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和扎克伯格20岁时创立了微软和Facebook，大器晚成的任正非创立华为时也才43岁，有人说创新创业是年轻人的事，老骥伏枥的杨义贵偏不信，55岁退休后才开始创业。
　　有人说人老了就应该去含饴弄孙，年逾古稀的杨义贵偏不信，至今仍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自己开车上下班，并且每天运动一小时以上：“太忙了，没有时间去老！”
　　武汉疫情最严重之际，有着强烈家国情怀的杨义贵一下子捐出200万。这200万是他退休后创立的赛恩特实业2019年利润的三分之一。这家顺德汽车配件行业的领军企业，虽不像一般的明星牛企那么耀眼，但和它的创始人一样，在自己的节奏中厚积薄发。2019年，杨义贵投入2050万引入工业机器人，进行智能化生产线改造，营收在疫情期间逆势上涨。

“随波，但不逐流”

　　每周一早上7点半，杨义贵准时出现在公司门口，和进入公司的每一个员工打招呼。公司所在的顺德北滘镇，是广东乃至全国的制造业重镇，诞生了美的和碧桂园两家世界500强。7：40，每周一次的早会准时开始，73岁的他和所有员工一起站着开。从笔直的站姿中，不难看出他早年的军旅生涯。
　　1966年，出生于江西吉安农村的杨义贵全力以赴迎接高考时，历史和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高考取消。“随波，但不逐流。”动荡年代，杨义贵没有迷失方向，为让自己得到更好的锻炼，他毅然选择参军，1968年至1973年在福建省军区汽车连当兵。在部队里杨义贵不忘学习文化知识，博览群书，积极写作。
　　1973年，杨义贵入了党，并以江西省吉安市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船体制造专业。这段武汉求学经历，让他对一年前的武汉疫情感同身受：“曾经奋斗的故地有困难，尽力驰援当然责无旁贷，当然义不容辞。”
　　杨义贵与广东的情缘，则始于1976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船舶设计研究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造船业是世界最发达的。杨义贵利用空闲时间，在1978年报名了广州业余大学的日语培训班。
　　上世纪80年代是被女排精神鼓舞的时代。“那几年一有中国女排的消息，大家都围着电视看。”有时候想打退堂鼓了，杨义贵就想想中国女排，“人家那么努力，我也该扎扎实实做点什么事情。”就这样他每天下班后骑十四五里路单车，一个星期四次去学日语，风雨无阻地坚持了六年。
　　直到今天，杨义贵还能在普通话、粤语和日语之间自由切换。完成学习后，杨义贵在接下来几年里，频繁出入各大日本企业和日本辦事机构，成为东芝、三井物产、三菱商市驻广州分公司的重要翻译人员和顾问。
　　1988年，原国家经委要求各地选派有日语基础的工程师去日本学习。杨义贵以优异的成绩通过选拔，于1989年1月踏上去日本为期一年的企业研修之旅，系统学习了日本企业管理理念、规范和文化。这为他将来的创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3年，杨义贵被日资方邀请到顺德威灵钢铁开料厂担任厂长。到1994年，公司利润从72万升到282万，增长3倍，人均工资从1200元升到2400元，翻了一倍。这是杨义贵第一次，将所学知识用到实践里并创造利润，这也为他将来创业带来了信心。
　　杨义贵相信功不唐捐。尽管不是刻意为之，此前经历的一切，回过头看，仿佛都是为了有一天创业做准备：“当年学日语是无意识的，可能完全用不着，现在全部用上了。”

“机器声习惯了，听着踏实”

　　2003年，杨义贵从广东省岭南工业总公司工程师的岗位上退休。这一年，命运又跟55岁的他开了一个玩笑。“本来我就是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结果医生看我两天没吃饭，给我打了葡萄糖，结果就打进了ICU。”算上小时候两次掉下水井、刚工作时被毒蛇咬伤和在日本学习期间大出血等经历，杨义贵对南都周刊记者笑言，自己是九死一生。
　　“出院后我就觉得，自己辛辛苦苦学了一辈子、干了一辈子，如果就这样走了太可惜了。试试看创业吧！4月15日入院，5月14日出院，7月13日买地，8月12日公司成立。”杨义贵对自己创业初期的每个时间点都记得很清楚。
　　浙江、河南等省市工商部门统计显示，目前创业者成立公司时平均年龄在36岁左右，并呈现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退休后年近花甲创业，这对杨义贵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推动杨义贵坚持了下来。
　　杨义贵公司的主导产品是汽车车身系统部件和汽车消音系统部件。创业两年后，他迎来企业最艰难的时刻。“自己存了大半辈子的100万资金，在前一年企业筹建时就消耗得差不多了，2005年算了下账，只剩5万元。”那段时间，杨义贵能省就省，唯一的一辆二手车坏了后，他干脆打摩的上班。
　　现在，他在两个厂区的办公室也都很简单，除了一套桌椅、两个沙发、两个书柜外，别无他物。新厂区的办公室窗外是一片树林，老厂区的办公室紧邻着机器轰鸣的车间。杨义贵大多数时候都在老厂：“一直在一线，机器声习惯了，听着还觉得踏实。”
　　在员工眼里，相比威严的老板，杨义贵更像一个严慈的家长：“要求高、批评多，但又像老爸教儿子一样，很有耐心。”
　　尽管受日本企业文化影响颇深，杨义贵很少直接命令员工去做什么事情。“还是要考虑国情，注意沟通方式。”他说。看到新厂区食堂座位离得太近，他在早会上“建议”隔开一些;员工到他办公室单独汇报工作时，他会主动戴上口罩，而不会要求汇报工作的员工戴上口罩。
　　只有在涉及到产品质量问题时，杨义贵才会体现出威严的一面。在公司干了18年的制造部部长王照云，唯一一次看到杨义贵开会拍桌子，就是因为产品质量问题：“一次生产线有异常，没有及时反馈给他，产品出来后客户投诉他才知道。”因为对工作要求严格，尽管杨义贵平时很和蔼，不少员工还是“会怕他”。 　　凭借优秀的企业管理能力和在汽车产业上下游丰富的人脉，杨义贵最终赢得了客户的青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际，他又抓住机会考察了多间倒闭企业，低价购买了一批生产设备，让企业规模稳步扩大。

