名为Charlotte Collyer的乘客在媒体采访中，回忆起这位中国小伙子，说他“worked like a hero”（干起活来像个英雄）。
同样是逃难——在King Smith对媒体的讲述中——另一个中国人Choong Foo却“差点挨了一枪”。在13号救生艇，已有35名妇女和小孩登了上去，Choong Foo抓住最后机会上船，指挥官见状，准备开枪打死这个破坏“妇孺优先”规则的中国人，但“他怕伤到其他妇女，只好作罢”。Choong Foo由此获救。
李炳、钟捷、Ling Lee和Ali Lam（或为Ah Lam）也前后上了不同的救生艇。根据当时媒体报道，他们躲藏在本轮不到他们的救生艇的座位下，才得以死里逃生。
这是泰坦尼克号上6个幸存的中国人。另外两名遇难者，从媒体报道来看，并不是葬身海底，而是躲藏在救生艇座位下，“盖因其他乘客坐其上而被压死”（《申报》，1912年4月20日）。
这8个人出洋做工，共用一张船票，登上泰坦尼克号，住进三等舱，他们是船上的锅炉工，做最艰苦的工作，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按原计划，他们将在纽约下船，换乘Annetta号，继续船员生涯来谋生。
Tom Fong展示父亲Fang Lang的照片六人的船票
但眼前这艘豪华游轮发生了旷世的海难。1912年4月14日晚，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入了大西洋，船上1502人罹难，705人得救——Fang Lang和他的同伴，是其中6人。
6名中国幸存者来到纽约的埃利斯岛，其他人纷纷下了船，他们却与上船问询的移民官发生了争吵，由于排华法案，他们未能获准入境，只好返回大西洋，被送往古巴。从此不知所终。
他们的身影从历史上消失了，但很快又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道德和种族主义的话语角力场中，左右撕扯。百年来的历史中，这6位失踪者一直以“卑劣逃生者”的形象出现，无视崇高道德，他们抢占妇孺座位，偷躲偷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他们的祖国，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则成为另一种观念的替死鬼。媒体中，不礼让妇女和儿童，藏在救生艇中被压死这类信息占据了抢眼的位置，不到两个月，他们以卑劣的负面形象走进了国文教科书，随后又被审判为“铁达尼上的国耻”（《西风》第二期，1936年10月1日）。在当时人们罗生门式的叙述中，这6位幸存的同胞生动演绎着国民的劣根性。
恰在百年之后的2012年，2月21日，美国国家档案发现了一份报损清单，申报人为Choong Foo，签字时间在海难发生后一年，1913年3月。排华法案仍在美国生效，他们如何返回这个国家，则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依然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Steven Schwankert和Arthur Jones不仅不相信“他们就那样消失了”，也不相信历史真如它所呈现的面貌。
Schwankert来自美国新泽西州，喜欢探险，是一名海事历史学研究者，也是一名作家。他长期居住在北京，关注中国历史和文化。43岁的Jones来自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一名纪录片导演。
Schwankert和Jones保持着长期的合作。通常，Schwankert以调研员的身份，利用专业研究提供文献支撑，Jones则负责影像拍摄。此前，两人合作拍摄了中国秘密打捞英国潜水艇“海神号”的故事，据此拍摄了纪录片《海神号事件》，引起过不小的关注。也是在那期间，Schwankert读到泰坦尼克号上有关中国人的资料。两人随后访问了许多中国人，他们发现，尽管Jack和Rose的浪漫爱情在中国家喻户晓，但在许多人的认知中，泰坦尼克号仍是一个属于美国的故事，是属于英国的故事，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也是中国人的故事。
《The Six》项目便这样诞生了。
Schwankert和Jones调查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和古巴等国家，一边寻找6个人的去向，一边打探他们的后代。最后，他们来到中国，在北京和上海的工作室里，他们借助拼图一般杂乱无章的文献资料，构建起大致的线索框架。
在找到的人中，Tom Fong是Fang Lang的儿子，如今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出现在预告片中。Tom Fong向Jones展示了他父亲的照片，并证明了他与Fang Lang的父子关系。Tom从未与父亲说过一句话，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不知道父亲的人生故事，以及父亲与那段的历史渊源。直到后来，有亲戚告诉他：“我认識你们的父亲，当时他在泰坦尼克号上。”
不过，Jones也不愿过多透露影片的信息。但找到这些人绝非易事，即便到目前，仍有一部分人的踪迹和他们的后代无迹可寻，不知所终。为此，他们上线了网站、微博，针对中国地区征集其余生还者后代的故事和线索。 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如大海捞针。正如Schwankert所说：“对历史而言，我不相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南都周刊 Jones
逃生者不知所终
泰坦尼克号正在沉没，一如电影中Jack为Rose所做的那样，26岁的船员Fang Lang用最后的意识将自己捆绑在一块木板上，大西洋冰冷的海水冲刷着他的身体，Fang Lang很快便昏迷过去。不久后，巨型的泰坦尼克号完全沉入大西洋。
再次醒来时，Fang Lang发现自己身在一艘全是白人的船上。那是Harold Lowe的14号救生艇经过时，看见漂浮的木板上隐约有个人影，于是下令将他解救上来。
五分钟后，Fang Lang恢复了体力。他接过因劳累而几近晕倒的船员手中的船桨，奋力划了起来，救生艇这才得以快速前进。一旁的Lowe对他表示称赞。名为Charlotte Collyer的乘客在媒体采访中，回忆起这位中国小伙子，说他“worked like a hero”（干起活来像个英雄）。
同样是逃难——在King Smith对媒体的讲述中——另一个中国人Choong Foo却“差点挨了一枪”。在13号救生艇，已有35名妇女和小孩登了上去，Choong Foo抓住最后机会上船，指挥官见状，准备开枪打死这个破坏“妇孺优先”规则的中国人，但“他怕伤到其他妇女，只好作罢”。Choong Foo由此获救。
李炳、钟捷、Ling Lee和Ali Lam（或为Ah Lam）也前后上了不同的救生艇。根据当时媒体报道，他们躲藏在本轮不到他们的救生艇的座位下，才得以死里逃生。
这是泰坦尼克号上6个幸存的中国人。另外两名遇难者，从媒体报道来看，并不是葬身海底，而是躲藏在救生艇座位下，“盖因其他乘客坐其上而被压死”（《申报》，1912年4月20日）。
这8个人出洋做工，共用一张船票，登上泰坦尼克号，住进三等舱，他们是船上的锅炉工，做最艰苦的工作，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按原计划，他们将在纽约下船，换乘Annetta号，继续船员生涯来谋生。
但眼前这艘豪华游轮发生了旷世的海难。1912年4月14日晚，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入了大西洋，船上1502人罹难，705人得救——Fang Lang和他的同伴，是其中6人。
6名中国幸存者来到纽约的埃利斯岛，其他人纷纷下了船，他们却与上船问询的移民官发生了争吵，由于排华法案，他们未能获准入境，只好返回大西洋，被送往古巴。从此不知所终。
种族与道德观念的替死鬼
他们的身影从历史上消失了，但很快又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道德和种族主义的话语角力场中，左右撕扯。百年来的历史中，这6位失踪者一直以“卑劣逃生者”的形象出现，无视崇高道德，他们抢占妇孺座位，偷躲偷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在他们的祖国，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则成为另一种观念的替死鬼。媒体中，不礼让妇女和儿童，藏在救生艇中被压死这类信息占据了抢眼的位置，不到两个月，他们以卑劣的负面形象走进了国文教科书，随后又被审判为“铁达尼上的国耻”（《西风》第二期，1936年10月1日）。在当时人们罗生门式的叙述中，这6位幸存的同胞生动演绎着国民的劣根性。
恰在百年之后的2012年，2月21日，美国国家档案发现了一份报损清单，申报人为Choong Foo，签字时间在海难发生后一年，1913年3月。排华法案仍在美国生效，他们如何返回这个国家，则成为一个解不开的谜。依然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泰坦尼克号也是中国的故事”
Steven Schwankert和Arthur Jones不仅不相信“他们就那样消失了”，也不相信历史真如它所呈现的面貌。
Schwankert来自美国新泽西州，喜欢探险，是一名海事历史学研究者，也是一名作家。他长期居住在北京，关注中国历史和文化。43岁的Jones来自英国，毕业于剑桥大学，是一名纪录片导演。
Schwankert和Jones保持着长期的合作。通常，Schwankert以调研员的身份，利用专业研究提供文献支撑，Jones则负责影像拍摄。此前，两人合作拍摄了中国秘密打捞英国潜水艇“海神号”的故事，据此拍摄了纪录片《海神号事件》，引起过不小的关注。也是在那期间，Schwankert读到泰坦尼克号上有关中国人的资料。两人随后访问了许多中国人，他们发现，尽管Jack和Rose的浪漫爱情在中国家喻户晓，但在许多人的认知中，泰坦尼克号仍是一个属于美国的故事，是属于英国的故事，很少有人意识到，它也是中国人的故事。
《The Six》项目便这样诞生了。
Schwankert和Jones调查了英国、美国、加拿大和古巴等国家，一边寻找6个人的去向，一边打探他们的后代。最后，他们来到中国，在北京和上海的工作室里，他们借助拼图一般杂乱无章的文献资料，构建起大致的线索框架。
在找到的人中，Tom Fong是Fang Lang的儿子，如今他说着一口流利的英文，出现在预告片中。Tom Fong向Jones展示了他父亲的照片，并证明了他与Fang Lang的父子关系。Tom从未与父亲说过一句话，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也不知道父亲的人生故事，以及父亲与那段的历史渊源。直到后来，有亲戚告诉他：“我认識你们的父亲，当时他在泰坦尼克号上。”
不过，Jones也不愿过多透露影片的信息。但找到这些人绝非易事，即便到目前，仍有一部分人的踪迹和他们的后代无迹可寻，不知所终。为此，他们上线了网站、微博，针对中国地区征集其余生还者后代的故事和线索。 这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如大海捞针。正如Schwankert所说：“对历史而言，我不相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南都周刊 Jon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