“把互联网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搞好”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各行各行带来巨大影响，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首当其冲。杨义贵未雨绸缪，提前预判到智能化对制造业的巨大作用，在2019年投入2050万元引入工业机器人，进行智能化生产线改造。其中一台800多吨的全自动冲压生产线的投入就达1000万元，超过了2019年全年的利润。

　　“现在我们物质上基本都脱贫了。思想上脱贫了，才是真的脱贫。”

　　“当时眼都不眨，订下来就要了。”杨义贵在做决策时，有着异于常人的果断，“目前光这条生产线每个月的订单就有大概300万。”他说。疫情发生后，部分外地员工一时难以复工。但由于生产线进行了智能化升级，降低企业了对人工的依赖，生产的质量也更稳定，使得企业的业绩逆势上扬。
　　当前全球制造业正在加快迈向智能化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对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未来将为制造业带来深刻变革。201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拓展“智能 ”，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2020年12月7日，南都周刊记者第二次探访赛恩特时，杨义贵正忙着导入MES生产信息化智能管理系统，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智能化数字化生产工厂。“希望今后能够尽快把互联网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搞好，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要上硬件，上新的智能化程度高的大型设备，另一方面是优化生产管理，改进目前存在的缺陷、漏洞和不足。”73岁的杨义贵对新事物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
　　人事行政科长、董事长秘书张思敏是一名90后，有时她要很吃力才能跟上老板的想法：“杨总不仅思维活跃，还很细致，文件里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问题都会指出来。”
　　当天开完早会后，杨义贵在办公室首先安排好了下午的生产信息化智能管理系统推动会。在8：30—10：30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一口气打了11个电话，和4名员工沟通了相关工作，还回复了好些微信。不管是电话还是微信语音，杨义贵都习惯以“好，谢谢”结尾，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
　　有员工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了，杨总还保持着高强度的工作？在杨义贵看来，工作就是他最大的兴趣所在。他最推崇的企业家是稻盛和夫，在这位日本企业家中的哲学大师看来，全身心投入工作，就能度过幸福的人生。能像杨义贵一样在工作中找到乐趣的人毫无疑问是幸福的。“不是工作需要我，而是我需要工作。”杨义贵坦言。

“太忙了，没有时间去老”

　　有人说加班文化已经成社会常态，崇尚奋斗的楊义贵偏不信，创业18年来他的公司一直实行朝八晚五，他希望员工认真工作、开心生活。
　　杨义贵一般不午休，会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去打高尔夫锻炼，有时周末也会陪客户打球，打球时他坚持自己提包。只要天气不是太冷，每天下班后，他还会去游一个小时泳再回家吃晚饭，极少应酬。身边人都对他旺盛的精力赞叹不已。
　　除了本职工作，杨义贵还有太多事情要做，常常开玩笑说自己“太忙了没有时间去老”。创业早期最艰难的那几年，杨义贵还兼任顺德区招商顾问。他利用自己的语言和人脉优势，带着地方官员去日本招商：“去了十几趟日本，招来了一批丰田的一级供应商，形成了顺德五沙工业园，现在一年有一两百亿产值。”
　　对于自己的企业，杨义贵考虑的不光是业绩，更重要的是企业文化：“希望建立一支既能够埋头苦干，又能够发挥自己人生价值的团队。另外一方面，员工也能够获得相应的报酬，让他们做得既尽力又开心。”
　　一半以上员工在公司都干了5年以上，还有不少人自己干着觉得不错，又叫自己亲人过来干。300多人的工厂，竟有十几对夫妻员工。“平均工资有5000多，习惯了也不辛苦。”覃桂妹夫妇是十几对夫妻员工之一，他们说这个工资比一般的普工高10%左右。

　　在张思敏看来，公司的人情味体现在方方面面：员工想考工作方面的证，只要考下来学费就可以报销;员工家里遇到了困难，杨义贵也会毫不犹豫地尽力相助。有一个员工在网上赌球输了几十万，小孩没钱上学，妻子差点和他离婚。杨义贵得知后一方面通过法律途径帮他，另一方面把他妻子招到公司上班：“能挽救一个家庭是一件幸事。”
　　除了在武汉疫情期间的捐赠外，2019年，杨义贵还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合作，捐资200万，进行教育扶贫。对于这些大手笔捐赠，家人一开始颇不理解。后来他亲自带着家人到贵州遵义赤水市参加了一次捐赠活动后，家人更理解了他的做法。
　　“我从小喜欢读书，家国情怀比较重一点。”在杨义贵看来，现在赛恩特不光是在生产产品，更重要的是在培养员工。如果没有创业，杨义贵退休后可能会做做翻译、写写文章传经授道，在他看来这和做企业是殊途同归。
　　“现在我们物质上基本都脱贫了。思想上脱贫了，才是真的脱贫。”杨义贵目光中充满了坚定。